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刘皓明先生《言不由衷的里尔克》一文
今天友人给我发来一篇刘皓明先生在《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上的文章《言不由衷的里尔克》，我看后感觉有很多想说的话，因为刘皓明先生的文章给出了很多很强的判断，但又无法让人信服。适逢法国国家图书馆例行年休，无法查阅资料写一篇“严谨”、“正式”的文章，姑且凭借记忆写一番话，记录一下自己的思路。
刘皓明先生文章的主旨是对里尔克写作的方式和态度做出批判，但这些批判都非常辛辣，甚至近乎挖苦。当然，他巧妙地把自己的批评放在对其他批评家的引用之后。比如，文章开头，当他想要批评里尔克“没有性别”、女性化、走女人路线的时候，借用了德国批评家弗里德里希的话：
现代诗歌所肇始的魔法化[趋势]以男性方式约控住了。在其嘈杂不谐和晦涩之上仍有阿波罗这个清晰的艺术良知统治着。早在十九世纪初，作为诗人品质之唯一证据的灵感迸发就已经衰落了。然而这种对灵感迸发的尊崇仍有余响，久久流连在读者公众的思想里。他们所惊叹的楷模是一位二十世纪的德语诗人，他具有艺术上的伟大，然而却是没有性别的。诗歌是在“黑夜里的疾风暴雨”中“强加”给他的，对于他来说诗歌跳“进了广袤空旷的感情中”，以至于他“手发抖、脉管迸裂”；随后他便详细地向公主们、女伯爵们、女士们和“极为高级可亲的先生们”报告自己这类“被掀翻”[的体验]，用了很多“以某种方式”和“在某处”这类词，并使用很多最庄重的属格形式。这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导致把这个个例同作诗的一般状况相混淆。
刘皓明先生自己对这段话的解读是：
这段批评之所以不点出里尔克的名字，与其说是为“尊者”讳，不如说是出自对所批评者的轻蔑：这位批评家嘲笑诗人对其贵族保护人的阿谀，鄙视其中散发的势利和做作，更奚落了诗人所体现的诗学的时代错位，还顺带贬损了其语言的浮夸和装腔作势；其中尤为犀利甚至是个人化的，是对诗人及其诗学的性别角色错乱的指责：他说里尔克的诗歌是“没有性别的”，而真正的现代诗歌其魔法化做法总是会被诗人以“男性的方式约控”。对于一个自幼男扮女装、有个女性化的或者说中性的名字（“马利亚”）、惯于依附有势力的成熟女人、一战时走高层路线（也是通过女性）免于上前线、善于在给女贵族们的书信中自伤自怜以求怜爱和资助的诗人，弗里德里希的挖苦真是不能更准更狠了。但是这么严厉的批评是否过分了？
我的疑惑在于：这究竟是弗里德里希的挖苦，还是刘皓明先生自己的挖苦？所有这些“轻蔑”、“嘲笑”、“鄙视”、“奚落”、“贬损”，究竟出于刘浩明先生引用的作者还是出于刘皓明先生自己？
我们不妨在弗里德里希自己的这部著作中看看。弗里德里希这本论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现代诗歌的诗歌研究是一部经典，但在书中他主要论述的是罗曼语的现代诗歌，即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现代诗歌。这种“局限”其实也正常，弗里德里希的研究领域正是罗曼语诗歌，弗里德里希论述的主题是有限的，但其眼界却是现代诗歌整体，偶有论及英语和德语现代诗歌的部分，也都颇为精到，“局限”其实是德国教授一贯专精的表现。但无论其眼界如何广阔，要批评里尔克却非要借用这样一部并非专论德语诗歌（遑论专门关于里尔克）的研究著作，颇为让人不解。尤其是，刘皓明先生专门翻译注释过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近年又有荷尔德林的翻译评注问世，为何不引用一些别的论著，偏要从这部书中寻找语焉不详的一鳞半爪来“批判”里尔克呢？
我不想做诛心之论，不想说刘皓明先生就是要借此来寻找一些支持他已有想法的论据。但他对弗里德里希论述的刻意曲解却是不争的事实。弗里德里希在其著作的引论部分已经明确指出：
要认识现代诗歌，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寻找范畴来描述现代诗歌。无从回避的一个事实，也是所有的批评都证实了的一个事实是，这里主要使用的是否定性范畴。不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些范畴不是用来贬低，而是用来定义的。的确，用来定义而不是用来贬低，这本身已经是现代诗歌从早前诗歌中脱离出来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后果。
弗里德里希的这个基本态度并不只是针对他所研究的罗曼语现代诗歌，也针对整个现代诗歌，为此他专门说：
在谈论当代抒情诗的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文献中可以列举出更多的关键词。我们强调，这些词语都是用来描述，而不是用来贬责的。它们包括：方向丧失、通常物消解、秩序瓦解、内在统一性消失、碎片化倾向、可颠倒性、排列风格、去诗意化的诗歌、摧毁性闪电、切割性图像、粗暴的突兀、脱节、散焦观看法，间离化……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刘皓明先生的那些“酷评”大概是他自己的过度引申。弗里德里希对里尔克的评论，其实来自他在该书中对两种方式的论述：阿波罗而非狄奥尼索斯。这当然是一个至少可以溯源到尼采的分歧，阿波罗还是狄奥尼索斯？日神还是酒神？阳性还是阴性？理性还是非理性？秩序还是无序的混乱？出于“人”的有度描画还是源自神的诗歌喷涌？具体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自然可以去看弗里德里希的原书，在此我们至少可以明白，弗里德里希并不是要“贬责”、“贬低”里尔克，更不是要说他过于女性化乃至讽刺他一贯走女人路线。他如果泉下有知，大概不会同意刘皓明先生非要加在他头上的这些针对里尔克的判语。
刘皓明先生接下来的指责更为严重，他认为里尔克其人其诗缺乏基本的真诚：
最后，我们更不要说弗里德里希所讽刺的《杜伊诺哀歌》开始对天呼吁的姿态：西方古代诗人在诗作开头要呼吁诗神缪斯赐予自己灵感，这是荷马史诗所创立的传统，但是早自古罗马时代起，随着民智的启发，诗人采纳这一程式的时候，都多少要表露出某种变通和距离感，不好完全像古希腊的天真诗人那样，对诗神的存在深信不疑。里尔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却貌似万分虔诚地做出灵感来自上天的姿态而没有任何反讽，这在现代西方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难免要被人讥为做作和虚假。
弗里德里希论及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争执”，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诗歌中皆有反映。比起古代，呼格和呼喊本身确实在衰落，但总有诗人在运用这种方式，这未必是做作和虚假，说这种做法“在现代西方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然后由此说里尔克“难免要被人讥为做作和虚假”，首先，这个推论未必成立，其次，这个推论的前提是错误的，这种做法在二十世纪太常见了，与里尔克同时代的雅姆或克洛代尔、佩居，甚至大屠杀之后的策兰，都和神有直接的对话，对话和呼告未必是出于信仰，也许是质疑和指责（比如在策兰那里）。这种和“神”或者“天”或者某种超越之物的沟通，刘皓明先生何以能没有任何根据地斥之为“做作和虚假”？仅仅因为他不知道其他诗人也做过类似的呼吁和沟通尝试？
更何况，里尔克自己对于“神”或“天使”等超越者的看法非常复杂，而他的灵感是否来自上天，更不易判断。刘皓明先生认为弗里德里希讽刺的《杜伊诺哀歌》开头那种“对天呼告”的态度，真的是对天呼告吗？我们不妨看一下里尔克的著名开头：
谁，若是我呼喊，又会从天使的序列中听到
我？而且，即便假设有一位突然注意到我，
将我抓向它的心：我也会因其更强大的
存在而消逝。
里尔克的怀疑非常明显，此外，他诗中人与“天使”的距离感非常明显，当然，在其他哀歌中里尔克写到了，人与天使在上古时本是亲密无间，甚至可以一起出行，但现在天使离人那么远，甚至连大声的“呼喊”也无法抵达。所以第一首哀歌中里尔克马上写到：于是我抑制自己，咽下沉郁呜咽/的诱叫。作为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译者，刘皓明先生的判断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树立一个并非真实的里尔克，然后再去批判，这种“稻草人”战术，为的是什么？
当然，这篇文章中，刘皓明先生做出了很多很难让人信服的强判断（因为其前提不成立），比如：
再比如他曾多次参加对他后期生活与写作最重要、他一生中密切交往过的地位最高贵的恩主玛丽郡主（Marie von Thurn und Taxis-Hohenlohe）在家举行的扶乩活动，对于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化人来说，这不啻为一个大丑闻。人们有理由质疑，他参与这种荒诞低级的迷信活动是为了取悦于其恩主还是自己真信？抑或兼而有之？寻求恩主庇护，却介入这类活动，难免让我们跟《儒林外史》中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之流用飞檐走壁取仇人头（其实是猪头）的闹剧哄骗蘧家公子的事发生联想。
按照实证理性的观点，扶乩当然是“迷信”，有理性的知识分子去弄这个当然是“大丑闻”。但只要我们对“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化人”有所了解，就知道这种民间的神秘主义活动非常流行。我们姑且再次引用刘皓明先生喜欢引用的弗里德里希，他说起现代英语诗歌，用语是“从叶芝到艾略特的英语诗歌”“其意义都是不容置疑的”（弗里德里希在这列举中也提到了里尔克晚期的诗歌）。可我们知道，叶芝大搞通神活动，其名作A VISION就是通神活动的直接产物，他和艾略特诗中都用到不少塔罗牌，这是和神秘主义传统紧密联系的。更不用提超现实主义和各种“迷信”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刘皓明先生的标准来评判，这些诗人全都是“大丑闻”，全都是《儒林外史》里的那些骗子。
先不论这些“过于发达”的“联想”，回到刘皓明先生最核心、最根本的批评：他认为里尔克没有Verbindlichkeit，即没有“一致性”和“系统性”，在为人方面的表现是，他做作虚假，所写所做非出自真诚；在写诗方面的表现是，他没有系统的哲学体系和思考，不像荷尔德林那样有完整的观念论体系做支撑，没有内在的理，于是写诗遵循的就只能是感觉。刘皓明先生接下来一段论述露出了他批评的核心：
但是转变为移情的强大感觉归根结底是一种负能力或消极能力（a negative capacity），这是十九世纪初的济慈（John Keats）早就认识到的。古今中外，负的概念是与一连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消极、阴性、女性、被动、坤、柔、承受等等，这么说来，弗里德里希对里尔克的性别批评初看之下虽似显尖刻，却实在是有深厚的诗学根底的。因为弗里德里希是说，里尔克的诗和作诗法不是要主动地为人们纷纭的感觉、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建立观念的、意象的、语言的秩序，所谓“以男性的方式约控”，而是全然被动地逆来顺受，并且进而在这个逆来顺受的过程中泯灭自己，把自己化作来袭的客体，让自己的存在附丽于异己的客体身上。
刘皓明先生原来遵循的还是西方的（尤其是现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要用“理”来给出或建立秩序，“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建立观念的、意象的、语言的秩序”，里尔克没有遵循这个方式写诗，自然就是“负能力”的诗人。但是，在现代欧洲包括尼采在内的诸多思想者已经对理性主义做出强大批判的今天，如此不假思索地以之作为标准来进行评判乃至褒贬，是否合适？是否符合刘皓明先生自己引用的德国文学研究（比如弗里德里希）的基本立场？以褒贬代替描述和定义，是否是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正途？我们听到了许多酷评，可我们并未因此对里尔克有更多理解。
更何况，这些评判基本不成立。比如刘皓明先生接着大力描述的里尔克那“被糟蹋”的童年和“被扭曲”的心灵，也未必成立。里尔克的痛苦大抵始于他进入军校，一个完全男性和阳刚的环境确实和他一直以来享受的母亲的女性温柔截然不同，这让他痛苦，但他对童年和母亲的留恋和温情，我们可以在《杜伊诺哀歌》等许多地方找到证据。刘皓明先生博士论文是研究里尔克和废名诗歌中童年经验的转化，不知为何做出此种判断、如此贬低自己费力研究的诗人？如果我们借用刘皓明先生自己使用的Unverbindlichkeit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我们也可以说刘皓明先生对里尔克的研究具有这种Unverbindlichkeit，不亲切，冷淡，乃至刻薄，没有理解之同情。
最明显的例子来自他对里尔克诗歌成就的判断。他在满篇抨击之后说里尔克的诗歌还是有意义的，但意义仅仅在于，通过他敏锐的感觉，他的诗歌反映出了他的痛苦和扭曲（比如第四首哀歌和《布里格手记》中的某些段落），这种痛苦是他人生和诗歌中唯一真实的东西，其诗歌的可看之处就在于这唯一的真和诸般虚假的纠结。这个判断仅仅是刘皓明先生的“意见”，他并没有试图去论证他的观点，这样的个人“感觉”，难以让人信服，而且判断的前提满是漏洞。
后文中刘皓明先生似乎试图给自己的“痛苦”说一个支持，他说如果是其他某个人的痛苦，读者大概也不会感兴趣，但里尔克的感受能力太强大了，语言太强大了，所以这个极富感染力的诗人影响了许多人。首先，如果说里尔克强大的感受能力和语言能力让他的诗歌感人，为什么不是别的诗歌，恰恰是与痛苦有关的诗歌是感人的？刘皓明先生的论据是，只有这些诗歌中有“真”存在，其他诗歌中的经历和感觉、感情都是假的，是他用来骗吃骗喝混生活的，这样的判断，其根据何在？仅仅因为里尔克父亲是虚伪的小市民而母亲爱慕虚荣？诗歌的“真”究竟何在？诗歌或文学研究可以完全依靠注定不可能充分的生平传记研究？
刘皓明先生接下来谈了里尔克的德语，确实，里尔克的德语造诣之高和他的文学起点之低，都是有目共睹的，无可辩驳，也不能不提。可刘先生把里尔克德语的提升归功于他在欧洲的漫游和对欧洲文化的广泛涉猎（当然，刘先生在此又大力讥讽了里尔克一番），谈到德语，却不谈德语本身，真是咄咄怪事。我们知道，里尔克一直致力于打磨自己、打磨自己的德语。前者还可以用游历等等来说，后者则必须联系他的阅读、翻译和写作。刘皓明先生只说里尔克如何推崇一些三四流或二三流的德语诗人，却不讲他如何翻译瓦雷里这样的同时代大诗人，更不讲他如何仔细研读格林兄弟著名的德语词典以求精进，抛开这些，只谈里尔克语言以外的经历，得出里尔克只是靠着“经历”和“博览”写东西，也就不稀奇了。
弗里德里希推崇的是里尔克的晚期诗歌，刘皓明先生自己批评最厉害的也是其早中期诗歌，但里尔克后期诗歌的秘密，真是在他的童年痛苦吗？我在此想做一个非排他性的解释尝试，我认为里尔克后期诗歌的关键在于他对荷尔德林的阅读。
荷尔德林现代编者海林格拉特修习的是古希腊与日耳曼语文学，经由其老师发现了荷尔德林，于是写了相关博士论文，1909年11月，他在斯图加特图书馆发现了荷尔德林晚期的颂歌和品达翻译，他极为重视，并且极力推广，送了许多誊抄本给友人。1910年10月他与里尔克相遇，彼时里尔克刚完成《马尔特手记》的出版工作。后来里尔克自己说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我个人觉得，与荷尔德林的相遇和碰撞是里尔克沉默的一个关键原因，同时，荷尔德林也是他日后走出沉默的一个关键。
熟悉里尔克的读者很容易察觉到里尔克前后期诗歌之间巨大的风格断裂。荷尔德林的品达翻译以及后期的哀歌和颂歌给里尔克的写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杜伊诺哀歌》和慕佐诗篇等后期诗歌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杜伊诺哀歌》和《荷尔德林后期诗歌集》的译者刘皓明先生完全不谈里尔克与荷尔德林的相遇以及这相遇对里尔克的巨大影响，反倒仅仅“纠结”于里尔克的“童年痛苦”与“被扭曲的人格”，让人感到非常遗憾。仅仅因为里尔克写到了欧洲的各个地方、受到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影响，就说里尔克不是一个deutscher Dichter，实在是一个太过勉强和偏狭的判断。
当然，刘皓明先生的用语是：是的，他绝对不是一位德国诗人，而实在是一位泛欧罗巴诗人。这又把我们送回到他文章开头那个“段子”：
十五年前的冬天，我在柏林写博士论文。某晚与友人约晚餐，到餐馆后不料他父亲也在。我这朋友虽是柏林人，却是我耶鲁的同学，那时他刚自古典系毕业，得了博士学位归国，已供职于南德一家报社。其父是位大学教授。我同这父子二人谈话，前辈问起我的论文题目，我如实奉告说在写里尔克。不料他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怎么不做德国文学？”
这位教授大概是问，为什么你不做deutsche Literatur？关键在于，这个deutsch，究竟是说德语还是德国？他说的究竟是德语文学还是德国文学？他的意思当然是问刘皓明先生为什么人在德国却要研究一个奥地利德语诗人，为什么不做德国作者的德语文学。如果一个人在巴黎向一位法国教授说他在研究维尔哈伦，大概那教授也会好奇（兼带民族自傲地）问他，为什么不做法国文学。但法语或德语比法国或德国更为广阔，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主题或经历，而是他的诗和他所运用的语言。就此而言，里尔克是一个德语诗人，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他不是德国诗人（这又是刘先生立出来的一个“稻草人”，我想现在没有多少人会无知到以为里尔克是个“德国诗人”），并不那么重要。
刘皓明先生汲汲批评的里尔克的“经历”或“体验”，其实有很重要的个人意义和传统根源。里尔克的神秘体验，他自己尝试描述过，刘皓明先生也提到了他对这段描述的翻译。里尔克在山坡上倚着一棵树，感到树在震颤，他以为是风，后来发现眼前的草木并不动，不是风，这时他意识到，这是一种来自空间或宇宙的震颤，他和一个神秘的空间产生了共鸣，感受到了这个空间的颤动。这个洞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此之后，他突然获得灵感，一口气写出了几乎所有的《杜伊诺哀歌》和全部的《致俄尔甫斯的商籁》。
如果我们说，荷尔德林的阅读让他难以下笔，但这也给了他一个形式和方向，一旦（被刘皓明先生嘲笑的）缪斯给予他启迪，他十年或者说一生的沉淀就喷涌而出。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从艾克哈特大师到波墨，德国不仅仅有观念论这样的理性传统，也有源远流长的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传统，甚至观念论自身，也不是那么“理性主义”。里尔克刻意的孤独生活，其实是欧洲“精神修炼”传统的继续，他和他的导师罗丹明显是两种气质，他更阴柔，更接近狄奥尼索斯式的出离（想想十字架的圣约翰那著名的出离之夜），而罗丹则更为阳刚，更接近阿波罗的日神传统，如尼采所言，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是不可或缺的两极，必须打成一种平衡，否定任何一个，都不足取。刘皓明先生提到了物诗阶段，认为里尔克仍然是在大写其个人感受，甚至用自己去代替“物”感受，其实物诗也是去除“我”之蔽障的一种精神修炼和诗歌磨练，让“我”进入“物”，进入世界。这恰恰是神秘主义传统的一个核心。
至于里尔克的神秘体验，从帕斯卡尔著名的神启火焰之夜，到笛卡尔突然获得的一生的思想指导原则，到路德雷雨中的信仰转折，再到使得瓦雷里放弃诗歌写作的那个暴风雨之夜，哲学家、神学家、诗人，他们都会受到这样的启迪。我们如果要否定里尔克的体验，就也必须否定所有这一类体验。当然，还有个更简单粗暴的办法：说里尔克是个假货、骗子。刘先生的这种做法很符合他对negative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并非出于积极，而是出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休要跟我谈个人的体验或者神秘体验，你说你有，能拿出来给我看吗？不能实证？那就是虚假的，你整个人就是做作，就是骗人。
里尔克究竟是不是如刘皓明先生所说是个骗子？我们无法通过一本传记来了解。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去阅读他自己的诗歌。读完之后，对其诗歌我们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另外，像《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样的著作也需要读读：
那里没有一个成熟而纯洁的性的世界，只有一个缺乏广泛的“人性”，而只限于“男性”的世界，充满了情欲、迷醉与不安，为男人旧日的成见与傲慢的心所累，使爱失却了本来的面目。因为他只是作为男人去爱，不是作为人去爱，所以在他的情的感觉中有一些狭窄、粗糙、仇恨、无常，没有永久性的成分存在，减低艺术的价值，使艺术支离晦涩。这样的艺术不会没有污点，它被时代与情欲所渲染，很少能持续存在（多数的艺术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也可以享受其中一些卓绝的地方，可是不要沉溺失迷，变成德美尔世界中的信徒；他的世界是这样无穷地烦恼，充满了奸情、迷乱，同真实的命运距离太远了；真实的命运比起这些暂时的忧郁使人更多地担受痛苦，但也给人以更多的机会走向伟大，更多的勇气向着永恒。
少女和妇女，在他们新近自己的发展中，只暂时成为男人恶习与特性的模仿者，男人职业的重演者。经过这样不稳定的过程后，事实会告诉我们，妇女只是从那（常常很可笑的）乔装的成功与变化中走过，以便把他们自己的天性从男性歪曲的影响中洗净。至于真的生命是更直接、更丰富、更亲切地在妇女的身内，根本上他们早应该变成比男人更纯净、更人性的人们；男人没有身体的果实，只生活于生活的表面之下，傲慢而急躁，看轻他们要去爱的事物。如果妇女将来把这“只是女性”的习俗在他们外生活的转变中脱去，随后那从痛苦与压迫里产生出的妇女的“人性”就要见诸天日了，这是男人们现在还没有感到的，到那时他们将从中受到惊奇和打击。有一天（现在北欧的国家里已经有确切的证明）新的少女来到，并且所谓妇女这个名词，她不只是当作男人的对立体来讲，却含有一些独立的意义，使我们不再想到“补充”与“界限”，只想到生命与生存——女性的人。
读完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里尔克对女性究竟是充满了尊重与期待，还是只有卑污的利用念头。当然，一个作家写出的东西和一个作家做出的事情，未必能够统一。但一百年以来这些书信的读者能够学到的，大概是对女性的尊重与期待，而刘皓明先生满篇的男性中心和理性中心的观念，让他忽视欧洲的赞助人、保护人和沙龙传统以及这个传统中女性的至高地位和作用，进而用极为刻薄的话来贬损里尔克，这大概并不符合文学研究的法度，也不是为文的正轨。
总之还是让我们回到里尔克的作品，要么从中学到一些可以改变我们的东西，要么做真正客观的公正研究，使里尔克成为里尔克，或者至少，让里尔克还是里尔克。
艾洛
9月15日 于巴黎
刘皓明先生文章的主旨是对里尔克写作的方式和态度做出批判，但这些批判都非常辛辣，甚至近乎挖苦。当然，他巧妙地把自己的批评放在对其他批评家的引用之后。比如，文章开头，当他想要批评里尔克“没有性别”、女性化、走女人路线的时候，借用了德国批评家弗里德里希的话：
现代诗歌所肇始的魔法化[趋势]以男性方式约控住了。在其嘈杂不谐和晦涩之上仍有阿波罗这个清晰的艺术良知统治着。早在十九世纪初，作为诗人品质之唯一证据的灵感迸发就已经衰落了。然而这种对灵感迸发的尊崇仍有余响，久久流连在读者公众的思想里。他们所惊叹的楷模是一位二十世纪的德语诗人，他具有艺术上的伟大，然而却是没有性别的。诗歌是在“黑夜里的疾风暴雨”中“强加”给他的，对于他来说诗歌跳“进了广袤空旷的感情中”，以至于他“手发抖、脉管迸裂”；随后他便详细地向公主们、女伯爵们、女士们和“极为高级可亲的先生们”报告自己这类“被掀翻”[的体验]，用了很多“以某种方式”和“在某处”这类词，并使用很多最庄重的属格形式。这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导致把这个个例同作诗的一般状况相混淆。
刘皓明先生自己对这段话的解读是：
这段批评之所以不点出里尔克的名字，与其说是为“尊者”讳，不如说是出自对所批评者的轻蔑：这位批评家嘲笑诗人对其贵族保护人的阿谀，鄙视其中散发的势利和做作，更奚落了诗人所体现的诗学的时代错位，还顺带贬损了其语言的浮夸和装腔作势；其中尤为犀利甚至是个人化的，是对诗人及其诗学的性别角色错乱的指责：他说里尔克的诗歌是“没有性别的”，而真正的现代诗歌其魔法化做法总是会被诗人以“男性的方式约控”。对于一个自幼男扮女装、有个女性化的或者说中性的名字（“马利亚”）、惯于依附有势力的成熟女人、一战时走高层路线（也是通过女性）免于上前线、善于在给女贵族们的书信中自伤自怜以求怜爱和资助的诗人，弗里德里希的挖苦真是不能更准更狠了。但是这么严厉的批评是否过分了？
我的疑惑在于：这究竟是弗里德里希的挖苦，还是刘皓明先生自己的挖苦？所有这些“轻蔑”、“嘲笑”、“鄙视”、“奚落”、“贬损”，究竟出于刘浩明先生引用的作者还是出于刘皓明先生自己？
我们不妨在弗里德里希自己的这部著作中看看。弗里德里希这本论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现代诗歌的诗歌研究是一部经典，但在书中他主要论述的是罗曼语的现代诗歌，即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现代诗歌。这种“局限”其实也正常，弗里德里希的研究领域正是罗曼语诗歌，弗里德里希论述的主题是有限的，但其眼界却是现代诗歌整体，偶有论及英语和德语现代诗歌的部分，也都颇为精到，“局限”其实是德国教授一贯专精的表现。但无论其眼界如何广阔，要批评里尔克却非要借用这样一部并非专论德语诗歌（遑论专门关于里尔克）的研究著作，颇为让人不解。尤其是，刘皓明先生专门翻译注释过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近年又有荷尔德林的翻译评注问世，为何不引用一些别的论著，偏要从这部书中寻找语焉不详的一鳞半爪来“批判”里尔克呢？
我不想做诛心之论，不想说刘皓明先生就是要借此来寻找一些支持他已有想法的论据。但他对弗里德里希论述的刻意曲解却是不争的事实。弗里德里希在其著作的引论部分已经明确指出：
要认识现代诗歌，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寻找范畴来描述现代诗歌。无从回避的一个事实，也是所有的批评都证实了的一个事实是，这里主要使用的是否定性范畴。不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些范畴不是用来贬低，而是用来定义的。的确，用来定义而不是用来贬低，这本身已经是现代诗歌从早前诗歌中脱离出来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后果。
弗里德里希的这个基本态度并不只是针对他所研究的罗曼语现代诗歌，也针对整个现代诗歌，为此他专门说：
在谈论当代抒情诗的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文献中可以列举出更多的关键词。我们强调，这些词语都是用来描述，而不是用来贬责的。它们包括：方向丧失、通常物消解、秩序瓦解、内在统一性消失、碎片化倾向、可颠倒性、排列风格、去诗意化的诗歌、摧毁性闪电、切割性图像、粗暴的突兀、脱节、散焦观看法，间离化……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刘皓明先生的那些“酷评”大概是他自己的过度引申。弗里德里希对里尔克的评论，其实来自他在该书中对两种方式的论述：阿波罗而非狄奥尼索斯。这当然是一个至少可以溯源到尼采的分歧，阿波罗还是狄奥尼索斯？日神还是酒神？阳性还是阴性？理性还是非理性？秩序还是无序的混乱？出于“人”的有度描画还是源自神的诗歌喷涌？具体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自然可以去看弗里德里希的原书，在此我们至少可以明白，弗里德里希并不是要“贬责”、“贬低”里尔克，更不是要说他过于女性化乃至讽刺他一贯走女人路线。他如果泉下有知，大概不会同意刘皓明先生非要加在他头上的这些针对里尔克的判语。
刘皓明先生接下来的指责更为严重，他认为里尔克其人其诗缺乏基本的真诚：
最后，我们更不要说弗里德里希所讽刺的《杜伊诺哀歌》开始对天呼吁的姿态：西方古代诗人在诗作开头要呼吁诗神缪斯赐予自己灵感，这是荷马史诗所创立的传统，但是早自古罗马时代起，随着民智的启发，诗人采纳这一程式的时候，都多少要表露出某种变通和距离感，不好完全像古希腊的天真诗人那样，对诗神的存在深信不疑。里尔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却貌似万分虔诚地做出灵感来自上天的姿态而没有任何反讽，这在现代西方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难免要被人讥为做作和虚假。
弗里德里希论及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争执”，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诗歌中皆有反映。比起古代，呼格和呼喊本身确实在衰落，但总有诗人在运用这种方式，这未必是做作和虚假，说这种做法“在现代西方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然后由此说里尔克“难免要被人讥为做作和虚假”，首先，这个推论未必成立，其次，这个推论的前提是错误的，这种做法在二十世纪太常见了，与里尔克同时代的雅姆或克洛代尔、佩居，甚至大屠杀之后的策兰，都和神有直接的对话，对话和呼告未必是出于信仰，也许是质疑和指责（比如在策兰那里）。这种和“神”或者“天”或者某种超越之物的沟通，刘皓明先生何以能没有任何根据地斥之为“做作和虚假”？仅仅因为他不知道其他诗人也做过类似的呼吁和沟通尝试？
更何况，里尔克自己对于“神”或“天使”等超越者的看法非常复杂，而他的灵感是否来自上天，更不易判断。刘皓明先生认为弗里德里希讽刺的《杜伊诺哀歌》开头那种“对天呼告”的态度，真的是对天呼告吗？我们不妨看一下里尔克的著名开头：
谁，若是我呼喊，又会从天使的序列中听到
我？而且，即便假设有一位突然注意到我，
将我抓向它的心：我也会因其更强大的
存在而消逝。
里尔克的怀疑非常明显，此外，他诗中人与“天使”的距离感非常明显，当然，在其他哀歌中里尔克写到了，人与天使在上古时本是亲密无间，甚至可以一起出行，但现在天使离人那么远，甚至连大声的“呼喊”也无法抵达。所以第一首哀歌中里尔克马上写到：于是我抑制自己，咽下沉郁呜咽/的诱叫。作为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译者，刘皓明先生的判断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树立一个并非真实的里尔克，然后再去批判，这种“稻草人”战术，为的是什么？
当然，这篇文章中，刘皓明先生做出了很多很难让人信服的强判断（因为其前提不成立），比如：
再比如他曾多次参加对他后期生活与写作最重要、他一生中密切交往过的地位最高贵的恩主玛丽郡主（Marie von Thurn und Taxis-Hohenlohe）在家举行的扶乩活动，对于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化人来说，这不啻为一个大丑闻。人们有理由质疑，他参与这种荒诞低级的迷信活动是为了取悦于其恩主还是自己真信？抑或兼而有之？寻求恩主庇护，却介入这类活动，难免让我们跟《儒林外史》中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之流用飞檐走壁取仇人头（其实是猪头）的闹剧哄骗蘧家公子的事发生联想。
按照实证理性的观点，扶乩当然是“迷信”，有理性的知识分子去弄这个当然是“大丑闻”。但只要我们对“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化人”有所了解，就知道这种民间的神秘主义活动非常流行。我们姑且再次引用刘皓明先生喜欢引用的弗里德里希，他说起现代英语诗歌，用语是“从叶芝到艾略特的英语诗歌”“其意义都是不容置疑的”（弗里德里希在这列举中也提到了里尔克晚期的诗歌）。可我们知道，叶芝大搞通神活动，其名作A VISION就是通神活动的直接产物，他和艾略特诗中都用到不少塔罗牌，这是和神秘主义传统紧密联系的。更不用提超现实主义和各种“迷信”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刘皓明先生的标准来评判，这些诗人全都是“大丑闻”，全都是《儒林外史》里的那些骗子。
先不论这些“过于发达”的“联想”，回到刘皓明先生最核心、最根本的批评：他认为里尔克没有Verbindlichkeit，即没有“一致性”和“系统性”，在为人方面的表现是，他做作虚假，所写所做非出自真诚；在写诗方面的表现是，他没有系统的哲学体系和思考，不像荷尔德林那样有完整的观念论体系做支撑，没有内在的理，于是写诗遵循的就只能是感觉。刘皓明先生接下来一段论述露出了他批评的核心：
但是转变为移情的强大感觉归根结底是一种负能力或消极能力（a negative capacity），这是十九世纪初的济慈（John Keats）早就认识到的。古今中外，负的概念是与一连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消极、阴性、女性、被动、坤、柔、承受等等，这么说来，弗里德里希对里尔克的性别批评初看之下虽似显尖刻，却实在是有深厚的诗学根底的。因为弗里德里希是说，里尔克的诗和作诗法不是要主动地为人们纷纭的感觉、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建立观念的、意象的、语言的秩序，所谓“以男性的方式约控”，而是全然被动地逆来顺受，并且进而在这个逆来顺受的过程中泯灭自己，把自己化作来袭的客体，让自己的存在附丽于异己的客体身上。
刘皓明先生原来遵循的还是西方的（尤其是现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要用“理”来给出或建立秩序，“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建立观念的、意象的、语言的秩序”，里尔克没有遵循这个方式写诗，自然就是“负能力”的诗人。但是，在现代欧洲包括尼采在内的诸多思想者已经对理性主义做出强大批判的今天，如此不假思索地以之作为标准来进行评判乃至褒贬，是否合适？是否符合刘皓明先生自己引用的德国文学研究（比如弗里德里希）的基本立场？以褒贬代替描述和定义，是否是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正途？我们听到了许多酷评，可我们并未因此对里尔克有更多理解。
更何况，这些评判基本不成立。比如刘皓明先生接着大力描述的里尔克那“被糟蹋”的童年和“被扭曲”的心灵，也未必成立。里尔克的痛苦大抵始于他进入军校，一个完全男性和阳刚的环境确实和他一直以来享受的母亲的女性温柔截然不同，这让他痛苦，但他对童年和母亲的留恋和温情，我们可以在《杜伊诺哀歌》等许多地方找到证据。刘皓明先生博士论文是研究里尔克和废名诗歌中童年经验的转化，不知为何做出此种判断、如此贬低自己费力研究的诗人？如果我们借用刘皓明先生自己使用的Unverbindlichkeit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我们也可以说刘皓明先生对里尔克的研究具有这种Unverbindlichkeit，不亲切，冷淡，乃至刻薄，没有理解之同情。
最明显的例子来自他对里尔克诗歌成就的判断。他在满篇抨击之后说里尔克的诗歌还是有意义的，但意义仅仅在于，通过他敏锐的感觉，他的诗歌反映出了他的痛苦和扭曲（比如第四首哀歌和《布里格手记》中的某些段落），这种痛苦是他人生和诗歌中唯一真实的东西，其诗歌的可看之处就在于这唯一的真和诸般虚假的纠结。这个判断仅仅是刘皓明先生的“意见”，他并没有试图去论证他的观点，这样的个人“感觉”，难以让人信服，而且判断的前提满是漏洞。
后文中刘皓明先生似乎试图给自己的“痛苦”说一个支持，他说如果是其他某个人的痛苦，读者大概也不会感兴趣，但里尔克的感受能力太强大了，语言太强大了，所以这个极富感染力的诗人影响了许多人。首先，如果说里尔克强大的感受能力和语言能力让他的诗歌感人，为什么不是别的诗歌，恰恰是与痛苦有关的诗歌是感人的？刘皓明先生的论据是，只有这些诗歌中有“真”存在，其他诗歌中的经历和感觉、感情都是假的，是他用来骗吃骗喝混生活的，这样的判断，其根据何在？仅仅因为里尔克父亲是虚伪的小市民而母亲爱慕虚荣？诗歌的“真”究竟何在？诗歌或文学研究可以完全依靠注定不可能充分的生平传记研究？
刘皓明先生接下来谈了里尔克的德语，确实，里尔克的德语造诣之高和他的文学起点之低，都是有目共睹的，无可辩驳，也不能不提。可刘先生把里尔克德语的提升归功于他在欧洲的漫游和对欧洲文化的广泛涉猎（当然，刘先生在此又大力讥讽了里尔克一番），谈到德语，却不谈德语本身，真是咄咄怪事。我们知道，里尔克一直致力于打磨自己、打磨自己的德语。前者还可以用游历等等来说，后者则必须联系他的阅读、翻译和写作。刘皓明先生只说里尔克如何推崇一些三四流或二三流的德语诗人，却不讲他如何翻译瓦雷里这样的同时代大诗人，更不讲他如何仔细研读格林兄弟著名的德语词典以求精进，抛开这些，只谈里尔克语言以外的经历，得出里尔克只是靠着“经历”和“博览”写东西，也就不稀奇了。
弗里德里希推崇的是里尔克的晚期诗歌，刘皓明先生自己批评最厉害的也是其早中期诗歌，但里尔克后期诗歌的秘密，真是在他的童年痛苦吗？我在此想做一个非排他性的解释尝试，我认为里尔克后期诗歌的关键在于他对荷尔德林的阅读。
荷尔德林现代编者海林格拉特修习的是古希腊与日耳曼语文学，经由其老师发现了荷尔德林，于是写了相关博士论文，1909年11月，他在斯图加特图书馆发现了荷尔德林晚期的颂歌和品达翻译，他极为重视，并且极力推广，送了许多誊抄本给友人。1910年10月他与里尔克相遇，彼时里尔克刚完成《马尔特手记》的出版工作。后来里尔克自己说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我个人觉得，与荷尔德林的相遇和碰撞是里尔克沉默的一个关键原因，同时，荷尔德林也是他日后走出沉默的一个关键。
熟悉里尔克的读者很容易察觉到里尔克前后期诗歌之间巨大的风格断裂。荷尔德林的品达翻译以及后期的哀歌和颂歌给里尔克的写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杜伊诺哀歌》和慕佐诗篇等后期诗歌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杜伊诺哀歌》和《荷尔德林后期诗歌集》的译者刘皓明先生完全不谈里尔克与荷尔德林的相遇以及这相遇对里尔克的巨大影响，反倒仅仅“纠结”于里尔克的“童年痛苦”与“被扭曲的人格”，让人感到非常遗憾。仅仅因为里尔克写到了欧洲的各个地方、受到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影响，就说里尔克不是一个deutscher Dichter，实在是一个太过勉强和偏狭的判断。
当然，刘皓明先生的用语是：是的，他绝对不是一位德国诗人，而实在是一位泛欧罗巴诗人。这又把我们送回到他文章开头那个“段子”：
十五年前的冬天，我在柏林写博士论文。某晚与友人约晚餐，到餐馆后不料他父亲也在。我这朋友虽是柏林人，却是我耶鲁的同学，那时他刚自古典系毕业，得了博士学位归国，已供职于南德一家报社。其父是位大学教授。我同这父子二人谈话，前辈问起我的论文题目，我如实奉告说在写里尔克。不料他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怎么不做德国文学？”
这位教授大概是问，为什么你不做deutsche Literatur？关键在于，这个deutsch，究竟是说德语还是德国？他说的究竟是德语文学还是德国文学？他的意思当然是问刘皓明先生为什么人在德国却要研究一个奥地利德语诗人，为什么不做德国作者的德语文学。如果一个人在巴黎向一位法国教授说他在研究维尔哈伦，大概那教授也会好奇（兼带民族自傲地）问他，为什么不做法国文学。但法语或德语比法国或德国更为广阔，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主题或经历，而是他的诗和他所运用的语言。就此而言，里尔克是一个德语诗人，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他不是德国诗人（这又是刘先生立出来的一个“稻草人”，我想现在没有多少人会无知到以为里尔克是个“德国诗人”），并不那么重要。
刘皓明先生汲汲批评的里尔克的“经历”或“体验”，其实有很重要的个人意义和传统根源。里尔克的神秘体验，他自己尝试描述过，刘皓明先生也提到了他对这段描述的翻译。里尔克在山坡上倚着一棵树，感到树在震颤，他以为是风，后来发现眼前的草木并不动，不是风，这时他意识到，这是一种来自空间或宇宙的震颤，他和一个神秘的空间产生了共鸣，感受到了这个空间的颤动。这个洞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此之后，他突然获得灵感，一口气写出了几乎所有的《杜伊诺哀歌》和全部的《致俄尔甫斯的商籁》。
如果我们说，荷尔德林的阅读让他难以下笔，但这也给了他一个形式和方向，一旦（被刘皓明先生嘲笑的）缪斯给予他启迪，他十年或者说一生的沉淀就喷涌而出。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从艾克哈特大师到波墨，德国不仅仅有观念论这样的理性传统，也有源远流长的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传统，甚至观念论自身，也不是那么“理性主义”。里尔克刻意的孤独生活，其实是欧洲“精神修炼”传统的继续，他和他的导师罗丹明显是两种气质，他更阴柔，更接近狄奥尼索斯式的出离（想想十字架的圣约翰那著名的出离之夜），而罗丹则更为阳刚，更接近阿波罗的日神传统，如尼采所言，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是不可或缺的两极，必须打成一种平衡，否定任何一个，都不足取。刘皓明先生提到了物诗阶段，认为里尔克仍然是在大写其个人感受，甚至用自己去代替“物”感受，其实物诗也是去除“我”之蔽障的一种精神修炼和诗歌磨练，让“我”进入“物”，进入世界。这恰恰是神秘主义传统的一个核心。
至于里尔克的神秘体验，从帕斯卡尔著名的神启火焰之夜，到笛卡尔突然获得的一生的思想指导原则，到路德雷雨中的信仰转折，再到使得瓦雷里放弃诗歌写作的那个暴风雨之夜，哲学家、神学家、诗人，他们都会受到这样的启迪。我们如果要否定里尔克的体验，就也必须否定所有这一类体验。当然，还有个更简单粗暴的办法：说里尔克是个假货、骗子。刘先生的这种做法很符合他对negative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并非出于积极，而是出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休要跟我谈个人的体验或者神秘体验，你说你有，能拿出来给我看吗？不能实证？那就是虚假的，你整个人就是做作，就是骗人。
里尔克究竟是不是如刘皓明先生所说是个骗子？我们无法通过一本传记来了解。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去阅读他自己的诗歌。读完之后，对其诗歌我们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另外，像《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样的著作也需要读读：
那里没有一个成熟而纯洁的性的世界，只有一个缺乏广泛的“人性”，而只限于“男性”的世界，充满了情欲、迷醉与不安，为男人旧日的成见与傲慢的心所累，使爱失却了本来的面目。因为他只是作为男人去爱，不是作为人去爱，所以在他的情的感觉中有一些狭窄、粗糙、仇恨、无常，没有永久性的成分存在，减低艺术的价值，使艺术支离晦涩。这样的艺术不会没有污点，它被时代与情欲所渲染，很少能持续存在（多数的艺术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也可以享受其中一些卓绝的地方，可是不要沉溺失迷，变成德美尔世界中的信徒；他的世界是这样无穷地烦恼，充满了奸情、迷乱，同真实的命运距离太远了；真实的命运比起这些暂时的忧郁使人更多地担受痛苦，但也给人以更多的机会走向伟大，更多的勇气向着永恒。
少女和妇女，在他们新近自己的发展中，只暂时成为男人恶习与特性的模仿者，男人职业的重演者。经过这样不稳定的过程后，事实会告诉我们，妇女只是从那（常常很可笑的）乔装的成功与变化中走过，以便把他们自己的天性从男性歪曲的影响中洗净。至于真的生命是更直接、更丰富、更亲切地在妇女的身内，根本上他们早应该变成比男人更纯净、更人性的人们；男人没有身体的果实，只生活于生活的表面之下，傲慢而急躁，看轻他们要去爱的事物。如果妇女将来把这“只是女性”的习俗在他们外生活的转变中脱去，随后那从痛苦与压迫里产生出的妇女的“人性”就要见诸天日了，这是男人们现在还没有感到的，到那时他们将从中受到惊奇和打击。有一天（现在北欧的国家里已经有确切的证明）新的少女来到，并且所谓妇女这个名词，她不只是当作男人的对立体来讲，却含有一些独立的意义，使我们不再想到“补充”与“界限”，只想到生命与生存——女性的人。
读完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里尔克对女性究竟是充满了尊重与期待，还是只有卑污的利用念头。当然，一个作家写出的东西和一个作家做出的事情，未必能够统一。但一百年以来这些书信的读者能够学到的，大概是对女性的尊重与期待，而刘皓明先生满篇的男性中心和理性中心的观念，让他忽视欧洲的赞助人、保护人和沙龙传统以及这个传统中女性的至高地位和作用，进而用极为刻薄的话来贬损里尔克，这大概并不符合文学研究的法度，也不是为文的正轨。
总之还是让我们回到里尔克的作品，要么从中学到一些可以改变我们的东西，要么做真正客观的公正研究，使里尔克成为里尔克，或者至少，让里尔克还是里尔克。
艾洛
9月15日 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