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现当代剧作家及作品在新时代中国的译介与研究纲要（草）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与民族生活和特定的时代相要求相呼应的结果” ，苏联的戏剧曾对中国的左翼戏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例子是瞿秋白曾翻译了苏联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九幕剧《被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对中国文艺工作者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此事是瞿秋白受由鲁迅通过冯雪峰之邀而促成的，而且由鲁迅亲自翻译序言、设计版式、担任校对并且写了后记。 因为与苏联意识形态上的紧密关系，40年代，解放区以苏联戏剧为“最直接最重要的借鉴” ，“外国戏剧在中国译介得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苏俄戏剧”，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尤其是日丹诺夫的论著更是成为创作与批评的圭臬。其中侧重于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理论为中心的研究批评，而至于翻译的作品方面，包括当时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和推荐的《前线》（考涅楚克著）一剧，则多数带有“宣传共产主义和反战思想” 的色彩。虽然当时中国对于苏联戏剧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以及时代的局限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现实主义戏剧之演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堪称进入了“蜜月期”，中国戏剧界几乎也奉行着“全盘苏化”的政治口号。到了1952年左右，苏联文艺界的指导思想却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迎来了“解冻”时期，此时的戏剧创作突破了“无冲突论”的桎梏，人道主义的思想抬头，加之以西欧戏剧界同仁对于中国戏剧的批评，又直接影响到中国《布谷鸟又叫了》、《同甘共苦》、《洞箫横吹》为代表的“第四种剧本”的诞生。50年代也间或又例如《苏联独幕剧选》等剧本集被译介入中国。 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时，中苏外交关系渐渐下降到冰点，“第四种剧本”遭受了厄运，被诬蔑为苏联“修正主义”的“变种”，直至1959年中苏两国共产党正式决裂，中苏之间的戏剧交流也濒于中断。 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也迎来了戏剧发展的大好局面，如果苏联50年代的“解冻”思潮一样，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中国剧坛开始有了复苏的势头，深究其里，这股势头和苏联的“解冻”时期的戏剧实则存在着渗透性的内在联系。中苏戏剧可谓皆是在有些类似政治语境下亦步亦趋，艰难但顽强地发展着，胡星亮在《“解冻”思潮与伤痕戏剧的汇流——论新时期初期戏剧与前苏联影响》一文中将借用比较文学研究专家维谢罗夫斯基的定义，称这种内在联系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伤痕戏剧”与苏联20世纪50年代解冻思潮的“汇流” 。《丹心谱》、《于无声处》、《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救救她》、《假如我是真的》等一些剧作皆曾被视为中国的“解冻戏剧”，也正是这股“汇流”的产物。 进入80年代， 对苏联戏剧的译介与研究慢慢摆脱了意识形态挂帅的阴影，从制约于政治纲领转向自觉、自发性地介绍、翻译、研究苏联的作家作品，研究者也从新的角度解读苏联戏剧、关注苏联戏剧的发展。虽然俄语作为小语种，其研究力量相较而言总体不如西欧及美国戏剧，但由于俄罗斯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文学底蕴，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作家及其作品本身焕发出的生命力，以万比洛夫为代表，苏联剧作家仍在新时期的中国戏剧界占有一席之地。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的在此后十数年，不断有苏联的戏剧作品被译介进中国，中苏在时间轴上互有交集的最后十多年也堪称两国戏剧交流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直至苏联解体的十多年年里，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我国主要出版了以下苏联（俄）剧作家的著作：1980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赵鼎真、白嗣宏、童道明翻译的《万比洛夫戏剧集》率先问世，书中包括了他一生中的七部主要戏剧作品：《六月的离别》、《长子》、《打野鸭》、《外省轶事》、《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约会——一个非骑士时代的故事》，获得了读者的欢迎，万比洛夫及其作品也由此对中国戏剧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年后的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继之出版了粟周熊等翻译的《罗佐夫戏剧选》；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白嗣宏翻译的《阿尔布卓夫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解放以前瞿秋白翻译的《被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作者是著名的教育家、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198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童道明等翻译的《当代苏联剧作选》；同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1918年的苏俄领袖们》，副标题——“苏联最新政论剧”，由米·沙特罗夫所著；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出版了赵鼎真翻译，剧作家罗辛等著的《苏联当代戏剧选》，为了避免或与之前的出版作品有冲突，书中主要收录了除以去以万比洛夫等作家于、七十年代的创作的作品，包括阿辽申的《把一切留给人们》，沃洛的《姐姐》，力.佐林的《朋友与岁月》，罗辛的《瓦连金与瓦连金娜》、《军用列车》，德鲁采的《以土地和太阳的名义》以及两部独幕剧 。这些著作似乎勾勒出了新时期以来苏联戏剧书籍在译介的概貌。 除了集结成书的戏剧出版物以外，笔者还在中国知网上查询到了刊登于中央戏剧学院报《戏剧》2004年第1期上的《中文期刊发表外国剧作一览表(1979—2001)》(收录了1979 到2001 年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馆藏中文期刊之文献) 此外尚有苏联在华演出过剧目的：《银婚后的离婚》、《青春禁忌游戏》等 相对于较多的剧作家以及戏剧作品的译介，迄今为止，研究苏联现当代戏剧创作的理论专著仅有1989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世雄编著的《苏联当代戏剧研究》以及《现代欧美戏剧史》两部。这两本专著主要对苏联“解冻”时期之后的戏剧做了介绍和梳理，并且详尽地分析了 “万比洛夫之谜”的来龙去脉。 苏联戏剧刊物《戏剧》于1990年12月发表评介文章，对《苏联当代戏剧研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应当说此作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及权威性。 新时期介绍、研究苏联现当代戏剧和还包括外国文学类与戏剧类杂志上刊登的论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主要介绍苏联现当代著名戏剧家及其作品、专论“新浪潮”戏剧流派、八十年代中期戏剧改革、总结主要作品的类型与特征等苏联现当代戏剧概况。如陈宝辰《斯托克谈苏联戏剧现状》（1980，04）、鼎真《引起争议的当代苏联剧作家沃洛金》（《当代外国文学》1982，02）、徐达《苏联戏剧新近信息》（《上海戏剧》1984，02）、陈宝辰《苏联戏剧创作“新浪潮” 》（《外国文学》1984,10）、白嗣宏《苏联戏剧在发展中》（《文艺研究》1986，01）、陈宝辰《苏联剧作的“新浪潮”》（《戏剧报》1986,11）、童道明《沙特洛夫和扎哈罗夫——苏联当代戏剧特写》、（《戏剧艺术》1987,04）、林荫宇《苏联戏剧改革的若干情况》（《戏剧报》1987，11）沙金《苏联戏剧的改革与实验》（《上海戏剧》1988，01）、陈宝辰《苏联剧坛新动向》（《苏联文学》1988，01）、陈世雄《八十年代中期苏联戏剧界的思考与论争》（《戏剧艺术》1988,01）、郭翠筠摘编《改革声中的苏联戏剧创作》（《戏剧文学》1988，10）、《“解冻”——“停滞”戏剧语境下的人学维度——前苏联心理剧派50-80年代的剧作(上、下) 》（分别刊于《戏剧》2000年第1期和第2期）、潘月琴《20世纪80年代苏联戏剧的主要类型及特征》（《戏剧》 2011,No.14103）、王树福《从“万比洛夫派”到“新戏剧”:当代俄罗斯戏剧源流与发展考》（《戏剧》2011，04）等。 （2）研究苏联戏剧艺术特点、道德探索、观念流变或美学发展历程。如童道明《苏联戏剧艺术发展的新特点》（《戏剧报》1984,03）、童道明《苏联戏剧艺术发展的新特点》（《戏剧报》1984,03）童道明《略谈苏联戏剧的伦理道德探索》（《戏剧报》1985,10）、梁翠珍《当代苏联戏剧观念的变化和探索》（《文艺评论》1988,06）、白嗣宏《当代苏联戏剧的审美历程》（《外国文学评论》1987,04）等；尚有两篇苏联戏剧中契合夫风格的专论也大幅设计苏联当代戏剧：杨雷,董晓《试论苏联戏剧中的契诃夫风格》（《学术交流》2007,No.16007）、董晓《舞台的诗化与冲突的淡化——试论苏联戏剧中的契诃夫风格》（《俄罗斯文艺》2008,02）等。 （3）从表演手法、导演手段、舞台艺术等文本以外的角度研究苏联现当代戏剧以及访谈录、观后感。沙金《苏联戏剧中的新形式——小舞台” 》（《上海戏剧》1984,01）、苏红《苏联戏剧漫谈——中苏戏剧工作者座谈会随记》（《戏剧报》1985,11）、M·施维特柯依,韩纪扬《现代苏联戏剧的导演艺术》（《戏剧艺术》1987,02）、李默然《苏联戏剧何以不存在“不景气”的问题——访苏观剧杂感》（《中国戏剧》1989,05）、《有传统,也有现代意识——徐晓钟谈苏联话剧访华演出》（《中国戏剧》1989,07）、张奇虹《“展望——1989”——莫斯科观剧散记》（《剧本》1990,02）等。 （4）研究苏联及其现代当戏剧对中国新时期戏剧创作的影响。据笔者所阅，仅有一篇胡星亮的《“解冻”思潮与伤痕戏剧的汇流——论新时期初期戏剧与前苏联影响》（《安徽大学学报》2005,02）。 从中国迈入新时期始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告解体不过短短十数年时间，由于时空语境的不确定性（苏联、苏俄、前苏联、“后苏联”戏剧、俄罗斯和现代、当代、现当代之间的语境差）及两国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渐变过程、交互影响，导致新时期中国所掌握的苏联现当代的戏剧家作品虽然有限，但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发展却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也是研究的难度所在。总体上，从新时代早期的1977年至1979年，中国的“伤痕戏剧”创作明显受到与苏联文艺“汇流”的影响，这股潮流也是新时期苏联文艺队中国影响的先声。1980年代中国戏剧界、学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老大哥”以及“苏联修正主义”的偏激认识，也重新认识了“解冻后”的苏联戏剧，在与苏联相似的文化生态氛围下，转向自觉性地介绍、翻译、研究苏联戏剧，研究主力包括俄苏语言文学专家和学者童道明、白嗣宏、陈宝辰、沙金等以及戏剧研究专家陈世雄、胡星亮等。这一阶段主要以万比洛夫为首，罗佐夫、阿尔布卓夫、沙特罗夫、罗辛、阿辽申、沃洛、力.佐林、罗辛、德鲁采等一批“解冻后”苏联剧作家及其作品被翻译、介绍进中国，同样地，也有诸多苏联剧坛的现状、涌现的新作家、改革情况被介绍进来，而万比洛夫的作品更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达到了苏联现当代戏剧对中国影响的巅峰。同时，关心中国戏剧发展的有关人士也将眼光放在一衣带水的邻邦身上，希冀苏联剧坛能为处于迷惘中的中国戏剧提供一定的借鉴。随着1991年苏联令人始料未及的突然解体，其现当代戏剧对中国的影响则明又显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译介、研究苏联戏剧的专题论文数目大幅下降，之后的情况显然已经不能和“黄金十年”相提并论。但是，想必诡谲的政治风云完全消散后，必然会有更多的人会回过头来以更客观的态度、更科学的精神继续开掘丰厚的苏联戏剧矿藏。至于舞台的搬演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的学术资料，因此也俟将来有志于从事苏联现当代戏剧研究的相关人员进一步归纳总结。 主要参考资料： 刘珏:“‘左联’戏剧与外来影响”，《社会科学》1990年第7期67页 胡星亮：“论苏联戏剧左倾教条与中国当代戏剧”，《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63页 引自丁芳芳，“论抗战时期前苏联戏剧理论的影响与融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胡星亮：“《‘解冻’思潮与伤痕戏剧的汇流——论新时期初期戏剧与前苏联影响》”，《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戏剧报》，1988年第6期32页 中央戏剧学院院报《戏剧》 （Cosmos Ti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