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其贝节和一个民族的250年
幸运的是，还有老人通过祖辈的口头传授，能够清晰地梳理他们辗转迁徙的历史。曾经的千里西迁、戍边卫国、流落他乡在老人的叙述中慢慢呈现出轮廓。
250年，70户，400人，这三个数字勾勒的是伊犁河谷达斡尔族共同的记忆和生活。
“不能撂，一撂，就怕以后再也捡不起来”
老人叫郭山林，达斡尔族，今年73岁，他也是霍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达斡尔族沃其贝节的传承人。沃其贝节是新疆达斡尔族由传统的祭祀活动相延而成的一种全民参与的节日性民俗活动，他们在春夏之际选一良辰吉日，祭祀山川神灵和先祖、开展族会、举行庆祝。今年，伊犁州霍城县区域内的达斡尔族将沃其贝节定在6月23日。
开展节日的地点在伊车乡加尔苏村农贸市场一处农家院内，有车辆过去时，会在门外的道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今年活动的主持人郭杨保已经66岁，他主持活动时仍是劲头十足。但是，间歇里，他对整个活动现场呈现出的简单、局促略显难为情：“本来今年不打算开展沃其贝节了，因为去年开展了一个较大型的，活动经费都是大家自己承担，所以今年就想休整一年。但是，后来大家都认为不能撂，一撂，就怕以后再捡不起来。”于是，他们将活动地点定在了霍城县达斡尔族聚居最多的区域——伊车乡加尔苏村。因为活动空间有限，郭杨保说，他们就通知了80个人到场参加。
“我们真的很不容易。”郭山林说。他们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开展沃其贝节，前年在64团举行，去年在前进牧场举行，可是地方太远，每家都是携老带幼，安全难以保障，而且花费又高。可是，节日又必须要进行。
沃其贝节先从祭祀开始。郭杨保将供桌摆放在院后靠西的一片空地上，摆上简单的西瓜、糕点等祭品，然后燃烧纸钱。几位年长者轮番向地上倾洒清酒祭天念地，并用达斡尔族语向先祖祭告。他们说，我们都过得很好，你们的子子孙孙们都会过得很好，请先祖们放心。他们面西祭祀，因为他们的先祖曾经“驻防的卡伦（卡伦即哨所）和台站，大多被沙皇俄国侵占，先烈的忠骨也长眠在那里”。
祭祀完毕，村民开展了他们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比颈力、比臂力、拔河。最终参加此次沃其贝节的达斡尔族乡民不到80人，除去老人、小孩和女性，所剩青壮年男性已是不多。比颈力、比臂力竞赛终因参加人数有限，进行了4轮就结束了。当天最热闹的环节当属拔河比赛，上场参加的居然有头发全已花白的老人。拔河过程中，大家全部不遗余力，结束了也不计较结果，每人一管牙膏算作奖品。有人打趣：“为了一管牙膏，我一个礼拜吃的东西没了。”
这个从草原上成长起来的民族，血液里还是有广袤草原的豪放与无拘无束。会餐结束后，大家聚到后院，彼此邀请，在音乐中面向而舞。除了跳本民族的哈库麦传统舞蹈外，他们也跳现代交谊舞。一位年逾80岁的老太太听到音乐，也总是忍不住走向人群中间踩着节奏、舞得开心。
“不管多远，都还是要回来”
在开展活动的院子里，挂着纪念伊车乡达斡尔族戍边250周年的横幅。250年前，为了加强西北边防，清政府分两批派遣了以鄂伦春和达斡尔族组成的官兵1000余人，携家带眷，从东北边疆千里西迁，到达伊犁。郭山林说，以达斡尔族为主的第二支队伍走了一年半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并被安置在霍尔果斯一带镇守驻屯，成立索伦营，直属于伊犁将军。
郭山林说，先祖太苦，没有过过安定日子。
这个民族的骁勇善战让他们被称为“卡伦卫士”，却也导致他们一直游走在刀锋上、承受战争之苦。
在清王朝的统治历程中，沙俄始终在西边觊觎中国疆土，而索伦营就驻扎在与俄国接壤的最前沿。直到1935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正式撤销索伦营军事建制，达斡尔族将士才彻底结束了戍边新疆175年的历史。在这175年中，他们与沙俄之间的战争无数，父亡子继，代代相承。1864年，伊犁爆发反清农民运动，运动很快演变成地方“苏丹”割据政权，并煽动民族仇杀。此时的达斡尔族军民也未能避免被苏丹政权攻击和杀戮。为了摆脱割据政权的威胁与迫害，达斡尔族军民于同治四年（1865年）撤退至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但昔日为我国领土的地方此时已是俄国境内。自此，这支从1763年起就充满了悲壮色彩的队伍又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在俄国境内的流亡生活。“兵民贫困，俄曾散口粮劝令归顺，兵民不从，亦不领粮，惟盼大兵早到共图收复”。（见沈云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直至1867年，这支在沙俄境内历经千辛万苦、但仍然保持着原有兵营建制的队伍终于回归祖国，到达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
郭永振说，当时达斡尔族军民撤退至沙俄境内时，需要留部分人进行掩护，同样也有家庭因为有老者不便离去，这部分人就是今天仍然生活在霍尔果斯边境、主要聚居在伊车乡的达斡尔族的祖辈。郭永振即是这些人的子孙之一。他与郭山林一道整理了《新疆伊犁达斡尔族族谱》。
郭山林说，他的爷爷带着全家人从苏联境内往国内跑，“白天不敢走，被发现了会被枪毙。只能晚上跑。没有东西吃，只能喝凉水。”他的叔叔因为喝凉水肚子疼，一直忍着，到达国境边上的时候去世了。郭山林老人描述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事情。当时一道跑回来的有6户达斡尔族。在1867年的那场流离迁徙中，有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被留在了俄国境内，长期在那里生活。
“为什么回来？”
“因为在那边，总是会被人欺负，他们会压迫我们。这边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郭山林说。
现在，在伊犁河谷这片达斡尔族最早到达和驻守的地方，仅有近70户、400余人达斡尔族，他们主要聚居在伊车乡加尔苏村。每年，他们会在春夏之际选一良辰吉日开展沃其贝节。不管人在哪，通知到了，都会回来参加这个节日。
250年后，他们依然是昔日的“卡伦卫士”。祭祀时，他们均向西祭拜，那里有先烈的忠骨。
“长大了，还会有吗？”
郭山林老人很自豪，他说不久前有内蒙古的达斡尔族来这里看望他们，说：“你们真伟大，你们这里人最少，但自己的语言风俗保留的最好。”郭山林说，来访者到62团10连的索伦古城遗址和霍尔果斯卡伦祭拜先祖的时候，都流眼泪了。
当天的中午会餐，年轻男子在给长辈敬酒时，仍然恭敬地左腿向前迈半步、双腿向下弯曲，请安行礼。唱歌时，郭杨保亮开嗓子用达斡尔语唱传统民歌《映山红》，大意是“山上的花开正好，我们年年都要来”，歌声应情应景。
如果要看伊犁河谷这个多民族区域的民族融合，或者沃其贝节就是一个缩影。来参加这个节日的，除了达斡尔族本民族，还有维族、锡伯族、蒙古族、汉族等，他们大多是娶了达斡尔族媳妇或者是嫁了达斡尔族丈夫，就自然地认同和尊重彼此的民俗、文化。
陈淑珍是1962年下放到加尔苏的支边青年，在当地结婚后就一直与达斡尔族丈夫生活在这里。当天，陈淑珍带着孙女一起来参加沃其贝节。她说，丈夫已经去世了，但是她仍然年年来参加这个节日。她的生活习惯早已经是达斡尔族的生活习惯了。“每天早上都要喝奶茶，不喝还不行。”陈淑珍笑着说，笑容里有羞涩。虽然与丈夫生活多年，但陈淑珍骨子里还是有着汉族的含蓄、谦逊，直到现在她也无法让自己站到人群中与大家一起跳哈库麦舞。孙女跳出来说：“我会跳。就是这个舞蹈吧。”她一边说着，一边扭动肩膀，“我爷爷教过我的。”问她，等长大了，还是一直会来参加沃其贝节吧？她歪着脑袋，答非所问：“长大了，还会有吗？”
郭山林说，我们真的希望能有个固定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年年把这个沃其贝节办下去。
250年，70户，400人，这三个数字勾勒的是伊犁河谷达斡尔族共同的记忆和生活。
“不能撂，一撂，就怕以后再也捡不起来”
老人叫郭山林，达斡尔族，今年73岁，他也是霍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达斡尔族沃其贝节的传承人。沃其贝节是新疆达斡尔族由传统的祭祀活动相延而成的一种全民参与的节日性民俗活动，他们在春夏之际选一良辰吉日，祭祀山川神灵和先祖、开展族会、举行庆祝。今年，伊犁州霍城县区域内的达斡尔族将沃其贝节定在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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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节日的地点在伊车乡加尔苏村农贸市场一处农家院内，有车辆过去时，会在门外的道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今年活动的主持人郭杨保已经66岁，他主持活动时仍是劲头十足。但是，间歇里，他对整个活动现场呈现出的简单、局促略显难为情：“本来今年不打算开展沃其贝节了，因为去年开展了一个较大型的，活动经费都是大家自己承担，所以今年就想休整一年。但是，后来大家都认为不能撂，一撂，就怕以后再捡不起来。”于是，他们将活动地点定在了霍城县达斡尔族聚居最多的区域——伊车乡加尔苏村。因为活动空间有限，郭杨保说，他们就通知了80个人到场参加。
“我们真的很不容易。”郭山林说。他们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开展沃其贝节，前年在64团举行，去年在前进牧场举行，可是地方太远，每家都是携老带幼，安全难以保障，而且花费又高。可是，节日又必须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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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其贝节先从祭祀开始。郭杨保将供桌摆放在院后靠西的一片空地上，摆上简单的西瓜、糕点等祭品，然后燃烧纸钱。几位年长者轮番向地上倾洒清酒祭天念地，并用达斡尔族语向先祖祭告。他们说，我们都过得很好，你们的子子孙孙们都会过得很好，请先祖们放心。他们面西祭祀，因为他们的先祖曾经“驻防的卡伦（卡伦即哨所）和台站，大多被沙皇俄国侵占，先烈的忠骨也长眠在那里”。
祭祀完毕，村民开展了他们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比颈力、比臂力、拔河。最终参加此次沃其贝节的达斡尔族乡民不到80人，除去老人、小孩和女性，所剩青壮年男性已是不多。比颈力、比臂力竞赛终因参加人数有限，进行了4轮就结束了。当天最热闹的环节当属拔河比赛，上场参加的居然有头发全已花白的老人。拔河过程中，大家全部不遗余力，结束了也不计较结果，每人一管牙膏算作奖品。有人打趣：“为了一管牙膏，我一个礼拜吃的东西没了。”
这个从草原上成长起来的民族，血液里还是有广袤草原的豪放与无拘无束。会餐结束后，大家聚到后院，彼此邀请，在音乐中面向而舞。除了跳本民族的哈库麦传统舞蹈外，他们也跳现代交谊舞。一位年逾80岁的老太太听到音乐，也总是忍不住走向人群中间踩着节奏、舞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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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多远，都还是要回来”
在开展活动的院子里，挂着纪念伊车乡达斡尔族戍边250周年的横幅。250年前，为了加强西北边防，清政府分两批派遣了以鄂伦春和达斡尔族组成的官兵1000余人，携家带眷，从东北边疆千里西迁，到达伊犁。郭山林说，以达斡尔族为主的第二支队伍走了一年半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并被安置在霍尔果斯一带镇守驻屯，成立索伦营，直属于伊犁将军。
郭山林说，先祖太苦，没有过过安定日子。
这个民族的骁勇善战让他们被称为“卡伦卫士”，却也导致他们一直游走在刀锋上、承受战争之苦。
在清王朝的统治历程中，沙俄始终在西边觊觎中国疆土，而索伦营就驻扎在与俄国接壤的最前沿。直到1935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正式撤销索伦营军事建制，达斡尔族将士才彻底结束了戍边新疆175年的历史。在这175年中，他们与沙俄之间的战争无数，父亡子继，代代相承。1864年，伊犁爆发反清农民运动，运动很快演变成地方“苏丹”割据政权，并煽动民族仇杀。此时的达斡尔族军民也未能避免被苏丹政权攻击和杀戮。为了摆脱割据政权的威胁与迫害，达斡尔族军民于同治四年（1865年）撤退至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但昔日为我国领土的地方此时已是俄国境内。自此，这支从1763年起就充满了悲壮色彩的队伍又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在俄国境内的流亡生活。“兵民贫困，俄曾散口粮劝令归顺，兵民不从，亦不领粮，惟盼大兵早到共图收复”。（见沈云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直至1867年，这支在沙俄境内历经千辛万苦、但仍然保持着原有兵营建制的队伍终于回归祖国，到达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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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振说，当时达斡尔族军民撤退至沙俄境内时，需要留部分人进行掩护，同样也有家庭因为有老者不便离去，这部分人就是今天仍然生活在霍尔果斯边境、主要聚居在伊车乡的达斡尔族的祖辈。郭永振即是这些人的子孙之一。他与郭山林一道整理了《新疆伊犁达斡尔族族谱》。
郭山林说，他的爷爷带着全家人从苏联境内往国内跑，“白天不敢走，被发现了会被枪毙。只能晚上跑。没有东西吃，只能喝凉水。”他的叔叔因为喝凉水肚子疼，一直忍着，到达国境边上的时候去世了。郭山林老人描述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事情。当时一道跑回来的有6户达斡尔族。在1867年的那场流离迁徙中，有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被留在了俄国境内，长期在那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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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回来？”
“因为在那边，总是会被人欺负，他们会压迫我们。这边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郭山林说。
现在，在伊犁河谷这片达斡尔族最早到达和驻守的地方，仅有近70户、400余人达斡尔族，他们主要聚居在伊车乡加尔苏村。每年，他们会在春夏之际选一良辰吉日开展沃其贝节。不管人在哪，通知到了，都会回来参加这个节日。
250年后，他们依然是昔日的“卡伦卫士”。祭祀时，他们均向西祭拜，那里有先烈的忠骨。
“长大了，还会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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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山林老人很自豪，他说不久前有内蒙古的达斡尔族来这里看望他们，说：“你们真伟大，你们这里人最少，但自己的语言风俗保留的最好。”郭山林说，来访者到62团10连的索伦古城遗址和霍尔果斯卡伦祭拜先祖的时候，都流眼泪了。
当天的中午会餐，年轻男子在给长辈敬酒时，仍然恭敬地左腿向前迈半步、双腿向下弯曲，请安行礼。唱歌时，郭杨保亮开嗓子用达斡尔语唱传统民歌《映山红》，大意是“山上的花开正好，我们年年都要来”，歌声应情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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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看伊犁河谷这个多民族区域的民族融合，或者沃其贝节就是一个缩影。来参加这个节日的，除了达斡尔族本民族，还有维族、锡伯族、蒙古族、汉族等，他们大多是娶了达斡尔族媳妇或者是嫁了达斡尔族丈夫，就自然地认同和尊重彼此的民俗、文化。
陈淑珍是1962年下放到加尔苏的支边青年，在当地结婚后就一直与达斡尔族丈夫生活在这里。当天，陈淑珍带着孙女一起来参加沃其贝节。她说，丈夫已经去世了，但是她仍然年年来参加这个节日。她的生活习惯早已经是达斡尔族的生活习惯了。“每天早上都要喝奶茶，不喝还不行。”陈淑珍笑着说，笑容里有羞涩。虽然与丈夫生活多年，但陈淑珍骨子里还是有着汉族的含蓄、谦逊，直到现在她也无法让自己站到人群中与大家一起跳哈库麦舞。孙女跳出来说：“我会跳。就是这个舞蹈吧。”她一边说着，一边扭动肩膀，“我爷爷教过我的。”问她，等长大了，还是一直会来参加沃其贝节吧？她歪着脑袋，答非所问：“长大了，还会有吗？”
郭山林说，我们真的希望能有个固定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年年把这个沃其贝节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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