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青可枕4
瑞士的天六点就沉下来。我站在巴塞尔火车站前，广场上往来的电车精致得能用来装巧克力。人们各怀目的移动着。穿过路灯，一个男人提着一袋面包跑进广场中央，把它们分给鸽子。而我对面的流浪汉看着这一切，低头戴起帽子换了立足脚继续站在雨里乞食。我给他买了羊角面包。他接下的时候眼神警惕，接着张开一张没有牙的嘴对我说话，但他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我听不懂。
我走到对面抽烟，觉得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比我更懂生活，他们了解世界的运行，而我还在自己的规则和世界的规则之间匍匐着寻求妥协，且这寻求本身让我沮丧却摆脱不得。然而世界如此，柴米油盐的烦恼仍算幸福，喜怒哀乐的波折才提着头发将人甩在空中，但我不能挣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毒药更是解药，因为对我这样道行不够的人，空虚无疑是更令人绝望的沙漠。在这趟风景极美的旅行里我对自己说了过多的话，这造就了一些意外之喜。但不管绝望还是快乐，我都觉得我是交通图上最燥热的红点，这是综合症的红包。
四天前，开学第一天，我坐上去格勒诺布尔的火车，从那儿开始往瑞士骑。我和朋友约好两天后在三百五十公里外的伯尔尼见。我在火车上思索每日行程，开始揉腿。
格勒诺布尔到阿讷西的头七十公里，我和车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缠斗。先是出发前改造的驮包掉了链子，再是车头晃得像不可救药的帕金森病人，我不得不一次次下车固定驮包、拧紧车头螺丝。身边的大路上呼啸阵阵，车流过处又静得单纯，这种真空里我能看到耐性像六出祁山间的蜀国国库，正川流不息地往外淌。忙乱中我走错了路，终于，在乡间小道上我对着牛羊由衷地喷起了脏话，像一罐杀红了眼的雷达。在最后一次下车拧车头的时候，我想起《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吃吃地笑。我坐下来叼着手套，拍拍车头，试图让他感到一个怂逼廉价的友好。
车带给我的烦恼在里程牌出现后平息下来。在一个长上坡后我来到一片荒芜的停车场，整个阿讷西尽收眼底，阿尔卑斯山脉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这个山下小城掸走了灰尘正准备迎接落日的洗礼，四点的阳光像福楼拜一样将朴素的农妇变成动人的姑娘。而我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和路过的汽车里嘈杂的音乐。
过了阿讷西，到法瑞边界的二十公里路是看不到头的上坡，我觉得上帝在批改我的身份证，把名字改成了西西弗。但为了一睹日落时的莱芒湖，我马不停蹄。在D1206国道的末端，我看到了上坡的尽头。紧接着是五公里笔直的起伏路，下坡的惯性恰好能将车推至上坡的顶点。而在到达顶点之前，你能看到一条沥青路直插进天里，路边的护栏、野草、松果融进风里灌进耳蜗里，尘土一阵阵打过来，却反而促你唱歌。汽车们都在上一个路口进了高速公路，整条路都属于我。我嘶吼着“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但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回家，只觉得这歌的逼格够现在用了。前面就是瑞士，但这儿，已经是天涯。
过了边境，我顶着半边竖立的头发以一个不太和平的发型进了联合国总部日内瓦。莱芒湖的落日美得像一瓶酒，湖里的鸭子和鹅荡开余晖出去散步，娇贵的船都靠了岸。我想：这船上没有水手，只有服务员。命运的意味又浓起来了，我发觉了这点，撇过头咧开嘴。一个扎马尾的小伙在我边上停了车，他的车结结实实驮了一个U型驮包加了防雨套，看起来足有二十公斤重。
“那儿是勃朗峰。”他指着远处说道。我定睛一看，目力尽头在群峰簇拥下果然有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头，那是欧洲的制高点了。我从没想过在这儿能看到勃朗峰，真不可思议。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去年骑去过那儿，从因特拉肯。你从哪儿来的？”
“蒙彼利埃。”
他瞪大了眼睛，尽力使眼珠不再内切于眼眶。我知道我会错了意，马上改口：“哦，是从格勒诺布尔出发的。”
他的眼睛恢复了正常，“我，里昂。”
我们俩对视一眼会心一笑，握了手。因为我们都经历了D1206的起伏路。
“下一站呢？”他问道。
“洛桑、蒙特勒那儿。”
“晚上一起喝一杯吗？”
“不了，我现在就出发。”
他撇撇嘴，随即正色道：“夜路不好走，我明天出发去因特拉肯，祝你好运。”
我们道别的时候天色将暗，我沿着莱芒湖西岸继续走。他的话很对，夜路确实不好走，出了城市就没有路灯，出不出事得看司机的操行和自己的修行。我的电筒勉强能照出地上的白线，我就沿着白线走——这是世界的基准，今晚它是我的宗教了。这个宗教如此乏味、无望、野蛮，却带你走向新的地方。那一刻我突然能理解《东宫西宫》里的阿蓝了。通常来说黑暗的甬道是最让人不安的，但当你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这黑暗给你带来的无边无际的自由恰是最让人安定的。这样想着，有一回我一抬头，发现群星璀璨，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想起地球还是一个星球。
我到达尼永后停了下来，在欧足联总部门口卸下睡袋和纸板，我没有力气再抱怨他们对巴洛特利的不公正待遇，沉沉睡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又开始走夜路，中午前到了洛桑。这一段路告诉我，画上画的都是真的，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山坡上稀疏的木屋和城堡、整齐的梯田、四散的牛羊和牧民给《桃花源记》配上了插图。骑到一半时我看到一个男人手捧鲜花坐在铁路边上的长椅上哭泣。他哭得很伤心，火车掠过的时候他的眼泪像风铃一样飘着。直到蒙特勒，我都在想着那个男人，出发之前我刚读完《半生缘》，各种各样对人事的慨叹都在这段路途里杂糅起来。以至于我在这个爵士乐之乡听到一个卖艺者唱着“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的时候不禁掬起热泪。
我拐进小巷走进一家酒吧，看到令我永生难忘的景象。灯光极暗，进门后左边一栏掉漆的木纹吧台，右边两排逼仄的桌椅。走廊尽头的两盏壁灯是这家店唯一的光源，光圈下一个男人吹着圆号。我找个空位坐下来，适应黑暗后发现四周坐的都是衣服上蹭满油漆的建筑工人，几乎每一个都留着络腮胡子和一头柔软的卷毛。而在缀连胡子和头发的每一根颧骨上，都挂着泪珠。我抱着寻找语境的目的进来，却在那一瞬间发现好奇和浅薄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入侵者。从店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换挡失败后的齿轮摩擦，我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关上店门的一刻我觉得是被这座店的一个喷嚏打出来的。
事后我想，试图感受他人的正浸泡着的语境也是快乐的——虽然这看起来像是隔靴搔痒的捧哏，包袱递不好，却自己在怀里抖开偷着乐了。我想得这么贱完全归功于下一段路的冗长和艰辛，除了逗自己没什么事可做。从蒙特勒出发到名叫圣德尼教堂的小镇是一趟名副其实的朝圣之旅。这趟路的主题连带内容就是翻山。裴乐林山坡度极大，我连骑带推，像小学女老师试图拖走一个倔强的胖孩子。两个小时后，我停下来喝水，却发现两小时前在的地方和这里直线距离只有20米。我没有董小姐可以倾诉绝望，只能继续向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吃掉了四块巧克力中的三块，喝完了所有的水。我知道在这座山上过夜会非常冷，必须在天黑之前到小镇，因为我又看到了勃朗峰，这里的海拔不会低了。我大声问路边的农家：“请问能接点水吗？”
一个健壮的中年男人放下锄头边走过来边大声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接点水，我从格勒诺布尔来，要到伯尔尼去。”说着我伸出手准备同他握手。
他笑着一巴掌拍掉了我的手，一副德克萨斯范儿，又拍拍我的肩膀说：“来吧小子，那儿就有！不过你得快点儿下山，晚上太冷。”
我问了去圣德尼教堂的捷径，他摸摸胡子说：“从那儿，那个山坡翻过去就是，去吧！”
我拉着车在松软的山坡上费力地翻山，脚下像踩了棉花一样使不上劲。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大金。我越发觉得翻没路的山，尤其是西藏的山，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他做到了。这样想着，突然一条下坡公路出现在我眼前，上山有多慢，下山就有多快。十分钟后，我到了小镇。心血来潮给大金发了短信，又往北行进了二十五公里到了比勒。这是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的边界了。
这天晚上，我在比勒的大教堂下睡觉。教堂的钟每半小时敲一次，这宗教的圣乐竟产生了《1984》里老大哥的功效。除了臣服我别无选择，但极度疲倦下，我居然睡着了。
车头经历了两天的颠簸已是大限将至。去弗里堡的公路上，我跳上一辆长途汽车。我没有瑞郎只有欧元，向司机解释了我的情况后，司机大方地让我搭了顺风车，我坐在窗边一路吹着口哨来到了弗里堡。在那儿修完了车，两个小时后，我到了伯尔尼，这个国家的首都。
我的朋友如期而至，现在我们是同伴了。他乡遇故知，分外欣喜。我把车停在广场边。整个下午我们走过十三世纪的大钟、未完待续的教堂和一些漂亮的小人雕像，聊着高中时候的陈年旧事，越活得新鲜越念得起旧，这团毛线扯了很久。这个城市的绰号叫熊城，我们去拜访了三只被围堵在保护区里的熊。一只躲起来，一只在游泳，一只在发呆。直到我们走了那只熊仍在发呆。傍晚时分天色阴沉起来，我琢磨着要是下雨把睡袋淋湿今晚两个人就都睡不成了，就和同伴一起买火车票去了巴塞尔，百公里的票价够从上海去趟格尔木。但事实证明这票不得不买，因为我再次推起自行车的时候，后轮已经爆胎了。
在瑞士银行前的长椅上说的话比我们在高中时说的所有话还多。卖兄弟卖得很累，檐外小雨，睡袋温暖，一夜酣眠。
我们推着车一路往北，在十点半跨过莱茵河，沿着铁轨走着。铁轨西边是“少了牛羊的草原”，东边是价格昂贵的烟店。拐进一条小路，太阳出来打了个照面，两公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国家：德国。我跨上车拖着扁平的后胎骑过边界，鼻子很酸。
到了德国的就是吃了，便宜地吃，这也是我们在路上最单纯的盼头。吃饱喝足，再入江湖。吃饱了回瑞士果然快得多。
晚上八点半我们在巴塞尔火车站告别，各自回去上学和扯淡。在车站前的麦当劳呆着的四个小时是整个旅程里最舒适的一段时间，我甚至做了一个本月最佳的梦，我觉得我把麦当劳坐成了希尔顿，一派小市民的喜悦。
第二天六点半，车回到了蒙彼利埃，我一边推车回去一边哼歌。拿出烟放到嘴边又把它塞回烟壳，我想起同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少抽烟。”
我走到对面抽烟，觉得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比我更懂生活，他们了解世界的运行，而我还在自己的规则和世界的规则之间匍匐着寻求妥协，且这寻求本身让我沮丧却摆脱不得。然而世界如此，柴米油盐的烦恼仍算幸福，喜怒哀乐的波折才提着头发将人甩在空中，但我不能挣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毒药更是解药，因为对我这样道行不够的人，空虚无疑是更令人绝望的沙漠。在这趟风景极美的旅行里我对自己说了过多的话，这造就了一些意外之喜。但不管绝望还是快乐，我都觉得我是交通图上最燥热的红点，这是综合症的红包。
四天前，开学第一天，我坐上去格勒诺布尔的火车，从那儿开始往瑞士骑。我和朋友约好两天后在三百五十公里外的伯尔尼见。我在火车上思索每日行程，开始揉腿。
格勒诺布尔到阿讷西的头七十公里，我和车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缠斗。先是出发前改造的驮包掉了链子，再是车头晃得像不可救药的帕金森病人，我不得不一次次下车固定驮包、拧紧车头螺丝。身边的大路上呼啸阵阵，车流过处又静得单纯，这种真空里我能看到耐性像六出祁山间的蜀国国库，正川流不息地往外淌。忙乱中我走错了路，终于，在乡间小道上我对着牛羊由衷地喷起了脏话，像一罐杀红了眼的雷达。在最后一次下车拧车头的时候，我想起《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吃吃地笑。我坐下来叼着手套，拍拍车头，试图让他感到一个怂逼廉价的友好。
车带给我的烦恼在里程牌出现后平息下来。在一个长上坡后我来到一片荒芜的停车场，整个阿讷西尽收眼底，阿尔卑斯山脉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这个山下小城掸走了灰尘正准备迎接落日的洗礼，四点的阳光像福楼拜一样将朴素的农妇变成动人的姑娘。而我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和路过的汽车里嘈杂的音乐。
过了阿讷西，到法瑞边界的二十公里路是看不到头的上坡，我觉得上帝在批改我的身份证，把名字改成了西西弗。但为了一睹日落时的莱芒湖，我马不停蹄。在D1206国道的末端，我看到了上坡的尽头。紧接着是五公里笔直的起伏路，下坡的惯性恰好能将车推至上坡的顶点。而在到达顶点之前，你能看到一条沥青路直插进天里，路边的护栏、野草、松果融进风里灌进耳蜗里，尘土一阵阵打过来，却反而促你唱歌。汽车们都在上一个路口进了高速公路，整条路都属于我。我嘶吼着“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但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回家，只觉得这歌的逼格够现在用了。前面就是瑞士，但这儿，已经是天涯。
过了边境，我顶着半边竖立的头发以一个不太和平的发型进了联合国总部日内瓦。莱芒湖的落日美得像一瓶酒，湖里的鸭子和鹅荡开余晖出去散步，娇贵的船都靠了岸。我想：这船上没有水手，只有服务员。命运的意味又浓起来了，我发觉了这点，撇过头咧开嘴。一个扎马尾的小伙在我边上停了车，他的车结结实实驮了一个U型驮包加了防雨套，看起来足有二十公斤重。
“那儿是勃朗峰。”他指着远处说道。我定睛一看，目力尽头在群峰簇拥下果然有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头，那是欧洲的制高点了。我从没想过在这儿能看到勃朗峰，真不可思议。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去年骑去过那儿，从因特拉肯。你从哪儿来的？”
“蒙彼利埃。”
他瞪大了眼睛，尽力使眼珠不再内切于眼眶。我知道我会错了意，马上改口：“哦，是从格勒诺布尔出发的。”
他的眼睛恢复了正常，“我，里昂。”
我们俩对视一眼会心一笑，握了手。因为我们都经历了D1206的起伏路。
“下一站呢？”他问道。
“洛桑、蒙特勒那儿。”
“晚上一起喝一杯吗？”
“不了，我现在就出发。”
他撇撇嘴，随即正色道：“夜路不好走，我明天出发去因特拉肯，祝你好运。”
我们道别的时候天色将暗，我沿着莱芒湖西岸继续走。他的话很对，夜路确实不好走，出了城市就没有路灯，出不出事得看司机的操行和自己的修行。我的电筒勉强能照出地上的白线，我就沿着白线走——这是世界的基准，今晚它是我的宗教了。这个宗教如此乏味、无望、野蛮，却带你走向新的地方。那一刻我突然能理解《东宫西宫》里的阿蓝了。通常来说黑暗的甬道是最让人不安的，但当你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这黑暗给你带来的无边无际的自由恰是最让人安定的。这样想着，有一回我一抬头，发现群星璀璨，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想起地球还是一个星球。
我到达尼永后停了下来，在欧足联总部门口卸下睡袋和纸板，我没有力气再抱怨他们对巴洛特利的不公正待遇，沉沉睡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又开始走夜路，中午前到了洛桑。这一段路告诉我，画上画的都是真的，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山坡上稀疏的木屋和城堡、整齐的梯田、四散的牛羊和牧民给《桃花源记》配上了插图。骑到一半时我看到一个男人手捧鲜花坐在铁路边上的长椅上哭泣。他哭得很伤心，火车掠过的时候他的眼泪像风铃一样飘着。直到蒙特勒，我都在想着那个男人，出发之前我刚读完《半生缘》，各种各样对人事的慨叹都在这段路途里杂糅起来。以至于我在这个爵士乐之乡听到一个卖艺者唱着“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的时候不禁掬起热泪。
我拐进小巷走进一家酒吧，看到令我永生难忘的景象。灯光极暗，进门后左边一栏掉漆的木纹吧台，右边两排逼仄的桌椅。走廊尽头的两盏壁灯是这家店唯一的光源，光圈下一个男人吹着圆号。我找个空位坐下来，适应黑暗后发现四周坐的都是衣服上蹭满油漆的建筑工人，几乎每一个都留着络腮胡子和一头柔软的卷毛。而在缀连胡子和头发的每一根颧骨上，都挂着泪珠。我抱着寻找语境的目的进来，却在那一瞬间发现好奇和浅薄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入侵者。从店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换挡失败后的齿轮摩擦，我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关上店门的一刻我觉得是被这座店的一个喷嚏打出来的。
事后我想，试图感受他人的正浸泡着的语境也是快乐的——虽然这看起来像是隔靴搔痒的捧哏，包袱递不好，却自己在怀里抖开偷着乐了。我想得这么贱完全归功于下一段路的冗长和艰辛，除了逗自己没什么事可做。从蒙特勒出发到名叫圣德尼教堂的小镇是一趟名副其实的朝圣之旅。这趟路的主题连带内容就是翻山。裴乐林山坡度极大，我连骑带推，像小学女老师试图拖走一个倔强的胖孩子。两个小时后，我停下来喝水，却发现两小时前在的地方和这里直线距离只有20米。我没有董小姐可以倾诉绝望，只能继续向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吃掉了四块巧克力中的三块，喝完了所有的水。我知道在这座山上过夜会非常冷，必须在天黑之前到小镇，因为我又看到了勃朗峰，这里的海拔不会低了。我大声问路边的农家：“请问能接点水吗？”
一个健壮的中年男人放下锄头边走过来边大声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接点水，我从格勒诺布尔来，要到伯尔尼去。”说着我伸出手准备同他握手。
他笑着一巴掌拍掉了我的手，一副德克萨斯范儿，又拍拍我的肩膀说：“来吧小子，那儿就有！不过你得快点儿下山，晚上太冷。”
我问了去圣德尼教堂的捷径，他摸摸胡子说：“从那儿，那个山坡翻过去就是，去吧！”
我拉着车在松软的山坡上费力地翻山，脚下像踩了棉花一样使不上劲。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大金。我越发觉得翻没路的山，尤其是西藏的山，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他做到了。这样想着，突然一条下坡公路出现在我眼前，上山有多慢，下山就有多快。十分钟后，我到了小镇。心血来潮给大金发了短信，又往北行进了二十五公里到了比勒。这是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的边界了。
这天晚上，我在比勒的大教堂下睡觉。教堂的钟每半小时敲一次，这宗教的圣乐竟产生了《1984》里老大哥的功效。除了臣服我别无选择，但极度疲倦下，我居然睡着了。
车头经历了两天的颠簸已是大限将至。去弗里堡的公路上，我跳上一辆长途汽车。我没有瑞郎只有欧元，向司机解释了我的情况后，司机大方地让我搭了顺风车，我坐在窗边一路吹着口哨来到了弗里堡。在那儿修完了车，两个小时后，我到了伯尔尼，这个国家的首都。
我的朋友如期而至，现在我们是同伴了。他乡遇故知，分外欣喜。我把车停在广场边。整个下午我们走过十三世纪的大钟、未完待续的教堂和一些漂亮的小人雕像，聊着高中时候的陈年旧事，越活得新鲜越念得起旧，这团毛线扯了很久。这个城市的绰号叫熊城，我们去拜访了三只被围堵在保护区里的熊。一只躲起来，一只在游泳，一只在发呆。直到我们走了那只熊仍在发呆。傍晚时分天色阴沉起来，我琢磨着要是下雨把睡袋淋湿今晚两个人就都睡不成了，就和同伴一起买火车票去了巴塞尔，百公里的票价够从上海去趟格尔木。但事实证明这票不得不买，因为我再次推起自行车的时候，后轮已经爆胎了。
在瑞士银行前的长椅上说的话比我们在高中时说的所有话还多。卖兄弟卖得很累，檐外小雨，睡袋温暖，一夜酣眠。
我们推着车一路往北，在十点半跨过莱茵河，沿着铁轨走着。铁轨西边是“少了牛羊的草原”，东边是价格昂贵的烟店。拐进一条小路，太阳出来打了个照面，两公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国家：德国。我跨上车拖着扁平的后胎骑过边界，鼻子很酸。
到了德国的就是吃了，便宜地吃，这也是我们在路上最单纯的盼头。吃饱喝足，再入江湖。吃饱了回瑞士果然快得多。
晚上八点半我们在巴塞尔火车站告别，各自回去上学和扯淡。在车站前的麦当劳呆着的四个小时是整个旅程里最舒适的一段时间，我甚至做了一个本月最佳的梦，我觉得我把麦当劳坐成了希尔顿，一派小市民的喜悦。
第二天六点半，车回到了蒙彼利埃，我一边推车回去一边哼歌。拿出烟放到嘴边又把它塞回烟壳，我想起同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少抽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