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饥荒与滇缅大战场
孟加拉饥荒与滇缅大战场
曾听好几个印度学者提起过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阿马蒂亚.森认为，目睹那次大饥荒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读书轨迹和人生。阿希斯.南迪也曾描述过他所目睹的恐怖。我当时暗想，大约是这些孟加拉人没有亲眼目睹1947年印巴分治时惨状的缘故吧（虽然南迪有很多研究那段历史的论文）。印度是个悲剧不断的国家，大家对杀戮和死亡的承受能力很强。能让这些孟加拉老头至今念念不忘，想来那次大饥荒确实悲惨。
印巴分治后的大屠杀主要发生在旁遮普，几乎不可收拾。而同样被割裂的东巴基斯坦，在圣雄甘地的四处斡旋下，竟然没有发生大屠杀。当时的印度总督蒙巴顿都对此也觉得不可思议，特地向已经走近生命终点的甘地表示感谢。不久以后，甘地就在德里被暗杀。印巴分治带来的难民潮彻底改变了八朝古都德里城的面貌。而真正未来影响世界的印度学者，因为几乎都是孟加拉人，那时恐怕都在加尔各答。
令人意外的是，很多印度史书都不太谈论孟加拉的大饥荒。根据现在学者的统计，这次大饥荒的死亡 人数在200万到400万之间。我看到的教科书最喜欢讨论三场大饥荒。第一场是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由于马铃薯疫病导致的大饥荒，死亡与移民人数 在百万以上，直至今天，爱尔兰的人口都没有恢复到大饥荒前的水平。第三场大饥荒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是一个公开秘密，这里没法多谈。中间这场灾难自然就是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
在自由迁徙的背景下，大饥荒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比如美国及澳大利亚的爱尔兰裔人口在那段时间猛增，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西部开发都有深远影响。而在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也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加尔各答，孟加拉沿海地区大面积的死亡。也许因为印度人本来就多，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大饥荒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完全用粮食的总供给不足来解释。但是沿海渔民的死亡率极大地高于内地农民，表明战争所导致的封闭，再加上内地为了战争而重点保障主要城市居民所采取的粮食管制，再加上印度和英国之间效率低下的信息传递和政策上缺乏对饥荒的预警，最终导致粮价的疯涨乃至粮食市场的崩溃。
考察30年代初期全球经济危机对东南亚经济结构的影响，对于研究孟加拉大萧条的成因非常重要。比如在缅甸和柬埔寨（交趾支那），由于粮价大跌，大量农民不得不转让土地而变成佃农，这样就陷入贫困之中。在大饥荒时期，是否拥有土地往往是生存的关键。孟加拉地区的模式与缅甸类似，人口密度较高，拥有长期的农业传统，以种植粮食为主，故而租佃关系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
孟加拉本是可以种三季稻的好地方，但在那段时间里，孟加拉人没有粮食，后来不顾后勤勉强打到这里的日军打到曼尼普附近也没有获得粮食，同样饿死，这应该是当时孟加拉大饥荒的真实景象。饿死上百万人的大饥荒，必定有深层的社会结构的原因，而且因为资料分散，时间漫长，很少能有准确的微观调查。饿死就饿死，不再会说话，差不多人都饿死的时候也就是骚乱平息的时候了。1974年，孟加拉国业已独立，仍然因为水灾和缺少援助而遭受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也在百万以上。那次的大饥荒刺激到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从而创设了主营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时至今日，饥荒仍是独立后的孟加拉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阿马蒂亚.森对于饥荒的经典研究，使得我们把注意力从单纯的粮食供给转移到粮食分配和民主制度。森还推断说，民主政府不太可能发生大饥荒，只要粮食能相对自由地再分配，就不那么容易饿死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Besley后来的研究修正和拓展了森的看法，他的实证表明，信息传递（如报纸发行和现在的电子信息传递）在避免大饥荒的政策中起到关键作用。历史上的那几次大饥荒，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充分地报道灾情，严重滞后于灾情的蔓延，从而也影响了救灾的效果。这当然也与森一直强调的民主制度有关。
回到1942-1944，那正是太平洋战场的关键阶段，隆美尔还在北非，杜立德已经轰炸了东京。印度关于孟加拉地区大饥荒的信息传播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在印度那是民族独立的关键时刻，甘地与尼赫鲁都忙着与英国殖民者展开独立斗争，边境的战争情形都变得次要，更不用说孟加拉的饥荒。每次我阅读这段时间的资料，都会觉得非常头疼，各种线索一同涌现出来。从中国的角度看，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被压缩在重庆，眼看日军轻取马来亚和新加坡，直逼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就切断了中国的一切后路，所以委员长不得不与美国人史迪威合作，派出杜聿明指挥的远征军。
看到有人说，要讨论中国远征军与滇缅战场，最重要的人物有史迪威，杜聿明，孙立人和戴安澜。这固然不错，但是既然有了史迪威，总还要加上他背后的蒙巴顿，他对立面的牟田口廉也，还有印度国民军的鲍斯，以及缅甸国民军的昂山和泰国的銮披汶。视野更广一点，还能看到丘吉尔，罗斯福与委员长，甘地，尼赫鲁等人的角力。缅甸土地上汇聚了日，中，美，英，印，缅等多方势力，故事可以变得极端复杂。
1942-1944的缅北，主要是我们熟悉的远征军故事。日军在山下奉文的指挥下，借助泰国的支持于泰南的宋卡和北大年登陆，1941年12月8日开始进攻马来亚，1942年1月底就彻底占领了马来亚。英军无奈之下炸断新柔长堤，以为靠着新加坡小岛还能死守。2月15日，日军在新加坡西南的裕廊登陆，攻至武吉知马山，逼得驻新加坡的英军投降，结束战斗。当时英军主要就是印军，据说印度人在战斗中大量倒戈，直接影响了战争结果。
在马来亚作战的同时，日军又从泰国西部翻越山脉从缅甸东南的丹那沙林和土瓦进入缅甸。同时泰国的銮披汶也向英美宣战。缅甸英军又是那一招，炸断锡唐河大桥迅速撤退。1942年3月，日军已经占领仰光。中国远征军则于1942年2月由滇入缅，与日军在仁安羌等地激战几场。之后由于杜聿明与史迪威不合，指挥不力，开始溃退。又由于情报不力，被日军先行占领腊戍，截断退路，战局变得不可收拾。
杜聿明带着10万大军坚持要撤回中国，不肯去印度，不得不走上野人山。受伤的戴安澜得不到医治，死在了野人山。10万大军野人山遭遇恐怖的缅甸雨季，饿死病死不计其数，据说不下3万人。杜聿明虽然战败，但摸对了委员长的心思，情愿让士兵都死在野人山，也不能自作主张地把部队带往印度。事后杜聿明果然没有受到惩罚。诗人穆旦当时正在杜聿明军队里做翻译，曾经8天没有吃饭，野人山一行给他留下终身的心理阴影。
史迪威带着少数人烧掉卡车，焚毁辎重，翻越Naga Hill到了印度。值得一提的是，孙立人与杜聿明不合，按照史迪威的吩咐带着38师这一队人马撤回印度，保存了完整的实力。这也是日后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主力。而杜聿明在野人山里绝望的时候，有幸被美国飞机发现，投下电台，联系上委员长，终于得到命令可以带队撤往印度。随后杜聿明回国仍然受到重用。而北进的日军一直杀到腾冲，国军侥幸炸毁怒江大桥，依靠怒江天险暂时将日军拒之门外。
整个滇缅战役，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和英国人在唱主角，本土的缅甸人却似乎消失了，这一直让我困惑不已。尽力 总结的话，那么可以追溯到30年代末，巴莫，吴布，吴素等短短几任政府已经在寻求缅印分治。他们希望像甘地、尼赫鲁一样斗争，摆脱殖民统治。但同时，他们 也要脱离印度。或者这么说，当时根本就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印度。
在历史上，缅甸就有一定的反印倾向。印度反抗殖民的历史最悠久，早在1885年就成立了国大党。可以说没有一个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有印度那么仇恨殖民。但同时，英国占领缅甸以后，将缅甸按照印度一样的模式治理，使得大量的印度人移民缅甸，首都仰光的印度人比例超过了7%，往往都还处于领导地位。过去缅甸的主要民族问题是缅族与孟，若开，克伦，掸，克钦等民族之间的矛盾。而近代随着印度人和华人的依据，这些民族与印度人，华人的矛盾反而变得更为突出。缅甸民族主义运动，常常表现出的模式是“反印”，比如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缅甸掀起反印高潮，充满暴力，认为是印度商人商人与地主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在日本入侵期间，数十万缅甸印度人为了防止缅人报复，不得不逃回了印度。而巴莫，吴素等三十年代末期的缅甸总理在任期上就主动对日本示好，表达出联日抗英的姿态，所以几年后日本进入缅甸，一切显得顺理成章。日本占领缅甸期间，甚至促成了缅甸形式上的独立，由巴莫担任总理。
与此同时，缅甸还形成了强大的民间组织，即由佛教青年会转变成的“我缅人协会”（又叫德钦党），最初是在仰光大学成立的青年学生组织，著名的昂山以及后来的独裁者奈温都从该组织中涌现。“我缅人协会”与英国殖民者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如何摆脱殖民者，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寻求外来援助，协会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昂山最后决定投靠日本，寻求日本的支持。日本也通过“我缅人协会”建设起特务组织，为以后进入缅甸提供了重要帮助。昂山最后在东京通过“缅甸独立计划”，又组织“三十志士”在日本占领下的海南岛接受军事训练，日后都成为缅甸独立军的指挥官。战前缅甸最后一任总理吴素最后也决定放弃英国的庇佑，寻求日本支持。虽然昂山与吴素一个在民间，一个在官方，一直处于绝对的仇视地位。他们在民族独立问题上走到了一起。战后，也是吴素派人暗杀了昂山。
1941年底，缅甸独立军在曼谷成立，然后开始对缅作战。随着日军开始侵入缅甸，缅甸独立军顺水推舟，一起参与了作战。1942年3月，奈温率领缅甸独立军与其他日军一同进入仰光，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这是缅族人一方的故事。如果同时关注缅甸的少数民族，那么情况就更多元化。早在20年代，英国殖民者就把缅甸分为以缅人为主的“中部”与以掸人为主的“边疆”，甚至成立了一个掸族联邦的实体，既削弱了土司权力，又能将其与缅甸联邦分而治之。土司希望能进一步获得自治的权力，如同英国承认印度土邦一样。而缅甸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分裂缅甸的做法。以昂山为首的我缅人协会表示要带领缅甸本部和特别区的人民一同走向自由的道路。
中国与掸邦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远征军的两次战役都主要在掸邦的土地上进行。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入缅，93师吕国铨就驻扎在掸邦的景栋。他没有直接和日本交手，却等来了试图吞并掸邦的泰国军队。吕国铨不敌泰国的大象部队，回撤至中国境内。1943年2月，泰军试图进一步侵入中国国境，为吕国铨击退。此后不久，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开始反击，日军和泰军就再没有获得机会。战后仍有部分远征军留在了掸邦，为以后的“泰北孤军”以及金三角的兴起埋下伏笔。
掸邦与缅族主体的团结问题在战争期间没有解决，在战争之后也没有解决。掸邦始终是缅甸最不安定的部分，如何团结掸族而推进缅甸的政治改革，这是现在缅甸领导人仍觉得棘手的问题。
除了掸族以外，克伦族其实也是个问题。它主要分布在缅甸东部和南部，据说是中国羌族南迁的后裔，以长颈为标志，进入缅甸甚至还早于缅族。克伦族的凝聚力很强，很早就有自己的民族意识，领先于缅族。所以他们一直拥护英国人的统治，希望借助英国人的力量来建设一个独立的国家。19世纪初，就是克伦族引导英国人进入缅甸。缅人多对英国统治不满，对拥护英国人的克伦族自然也颇敌视。而日占时期，克伦人与缅人也有冲突。战后，克伦人更是因为对建邦方案不满而与缅人作战，至今仍未平息。
昂山带领日军进入缅甸后，虽然遭到缅人的欢迎，但也遭到很多掸人和克伦人的敌视。在日本占领期间，许多掸人和克伦人被屠杀。日本对于缅甸的总体计划与英国不同，他们已经答应将掸邦并入泰国（同时还有当年泰国答应划给英国的靠近马来的几个土邦，玻璃，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在背后支持泰国入侵掸邦。这些因素都慢慢导致缅人对日本不满，最终反戈一击。
掸族与克伦族都有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这也是与信仰小乘佛教缅人对抗的一种直接表现。撇开掸族和克伦族不论，还有一个群体潜在地影响着缅甸局势，就是缅甸的穆斯林。在英国占领缅甸后，大量东印度的穆斯林迁入缅甸，并于1909年成立了缅甸穆斯林协会。而二十世纪初缅甸民族主义的佛教本色非常明确，穆斯林团体此时就会寻求英国殖民者的保护，来对抗缅甸的民族主义。1937年的印缅分治并没有特别考虑缅甸穆斯林。此时印度本土的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争议方兴未艾，缅甸穆斯林尚未寻找到有力的斗争模式，一般都倡导与当地基于佛教的民族主义和平相处。但是一旦涉及婚姻习俗和许多经济问题，矛盾就不可避免。印度人以及华人在战前的缅甸经济中占据优势，压抑了过去一直占优的缅甸中产阶级。这种经济矛盾也进一步导致宗教矛盾。缅甸西部穆斯林社会与缅甸民族主义的冲突无论战前战后从未真正平息，直到最近仍时有摩擦。
要真正把握缅甸局势，还必须同时看他的邻居泰国。泰国在近两百年来一直长袖善舞，巧妙地周旋于英法之间，保持自身的独立性。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以农为本的泰国产生重大影响，随后民党政变，结束帝制。銮披汶在1938年上台之后，就推行“国家主义”或称“唯泰主义”，将暹罗改名为泰国，同时排华，大力消除华人在泰国的影响。对外，銮披汶又利用英，法力图泰国中立而隔断日本的心理，趁机勒索。随着战争升级，銮披汶眼看法国为德国所败，而日本扩张之势不可阻挡，就及时弃法投日，并为日本让路，使其顺利攻占马来亚，新加坡，并且借道入缅。1942年1月，泰国正式向英美宣战。日本也回报将掸邦和马来亚北部的土邦还给泰国。
与缅甸连接的孟加拉地区有大量的穆斯林居民，在城市如加尔各答，他们的比例可能只有1/4，但是在农村地区，他们所占的比重往往要超过一半。在1943年的大饥荒中，饿死的农民恐怕并不对等，其中一多半都是穆斯林。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本来就比印度人更穷，也更缺少教育。当时孟加拉的领导人是Fazlul Huq，他一手创办了穆斯林联盟，资格比真纳还要老。可是他和甘地一样只是个搞政治的好手，经济上则非常极端。他对印度人从不信任，而当时的粮食交易与货币贷款的权力却都由印度人掌握。由于粮食紧缺，所有稍有粮食的人家都想尽办法囤积，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市场上的流通，抬高了粮价。虽然事后证明不存在大规模的囤积，只有小规模的囤积，但囤积后的粮食分配显然与宗教联系在一起。那些最为贫困的穆斯林人群根本无法得到粮食，如果无处逃荒就只能活活饿死。
所以这场大饥荒确实受到”政治“的影响。第一是区域内粮食运输不力，第二是区域内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第三是印度国内国大党对这个地区的漠视，第四是丘吉尔对印度饥荒的漠视。这就是大饥荒背后不可忽视的政治张力。森当然研究了战争对大饥荒的影响，但恐怕仍低估了这个影响。孟加拉饿死的上百万印度人，也应算是印度为二战作出的巨大牺牲。值得一提的倒是印度GCD在孟加拉救灾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们在民间很活跃，积极推进粮食救济，也并不计较印度人与穆斯林的区分。他们的基本立场与国大党相反，也许这反而给予他们动力来促进救灾运动。我们现在对于这场灾难的很多资料都是由印度GCD的媒介保留下来。灾难过去，印度GCD也被宣布在孟加拉地区合法。事实上，这一带后来就成为印度GCD的重要根据地，长期执政，直到本世纪。虽然印度GCD在民族分治上没有把握准印度人民的心态，导致政治上的彻底失败，但在孟加拉的救灾行动给它保留了一线生机。一直到1962年中印开战之前，孟加拉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对左翼的GCZY运动充满了好感。同时，印度GCD的运动也在这片地区逐步渗透进民间。
回顾历史，印度近代一次又一次大饥荒与英国殖民者的行动存在潜在的联系。《剑桥印度史》的许多作者都坚持这一观点。饥荒并不完全与粮食产出有关，导致饥荒的关键往往是局部市场的破坏。比如东部的比哈与西部的喀拉拉，都是著名的粮食产地，但在近代都发生过非常严重的饥荒。殖民者一方面是很难获得地区的饥荒信息，一方面也很难对救灾作出什么部署。饥荒是长期的事，往往持续好几年，不是突击行动就能解决的。后来森为代表的实证研究也在不断证实这一点，殖民者在印度开辟的铁路，看似强化了粮食运输，但只对少数大城市有意义。如果注视广袤的农村，那么铁路很可能反而加剧了局域性的饥荒。
现在的印度东北地区，阿萨姆及以东，包括锡金，不丹，都是交通极为困难的山地，民风彪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麦克法兰从小就出生在阿萨姆，他就一直在追问，为什么19世纪英国殖民者会把版图扩张到这里？冒着热病的危险，赶着象群，在阿萨姆开辟如此广阔的茶园，到底为了英国人的饮茶癖好，还是为以茶叶浸入西藏做准备，抑或还有其他的目的？从历史来看，阿萨姆就没有被征服过。13世纪的时候，可能是掸人通过胡康河谷，为阿萨姆带来水稻种植和丝织技术。这里拥有丛林，沼泽和热病，即使连所向无敌的蒙古人都克服不了。除了盐以外，这些山地和丛林里的人不需要任何外界物资。现在缅甸掸邦的军队也一样。
英国人在19世纪上半叶勘探阿萨姆的地形，把这里主流的那伽人赶往更深邃的丛林，也为今天印度东部这几个邦，尤其是阿萨姆邦，划出了边界。后来的故事与茶叶有关。英国人在阿萨姆找到一些原始的茶树，又从中国和东南亚搞来一批茶树。从此，红茶就在阿萨姆和印度东北大片地区发展起来。到19世纪末，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已经远超中国。印度主要阿萨姆这片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茶叶产地，甚至开始进入西藏，挤占过去川茶所占的市场份额。
中国人主要也是在这个语境下开始移民印度，主要是广东以及早期移居东南亚（如槟城的潮州人）的中国人，开始进入阿萨姆或大吉岭的茶园做苦力，也有一些人进入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做一些皮革生意。在这期间，茶园或者矿产发现地逐渐演变成为城市。比如现在梅加拉亚的首府石龙，就是在这期间逐渐发展起来。后来1962年中印开战，阿萨姆这片地区又再一次成为战场，大批生长在这里的无辜华人，华侨被拘押在印度西部拉吉斯坦的集中营。几年后虽然陆续释放，但家园已不存在，一般华人都选择回国或移民国外，使得印度华人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片地方的交通实在困难。不管山区还是丛林，都是一般人难以克服的障碍。英国殖民者早期用象群来运输茶叶，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最优的办法。阿萨姆公司也曾买过一艘蒸汽船，希望它能在雅鲁藏布江中运输茶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猜想。
同时，阿萨姆地区以采茶为主的苦力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据说茶叶的普及，使得全世界都开始喝热水，从而降低了很多传染病的发病率。但对于阿萨姆地区的采茶人并不如此。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都极恶劣，为了使得印度茶与中国茶相比更有竞争力，他们一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每分钟要采50个以上的茶菁。但这种对于苦力严酷的监管受到英国人的赞扬，也在加尔各答这些大城市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可以想象，甘地主义在这片以苦力为主要群体的地区受到了欢迎。一面是英国殖民者的拥护者，一面是甘地主义的拥护者，印度的政治斗争在阿萨姆这片地区有着生动的反映。甘地很想唤起阿萨姆当地知识分子的觉醒，可惜虽与孟加拉相隔不远，但两地的文化思想水平相距甚远，本质上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在1942年，缅甸战场开战后，英国很早就做好将缅甸英军撤回印度次大陆的打算。可是从边境曼尼普到阿萨姆的这段路并不那么好走，甚至常常没什么路，即使人能走，携带的武器装备也没法走。就在仰光沦陷后，阿萨姆的很多茶园主人都带着茶园工人来曼尼普修公路和做后勤。很短时间内，这段公路汇聚了3万名茶园工人，很快修好了公路。他们不仅迎接了撤退回来的英军，还接收了大量从仰光等大城市逃难来的印度人。他们本在缅甸位居社会高层，缅人对此不满。现在缅人有日本人撑腰，在缅印度人都怕算这笔账。
1942年5月7日，曼尼普公路正式修好。英军立即下令关闭公路，不再接受后续从缅甸逃来的印度难民。大约有4.5万名难民不得不往北走，经过艰难的胡康河谷才转回印度，与孙立人带领远征军撤入印度的路线一致。后来一份文件证明，在英军征用印度茶园工人筑路期间，因筑路而死的印度工人有7000余。但在英国看来，已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日军开始逼近曼尼普边境的时候，阿萨姆茶园工人已经成为英国人固定招募的工人来为战争做建设，指标是每100亩茶园出10个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战争期间，茶园的采摘并没有停顿。即使在极端艰苦的1942年也有21万吨。英国人离不开茶，同时因为世界战争，全球茶叶价格疯涨，这也是英国赚钱的好机会。所以不管战争，还是临近孟加拉地区的大饥荒，英国人都没有怠慢过阿萨姆茶园，使其保持较高产量。这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
缅甸西部战场上相对平静的一年，孟加拉地区则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印度媒体对这类新闻的传递向来迟钝，英国更是很不相信印度传来的汇报，所以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在当时被严重地低估了。事实上缅甸东部也不平静，那里有无数的战俘和民夫忍受着疟疾和艰苦条件在施工铁路，也是一批一批地倒下，无声无息。
不妨把时钟就调到1943年末。日本忙于制定大东亚的发展计划，同时也在缅甸和泰国之间修建著名的泰缅铁路。日本在战略上的考虑是，随着太平洋战争推进，马六甲海峡不再安全，如果有一条铁路能直接将物资从泰国运至缅甸，将极大提高作战效率。这条铁路在泰缅两地同时开工，汇聚了1万多名日军，超过6万的盟军俘虏，还有更多的缅甸人，马来人和印尼人。他们用马来亚和爪哇拆下来的铁路铺设，在短短17个月后就实现了通车。但修路的战俘及民夫以极高比例病死在这条铁路上，这条铁路又被称为死亡铁路，深深地打击了缅泰两国人民的士气。该铁路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毁，泰国一边的铁路后来得以重建，而缅甸这边的铁路再也没有重建过。
而此时寄居印度兰姆珈军营的孙立人和驻印中国军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想要打回中国。黄仁宇也是这个阶段飞到印度，参与了第二次滇缅战役。当年的雨季快结束的时候，在得到史迪威后勤支持和美式装备武装的情况下，中国驻印军兵出胡康河谷，开始缅北反击战，先收复密支那，然后进军八莫。中国国内则在1944年5月，由卫立煌指挥中国远征军发起艰苦的松山战役，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突破怒江，然后龙陵，芒市，一直到1945年1月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会师。
西方教科书会更多地讨论此时在缅甸南部进行的所谓英帕尔战役，又叫成吉思汗行动。1944年3月至7月，驻缅日军的10万精锐，在牟田口廉也的遥控下，强渡钦敦江，扑向印度的阿萨姆与曼尼普地区。牟田口廉也主张用牲畜来运 输物资，必要时也可以宰杀牲畜最为军粮，故此役代号为”成吉思汗“。但他没有意识到，日军并不擅长赶牛牧羊，而且牲畜行动缓慢，远不能达到日军所要求的效率。所以由于日军后勤不力，再加上这一带艰苦的丛林环境，更逢著名的缅甸雨季，使得日军在英帕尔地区伤亡惨重，主要是饿死与病死。斯利姆和斯康森以退为进，坚守英帕尔，依靠缅甸雨季活活拖垮了精锐日军。最终，极少会撤退的师长31师团佐藤幸德眼看队伍死伤大半，违抗牟田口廉也的命令强行撤退。英印军队乘机追击， 日军溃不成军。英帕尔战役被认为日本陆军最大的惨败，10万大军死伤过半，主力陷在钦敦江，自然也削弱了缅北日军的实力，使得国军打出漂亮的反击战。
英国军队穷追不舍，最终在1945年的6月彻底解放了缅甸。而在英帕尔战役里，还出现了另一支让我很困惑的军队，就是由印度著名领袖鲍斯所率领的印度国民军。
据说现在印度人民最为推崇的领袖，也是国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位领袖，分别是甘地，尼赫鲁和鲍斯。这三人的画像都被供奉，地位非一般人可比。甘地与尼赫鲁都 不难理解，惟独鲍斯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尼赫鲁作为国大党的领袖，在二战中基本支持英国，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无疑属于同盟国一方。而鲍斯支持德国和日本，并率领印度国民军与日军一同参战，自然站在法西斯轴心国一方。印度人民最终怎能将这两人同时封圣？
后来我对比南宋末年，河北山东等地汉人支持蒙古消灭金国的例子，才慢慢能体会印度人的心理。已是亡国之奴，便不在乎再亡一遍，南宋灭金也好，蒙古灭金也好，都是直接推翻殖民者。印度情况也一样，在那些印度人心目中，民族独立一定比什么世界大战重要得多。我们这百多年来没有真正被殖民，感受不到他们的殖民之痛。虽然尼赫鲁在帮英国，鲍斯在帮日本，两 人的军队结结实实在地在缅甸碰撞到一起，但两人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印度独立，摆脱英国殖民者的长期统治。从民族独立来看，这两人确实都是印度人心目中的伟人。
而印度一直与日本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从未交恶。从文化来看，泰戈尔受日本影响最深，多次请日本人来现在西孟加拉邦的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交流文化。印度独立运动早期领导人布斯一直受到日本支持，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里曾重笔描写。伯林回忆他与尼赫鲁见面的情景，尼赫鲁表示印度人并 不排斥日本甚至苏联的统治，惟独只恨英国人。在二战后，印度很快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日本也示好地将安达曼岛还给印度，而非英国。这个岛是人类学研究圣地，后来变成英国人设置的监狱。
回到历史来看，鲍斯也是国大党出身，甚至在30年代末当选为国大党主席。鲍斯 的政治立场比较激进，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实现独立，这一点正与国大党精神领袖甘地的主张相反。甘地的目的也许比鲍斯更激进，但他反对一切激进手段。所以甘地不断排挤鲍斯，迫使他最终放弃国大党主席的职位。离开以后，鲍斯继续多次发表演讲号召抗英。当时正逢英国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败退，所以决心高压打压印度国内的反抗甚至反战声音。鲍斯很快被逮捕。
监狱里的鲍斯模仿甘地进行绝食，很快被释放。英国人对付这招最为无奈。鲍斯乔装改扮，从印度西北逃到阿富汗，辗转来到德国，很快组织起总共3个营2000人的军队，可见其威望。然而德国人对印度也别有想法，并不想给他直接的支持。
这 时候，鲍斯得知在日本那边有机会。山下奉文仅用了3万人就在新加坡俘获12万英军，其中相当大的比例都是印度人。投降之后，印度人竟与日本人一同庆贺。日本也摆明了利用马来人和印度人并打压华人，山下奉文甚至放言要屠尽华人，至少要他们缴纳五千万元的“奉纳金”。日本人迅速把俘获的印度军人整编为“印度国民军”，不下五万人，希望由在印度颇有声望的鲍斯来指挥。鲍斯搭乘德国船绕过好望角，千辛万苦来到新加坡，开始指挥这支残兵。他鼓动印度士兵“向德里的红堡进军”。东南亚有大量的印侨，鲍斯受到他们的支持，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并指挥印度国民军投入缅甸战场。在印度尚未独立之前，来自不同土邦的印侨的认同是什么，为何希望印度独立而支持鲍斯？这些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清楚。
鲍斯的印度国民军当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抗击日军时无比脆弱，不堪一击。回到缅甸与印度的自己人交手时，倒是士气高涨。他们抱着“解放印度”的心态来打仗，而对面的尼赫鲁等影响下的印度军队时，也清楚甘地、尼赫鲁所说的“退出印度决议”的意思，打败日军后，自然会逼迫英国人自动离开印度，结束殖民统治。所以双方打的都是“民族独立战争”，以不同的路径来独立，反而压倒了轴心国与同盟国冲突的实质。不管未来的印度是要加入大东亚共荣圈，还是要靠拢社会主义左翼，都只是排在民族独立之后才要考虑的选项。
印度国民军在英帕尔战役中确实打回了印度，打到了曼尼普的英帕尔。但人都是一样的，还是对抗不过缅甸的雨季。战争中，日军的伤亡率达到了半数，印度国民军也与之相仿。鲍斯的第一师6000人中只有2600人生还。随着英印联军的不断推进，印度国民军在1945年5月被困于仰光，全军覆没。鲍斯与个别高级军官搭上最后一架飞机逃亡西贡，又返回新加坡。可是日本 在原子弹爆炸后迅速投降，鲍斯已无路可退。8月18日，鲍斯在台湾转机飞往日本时，飞机失事身亡。
就在日军在缅甸走向失败的同时，以昂山为领袖的缅甸独立军又活跃起来。他们多方协调，已经做好反日的准备，与过去“我缅人协会”分裂的左翼，以及缅甸GCD都重新达成共识。1945年3月27 日，缅甸独立军在仰光起义，一定程度上起到牵制日军撤退的作用。日军撤走，英国人回来，缅甸重新陷入与英国人对立的民族斗争中。而昂山等人的联盟与缅甸GCD之间的冲突成为缅甸独立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战争中一直被各方利用的佛教成为用于对抗左翼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事实上，缅甸早在上世纪初就开始利用佛教来作为反殖政治斗争的武器。1906年，缅甸青年佛学会（YMBA）成立，这是最早正式对抗英国殖民者的政治组织，它在形式上明显地模仿了基督教青年会。佛寺是缅甸的重要基础，传统教育都在佛寺里完成，而政治斗争也以此为基础。该组织在2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激进，其中的温和分子脱离出来组建了缅甸人民党，后来又变成了我缅人协会。
即便如此，昂山在思想背景里仍有鲜明的佛教色彩。在战后，他一直处于居中的位置，既不偏向左翼的GCD，也不偏向极右的民族主义者，主张自己的思想底色就是佛教，中道而行。1947年昂山被暗杀，动手的是右翼的吴素，看来与印度右翼民族主义者高德西暗杀甘地有一定相似。这次暗杀对缅甸日后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把昂山置于神坛之上，使得她女儿日后左右政局成为可能，一方面缅甸再也没有一个昂山那样有威望的领导可以摆平各少数民族的冲突。
与此同时，缅甸和东南亚被日军占领这几年，英国人也已经在马来半岛上埋下日后马G运动的根苗。就像他们在印度匆匆批准GCD的合法地位一样，他们也在积极鼓励马G开展地下运动，骚扰当地日军。他们承认了“华侨动员委员会”，这实际就是一个GCD组织。日后的马G总书记陈平就在这期间因作战突出而两次获得英国的勋章。马G模仿中G的游击队战略，在马来华人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英国人重返马来后，在1948年颁布“特别紧急命令”，宣布马G为非法组织，这使得马G与当地人的关系激化。此后的十余年，马来半岛一直并行反G和民族独立运动，余波持续了数十年。英国人对马来印度人与华人的态度终究不同，与日本人有差别但也相通，毕竟印度是英国的长期殖民地，英国人知根知底，而中国从来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战役，几乎都发生在印度本土以外展开。最多只是在英帕尔战争中涉及到英帕尔，柯希马这样个别的边缘城市，印度本土几乎没有受到打击。据说日军只是象征性地空袭过两次加尔各答，就把印度人吓得不轻。与此相较，中国的昆明和重庆都在空袭中受到重大打击。而缅甸更是损失惨重，处处焦土。后来缅甸重建的历程，也比印度要坎坷得多。
印度人的土地没有被法西斯蹂躏。自己在海外的支持英国的军队，在东南亚被日军一下子俘获，似乎也没有对广大印度人造成什么打击。从内心来看，也许反而认为这是对自己头顶的英国殖民者的打击吧。由于日军封锁缅甸和孟加拉的海运，使得印度粮价大涨，孟加拉饿死数百万人，这也没有引起印度人太多关心。充其量，这是英国殖民者政策失误，不顾百姓死活的又一证据而已。
与此同时，印度的经济也受到了冲击。上世纪30年代的国际经济萧条和银本位的崩溃最终也 蔓延到印度，印度的通货膨胀变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民关心的重点仍非经济，而是政治。甘地对经济问题从来不感兴趣，甚至把供给-需求法则称为魔鬼法则，号称自己从没有读过任何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但他显然从一次又一次的绝食中学会了怎么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工具，用以向英国人施压。
在二战全面爆发后，他更是找到了英国的致命弱点，提出“退出印度决议”，希望能够浑水摸鱼，借助世界大战的力量把殖民者最终赶出去。以至于英国人对此极为恼火，甚至有人提出在战争期间“把甘地送往乌干达”的建议。当时纳拉扬提出激进的独立斗争，左翼GCD更是主张直接的革命。甘地全都反对，坚持要“非暴力不合作”，但他对丘吉尔的刺激可能比其他民族主义者要大得多。
1942年初，派出远征军之前，委员长就曾经去印度见过尼赫鲁与甘地。委员长那次还跑了印度许多地方，发表多次讲话。宋美龄说要跟甘地学摇纺车，甘地说要认宋美龄作干女儿。但委员长离开印度，最终希望甘地和尼赫鲁帮助中国共抗日军时，他们还是拿出拿手的说辞，“我们痛恨法西斯，但我们不能帮助与法西斯本质一样的傲慢帝国主义者。印度如同被绑住了手脚。只要英国人离开印度，我们就能解决好包括民族冲突在内的一切问题，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
英国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心态颇值玩味。据黄仁宇分析，在滇缅前线作战的英美将领都有一种”戈登情结“，希望复制大半个世纪前戈登帮助中国军队剿灭太平天国的伟业，以史迪威最为强烈。而后方的领导人则一直在玩政治，扮演另一种角色。委员长在出征前一直告诫远征军，我们的真正靠山是美国，而非英国，千万不可搞错。而从滇缅战争一开始，英国指挥官亚历山大就拿出撤退的计划，只想着退回印度，从未想到与日军正面硬拼。中国远征军与英美的矛盾由此开始。英国人在战役后期终于学会了一点灵活性，如宣布印G合法，资助马来亚的游击队骚扰日军等等。战后的1946年，英国还在马来亚拿出一个”马来亚联邦“，帮助华人获得平等权利。但在马来人的强烈抗议下，最后还是偏袒更弱的马来人，放弃了这个计划。这场大战，英国人最终失去了很多，中国人也失去了不少。
而印度史学家似乎都不太关注战争结束前几年。印度历史的热点无疑是战后关于分治方案的政治斗争，以1947年的最终分治为高潮。前面的几年，在其他国家都是浴血战斗，对印度而已则只是为了民族独立作准备而已。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争执已经白热化。印度GCD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一直处于非法的地位。可是突然一天，苏德开战，印度GCD支持苏联的战斗。英国人意识到这点，赶紧宣布GCD合法，并且释放监狱里的大批GCD，希望他们支持英国战斗，不要像甘地那样拖英国的后腿。印度GCD在战时确实做到这一点，可是他们最终因为战后支持穆斯林联盟的分裂主张而名誉 扫地，彻底丧失政治博弈的机会。他们沉痛地总结教训，因为没有把左翼政治运动与民族独立紧密联系起来。在印度，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赶走英国殖民者而实现独立，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接受，包括最终的分治。这种与许多国家都不同的政治思维，导致大量看似怪异的行为决策。
抛开这些繁琐的战争和政治性的叙述，我更有兴趣的战争缝隙间的细节。比如孙立人在到达印度后，差一点被缴械。印度人要求中国远征军缴械后以难民身份入印。好在孙立人巧遇在仁安羌战役中 解救过的英国人，在他斡旋下得以率领部队入印。后来，他们被安置在比哈邦的兰姆珈来军训。兰姆珈是英国人修建的集中营，非常偏僻。可是中国军队一来，带动了经济，附近难民大量涌入兰姆珈，甚至出现了妓女等服务行业。与此同时，孟加拉正在遭受大饥荒，粮价飞涨，兰姆珈的联军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至少每天有白饭和腌牛肉。美国士兵比英国士兵的收入更高，还有钱去加尔各答或者大吉岭度假。后来，委员长又亲自飞到兰姆珈视察，与蒙巴顿和史迪威见面，探讨发动第二次滇缅战役。随着中国驻印军离开兰姆珈，军营逐渐废弃，这段历史也渐渐被遗忘，很少有人重访兰姆珈。比哈这个佛陀故里，在印度逐渐成为贫困和黑邦横行的代名词。
中国军队驻扎兰姆珈，这恐怕是亲华的尼赫鲁在1962年之前能与中国人最亲密接触的一次机会。20年后印度要与中国在不远的地方展开血战。蒙巴顿在战后返回印度担任最后一任总督，提出“蒙巴顿方案”最终实现了印巴的独立和分治。1979年，蒙巴顿又被寻求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军炸船而亡。不听调遣但立下大功的孙立人将军果然被委员长猜忌，1955年以构陷的兵变案而被 长期拘禁，郁郁而终。惨败的牟田口廉也倒是逃脱军事法庭的制裁，仍时时以打响卢沟桥第一炮而自矜，据说晚年还在东京开了一家“成吉思汗餐馆”，继续做他的成吉思汗美梦。銮披汶虽是战犯，但美国希望利用他的反G立场，并为对其追究。两年以后，銮披汶重返泰国政坛，又风光了好多年。孟加拉地区的大饥荒则成为了孟加拉人的心病，以后仍时不时有饥荒，无数难民陷于生存线边缘，1974年的大洪水几乎要重演1943年的灾难。而各方势力离场后的缅甸更是陷入被动，政局动荡，民族分裂，至今战火不熄。而古战场钦敦江一带，据说仍然没什么基础设施，交通十分困难。到了雨季，仍仿佛是人间地狱。
曾听好几个印度学者提起过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阿马蒂亚.森认为，目睹那次大饥荒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读书轨迹和人生。阿希斯.南迪也曾描述过他所目睹的恐怖。我当时暗想，大约是这些孟加拉人没有亲眼目睹1947年印巴分治时惨状的缘故吧（虽然南迪有很多研究那段历史的论文）。印度是个悲剧不断的国家，大家对杀戮和死亡的承受能力很强。能让这些孟加拉老头至今念念不忘，想来那次大饥荒确实悲惨。
印巴分治后的大屠杀主要发生在旁遮普，几乎不可收拾。而同样被割裂的东巴基斯坦，在圣雄甘地的四处斡旋下，竟然没有发生大屠杀。当时的印度总督蒙巴顿都对此也觉得不可思议，特地向已经走近生命终点的甘地表示感谢。不久以后，甘地就在德里被暗杀。印巴分治带来的难民潮彻底改变了八朝古都德里城的面貌。而真正未来影响世界的印度学者，因为几乎都是孟加拉人，那时恐怕都在加尔各答。
令人意外的是，很多印度史书都不太谈论孟加拉的大饥荒。根据现在学者的统计，这次大饥荒的死亡 人数在200万到400万之间。我看到的教科书最喜欢讨论三场大饥荒。第一场是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由于马铃薯疫病导致的大饥荒，死亡与移民人数 在百万以上，直至今天，爱尔兰的人口都没有恢复到大饥荒前的水平。第三场大饥荒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是一个公开秘密，这里没法多谈。中间这场灾难自然就是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
在自由迁徙的背景下，大饥荒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比如美国及澳大利亚的爱尔兰裔人口在那段时间猛增，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西部开发都有深远影响。而在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也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加尔各答，孟加拉沿海地区大面积的死亡。也许因为印度人本来就多，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大饥荒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完全用粮食的总供给不足来解释。但是沿海渔民的死亡率极大地高于内地农民，表明战争所导致的封闭，再加上内地为了战争而重点保障主要城市居民所采取的粮食管制，再加上印度和英国之间效率低下的信息传递和政策上缺乏对饥荒的预警，最终导致粮价的疯涨乃至粮食市场的崩溃。
考察30年代初期全球经济危机对东南亚经济结构的影响，对于研究孟加拉大萧条的成因非常重要。比如在缅甸和柬埔寨（交趾支那），由于粮价大跌，大量农民不得不转让土地而变成佃农，这样就陷入贫困之中。在大饥荒时期，是否拥有土地往往是生存的关键。孟加拉地区的模式与缅甸类似，人口密度较高，拥有长期的农业传统，以种植粮食为主，故而租佃关系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
孟加拉本是可以种三季稻的好地方，但在那段时间里，孟加拉人没有粮食，后来不顾后勤勉强打到这里的日军打到曼尼普附近也没有获得粮食，同样饿死，这应该是当时孟加拉大饥荒的真实景象。饿死上百万人的大饥荒，必定有深层的社会结构的原因，而且因为资料分散，时间漫长，很少能有准确的微观调查。饿死就饿死，不再会说话，差不多人都饿死的时候也就是骚乱平息的时候了。1974年，孟加拉国业已独立，仍然因为水灾和缺少援助而遭受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也在百万以上。那次的大饥荒刺激到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从而创设了主营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时至今日，饥荒仍是独立后的孟加拉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阿马蒂亚.森对于饥荒的经典研究，使得我们把注意力从单纯的粮食供给转移到粮食分配和民主制度。森还推断说，民主政府不太可能发生大饥荒，只要粮食能相对自由地再分配，就不那么容易饿死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Besley后来的研究修正和拓展了森的看法，他的实证表明，信息传递（如报纸发行和现在的电子信息传递）在避免大饥荒的政策中起到关键作用。历史上的那几次大饥荒，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充分地报道灾情，严重滞后于灾情的蔓延，从而也影响了救灾的效果。这当然也与森一直强调的民主制度有关。
回到1942-1944，那正是太平洋战场的关键阶段，隆美尔还在北非，杜立德已经轰炸了东京。印度关于孟加拉地区大饥荒的信息传播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在印度那是民族独立的关键时刻，甘地与尼赫鲁都忙着与英国殖民者展开独立斗争，边境的战争情形都变得次要，更不用说孟加拉的饥荒。每次我阅读这段时间的资料，都会觉得非常头疼，各种线索一同涌现出来。从中国的角度看，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被压缩在重庆，眼看日军轻取马来亚和新加坡，直逼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就切断了中国的一切后路，所以委员长不得不与美国人史迪威合作，派出杜聿明指挥的远征军。
看到有人说，要讨论中国远征军与滇缅战场，最重要的人物有史迪威，杜聿明，孙立人和戴安澜。这固然不错，但是既然有了史迪威，总还要加上他背后的蒙巴顿，他对立面的牟田口廉也，还有印度国民军的鲍斯，以及缅甸国民军的昂山和泰国的銮披汶。视野更广一点，还能看到丘吉尔，罗斯福与委员长，甘地，尼赫鲁等人的角力。缅甸土地上汇聚了日，中，美，英，印，缅等多方势力，故事可以变得极端复杂。
1942-1944的缅北，主要是我们熟悉的远征军故事。日军在山下奉文的指挥下，借助泰国的支持于泰南的宋卡和北大年登陆，1941年12月8日开始进攻马来亚，1942年1月底就彻底占领了马来亚。英军无奈之下炸断新柔长堤，以为靠着新加坡小岛还能死守。2月15日，日军在新加坡西南的裕廊登陆，攻至武吉知马山，逼得驻新加坡的英军投降，结束战斗。当时英军主要就是印军，据说印度人在战斗中大量倒戈，直接影响了战争结果。
在马来亚作战的同时，日军又从泰国西部翻越山脉从缅甸东南的丹那沙林和土瓦进入缅甸。同时泰国的銮披汶也向英美宣战。缅甸英军又是那一招，炸断锡唐河大桥迅速撤退。1942年3月，日军已经占领仰光。中国远征军则于1942年2月由滇入缅，与日军在仁安羌等地激战几场。之后由于杜聿明与史迪威不合，指挥不力，开始溃退。又由于情报不力，被日军先行占领腊戍，截断退路，战局变得不可收拾。
杜聿明带着10万大军坚持要撤回中国，不肯去印度，不得不走上野人山。受伤的戴安澜得不到医治，死在了野人山。10万大军野人山遭遇恐怖的缅甸雨季，饿死病死不计其数，据说不下3万人。杜聿明虽然战败，但摸对了委员长的心思，情愿让士兵都死在野人山，也不能自作主张地把部队带往印度。事后杜聿明果然没有受到惩罚。诗人穆旦当时正在杜聿明军队里做翻译，曾经8天没有吃饭，野人山一行给他留下终身的心理阴影。
史迪威带着少数人烧掉卡车，焚毁辎重，翻越Naga Hill到了印度。值得一提的是，孙立人与杜聿明不合，按照史迪威的吩咐带着38师这一队人马撤回印度，保存了完整的实力。这也是日后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主力。而杜聿明在野人山里绝望的时候，有幸被美国飞机发现，投下电台，联系上委员长，终于得到命令可以带队撤往印度。随后杜聿明回国仍然受到重用。而北进的日军一直杀到腾冲，国军侥幸炸毁怒江大桥，依靠怒江天险暂时将日军拒之门外。
整个滇缅战役，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和英国人在唱主角，本土的缅甸人却似乎消失了，这一直让我困惑不已。尽力 总结的话，那么可以追溯到30年代末，巴莫，吴布，吴素等短短几任政府已经在寻求缅印分治。他们希望像甘地、尼赫鲁一样斗争，摆脱殖民统治。但同时，他们 也要脱离印度。或者这么说，当时根本就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印度。
在历史上，缅甸就有一定的反印倾向。印度反抗殖民的历史最悠久，早在1885年就成立了国大党。可以说没有一个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有印度那么仇恨殖民。但同时，英国占领缅甸以后，将缅甸按照印度一样的模式治理，使得大量的印度人移民缅甸，首都仰光的印度人比例超过了7%，往往都还处于领导地位。过去缅甸的主要民族问题是缅族与孟，若开，克伦，掸，克钦等民族之间的矛盾。而近代随着印度人和华人的依据，这些民族与印度人，华人的矛盾反而变得更为突出。缅甸民族主义运动，常常表现出的模式是“反印”，比如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缅甸掀起反印高潮，充满暴力，认为是印度商人商人与地主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在日本入侵期间，数十万缅甸印度人为了防止缅人报复，不得不逃回了印度。而巴莫，吴素等三十年代末期的缅甸总理在任期上就主动对日本示好，表达出联日抗英的姿态，所以几年后日本进入缅甸，一切显得顺理成章。日本占领缅甸期间，甚至促成了缅甸形式上的独立，由巴莫担任总理。
与此同时，缅甸还形成了强大的民间组织，即由佛教青年会转变成的“我缅人协会”（又叫德钦党），最初是在仰光大学成立的青年学生组织，著名的昂山以及后来的独裁者奈温都从该组织中涌现。“我缅人协会”与英国殖民者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如何摆脱殖民者，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寻求外来援助，协会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昂山最后决定投靠日本，寻求日本的支持。日本也通过“我缅人协会”建设起特务组织，为以后进入缅甸提供了重要帮助。昂山最后在东京通过“缅甸独立计划”，又组织“三十志士”在日本占领下的海南岛接受军事训练，日后都成为缅甸独立军的指挥官。战前缅甸最后一任总理吴素最后也决定放弃英国的庇佑，寻求日本支持。虽然昂山与吴素一个在民间，一个在官方，一直处于绝对的仇视地位。他们在民族独立问题上走到了一起。战后，也是吴素派人暗杀了昂山。
1941年底，缅甸独立军在曼谷成立，然后开始对缅作战。随着日军开始侵入缅甸，缅甸独立军顺水推舟，一起参与了作战。1942年3月，奈温率领缅甸独立军与其他日军一同进入仰光，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这是缅族人一方的故事。如果同时关注缅甸的少数民族，那么情况就更多元化。早在20年代，英国殖民者就把缅甸分为以缅人为主的“中部”与以掸人为主的“边疆”，甚至成立了一个掸族联邦的实体，既削弱了土司权力，又能将其与缅甸联邦分而治之。土司希望能进一步获得自治的权力，如同英国承认印度土邦一样。而缅甸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分裂缅甸的做法。以昂山为首的我缅人协会表示要带领缅甸本部和特别区的人民一同走向自由的道路。
中国与掸邦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远征军的两次战役都主要在掸邦的土地上进行。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入缅，93师吕国铨就驻扎在掸邦的景栋。他没有直接和日本交手，却等来了试图吞并掸邦的泰国军队。吕国铨不敌泰国的大象部队，回撤至中国境内。1943年2月，泰军试图进一步侵入中国国境，为吕国铨击退。此后不久，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开始反击，日军和泰军就再没有获得机会。战后仍有部分远征军留在了掸邦，为以后的“泰北孤军”以及金三角的兴起埋下伏笔。
掸邦与缅族主体的团结问题在战争期间没有解决，在战争之后也没有解决。掸邦始终是缅甸最不安定的部分，如何团结掸族而推进缅甸的政治改革，这是现在缅甸领导人仍觉得棘手的问题。
除了掸族以外，克伦族其实也是个问题。它主要分布在缅甸东部和南部，据说是中国羌族南迁的后裔，以长颈为标志，进入缅甸甚至还早于缅族。克伦族的凝聚力很强，很早就有自己的民族意识，领先于缅族。所以他们一直拥护英国人的统治，希望借助英国人的力量来建设一个独立的国家。19世纪初，就是克伦族引导英国人进入缅甸。缅人多对英国统治不满，对拥护英国人的克伦族自然也颇敌视。而日占时期，克伦人与缅人也有冲突。战后，克伦人更是因为对建邦方案不满而与缅人作战，至今仍未平息。
昂山带领日军进入缅甸后，虽然遭到缅人的欢迎，但也遭到很多掸人和克伦人的敌视。在日本占领期间，许多掸人和克伦人被屠杀。日本对于缅甸的总体计划与英国不同，他们已经答应将掸邦并入泰国（同时还有当年泰国答应划给英国的靠近马来的几个土邦，玻璃，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在背后支持泰国入侵掸邦。这些因素都慢慢导致缅人对日本不满，最终反戈一击。
掸族与克伦族都有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这也是与信仰小乘佛教缅人对抗的一种直接表现。撇开掸族和克伦族不论，还有一个群体潜在地影响着缅甸局势，就是缅甸的穆斯林。在英国占领缅甸后，大量东印度的穆斯林迁入缅甸，并于1909年成立了缅甸穆斯林协会。而二十世纪初缅甸民族主义的佛教本色非常明确，穆斯林团体此时就会寻求英国殖民者的保护，来对抗缅甸的民族主义。1937年的印缅分治并没有特别考虑缅甸穆斯林。此时印度本土的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争议方兴未艾，缅甸穆斯林尚未寻找到有力的斗争模式，一般都倡导与当地基于佛教的民族主义和平相处。但是一旦涉及婚姻习俗和许多经济问题，矛盾就不可避免。印度人以及华人在战前的缅甸经济中占据优势，压抑了过去一直占优的缅甸中产阶级。这种经济矛盾也进一步导致宗教矛盾。缅甸西部穆斯林社会与缅甸民族主义的冲突无论战前战后从未真正平息，直到最近仍时有摩擦。
要真正把握缅甸局势，还必须同时看他的邻居泰国。泰国在近两百年来一直长袖善舞，巧妙地周旋于英法之间，保持自身的独立性。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以农为本的泰国产生重大影响，随后民党政变，结束帝制。銮披汶在1938年上台之后，就推行“国家主义”或称“唯泰主义”，将暹罗改名为泰国，同时排华，大力消除华人在泰国的影响。对外，銮披汶又利用英，法力图泰国中立而隔断日本的心理，趁机勒索。随着战争升级，銮披汶眼看法国为德国所败，而日本扩张之势不可阻挡，就及时弃法投日，并为日本让路，使其顺利攻占马来亚，新加坡，并且借道入缅。1942年1月，泰国正式向英美宣战。日本也回报将掸邦和马来亚北部的土邦还给泰国。
与缅甸连接的孟加拉地区有大量的穆斯林居民，在城市如加尔各答，他们的比例可能只有1/4，但是在农村地区，他们所占的比重往往要超过一半。在1943年的大饥荒中，饿死的农民恐怕并不对等，其中一多半都是穆斯林。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本来就比印度人更穷，也更缺少教育。当时孟加拉的领导人是Fazlul Huq，他一手创办了穆斯林联盟，资格比真纳还要老。可是他和甘地一样只是个搞政治的好手，经济上则非常极端。他对印度人从不信任，而当时的粮食交易与货币贷款的权力却都由印度人掌握。由于粮食紧缺，所有稍有粮食的人家都想尽办法囤积，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市场上的流通，抬高了粮价。虽然事后证明不存在大规模的囤积，只有小规模的囤积，但囤积后的粮食分配显然与宗教联系在一起。那些最为贫困的穆斯林人群根本无法得到粮食，如果无处逃荒就只能活活饿死。
所以这场大饥荒确实受到”政治“的影响。第一是区域内粮食运输不力，第二是区域内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第三是印度国内国大党对这个地区的漠视，第四是丘吉尔对印度饥荒的漠视。这就是大饥荒背后不可忽视的政治张力。森当然研究了战争对大饥荒的影响，但恐怕仍低估了这个影响。孟加拉饿死的上百万印度人，也应算是印度为二战作出的巨大牺牲。值得一提的倒是印度GCD在孟加拉救灾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们在民间很活跃，积极推进粮食救济，也并不计较印度人与穆斯林的区分。他们的基本立场与国大党相反，也许这反而给予他们动力来促进救灾运动。我们现在对于这场灾难的很多资料都是由印度GCD的媒介保留下来。灾难过去，印度GCD也被宣布在孟加拉地区合法。事实上，这一带后来就成为印度GCD的重要根据地，长期执政，直到本世纪。虽然印度GCD在民族分治上没有把握准印度人民的心态，导致政治上的彻底失败，但在孟加拉的救灾行动给它保留了一线生机。一直到1962年中印开战之前，孟加拉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对左翼的GCZY运动充满了好感。同时，印度GCD的运动也在这片地区逐步渗透进民间。
回顾历史，印度近代一次又一次大饥荒与英国殖民者的行动存在潜在的联系。《剑桥印度史》的许多作者都坚持这一观点。饥荒并不完全与粮食产出有关，导致饥荒的关键往往是局部市场的破坏。比如东部的比哈与西部的喀拉拉，都是著名的粮食产地，但在近代都发生过非常严重的饥荒。殖民者一方面是很难获得地区的饥荒信息，一方面也很难对救灾作出什么部署。饥荒是长期的事，往往持续好几年，不是突击行动就能解决的。后来森为代表的实证研究也在不断证实这一点，殖民者在印度开辟的铁路，看似强化了粮食运输，但只对少数大城市有意义。如果注视广袤的农村，那么铁路很可能反而加剧了局域性的饥荒。
现在的印度东北地区，阿萨姆及以东，包括锡金，不丹，都是交通极为困难的山地，民风彪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麦克法兰从小就出生在阿萨姆，他就一直在追问，为什么19世纪英国殖民者会把版图扩张到这里？冒着热病的危险，赶着象群，在阿萨姆开辟如此广阔的茶园，到底为了英国人的饮茶癖好，还是为以茶叶浸入西藏做准备，抑或还有其他的目的？从历史来看，阿萨姆就没有被征服过。13世纪的时候，可能是掸人通过胡康河谷，为阿萨姆带来水稻种植和丝织技术。这里拥有丛林，沼泽和热病，即使连所向无敌的蒙古人都克服不了。除了盐以外，这些山地和丛林里的人不需要任何外界物资。现在缅甸掸邦的军队也一样。
英国人在19世纪上半叶勘探阿萨姆的地形，把这里主流的那伽人赶往更深邃的丛林，也为今天印度东部这几个邦，尤其是阿萨姆邦，划出了边界。后来的故事与茶叶有关。英国人在阿萨姆找到一些原始的茶树，又从中国和东南亚搞来一批茶树。从此，红茶就在阿萨姆和印度东北大片地区发展起来。到19世纪末，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已经远超中国。印度主要阿萨姆这片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茶叶产地，甚至开始进入西藏，挤占过去川茶所占的市场份额。
中国人主要也是在这个语境下开始移民印度，主要是广东以及早期移居东南亚（如槟城的潮州人）的中国人，开始进入阿萨姆或大吉岭的茶园做苦力，也有一些人进入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做一些皮革生意。在这期间，茶园或者矿产发现地逐渐演变成为城市。比如现在梅加拉亚的首府石龙，就是在这期间逐渐发展起来。后来1962年中印开战，阿萨姆这片地区又再一次成为战场，大批生长在这里的无辜华人，华侨被拘押在印度西部拉吉斯坦的集中营。几年后虽然陆续释放，但家园已不存在，一般华人都选择回国或移民国外，使得印度华人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片地方的交通实在困难。不管山区还是丛林，都是一般人难以克服的障碍。英国殖民者早期用象群来运输茶叶，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最优的办法。阿萨姆公司也曾买过一艘蒸汽船，希望它能在雅鲁藏布江中运输茶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猜想。
同时，阿萨姆地区以采茶为主的苦力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据说茶叶的普及，使得全世界都开始喝热水，从而降低了很多传染病的发病率。但对于阿萨姆地区的采茶人并不如此。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都极恶劣，为了使得印度茶与中国茶相比更有竞争力，他们一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每分钟要采50个以上的茶菁。但这种对于苦力严酷的监管受到英国人的赞扬，也在加尔各答这些大城市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可以想象，甘地主义在这片以苦力为主要群体的地区受到了欢迎。一面是英国殖民者的拥护者，一面是甘地主义的拥护者，印度的政治斗争在阿萨姆这片地区有着生动的反映。甘地很想唤起阿萨姆当地知识分子的觉醒，可惜虽与孟加拉相隔不远，但两地的文化思想水平相距甚远，本质上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在1942年，缅甸战场开战后，英国很早就做好将缅甸英军撤回印度次大陆的打算。可是从边境曼尼普到阿萨姆的这段路并不那么好走，甚至常常没什么路，即使人能走，携带的武器装备也没法走。就在仰光沦陷后，阿萨姆的很多茶园主人都带着茶园工人来曼尼普修公路和做后勤。很短时间内，这段公路汇聚了3万名茶园工人，很快修好了公路。他们不仅迎接了撤退回来的英军，还接收了大量从仰光等大城市逃难来的印度人。他们本在缅甸位居社会高层，缅人对此不满。现在缅人有日本人撑腰，在缅印度人都怕算这笔账。
1942年5月7日，曼尼普公路正式修好。英军立即下令关闭公路，不再接受后续从缅甸逃来的印度难民。大约有4.5万名难民不得不往北走，经过艰难的胡康河谷才转回印度，与孙立人带领远征军撤入印度的路线一致。后来一份文件证明，在英军征用印度茶园工人筑路期间，因筑路而死的印度工人有7000余。但在英国看来，已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日军开始逼近曼尼普边境的时候，阿萨姆茶园工人已经成为英国人固定招募的工人来为战争做建设，指标是每100亩茶园出10个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战争期间，茶园的采摘并没有停顿。即使在极端艰苦的1942年也有21万吨。英国人离不开茶，同时因为世界战争，全球茶叶价格疯涨，这也是英国赚钱的好机会。所以不管战争，还是临近孟加拉地区的大饥荒，英国人都没有怠慢过阿萨姆茶园，使其保持较高产量。这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
缅甸西部战场上相对平静的一年，孟加拉地区则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印度媒体对这类新闻的传递向来迟钝，英国更是很不相信印度传来的汇报，所以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在当时被严重地低估了。事实上缅甸东部也不平静，那里有无数的战俘和民夫忍受着疟疾和艰苦条件在施工铁路，也是一批一批地倒下，无声无息。
不妨把时钟就调到1943年末。日本忙于制定大东亚的发展计划，同时也在缅甸和泰国之间修建著名的泰缅铁路。日本在战略上的考虑是，随着太平洋战争推进，马六甲海峡不再安全，如果有一条铁路能直接将物资从泰国运至缅甸，将极大提高作战效率。这条铁路在泰缅两地同时开工，汇聚了1万多名日军，超过6万的盟军俘虏，还有更多的缅甸人，马来人和印尼人。他们用马来亚和爪哇拆下来的铁路铺设，在短短17个月后就实现了通车。但修路的战俘及民夫以极高比例病死在这条铁路上，这条铁路又被称为死亡铁路，深深地打击了缅泰两国人民的士气。该铁路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毁，泰国一边的铁路后来得以重建，而缅甸这边的铁路再也没有重建过。
而此时寄居印度兰姆珈军营的孙立人和驻印中国军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想要打回中国。黄仁宇也是这个阶段飞到印度，参与了第二次滇缅战役。当年的雨季快结束的时候，在得到史迪威后勤支持和美式装备武装的情况下，中国驻印军兵出胡康河谷，开始缅北反击战，先收复密支那，然后进军八莫。中国国内则在1944年5月，由卫立煌指挥中国远征军发起艰苦的松山战役，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突破怒江，然后龙陵，芒市，一直到1945年1月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会师。
西方教科书会更多地讨论此时在缅甸南部进行的所谓英帕尔战役，又叫成吉思汗行动。1944年3月至7月，驻缅日军的10万精锐，在牟田口廉也的遥控下，强渡钦敦江，扑向印度的阿萨姆与曼尼普地区。牟田口廉也主张用牲畜来运 输物资，必要时也可以宰杀牲畜最为军粮，故此役代号为”成吉思汗“。但他没有意识到，日军并不擅长赶牛牧羊，而且牲畜行动缓慢，远不能达到日军所要求的效率。所以由于日军后勤不力，再加上这一带艰苦的丛林环境，更逢著名的缅甸雨季，使得日军在英帕尔地区伤亡惨重，主要是饿死与病死。斯利姆和斯康森以退为进，坚守英帕尔，依靠缅甸雨季活活拖垮了精锐日军。最终，极少会撤退的师长31师团佐藤幸德眼看队伍死伤大半，违抗牟田口廉也的命令强行撤退。英印军队乘机追击， 日军溃不成军。英帕尔战役被认为日本陆军最大的惨败，10万大军死伤过半，主力陷在钦敦江，自然也削弱了缅北日军的实力，使得国军打出漂亮的反击战。
英国军队穷追不舍，最终在1945年的6月彻底解放了缅甸。而在英帕尔战役里，还出现了另一支让我很困惑的军队，就是由印度著名领袖鲍斯所率领的印度国民军。
据说现在印度人民最为推崇的领袖，也是国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位领袖，分别是甘地，尼赫鲁和鲍斯。这三人的画像都被供奉，地位非一般人可比。甘地与尼赫鲁都 不难理解，惟独鲍斯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尼赫鲁作为国大党的领袖，在二战中基本支持英国，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无疑属于同盟国一方。而鲍斯支持德国和日本，并率领印度国民军与日军一同参战，自然站在法西斯轴心国一方。印度人民最终怎能将这两人同时封圣？
后来我对比南宋末年，河北山东等地汉人支持蒙古消灭金国的例子，才慢慢能体会印度人的心理。已是亡国之奴，便不在乎再亡一遍，南宋灭金也好，蒙古灭金也好，都是直接推翻殖民者。印度情况也一样，在那些印度人心目中，民族独立一定比什么世界大战重要得多。我们这百多年来没有真正被殖民，感受不到他们的殖民之痛。虽然尼赫鲁在帮英国，鲍斯在帮日本，两 人的军队结结实实在地在缅甸碰撞到一起，但两人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印度独立，摆脱英国殖民者的长期统治。从民族独立来看，这两人确实都是印度人心目中的伟人。
而印度一直与日本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从未交恶。从文化来看，泰戈尔受日本影响最深，多次请日本人来现在西孟加拉邦的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交流文化。印度独立运动早期领导人布斯一直受到日本支持，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里曾重笔描写。伯林回忆他与尼赫鲁见面的情景，尼赫鲁表示印度人并 不排斥日本甚至苏联的统治，惟独只恨英国人。在二战后，印度很快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日本也示好地将安达曼岛还给印度，而非英国。这个岛是人类学研究圣地，后来变成英国人设置的监狱。
回到历史来看，鲍斯也是国大党出身，甚至在30年代末当选为国大党主席。鲍斯 的政治立场比较激进，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实现独立，这一点正与国大党精神领袖甘地的主张相反。甘地的目的也许比鲍斯更激进，但他反对一切激进手段。所以甘地不断排挤鲍斯，迫使他最终放弃国大党主席的职位。离开以后，鲍斯继续多次发表演讲号召抗英。当时正逢英国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败退，所以决心高压打压印度国内的反抗甚至反战声音。鲍斯很快被逮捕。
监狱里的鲍斯模仿甘地进行绝食，很快被释放。英国人对付这招最为无奈。鲍斯乔装改扮，从印度西北逃到阿富汗，辗转来到德国，很快组织起总共3个营2000人的军队，可见其威望。然而德国人对印度也别有想法，并不想给他直接的支持。
这 时候，鲍斯得知在日本那边有机会。山下奉文仅用了3万人就在新加坡俘获12万英军，其中相当大的比例都是印度人。投降之后，印度人竟与日本人一同庆贺。日本也摆明了利用马来人和印度人并打压华人，山下奉文甚至放言要屠尽华人，至少要他们缴纳五千万元的“奉纳金”。日本人迅速把俘获的印度军人整编为“印度国民军”，不下五万人，希望由在印度颇有声望的鲍斯来指挥。鲍斯搭乘德国船绕过好望角，千辛万苦来到新加坡，开始指挥这支残兵。他鼓动印度士兵“向德里的红堡进军”。东南亚有大量的印侨，鲍斯受到他们的支持，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并指挥印度国民军投入缅甸战场。在印度尚未独立之前，来自不同土邦的印侨的认同是什么，为何希望印度独立而支持鲍斯？这些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清楚。
鲍斯的印度国民军当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抗击日军时无比脆弱，不堪一击。回到缅甸与印度的自己人交手时，倒是士气高涨。他们抱着“解放印度”的心态来打仗，而对面的尼赫鲁等影响下的印度军队时，也清楚甘地、尼赫鲁所说的“退出印度决议”的意思，打败日军后，自然会逼迫英国人自动离开印度，结束殖民统治。所以双方打的都是“民族独立战争”，以不同的路径来独立，反而压倒了轴心国与同盟国冲突的实质。不管未来的印度是要加入大东亚共荣圈，还是要靠拢社会主义左翼，都只是排在民族独立之后才要考虑的选项。
印度国民军在英帕尔战役中确实打回了印度，打到了曼尼普的英帕尔。但人都是一样的，还是对抗不过缅甸的雨季。战争中，日军的伤亡率达到了半数，印度国民军也与之相仿。鲍斯的第一师6000人中只有2600人生还。随着英印联军的不断推进，印度国民军在1945年5月被困于仰光，全军覆没。鲍斯与个别高级军官搭上最后一架飞机逃亡西贡，又返回新加坡。可是日本 在原子弹爆炸后迅速投降，鲍斯已无路可退。8月18日，鲍斯在台湾转机飞往日本时，飞机失事身亡。
就在日军在缅甸走向失败的同时，以昂山为领袖的缅甸独立军又活跃起来。他们多方协调，已经做好反日的准备，与过去“我缅人协会”分裂的左翼，以及缅甸GCD都重新达成共识。1945年3月27 日，缅甸独立军在仰光起义，一定程度上起到牵制日军撤退的作用。日军撤走，英国人回来，缅甸重新陷入与英国人对立的民族斗争中。而昂山等人的联盟与缅甸GCD之间的冲突成为缅甸独立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战争中一直被各方利用的佛教成为用于对抗左翼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事实上，缅甸早在上世纪初就开始利用佛教来作为反殖政治斗争的武器。1906年，缅甸青年佛学会（YMBA）成立，这是最早正式对抗英国殖民者的政治组织，它在形式上明显地模仿了基督教青年会。佛寺是缅甸的重要基础，传统教育都在佛寺里完成，而政治斗争也以此为基础。该组织在2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激进，其中的温和分子脱离出来组建了缅甸人民党，后来又变成了我缅人协会。
即便如此，昂山在思想背景里仍有鲜明的佛教色彩。在战后，他一直处于居中的位置，既不偏向左翼的GCD，也不偏向极右的民族主义者，主张自己的思想底色就是佛教，中道而行。1947年昂山被暗杀，动手的是右翼的吴素，看来与印度右翼民族主义者高德西暗杀甘地有一定相似。这次暗杀对缅甸日后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把昂山置于神坛之上，使得她女儿日后左右政局成为可能，一方面缅甸再也没有一个昂山那样有威望的领导可以摆平各少数民族的冲突。
与此同时，缅甸和东南亚被日军占领这几年，英国人也已经在马来半岛上埋下日后马G运动的根苗。就像他们在印度匆匆批准GCD的合法地位一样，他们也在积极鼓励马G开展地下运动，骚扰当地日军。他们承认了“华侨动员委员会”，这实际就是一个GCD组织。日后的马G总书记陈平就在这期间因作战突出而两次获得英国的勋章。马G模仿中G的游击队战略，在马来华人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英国人重返马来后，在1948年颁布“特别紧急命令”，宣布马G为非法组织，这使得马G与当地人的关系激化。此后的十余年，马来半岛一直并行反G和民族独立运动，余波持续了数十年。英国人对马来印度人与华人的态度终究不同，与日本人有差别但也相通，毕竟印度是英国的长期殖民地，英国人知根知底，而中国从来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战役，几乎都发生在印度本土以外展开。最多只是在英帕尔战争中涉及到英帕尔，柯希马这样个别的边缘城市，印度本土几乎没有受到打击。据说日军只是象征性地空袭过两次加尔各答，就把印度人吓得不轻。与此相较，中国的昆明和重庆都在空袭中受到重大打击。而缅甸更是损失惨重，处处焦土。后来缅甸重建的历程，也比印度要坎坷得多。
印度人的土地没有被法西斯蹂躏。自己在海外的支持英国的军队，在东南亚被日军一下子俘获，似乎也没有对广大印度人造成什么打击。从内心来看，也许反而认为这是对自己头顶的英国殖民者的打击吧。由于日军封锁缅甸和孟加拉的海运，使得印度粮价大涨，孟加拉饿死数百万人，这也没有引起印度人太多关心。充其量，这是英国殖民者政策失误，不顾百姓死活的又一证据而已。
与此同时，印度的经济也受到了冲击。上世纪30年代的国际经济萧条和银本位的崩溃最终也 蔓延到印度，印度的通货膨胀变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民关心的重点仍非经济，而是政治。甘地对经济问题从来不感兴趣，甚至把供给-需求法则称为魔鬼法则，号称自己从没有读过任何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但他显然从一次又一次的绝食中学会了怎么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工具，用以向英国人施压。
在二战全面爆发后，他更是找到了英国的致命弱点，提出“退出印度决议”，希望能够浑水摸鱼，借助世界大战的力量把殖民者最终赶出去。以至于英国人对此极为恼火，甚至有人提出在战争期间“把甘地送往乌干达”的建议。当时纳拉扬提出激进的独立斗争，左翼GCD更是主张直接的革命。甘地全都反对，坚持要“非暴力不合作”，但他对丘吉尔的刺激可能比其他民族主义者要大得多。
1942年初，派出远征军之前，委员长就曾经去印度见过尼赫鲁与甘地。委员长那次还跑了印度许多地方，发表多次讲话。宋美龄说要跟甘地学摇纺车，甘地说要认宋美龄作干女儿。但委员长离开印度，最终希望甘地和尼赫鲁帮助中国共抗日军时，他们还是拿出拿手的说辞，“我们痛恨法西斯，但我们不能帮助与法西斯本质一样的傲慢帝国主义者。印度如同被绑住了手脚。只要英国人离开印度，我们就能解决好包括民族冲突在内的一切问题，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
英国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心态颇值玩味。据黄仁宇分析，在滇缅前线作战的英美将领都有一种”戈登情结“，希望复制大半个世纪前戈登帮助中国军队剿灭太平天国的伟业，以史迪威最为强烈。而后方的领导人则一直在玩政治，扮演另一种角色。委员长在出征前一直告诫远征军，我们的真正靠山是美国，而非英国，千万不可搞错。而从滇缅战争一开始，英国指挥官亚历山大就拿出撤退的计划，只想着退回印度，从未想到与日军正面硬拼。中国远征军与英美的矛盾由此开始。英国人在战役后期终于学会了一点灵活性，如宣布印G合法，资助马来亚的游击队骚扰日军等等。战后的1946年，英国还在马来亚拿出一个”马来亚联邦“，帮助华人获得平等权利。但在马来人的强烈抗议下，最后还是偏袒更弱的马来人，放弃了这个计划。这场大战，英国人最终失去了很多，中国人也失去了不少。
而印度史学家似乎都不太关注战争结束前几年。印度历史的热点无疑是战后关于分治方案的政治斗争，以1947年的最终分治为高潮。前面的几年，在其他国家都是浴血战斗，对印度而已则只是为了民族独立作准备而已。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争执已经白热化。印度GCD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一直处于非法的地位。可是突然一天，苏德开战，印度GCD支持苏联的战斗。英国人意识到这点，赶紧宣布GCD合法，并且释放监狱里的大批GCD，希望他们支持英国战斗，不要像甘地那样拖英国的后腿。印度GCD在战时确实做到这一点，可是他们最终因为战后支持穆斯林联盟的分裂主张而名誉 扫地，彻底丧失政治博弈的机会。他们沉痛地总结教训，因为没有把左翼政治运动与民族独立紧密联系起来。在印度，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赶走英国殖民者而实现独立，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接受，包括最终的分治。这种与许多国家都不同的政治思维，导致大量看似怪异的行为决策。
抛开这些繁琐的战争和政治性的叙述，我更有兴趣的战争缝隙间的细节。比如孙立人在到达印度后，差一点被缴械。印度人要求中国远征军缴械后以难民身份入印。好在孙立人巧遇在仁安羌战役中 解救过的英国人，在他斡旋下得以率领部队入印。后来，他们被安置在比哈邦的兰姆珈来军训。兰姆珈是英国人修建的集中营，非常偏僻。可是中国军队一来，带动了经济，附近难民大量涌入兰姆珈，甚至出现了妓女等服务行业。与此同时，孟加拉正在遭受大饥荒，粮价飞涨，兰姆珈的联军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至少每天有白饭和腌牛肉。美国士兵比英国士兵的收入更高，还有钱去加尔各答或者大吉岭度假。后来，委员长又亲自飞到兰姆珈视察，与蒙巴顿和史迪威见面，探讨发动第二次滇缅战役。随着中国驻印军离开兰姆珈，军营逐渐废弃，这段历史也渐渐被遗忘，很少有人重访兰姆珈。比哈这个佛陀故里，在印度逐渐成为贫困和黑邦横行的代名词。
中国军队驻扎兰姆珈，这恐怕是亲华的尼赫鲁在1962年之前能与中国人最亲密接触的一次机会。20年后印度要与中国在不远的地方展开血战。蒙巴顿在战后返回印度担任最后一任总督，提出“蒙巴顿方案”最终实现了印巴的独立和分治。1979年，蒙巴顿又被寻求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军炸船而亡。不听调遣但立下大功的孙立人将军果然被委员长猜忌，1955年以构陷的兵变案而被 长期拘禁，郁郁而终。惨败的牟田口廉也倒是逃脱军事法庭的制裁，仍时时以打响卢沟桥第一炮而自矜，据说晚年还在东京开了一家“成吉思汗餐馆”，继续做他的成吉思汗美梦。銮披汶虽是战犯，但美国希望利用他的反G立场，并为对其追究。两年以后，銮披汶重返泰国政坛，又风光了好多年。孟加拉地区的大饥荒则成为了孟加拉人的心病，以后仍时不时有饥荒，无数难民陷于生存线边缘，1974年的大洪水几乎要重演1943年的灾难。而各方势力离场后的缅甸更是陷入被动，政局动荡，民族分裂，至今战火不熄。而古战场钦敦江一带，据说仍然没什么基础设施，交通十分困难。到了雨季，仍仿佛是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