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开辟了二元制君主立宪？
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并且还能自成一家，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小《资治通鉴》——《长短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子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意思是：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做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这句话道尽了人治社会中的兴衰成败，诚可谓高瞻远瞩。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颜触也说：“大王你到前面来。”
宣王一听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
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西南称王的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戳，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元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净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如果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这样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不是表示谦居人下而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齐宣王不介意颜触的傲慢无礼，反而礼贤下士，终使自己称霸于诸侯国的梦想变为可能。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汉光武帝刘秀不计前嫌，赞誉董宣为“强项令”的事件。董宣，字少平，陈留郡圉地（在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人。后来被特例征召为洛阳县令。当时湖阳公主的家奴白天杀了人，因为藏匿在公主家里，官吏无法抓捕。等到公主出门，就用这个家奴陪乘，董宣在夏门外的万寿亭等候，拦住（公主的）车马，用刀圈地，大声数说公主的过失，呵斥家奴下车，接着便把家奴打死了。公主立即回到宫里向光武帝告状。光武帝极为愤怒，召来董宣，要用鞭子打死他。董宣磕头说：“希望乞求说一句话再死。”光武帝说：“想说什么话？”董宣说：“皇帝您因德行圣明而中兴复国，却放纵家奴杀害百姓，将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鞭子打，请求能够自杀。”
当即用脑袋去撞击柱子，（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命令小黄门扶着董宣，让他磕头向公主谢罪，董宣不答应，（光武帝让小太监）强迫他磕头，董宣两手撑地，一直不肯低头。公主说：“过去弟弟做百姓的时候，隐藏逃亡犯、死刑犯，官吏不敢到家门。现在做皇帝，威严不能施加给一个县令吗？”光武帝笑着说：“（做）皇帝和（做）百姓不一样。”于是下令释放董宣。赏赐三十万钱。董宣把它全部分给手下众官吏。从此捕捉打击依仗权势横行不法之人，没有谁不害怕得发抖。京城称之为“卧虎”。歌颂他说：“没人击鼓鸣冤的是董宣。”
强项令（董宣）当了五年洛阳县令。七十四岁时，死在任上。（光武帝）召令派遣使者探望，只看见布做的被覆盖着尸体，（董宣的）妻子和儿子相对而哭，家里只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光武帝很伤心，说：“董宣廉洁，到他死我才知道。”因董宣曾经做过年俸二千石的官员，便赏赐（系印钮的）绿色丝带，并按大夫的礼节安葬。
作为君主，能有刘秀这种雅量高致，清楚的明白国家需要哪样的臣子，并且身体力行，去奢从俭，国家能够兴盛自是不言而喻。齐桓公厚待管仲，采纳并践行其“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理念、曹操能够从谏如流，推崇荀彧“奉主上以从民意，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意以至英俊”的主张，同样也被世人赞为千古豪雄。有些人读到这里，就愈发出言肯定道“看来兴衰成败，系于一主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像刘秀、齐桓公、曹操这样的明君圣主，百年不遇啊，总不能让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千年万代的去学“管仲”、“荀彧”、“董宣”，去碰运气吧！如果主上不贤能呢？如果不是遇到了齐桓公、刘秀、曹操这三个人，碰到的是浸淫工巧、疏于理政的赵佶，耽于文学、精通书画却不谙大道的萧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保证每一个执掌国家权柄的人长久以来做一个合格的“人主”呢？
这些严峻的历史课题自秦皇汉武，历经万千仁人志士“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艰苦探索，终在明末清初之际，于《明夷待访录》之中找到了解答。首先，南雷先生在《原君》一篇中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这就明确了君主的职责——“人民公仆”！毫不留情的把被层层神话围裹着的君王拉入了现实当中。
其二，风追汉初，虚君实相。提出了对几千年来在政治法则中毫无约束的独夫——君王的制衡法则。“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君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这种分权思想，不仅影响了后世诸代，就连百年之后的西方民主启蒙运动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也深深与其暗合。
其三，构建了“大众决策，精英治国”的理论框架。《明夷待访录——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因此，天下是非的评判，国家政事的处理。不能只有元首一人说了算，而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学校是高于元首的决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将出于学校。学校有议政辅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级官吏必须受学校的监督，而在校学生即未来的官吏，亦应在学校中得到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训练。所以，学校除了通过传递学术文化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之外，还应当培养天下人民的议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础。
以笔者所见，黄宗羲此言，是要“虚君实相”，以学校为国会，为一切权力机构的派生机构，对君权提出了比较完善的制衡与监督体制，与现今的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所实行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先见之精之远，的确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其四，提出应当使“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的建议。其书曰：“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住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唐张说为相，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后：一日吏房，二日枢机房，三日兵房，四日户房，五日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这种体制构架，为后期我国的民主先锋——孙中山先生创立和修订“五权宪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虽然黄宗羲的构想充分体现了分权主义，具有防止封建专制主义的意义，也包含了他热忱于民主主义政治观念的执着。然而，他提倡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放在皇帝和宰相的统一领导之下，实际上又否定了他自己设想的分权制衡原则。具备“历史同情心”的我们，自然不能苛责远在三百多年前的黄宗羲学说中的诸多不足。我们去读历史，更多的是应该看到一个历史人物做到了什么，而并非没做到什么。事实上，《明夷待访录》承前启后，肯定了每个人都应享有正当的、追逐理想、追求自由的权利，个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可以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求同存异，砥砺修正，而不能被封建君主以病态的目标和虚假的理想所强行统一，力争塑成一个模子，并劝谏为政者应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各美其美，天下大同”为治世理念，其明察烛照，环顾当时，谁可右哉？
丹阳议曰：
碧霄劲苍，地覆耀茫，潜凤出渊，一泻汪洋。
血洒长空，彩练悠长，金戈铁马，万死千伤。
丹书留世，砥砺轻狂，万世无道，德衰澌亡。
心忧海内，功震八荒，尊贤攘愚，华夏激昂。
原文链接：http://www.hxory.net/4958.html
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颜触也说：“大王你到前面来。”
宣王一听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
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西南称王的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戳，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元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净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如果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这样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不是表示谦居人下而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齐宣王不介意颜触的傲慢无礼，反而礼贤下士，终使自己称霸于诸侯国的梦想变为可能。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汉光武帝刘秀不计前嫌，赞誉董宣为“强项令”的事件。董宣，字少平，陈留郡圉地（在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人。后来被特例征召为洛阳县令。当时湖阳公主的家奴白天杀了人，因为藏匿在公主家里，官吏无法抓捕。等到公主出门，就用这个家奴陪乘，董宣在夏门外的万寿亭等候，拦住（公主的）车马，用刀圈地，大声数说公主的过失，呵斥家奴下车，接着便把家奴打死了。公主立即回到宫里向光武帝告状。光武帝极为愤怒，召来董宣，要用鞭子打死他。董宣磕头说：“希望乞求说一句话再死。”光武帝说：“想说什么话？”董宣说：“皇帝您因德行圣明而中兴复国，却放纵家奴杀害百姓，将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鞭子打，请求能够自杀。”
当即用脑袋去撞击柱子，（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命令小黄门扶着董宣，让他磕头向公主谢罪，董宣不答应，（光武帝让小太监）强迫他磕头，董宣两手撑地，一直不肯低头。公主说：“过去弟弟做百姓的时候，隐藏逃亡犯、死刑犯，官吏不敢到家门。现在做皇帝，威严不能施加给一个县令吗？”光武帝笑着说：“（做）皇帝和（做）百姓不一样。”于是下令释放董宣。赏赐三十万钱。董宣把它全部分给手下众官吏。从此捕捉打击依仗权势横行不法之人，没有谁不害怕得发抖。京城称之为“卧虎”。歌颂他说：“没人击鼓鸣冤的是董宣。”
强项令（董宣）当了五年洛阳县令。七十四岁时，死在任上。（光武帝）召令派遣使者探望，只看见布做的被覆盖着尸体，（董宣的）妻子和儿子相对而哭，家里只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光武帝很伤心，说：“董宣廉洁，到他死我才知道。”因董宣曾经做过年俸二千石的官员，便赏赐（系印钮的）绿色丝带，并按大夫的礼节安葬。
作为君主，能有刘秀这种雅量高致，清楚的明白国家需要哪样的臣子，并且身体力行，去奢从俭，国家能够兴盛自是不言而喻。齐桓公厚待管仲，采纳并践行其“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理念、曹操能够从谏如流，推崇荀彧“奉主上以从民意，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意以至英俊”的主张，同样也被世人赞为千古豪雄。有些人读到这里，就愈发出言肯定道“看来兴衰成败，系于一主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像刘秀、齐桓公、曹操这样的明君圣主，百年不遇啊，总不能让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千年万代的去学“管仲”、“荀彧”、“董宣”，去碰运气吧！如果主上不贤能呢？如果不是遇到了齐桓公、刘秀、曹操这三个人，碰到的是浸淫工巧、疏于理政的赵佶，耽于文学、精通书画却不谙大道的萧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保证每一个执掌国家权柄的人长久以来做一个合格的“人主”呢？
这些严峻的历史课题自秦皇汉武，历经万千仁人志士“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艰苦探索，终在明末清初之际，于《明夷待访录》之中找到了解答。首先，南雷先生在《原君》一篇中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这就明确了君主的职责——“人民公仆”！毫不留情的把被层层神话围裹着的君王拉入了现实当中。
其二，风追汉初，虚君实相。提出了对几千年来在政治法则中毫无约束的独夫——君王的制衡法则。“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君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这种分权思想，不仅影响了后世诸代，就连百年之后的西方民主启蒙运动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也深深与其暗合。
其三，构建了“大众决策，精英治国”的理论框架。《明夷待访录——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因此，天下是非的评判，国家政事的处理。不能只有元首一人说了算，而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学校是高于元首的决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将出于学校。学校有议政辅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级官吏必须受学校的监督，而在校学生即未来的官吏，亦应在学校中得到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训练。所以，学校除了通过传递学术文化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之外，还应当培养天下人民的议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础。
以笔者所见，黄宗羲此言，是要“虚君实相”，以学校为国会，为一切权力机构的派生机构，对君权提出了比较完善的制衡与监督体制，与现今的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所实行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先见之精之远，的确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其四，提出应当使“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的建议。其书曰：“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住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唐张说为相，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后：一日吏房，二日枢机房，三日兵房，四日户房，五日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这种体制构架，为后期我国的民主先锋——孙中山先生创立和修订“五权宪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虽然黄宗羲的构想充分体现了分权主义，具有防止封建专制主义的意义，也包含了他热忱于民主主义政治观念的执着。然而，他提倡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放在皇帝和宰相的统一领导之下，实际上又否定了他自己设想的分权制衡原则。具备“历史同情心”的我们，自然不能苛责远在三百多年前的黄宗羲学说中的诸多不足。我们去读历史，更多的是应该看到一个历史人物做到了什么，而并非没做到什么。事实上，《明夷待访录》承前启后，肯定了每个人都应享有正当的、追逐理想、追求自由的权利，个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可以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求同存异，砥砺修正，而不能被封建君主以病态的目标和虚假的理想所强行统一，力争塑成一个模子，并劝谏为政者应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各美其美，天下大同”为治世理念，其明察烛照，环顾当时，谁可右哉？
丹阳议曰：
碧霄劲苍，地覆耀茫，潜凤出渊，一泻汪洋。
血洒长空，彩练悠长，金戈铁马，万死千伤。
丹书留世，砥砺轻狂，万世无道，德衰澌亡。
心忧海内，功震八荒，尊贤攘愚，华夏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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