【转载】村上春树：站在鸡蛋一边
村上春树：站在鸡蛋一边
黄灿然 作者系香港知名诗人、翻译家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获耶路撒冷奖，发表不客气的演说。演说刊登于以色列《国土报》英文版。他的坦率不禁令人想起几年前苏珊·桑塔格获同一国际大奖时发表的《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桑塔格也是明白地批评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的政策。
村上的演说题为《站在鸡蛋一边》。他说，他是作为一位作家来耶路撒冷，即是说，作为一位职业谎言编织家。但小说家的谎言不同之处在于，谁也不会批评小说家撒谎是不道德的。事实上，小说家愈懂得撒谎，愈是撒得好，愈是撒得有巧妙，就愈受公众和批评家赞许。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掌握原原本本的真相并准确地描述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小说家通过妙巧撒谎—也即创作看似真实的小说—而把真相带到新地点，用新的光来照射它。
不过，他今天来耶路撒冷，不是来撒谎。他说，一年中他总有几天不撒谎的，而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很多人劝他不要来这里领奖。有些人甚至警告他，如果他来，他们将抵制他的著作。理由当然是加沙战火。联合国报告说，在被封锁的加沙城，有1000多人丧生，其中很多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儿童和老人。
在接到获奖的消息之后，他也多次思考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到以色列来领奖，会不会给人一个印象，以为他支持冲突的以色列一方，以为他赞成以色列以压倒性军事力量打击巴勒斯坦人。他当然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不赞成任何战争。当然，他也不想见到自己的著作遭抵制。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决定来，理由恰恰是太多人劝他不要来。他说，也许，像很多小说家一样，他偏偏喜欢做人家不要他做的事情。如果人们告诉他尤其是警告他“别去那里”、“别做那事”，他偏扁要“去那里”、“做那事”。
但他不是要来发表政治演说。当然，对是非作出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至于小说家要以何种形式向别人传达其判断，则应由小说家自己决定。他本人更喜欢把判断转化到小说中，因此他今天不打算向大家发表直接的政治演说。
然而，他要表达他的个人观点，这也是他写小说时一直常常浮现心头的一个想法。但他并没有想要把它写在纸上然后贴在墙上，而是把它铭刻在心中的墙上。这个想法的意思大概是：
“在一道坚固的高墙与一个撞破在墙上的鸡蛋之间，我永远会站在鸡蛋一边。”
他说，不管那道墙可能多么对，也不管那鸡蛋多么错，他都会站在鸡蛋一边。他说，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道坚固的高墙。鸡蛋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大家作为个人，多多少少也是一个蛋。我们都面对一道坚固的高墙。这道墙就是制度。制度原是被假设要保护我们的，但有时它获得自己的生命，然后开始杀我们，并引致我们杀别人—冷血地、高效地、有系统地杀。如果我们有任何战胜这道墙的希望，那必然是来自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和别人的灵魂都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以及来自我们把灵魂联合起来产生的温暖。
就桑塔格和村上的演说而言，我固然赞赏他们的直言，但由此也看到，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可敬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正是在这个细节上，使我对以色列最终顺应世界舆论和人类良心解决以巴冲突抱有希望。也正是在这个细节上，使我更相信文学确是一线希望之光：因为平时作为一个新闻翻译员，我实在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而完全忘记以色列还有别的东西。而我相信我身上这个新闻翻译员，也是很多人的缩影。
黄灿然 作者系香港知名诗人、翻译家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获耶路撒冷奖，发表不客气的演说。演说刊登于以色列《国土报》英文版。他的坦率不禁令人想起几年前苏珊·桑塔格获同一国际大奖时发表的《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桑塔格也是明白地批评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的政策。
村上的演说题为《站在鸡蛋一边》。他说，他是作为一位作家来耶路撒冷，即是说，作为一位职业谎言编织家。但小说家的谎言不同之处在于，谁也不会批评小说家撒谎是不道德的。事实上，小说家愈懂得撒谎，愈是撒得好，愈是撒得有巧妙，就愈受公众和批评家赞许。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掌握原原本本的真相并准确地描述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小说家通过妙巧撒谎—也即创作看似真实的小说—而把真相带到新地点，用新的光来照射它。
不过，他今天来耶路撒冷，不是来撒谎。他说，一年中他总有几天不撒谎的，而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很多人劝他不要来这里领奖。有些人甚至警告他，如果他来，他们将抵制他的著作。理由当然是加沙战火。联合国报告说，在被封锁的加沙城，有1000多人丧生，其中很多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儿童和老人。
在接到获奖的消息之后，他也多次思考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到以色列来领奖，会不会给人一个印象，以为他支持冲突的以色列一方，以为他赞成以色列以压倒性军事力量打击巴勒斯坦人。他当然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不赞成任何战争。当然，他也不想见到自己的著作遭抵制。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决定来，理由恰恰是太多人劝他不要来。他说，也许，像很多小说家一样，他偏偏喜欢做人家不要他做的事情。如果人们告诉他尤其是警告他“别去那里”、“别做那事”，他偏扁要“去那里”、“做那事”。
但他不是要来发表政治演说。当然，对是非作出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至于小说家要以何种形式向别人传达其判断，则应由小说家自己决定。他本人更喜欢把判断转化到小说中，因此他今天不打算向大家发表直接的政治演说。
然而，他要表达他的个人观点，这也是他写小说时一直常常浮现心头的一个想法。但他并没有想要把它写在纸上然后贴在墙上，而是把它铭刻在心中的墙上。这个想法的意思大概是：
“在一道坚固的高墙与一个撞破在墙上的鸡蛋之间，我永远会站在鸡蛋一边。”
他说，不管那道墙可能多么对，也不管那鸡蛋多么错，他都会站在鸡蛋一边。他说，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道坚固的高墙。鸡蛋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大家作为个人，多多少少也是一个蛋。我们都面对一道坚固的高墙。这道墙就是制度。制度原是被假设要保护我们的，但有时它获得自己的生命，然后开始杀我们，并引致我们杀别人—冷血地、高效地、有系统地杀。如果我们有任何战胜这道墙的希望，那必然是来自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和别人的灵魂都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以及来自我们把灵魂联合起来产生的温暖。
就桑塔格和村上的演说而言，我固然赞赏他们的直言，但由此也看到，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可敬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正是在这个细节上，使我对以色列最终顺应世界舆论和人类良心解决以巴冲突抱有希望。也正是在这个细节上，使我更相信文学确是一线希望之光：因为平时作为一个新闻翻译员，我实在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而完全忘记以色列还有别的东西。而我相信我身上这个新闻翻译员，也是很多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