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自动铅笔

                
                
1.
2012年11月，我辞职回家。
在这家公司，我工作了三年。三年时间可长可短，如果我活到90岁，三年就是我生命的1/30，如果我只能活到30岁，那就是我生命的1/10。
我把生命的几分之几给了它，它却把我扔了。在某种意义上，我像个燃烧殆尽的烟蒂，被人食指一弹，落进烟灰缸。用句流行的话说，这叫做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板。只是下一个老板，至今音信全无。我挺为他着急，如果他正在创业，我希望他能拉到投资。如果他还在上学，我希望他能泡上最美的姑娘。
2．
我在双井下了地铁。
下午3点，街上没什么人。大部分人此时坐在写字楼里，没心没肺地忙着。他们住在西装里，全身心荒废生命。我倒是想荒废，可惜没人要我。1991年，我妈不要我，跟个台胞闪人了，如今把“你好”说成“立货”。2011年，我女朋友不要我，她说压根没想过结婚这档子事，不如散了吧。半年后，她嫁给一个高大的兽医，第一眼以为是个屠夫，温柔起来是朵穿裤子的云。2012年，公司不要我，这回什么都没说。这回他妈的什么都没说。
我像个小三一样走在街上，自以为很重要，其实就你丫多余。我一路念着：“婊子无情。”不远处一个路人叫起来：“你说谁呢你？”我笑了，刚想变回流氓，搭茬吵架。仔细一看，原来她在打电话。她打电话很用力，攥手机的手青筋迸露，好像不这样，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分量。她字斟句酌地说：“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你立即、马上、瞬间把文件拿到我公司。”吼完，她挂了电话。眼神像我妈、女朋友、公司人事一样决绝——挂电话的样子，像把往事按死在烟灰缸里。
这女人穿着很荒谬，身上的衣服拿麻袋片拼凑的，远望过去，像一段支离破碎的往事。女人的脸很圆，这种圆超出了常识。这么说吧，有个人15岁离开故乡，25岁娶妻生子，35岁发达发福，45岁丧妻，55岁破产，65岁回到故乡。这是一个轮回。女人的脸比这个轮回还圆。
记忆中，有一个人也有这么一张圆脸。那是多少年之前遇见的人了。我再次回头看路人，她的头发飞扬跋扈，圆脸上写满失落，身上的衣服用补丁盖着补丁。我终于开心起来，原来有人比我还惨。有什么事情能让一个乞丐高兴呢？那就是让一个残废从他面前经过。女人发现了我，她愣住了，好像在追忆有关我的往事。再回头的时候，她不见了。原来的地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吐着烟圈，不耐烦的走来走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女人分明就是多年前，我认识的那个人。我在北京11月的街上，竭力思考。我回忆她到底出现在我生命中哪个阶段。上天给了我一张大圆脸，我却扽出一根线。于是，我扯着这根线，回到1991年。
3.
1991年，我上小学，2年级。那一年，很无知，很美好——我妈还是我妈，我也还没有性欲非得去勾搭女生，更不用为了生计坐吃等死。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糊弄完作业出去玩。那一天，与我相好的小伙伴们一概消失。我至今也不知道原因，好像他们彼此说好了，共同导演了这么一段往事。
我一个人跑到楼后。我随身带着弹球，挖了7个洞，没滋没味地乱弹。
这时，一个中年女人喊我。最开始，我没注意到。听到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叫人的方式很诡异，哑着嗓子，像个潦草的摇滚乐主唱。她在窗户里。我在窗户外。在彼此眼中，两个人都是遗像。
她说：“小城，你功课写完了？”我说是，那都是小意思，划拉划拉就搞定了。2年级时，我对中年女人很防备，我总怀疑她们是我妈的眼线。她们打探我的小道消息，无所不用其极——功课做没做完，上课有没有溜号，小动作多不多，课后有没有做值日。我妈对我做值日这事耿耿于怀，她觉得劳动光荣都是扯淡。她往往会在饭桌上爆发：“你他妈怎么这么爱劳动，你劳动，学校给钱么？”她对学校充满了憎恨，有一次跑到学校吵架。对手是我们校长，68岁，德高望重，差点死在这一天。我妈追着问他：“你让我儿子学赖宁是他妈什么意思？着火了不跑，这不是傻逼么？我儿子要是救火去，你能和我再生一个？”68岁的校长闭着眼，只顾导气。
我不认识这女人，但我认识她女儿。她女儿叫做杨颖，和我同班，有一张月亮一样皎洁的脸，很干净，圆的像个轮回。我问女人有事么？她说你进来，我跑进楼道。里面阴凉，菜味层起彼伏。一只小狗在角落尿尿，我把手伸向它。它跑过来，被我一脚踢开。女人开了门等我。她拿出一支自动铅笔。她说这笔坏了，问我能不能修好。
当时我挺晕的，楼后成群的小孩子冲来杀去，为什么她认准了我。但我没想太多。我坐在写字台前，台灯的光昏黄。记忆中，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是关着的，只有这盏灯开着。光把黑暗化开，照着面前不大的一块。
这是一支很普通的自动铅笔，普通到了像是一年365天中的某一天。这支笔塞了，我拧开笔帽，把每个小零件拆开。笔帽上有一个针，我疏导着笔芯。铅笔苟延残喘，失恋后把一片阴云梗在心里。如果不是因为主人寒酸，估计早被遗弃到抽屉里。
笔芯通了后，我把笔复原。嘴里念着：“大力神，组合，上弹。”放上一根0.5mm的铅，找来杨颖的作文本，在上面写了几句烂话，其中包括：为这伟大的祖国而奋斗。还有：不爱江山爱美人。我把笔放到桌上，那上面有一个铁皮铅笔盒，三角板像把枪。中年女人夸我很聪明。1991年，全民缺乏想象力，每个大人总是说：“你是个小一休，真聪明。”我一天被人说上3到5回，我知道这些人口是心非，但依然很得意。
出门的时候，我感觉有一双眼睛盯着我。我回过头，看见杨颖在角落里看我，顾盼游离，让我想起月光下的城，城边的小河。她的脸上挂着笑，一个整圆里套着一个半圆。她知道我不会和她说话。在我7岁的时候，你不能和女生说话，那是无知的表现。我觉得女生都是下等生物，因为她们没有小鸡鸡。可惜好景不长，4年级后，我疯了一样嫉妒她们。她们每个人都有一对傲人的胸肌，上学放学，招摇过市。
4.
对于女生的认知，我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0岁到6岁，我们相安无事，摆着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臭脸。在这个阶段，大人耍流氓是我无法理解的行为。
第二个阶段是6岁到8岁，这是一个迷惑的阶段。我总觉得她们充满了神秘，但到底怎么神秘，我也不知道。我从电视上了解，很久的将来，我可能会娶一个女人，把她的肚子搞大，生一个比我还不着调的小鬼。如果非得和一个女人生孩子，我希望是隔壁班的张小倩。我喜欢她，但是她喜欢李楠。李楠也很喜欢她，我常看到他们一起过家家。他们在沙堆上扮演着爹地、妈咪。我恨得要死，但表面上，我得装作不吊她们。8岁的时候，如果你care一个女生，会被其他男生耻笑。
8岁到14岁是第三个阶段，我希望全班的女生都捧我，爱戴我。我伸长右臂从女人堆前经过，我喊着：“同志们好！”她们喊：“首长好！”我对她们点点头，婴儿肥的脸上挂着无耻的笑。那时我想，我的理想是做个大众情人。但是情人到底一起干什么？这件事，我14岁之后才明白。其实很简单——男人各有各的主题，但有个终极的统一主题，就是把女人的肚子搞大。为此，他们不择手段。他们可以撒娇、诱惑、跪地请求，扮演着从警察到囚徒的各种角色。
5.
杨颖出现在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没有比此更纯的事了。二年级下学期，老师也昏了头，把杨颖安排在我同桌。当年，我们老师姓高。成为老师前，她是厂里的纺织女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没事的时候，爱看苏联小说，因此多认识几个字。从来不会好好说话。如果有学生坑她，她会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那个年代流行一帮一，每个好学生的右边，都坐着一个坏小孩，粗野地分割着左派右派。学校老师大多来自工厂，那是一个荤笑话的发祥地，所以他们说起话来非常缺德。如果有学生作弊，他们会说：“哎，你这小逼，打小作弊，长大就要偷鸡摸狗，说不定还要偷汉，更说不定还要当流氓强盗，再说不定就得拉出去毙了。”如果有学生撒谎，他们就说：“撒谎的就得下地狱，给你投到血池里割舌。”搞得坏小孩五迷三道，一部分跑去写魔幻小说了，其余的当了电商老板。
成为我的同桌后，杨颖总是问我，她长大后会不会偷鸡摸狗，乃至偷汉。她又问我，如果她偷汉，我会不会介意。2年级的时候，我总是被她搞得浑浑噩噩，我说我不介意。我和她说，你就算把全世界偷了，我也只能报以喝彩。
杨颖的成绩很烂，她的智商都拿去发育了。2年级时，全班女生一平如洗，胸部都是区分正反面用的。只有她，胸口拎着拨千斤的四两肉，非常傲娇地晃晃悠悠。后来，我知道，不是杨颖比别人大，而是她提前发育了两年。我觉得她很有先见之明，小学的时候我很神道，我和她说：“你跑赢了时间。”我和她解释，“我觉得一切问题都是时间问题。比如长跑，那就是5分钟的问题，比如作业，那就是一晚上的问题。有些时候，你快就赢了，另一些时候，你扛到最后就赢了。”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不知道从哪学来一句话：“李小城，你丫真乃奇男子也。”
长大后，当我想起这个话题，我更是如此觉得。每个人，每一件事物，不是活在空间里，而是活在时间中。而且这个时间是过去式，它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因为你正在扮演的一切，都将瞬间成为过去。杨颖和我说，只有她姥爷活在时间以外，他死了。每当她想起他时，他总是62岁。
6.
有一次我问我妈，你们女人胸口拎的都是什么，我妈说那是屁股。在一个短暂的阶段，我逢人就说，我小时候吃屁股长大的。
杨颖有时候给我带吃的，有时候带一两个她买来的小玩具。我记得，她总是喜欢买一种叫做“粘牙糖”的棍糖。这在昌平每一家小摊上都货源充足。顾名思义，这种糖像是初恋，粘在心上化不开，于是甜一下午。
杨颖总是穿一件绿色的运动衫，她身材高大，比我高出一头。但是这件运动衫更大，能装下两个我。体育课上，她跑起来，张开双臂，像是等待拥抱的风筝。运动衫的口袋很脏，五颜六色。她每次都是把吃的装在口袋，像是不知道怎么安置一段回忆。在教室里，她兴冲冲地掏出来，递给我。我嚼的时候，她总是问，怎么样，李小城，怎么样。她总是把怎么样说两遍。这时，她的圆脸不像月亮，像是灿烂的太阳。粘牙糖风尘仆仆，黏着所有的过路人扬起的尘埃。
偶尔她给我带连环画。纸页很旧，我知道这是她从旧书店偷来的。我每每说她，她就反问我，她长大后会不会偷汉。我看书的时候，她支着头看我。我每翻过一页，她就问：“怎么样，李小城，怎么样。”她的眼神清澈，那里面总有一个小小的我。有一次，她从兜里掏出一只玻璃小猫。她说这是她姥爷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想存在我这，等到我们长大了，再还给她。小猫晶莹剔透，身上布满了黑黄的条纹，眼睛像是日本卡通里的那样。那个时候，长大遥远得没有形状，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有时候，高老师留了课堂作业。我在左边写，杨颖在右边抄。抄累了，她会发呆，拄着头看着窗外。大多时候，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梧桐树把叶子铺了满地，树上的知了唱着他们的终结篇。自行车车篷上，停着纸飞机。那不知道是谁用试卷叠的，上面画着红色的勾勾叉叉。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杨颖在想什么。她发呆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她说着，怎么样，李小城，怎……，就此发呆起来，像是一盘卡壳的磁带。醒过来后，她慌张地抄着。她攥着我修好的自动铅笔，每一个笔画深入纸张。她小声说着：“李小城，等等我，等等我。我抄不过来。”有一次，高老师听见了，她叫嚣着：“抄作业还那么多要求。他可以等你5分钟，但他等你一辈子么？杨颖侧过脸来问我：“你会等我一辈子么？”那时候，我觉得一辈子过于漫长，漫长的像是说过再见，但是再也不见的约定。
杨颖家住在我家楼后，放学我们搭伴回家。我们路过两家工厂，一家叫做红冶厂，一家叫做桥梁厂。一小队烟囱在工厂里静默地抽烟，它们毫无表情，等待晚餐，等待一个时代的终结。它们全年无休，盯着有些人来了，另一些人离开。工厂里的医院，总有小孩在哭。放学的时候，工厂里的工人下班。他们叫骂着、笑着、调戏女工。香烟撕扯着他们的嗓子。我和杨颖在路上走着。我们时常聊些什么。那个时候只有两个话题。一是变形金刚。二是长大后，我们想干什么。对于第一个话题，我和她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长大。其实，我压根没想过将来做什么。我和杨颖说，我倒是说过当个科学家，但那都是我拿来迷惑我妈用的。她说，你总得想干点什么？我问她想干什么。她摇摇头，说她也没想过。有时候，她捡到几个啤酒瓶卖了，路过菜市场时，买两个冰壶。我们站在路边，用槽牙磕着壶口。
有时候，杨颖拄着头看我。这个时候，我会想象她长大后的人生。我想她学习这么差，估计长大也就是个女工，纺织工、电工、或者钳工。如果混好了，也许能当个档案管理员，在一个人都没有的房间里，穿梭游走。架子上摆满了黄色的牛皮纸袋，它们冷漠地盯着杨颖，无所畏惧。下班后，杨颖回到家，或许她有个老公，或许还有个小孩。她高兴的时候骂老公，不高兴了就骂孩子。这一天，很快就过完。这将是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我猜。
7.
男生开始刻意排挤我，他们像群泼妇一样，打闹起哄。课间，他们总在黑板上写着：杨颖喜欢李小城。然后看着我慌乱地跑上去擦黑板。高老师呵斥捣乱的男生，但也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倒是杨颖乐在其中，她很得意，朝男生们叫嚣：“我就是喜欢李小城，怎么了。”此前，我还有一两个朋友。不久，他们就加入了讽刺的大军，他们张牙舞爪，把所有的恶意都挤在脸上。我内心很反感，但表面上迎合他们的嘲讽。我故作得意，像是整场电影的导演，其实充其量，我只配当个跑龙套的。
有一个男生叫做董海戈，他妈是我妈的同事。其实他不叫这个名字，他的真名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流行一款叫做街霸的游戏，里面有一个独眼龙，发波的时候总喊着：海戈。我觉得他的蠢样子和董海戈很像，于是给他起了这个外号。他因为这个外号，记恨了我两年。直到我转校离开。他在所有的男生中闹的最凶。有一次上语文课，我站起来念课文，董海戈把我的凳子撤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像是给地板标一个注脚。全班哄笑，我站起来，装作故意摔倒。好像我主宰着所有人的欢乐。究其本质，我是一个懦弱的人。
高老师喊着：“肃静，肃静。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静净敬吗？”这时，杨颖从我身边站起来，她一声不吭地走着，全班人盯着她，但没有一个人出声。整个场面就像目睹一场默剧。她经过高老师的面前，从讲台上拎起板擦。2年级时，女生先于男生发育，一个个膀大腰圆，杀伤力极强。在当时，杨颖比我班最高的男生还高。她站在董海戈的面前，杀气腾腾。她狞笑了一下，这丝笑很诡异，像是走错了门的汉奸，本应该跑到日本军营，进了门才发现全是共产党。她拿出共产党的狠劲，用力地拍下去。板擦上的粉笔末四处飞散。换种话说，这叫做灰飞烟灭。董海戈扯着嗓子哭，脸上一道道白色的泪痕。杨颖把板擦甩到讲台上，回到座位坐好。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她问我：“李小城，你看过《一千零一夜》么？”
我惊呆了，我发现当个好人不容易，做个流氓很简单，而且可以快意恩仇。在这一刻，我终于确定了我长大后的理想。我想当个阿飞，跟在老流氓的车前马后，平时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欺负小学生。出事了，就一窝蜂拥上去，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着黑板擦。江湖上，人称板擦帮。想象中，老流氓有个女人，女人应当是杨颖。她穿着黑色的皮衣、紧身皮裤，抽着俄罗斯的香烟。一张圆脸隐在烟雾中，阴晴不明。而碰头的暗号就是：你看过《一千零一夜》么？
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问她为什么不叫杨颖。她非常嫌弃地说：“她已经无药可救了。”办公室里码放着三两个木桌，桌上摆着茶水和报纸，墙上一个钟表嗑着时光。一个男老师说：“这就是你们班上早恋的啊？”高老师，鼻子哼了下，说：“可不是。小小年纪，不学好。学起资本主义作风倒蛮有一套。”进办公室前，我想象自己要像个烈士一样——如果做不成江姐，至少得像小萝卜头，宁死不屈。别说骂我，就是打我，暗害我，扎我车胎，我也得像个阿飞一样猖狂。想象中，我还得有几句台词，“就凭你，也想吓唬我。明告诉你，老子就是吓大毕业的。别说就你丫一个高肥肥，你丫就是把校长那老贼请出来，我也不惧。再告诉你，老子忍你丫很久了。我平时老实，那他妈是迷惑你们这帮傻boy的。”我面带戾气地冲进办公室，我怒视着高肥肥那张老油脸，然后很不争气地哭起来。
高老师说：“你哭什么啊。”
我说：“高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高老师说：“说，你哪错了？”
我说：“我不应该上课摔跤。”
她拍着桌子，“说重点。”
我抬起头，有些迷惑。我说：“重点就是我上课摔了一跤。”
高老师说：“放屁。你放心大胆地和老师讲，老师不会让坏孩子欺负你。”她喝了一口茶水，然后说：“是不是杨颖总是缠着你？她说没说过喜欢你。”
我低头不语。高老师叫嚣起来，她的口水喷我一脸，“说！你说不说，不说我请你家长。”我哭得更响亮了，“我说，我全说。”
高老师很得意，“那你说。”
我说：“我说什么啊？”
高老师说：“就说你和杨颖是怎么回事？”
我哼哼唧唧，“我和杨颖，我们是纯洁的男女关系。您不能拿您小人之心度我们之腹啊。”男老师窃笑，后来又觉得不好，拿张北京晚报遮着脸。
高老师气的印堂发黑，她跳起来，语无伦次，“你们这叫他妈什么纯洁，你们是纯洁的资本主义作风。李小城，我告诉你，你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在作祟，你这是在滋生犯罪。从小就搞男女关系，长大后你就是拉皮条的，你……你……你就是全北京市，乃至全中国最牛逼的皮条客。”她呼哧乱喘，“我要请你家长，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
一炷香的功夫，我妈冲进来。意料之外的是，她满脸春风，扭着就进来了。她甩着膀子说：“哎呦喂，高老师，你这是何苦来哉呢。怎么这么大的气性呢。”
高老师想起我老母泼辣的秉性，她字斟句酌，“李小城他妈，你要好好管管孩子。你说，这么小就谈恋爱。长大了怎么办，还不得包二奶，养小蜜啊。”
我妈回头对我说：“行啊，儿子，还恋爱了。妈真为你骄傲。”
高老师气不打一处来，“孩子妈，你得教孩子好啊，你这是助长资本主义之风，开家长瞎逼管理的先河。”
我妈豹眼圆睁，让高老师胆战心惊。遥想我妈当年，是方圆50里，出了名的泼辣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正经人在街上看见她，都得绕道走。她说：“我说，高老师，这话我不爱听。只要是人，就有恋爱的权利，如果你姥姥和你姥爷不恋爱，就没你妈。如果你妈和你爸不恋爱，就没你。如果全世界都不恋爱，你他妈的是从石头子蹦出来的不成。”
高老师说：“你，你别说脏话啊，这是学校，这是象牙塔。”
我妈说：“扯淡。”她对我说，“儿子走，咱们今天不上课，老娘带你下馆子去。”
8.
我记得那是7月的一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阳光刺眼，街上白茫茫一片。我走在我妈的右后方，低头等待暴风骤雨。10年后，在同样的一条街，工业区鳞次栉比，收容着来自全中国的打工妹。她们操着家乡话往来穿梭。有些很可爱，有些很无奈。其中一个，做了我的后妈，她比我小一岁，但我管她叫阿姨。1991年，这些还都遥远得不着调。那个时候，中国开始流行虚假繁荣。街上几个小馆子，起着叱咤风云的名字。 一个主营蛋炒饭的饭馆，叫做天下粮仓，一个卖豆腐脑的小铺，叫做西北来顺大饭店。
我妈走进中国大酒店，我跟在她屁股后面。那是一个油腻腻的小饭馆。窗户像周末午后两点睡醒的脸。我和她靠窗坐着，服务员潦草地点完菜，不知道遁到哪里。后堂蹿出浓烟，把这变成战场。窗边两只苍蝇无所畏惧地交配。总之，这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我以为我妈要和我谈心，但她其实在和我提分手。
我妈说：“儿子，你喜欢她么？”
我说：“高胖子？不喜欢。我烦她。”
她说：“不是高胖子，我说的是杨颖。”
我说：“我不知道。”
我妈说：“儿子，我和你说件事，你别和你爸说。”她停顿了下，接着说，“妈上小学的时候，也喜欢过一个男孩。那个男孩长很一般。但他有股说不出来的劲。那个时候，我们只上半天课，下半天发到郊区学习务农。有一次走在路上，我看见那个男孩。他站在工厂食堂的门口，嘴里高喊着：拿起筷子做刀枪，集中火力砸食堂，全厂工人齐造反，吃饭路上当闯将。本来一件挺荒谬的事，他却像个演说家一样，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服务员端来一盘鱼香肉丝，我妈拿烫茶水洗筷子递给我。我不明所以，“他为什么砸食堂？”
“因为他中午吃饭，买了一碗馄饨。那时候一碗有20个馄饨。本来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一般也没人数清。但是他每次去，都拿20个红豆，吃一个馄饨，掏出一颗豆子。那天他只掏出18个豆子。”
我问我妈：“妈，你喜欢丫哪啊？”
我妈说，她压根也不知道喜欢这个人哪。可从那天开始，一切变得有所不同。她觉得天更蓝了，街上走的都是好人，监狱里关的都是坏蛋，连狗撒尿都很优雅。她会装作不经意，出现在男孩的必经之路。她和同行女生说说笑笑，但每句话都是说给男孩听的。最先发现我妈神经病的，是我姥姥。她发现我妈洗澡倍用力，刷牙倍勤奋，全身狠劲都往自己身上招呼。而且半夜爬起来，念西蒙诺夫的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我妈有时候站在门口傻笑，有时候躲在厕所哭泣，而且还是公共厕所。一个蹲客从厕所出来，拖着麻腿，找到我姥姥说，看看你家二丫头吧，又在厕所里犯二呢。
根据我姥姥活了半辈子的经验，她找到我妈，说了一段我妈即将和我说的话。她说，二丫头，人这一辈子会喜欢很多人。你喜欢上的这些人，有些人喜欢你，有些人不喜欢你。在你这个年纪，喜欢一个人，可以很简单。也许最后，你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在一起。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过，开心过，伤心过。
我惊呆了，不是因为我妈和我说的话，而是她以一个平等的姿态说了这些话。这一刻，我好像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黑社会小弟。有那么一瞬间，我幻想她才是我梦寐以求的老流氓，为了她我情愿和这个世界决裂。我之所以惊呆，还因为另一个原因。自打我出生，我就以为父母的生活无聊透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拉屎放屁，无事可做。小时候，我觉得自己独一无二。这么说吧，如果我是福尔摩斯，我父母就是放大镜和烟斗，他们因我而存在。难以想象，原来他们都是自己世界中的主体，有那么多的故事，并且比我的牛逼多了。
我像个俗人一样，希望这一刻可以永恒。直到后来我妈说：“儿子，有一件事，我和你爸已经商量好了。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告诉你，但今天我觉得时间刚好。我和你爸，我们准备分开了。”我没明白，话题怎么就转到这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刚好。我甚至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油腻的桌子，像是油轮泄漏后的海，里面挣扎着难以为继的海鸟，每一只都长着我的脸。那脸木讷得像块砖头，被人砌成城墙，但抵挡不住异族的刀剑，上面血迹斑斑。我妈说：“儿子，人的一生总得任性几次。对不起。”刚吃下的鱼香肉丝翻云覆雨，明明没鱼，但感觉几根刺梗在心里。
我站起来，冲她吼：“那你就自己任性去吧。”我冲到门外，我妈没有叫我。她坐在那。我感觉她一下子空了，像是没有米的米缸。让我伤心的是，这个米缸即将摆在与我无关的地方。那天的后来，我骑着自行车，满街乱串。我第一次觉得活着也就那么回事。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虽然没长成D cup，但至少B cup有余。
几周后，我妈走了。我没有去送她，只是站在窗口看了看。你以为自己是别人全部，其实只是别人路过的一道风景。说不定，还是最难看的那一道。
9.
我妈走了后，高老师无所畏惧。
她又拿出伤春悲秋的姿态伺机找茬。一天放学，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当时，一个人都没有，连桌上的报纸和茶杯也消失不见。窗外的大喇叭扯着嗓门嚎叫，“长头发、喇叭裤、大波浪、花衬衫，我校统统禁止。我们的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学生，我们不能有资本主义的作风。以上行为，一经发现，记过处分。”操场上，几个男女学生打情骂俏，互相追来追去。
我进门的时候，高老师坐在那，判作业。她看着本子，我看她，高老师肉大深沉。2年级的时候，我正在读《三国》，我觉得她的神态极像董卓。在我妈走了之后，我有一个短暂的阶段，一天中总有几个片刻极为恍惚。在这些时刻，我总是思考，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后来，也有人这么问过我。每当人这么问，我二话不说，大嘴巴一过去，对方就醒悟了。但是当时，我生命缺少这样的角色，我爸像拔了毛的鸡一样，每天就知道喝酒，喝完酒就呼我将出换美酒。他根本没心思管我。于是家里剩下两个人，一个高喝：“与尔同消万古愁。”一个五迷三道，觉得女人就是把刀子，动不动就捅心口一刀。
那天放学后，我在办公室看着高老师。我在想她到底为什么活着。如果她是董卓，那么非常简单。她的人生意义就是酒池肉林。但她不是。我实在搞不懂，这种夫妻性生活不协调，工作一塌糊涂，同事把你当冷笑话，全班学生都恨你的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我想和她探讨人生，但她只和我说别的。
她连头都没抬，“知道为什么叫你么？”
我连想不用想地说：“不知道。”
她抬起头，很煽情，“因为老师爱你。”她指了指对面的凳子，我坐过去。她一动情，就会想起苏联那帮该死的文豪们 ，“但是爱你，才更要拯救你。真正的爱就是使对方崇高起来。”
她问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么？我读过，但和她说没有。她说，“你们要多读书，书里有大大的智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有一句话，他说：生活的主要悲剧，就是停止斗争。”她指着我，“所以，我才要和你们斗争到底。我要把你们都斗成栋梁，穿皮鞋、开小车，吃肥肉。”她很入戏，哽咽起来，“以后飞黄腾达了，就是把老师忘了，老师也心甘情愿。”
在她想象中，此时此景我应当冲过去，紧紧攥住她的手，热泪盈眶。她对我的真实表现，相当不满意。当时，我坐在对面，表情痴傻，像个麻将牌的白板那样毫无意义。
她从抽屉扯出一张纸，玩命擤鼻涕，“李小城，你知道这个月月考，你考第几么？你才考了全班第二。”我撇撇嘴，压根没在乎。接着她说，“所以，你听明白了吧。你已经不配坐在全班学习最差的女孩身边了。”
第二天，杨颖搬走了。高老师在最后一排给她找个空位。这回，她不是右派了，她坐在左边，右边空着。课桌里塞满课外书，还有几根没吃完的粘牙糖。她原来的座位被另一个女生替代。那是一个像周二一样无聊的女生，学习倒数第二，满脸雀斑，一口烂牙。更为关键的是，她是个平胸。
10.
我不知道，每个人是否都有这么一段经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20年后，我坐在高铁里，从北京去上海。电脑里有一部我下了但没看的电影。里面说：“人生苦短，活着就是等死，只是还没死。长大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就是一个兔子变王八的过程。”我不知道兔子怎么变成王八，但是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有些事情变了。杨颖每天不是发呆就是发育，义无返顾地走在去往童颜巨乳的路上。但是我总觉得，她好像消失了一样。有时候，我甚至会忘了有这么一个人。
男生再次开始找我，他们嘻嘻哈哈，和我勾肩搭背。董海戈时常约我打球，或者结伴回家。他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他喜欢上他的外号，他说这个外号很有霸气。有时候，我还会看到杨颖。她一个人背着书包安静地走过。她不再说，“怎么样，李小城，怎么样”，也再没偷过连环画。我甚至不知道这段往事，是否真实地发生过。它就像我杜撰出的故事，只是为我无聊的童年，增加那么一点暧昧的味道。如果不是虚假的，我怎么会不记得故事的结尾。
于是，故事回到2012年11月的那天下午。无意中，我又发现那个圆脸的女人，她回到路边，像是等待什么。她停止了回忆我的来历，只是静静地站在路边发呆，神态和多年前一样。片刻后，一辆奔驰停在她身边，她迈腿进去。在那短暂的一瞬间，她向我笑了笑。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像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这丝笑，似曾相识。
几天后，我跑到一家服装公司应聘。面试官是个娘娘腔，他长了一张宋江的脸，但不妨碍他以林志玲的姿态活着。他说：“哎呦喂，人家今天下午好忙的说，您能等我一下下么？”我说：“人家没关系。”他笑着说：“您好讨厌耶。” 说完，他扭着3尺的腰，钻进一个会议室。这个公司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一个男人的身边活着七个女人。每个女人都像潘金莲那么饥渴，每个男人都像韦小宝那么幸福。只不过他们没有韦小宝的命，他们是一帮男闺蜜。我一般不和娘娘腔发生交集。没有歧视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本来就不直，就别再寻找被掰弯的机会了。我不想活到中年，还给我爸添乱。
我在沙发上等待，桌上有一本时尚杂志，我随意翻看，突然发现一款大衣和杨颖穿的一模一样，连补丁的分布都相仿。我看了价码，不禁为之咋舌。那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波西米亚风，人民币8万块钱。我突然觉得有些恍惚，你丫以为在路上碰上了乞丐，那他妈其实是洪七公。我嘿嘿嘿地笑起来，几个面试的人看猴一样看我。我对他们说：“至少她过得比我好。”
11.
有时候，周末我会回家看我爸。他在孤独寂寞了10年后，娶了一个打工妹，活得像个皇帝一样。如今，他还喝酒，只是不再提往事。
有一次回家，我特地去小学校看了看。我经过一个自行车车棚，那里面早就不再停车。几个旧车被人遗弃在那，我想象它们曾经崭新过，驮着少年少女穿过时光。我突然想起了整个故事，还缺少最后一块拼图。而那块拼图正遗失在这个车棚里。于是，我想起了故事的结尾。
其实，杨颖不是好像消失了一样，而是真实地消失了。
2年级的期末，她和我告别。那正是在这个车棚里。她约我放学后，车棚见。那天，她和我说了很多。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几周未曾说话。她说：她要转校了。谢谢我陪她的这段时间。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主角。她说这就像一部默剧时代的电影，所有的人纷纷退场，只有一个人为这份无趣报以掌声。她说，很遗憾只能到此为止了。这种遗憾像是少了署名的试卷、断了弦的吉他，没有寄出去的告白，和一串被门覆盖的再见。
后来她还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玩命地按着车铃，好像不这样，就无法掩饰我的悲哀。小时候，我总想象我的故事应该像言情小说一样精彩——女主角要得三种绝症，痛苦而去。走之前叠给我一万只千纸鹤，每一只拆开，都有一个我的名字。我难以想象，现实中的离别，如此平淡无奇。
第二天，我逃课去车站送她。她爸站在她的旁边，肩膀上扛着一张疲惫的脸。他看我过来，扭身走到一棵树下抽烟。杨颖站在行李堆里，看上去，不再那么高大。我和她说，转校后好好学习，别再当右派了。她说，她不在了没人保护我，不要到处惹事。她说，放学路上有一个草丛，那时常扔着啤酒瓶子。如果我渴了，卖点钱，可以买个冰壶。她还说，那些连环画，其实是她买给我的。
车来了。一列绿皮火车，即将吞下她所有回忆，奔向远方。他们上了车。过一会，杨颖从窗户探出来，人声鼎沸，她扯着嗓子喊着：“李小城，你还欠我一个答案。”我也朝她喊：“什么？”她喊：“你会不会等我一辈子？” 我很想骗她，但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我们还小，永远是个残忍的话题。我从背包里掏出玻璃小猫，递给她。我说：“不知道，长大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你。不如还给你吧。”她说：“我不要了，送给你。”
这时，车开了。小猫从我们手里滑落，碎成很多片。每一片里，都有个小小的我们。我跟着火车跑。我说，对不起，杨颖。
她笑了，像个未完待续的故事，她说：“再见，李小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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