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悬明月 激流卷秋风
(或者：一个外省诗人在云南)
从开始写诗起，我就是一位诗人。但是隔上很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诗人并非自称得来，而是需要他在生活态度、诗的创作、诗学理念、诗的修养上有他自己的判断。可以说，我在诗的路上跌跌撞撞，经历了漫长的青春期写作和学徒期写作。在其他诗人看来，或许我仍然处于摸索期，而我近几年的练习、阅读和思考，促使我以为，不是成为一位诗人，而是生活在诗之中。诗不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状态：诗人活在诗的语言状态里，活在诗性的精神里。
我出生在湖南北部乡村，也就是洞庭湖北畔，2001年8月底来昆明上学。在填写志愿之前，电视里曾经播放99世博会文艺晚会，里面介绍了云南一些风土人情，由此我就有一些诗意的想象，便打定主意来云南寻找灵感。当然，这不是我来云南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因素，比如高考分数和学费的高低问题。
读完大学，我也不知道自己会留在云南，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打算，过得稀里糊涂。我还去长沙找过工作，在一家旅游杂志，干了一个星期，又回来昆明。经过半年折腾，后来去一家报社上班。时间一长，就发现昆明的气候蛮适合我，我不喜欢回湖南后手脚耳朵长冻疮。云南气候非常适合我，十一二年来，冻疮同志再也不来找我的麻烦。在我的意识当中，本来不存在什么去留的问题，留在这里，我是外省人；离开这里，我还是一个漂泊者。因为有个工作，勉强能养活自己，好让自己读读书写写诗，加上又有一些相处不错的朋友可以交流，就此我基本上认同了云南这个地方。
在云南，我更喜欢它的四季勃发、万物生长。大学时，我很喜欢爬山、徒步之类，但都是小打小闹，没有什么专业素养。现在我越来越懒，不愿意出门，尤其不愿意出远门。虽然我很向往爬山，但工作在身，繁琐事务特别多，走不开，也走不了多远。偶尔有机会出去，我看看那些山，感到非常愉快，觉得人太渺小了，又有一种自如的心境。从湖区到山区，这对我的性格有一些影响。
对于写作者来说，他需要一个平静稳定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一直呆在昆明，从事同样的工作，干了七八年的报纸副刊编辑。因为在报社是上夜班，很容易黑白颠倒，晚睡晚起，跟一般人的生活节奏完全相反。受到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自己又要写作读书，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扰乱生活。所以，我强迫自己形成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一般早上八点左右起床，早餐后写日记、读书、写作。中午十二点吃饭，午睡一个小时后去上班，上班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下班回家读书一会，有时候写作或者抄写诗文。
云南和湖南同样都属于南方，生活习惯、风俗、饮食这些方面的差别不是太大。况且，云南的很多汉人都是来自两湖地区。但是两个地方之间的差异更多，云南民族多，文化生态也比较多元化，各种宗教都并存，一座城市乃至一条街有几种宗教建筑。而湖南的宗教比较单一，除了湘西，其他地方的文化基本差不多。从大概念上说，云南是山文化，湖南是水文化。在精神上，前者朴拙厚重，后者轻灵通透。
我常常想，如果不留在云南，回湖南去，我在那里还能习惯吗？显然不可能。因为故乡在变化，我也在变化。从籍贯上说，我永远是故乡的一分子，但是我的精神已经发生变化，跟故乡不再相融。即便我回去，也没法适应那里。我牵挂那里，除了牵挂父母之外，还有一种心理状态：没有归宿感。故乡是一个人的归宿，也是一种动物本能。一个人以为回到故乡就是找到归宿，这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来源于记忆，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往往只会挑选好的。
我的记忆停留在故乡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除了担忧成绩不好害怕回家挨打，从前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所以过得开心。我经常想家，想起在家的一年四季，那些春风细雨、骄阳蝉鸣、稻田棉地、白霜飞雪，还有很多相应的四季玩场。想起一些往事，我就会写诗，或者给父母打个电话。很多早晨，我起床后，站在窗口抽烟，望着高楼大厦之外的群山，就想：翻过那些山，我就可以回到家了。来云南上学，当初多少有点负气出走的意思，有时候我就会想起陈寅恪的两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有点骄矜自伤的味道了，而释普济的“风吹不动天边月，雪压难摧涧底松”就让人平和安稳。至于我的状况，我努力达成的是“高山悬明月，激流卷秋风”。
我在云南的生活，目前还好。有一群嗜好读书和热爱写作的朋友可以不时交流，谈淘书、读书，谈写作，他们时常启发或者激励我。我的工作比较规律，就是杂事太多，有时候会觉得很绝望，觉得这种生活永无止境，人生被毫无价值地消耗了。转过头来想想，所有的工作都是消耗人的生命。只是我这份工作跟文字有点关系，因而比较喜欢它，做起来多少有些热情吧。近期就是读读《传习录》、《塞万提斯的未婚妻》，继续写诗。我想买套房子，主要是为了安置那些书。书太多了，心理压力很大，而且还不方便找书。
从开始写诗起，我就是一位诗人。但是隔上很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诗人并非自称得来，而是需要他在生活态度、诗的创作、诗学理念、诗的修养上有他自己的判断。可以说，我在诗的路上跌跌撞撞，经历了漫长的青春期写作和学徒期写作。在其他诗人看来，或许我仍然处于摸索期，而我近几年的练习、阅读和思考，促使我以为，不是成为一位诗人，而是生活在诗之中。诗不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状态：诗人活在诗的语言状态里，活在诗性的精神里。
我出生在湖南北部乡村，也就是洞庭湖北畔，2001年8月底来昆明上学。在填写志愿之前，电视里曾经播放99世博会文艺晚会，里面介绍了云南一些风土人情，由此我就有一些诗意的想象，便打定主意来云南寻找灵感。当然，这不是我来云南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因素，比如高考分数和学费的高低问题。
读完大学，我也不知道自己会留在云南，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打算，过得稀里糊涂。我还去长沙找过工作，在一家旅游杂志，干了一个星期，又回来昆明。经过半年折腾，后来去一家报社上班。时间一长，就发现昆明的气候蛮适合我，我不喜欢回湖南后手脚耳朵长冻疮。云南气候非常适合我，十一二年来，冻疮同志再也不来找我的麻烦。在我的意识当中，本来不存在什么去留的问题，留在这里，我是外省人；离开这里，我还是一个漂泊者。因为有个工作，勉强能养活自己，好让自己读读书写写诗，加上又有一些相处不错的朋友可以交流，就此我基本上认同了云南这个地方。
在云南，我更喜欢它的四季勃发、万物生长。大学时，我很喜欢爬山、徒步之类，但都是小打小闹，没有什么专业素养。现在我越来越懒，不愿意出门，尤其不愿意出远门。虽然我很向往爬山，但工作在身，繁琐事务特别多，走不开，也走不了多远。偶尔有机会出去，我看看那些山，感到非常愉快，觉得人太渺小了，又有一种自如的心境。从湖区到山区，这对我的性格有一些影响。
对于写作者来说，他需要一个平静稳定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一直呆在昆明，从事同样的工作，干了七八年的报纸副刊编辑。因为在报社是上夜班，很容易黑白颠倒，晚睡晚起，跟一般人的生活节奏完全相反。受到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自己又要写作读书，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扰乱生活。所以，我强迫自己形成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一般早上八点左右起床，早餐后写日记、读书、写作。中午十二点吃饭，午睡一个小时后去上班，上班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下班回家读书一会，有时候写作或者抄写诗文。
云南和湖南同样都属于南方，生活习惯、风俗、饮食这些方面的差别不是太大。况且，云南的很多汉人都是来自两湖地区。但是两个地方之间的差异更多，云南民族多，文化生态也比较多元化，各种宗教都并存，一座城市乃至一条街有几种宗教建筑。而湖南的宗教比较单一，除了湘西，其他地方的文化基本差不多。从大概念上说，云南是山文化，湖南是水文化。在精神上，前者朴拙厚重，后者轻灵通透。
我常常想，如果不留在云南，回湖南去，我在那里还能习惯吗？显然不可能。因为故乡在变化，我也在变化。从籍贯上说，我永远是故乡的一分子，但是我的精神已经发生变化，跟故乡不再相融。即便我回去，也没法适应那里。我牵挂那里，除了牵挂父母之外，还有一种心理状态：没有归宿感。故乡是一个人的归宿，也是一种动物本能。一个人以为回到故乡就是找到归宿，这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来源于记忆，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往往只会挑选好的。
我的记忆停留在故乡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除了担忧成绩不好害怕回家挨打，从前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所以过得开心。我经常想家，想起在家的一年四季，那些春风细雨、骄阳蝉鸣、稻田棉地、白霜飞雪，还有很多相应的四季玩场。想起一些往事，我就会写诗，或者给父母打个电话。很多早晨，我起床后，站在窗口抽烟，望着高楼大厦之外的群山，就想：翻过那些山，我就可以回到家了。来云南上学，当初多少有点负气出走的意思，有时候我就会想起陈寅恪的两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有点骄矜自伤的味道了，而释普济的“风吹不动天边月，雪压难摧涧底松”就让人平和安稳。至于我的状况，我努力达成的是“高山悬明月，激流卷秋风”。
我在云南的生活，目前还好。有一群嗜好读书和热爱写作的朋友可以不时交流，谈淘书、读书，谈写作，他们时常启发或者激励我。我的工作比较规律，就是杂事太多，有时候会觉得很绝望，觉得这种生活永无止境，人生被毫无价值地消耗了。转过头来想想，所有的工作都是消耗人的生命。只是我这份工作跟文字有点关系，因而比较喜欢它，做起来多少有些热情吧。近期就是读读《传习录》、《塞万提斯的未婚妻》，继续写诗。我想买套房子，主要是为了安置那些书。书太多了，心理压力很大，而且还不方便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