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的爆发让外需大幅减弱 P2P借贷 财富 理财 博创集团
调结构的基本逻辑
次贷危机的爆发让外需大幅减弱，中国经济所存在的内需不足、消费偏低等结构失衡问题因而突显。面对这些情况，政府及社会各界已形成共识，都认为需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式来让中国走上一条更有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但愿望并不是结果的充分条件。直到目前，我们仍然缺乏对调结构基本逻辑的系统梳理。调结构的呼声也还多停留在感性的口号和零敲碎打的政策上。在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回答，甚至一些关键问题尚未被问出的时候，调结构政策无法形成系统性思路，难以切中问题要害，也不太可能实质性的改善中国经济的结构。
评价经济结构的终极标准
展开一段旅程的第一步是设定目标。只有目标确定了，才能知道下一步将迈向何方，也才能评价每一步迈得正确与否。调结构也是一样。只有明确了经济结构调成什么样，才能知道该怎么调。但至今，中国的调结构还停留在针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头疼医头之上，缺乏一个明确合理的总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中国目前约1/3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了，需要提升，那么这个比重到多少才算合适？1/2够吗？还是得像美国那样超过2/3才算到位？如果说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太过于低端，那要怎样的产业组成才算合理？是要复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产品线，还是必须得达到美欧日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才算达标？这些问题的答案仍是空白。自然，相关的政策就缺乏指导，只能盲目推进。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才算合理，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它，而这有最终决定于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假如经济发展是为某个独裁者服务，那么所有资源都向独裁者倾斜就是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而如果经济发展是为了创造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那么在保证居民生存的前提下，把资源都用来投资就是“最优”的经济结构。我们应该把中国经济结构调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要通过中国经济发展来达成什么样的终极目标。
以人为本，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无可争议的最终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谓以人为本，按照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实现所有居民福利的最大化。更通俗的说，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如果能够认同这个经济目标，那么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经济结构，就应该是我们调结构的方向。
依靠市场机制，调整生产结构
经济产出最大化，是最大化居民福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产出最大化不是个简单的工程问题。不同生产要素之间有无数种组合可能。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评价产出的标准是居民的偏好。居民不需要的产品就算生产得再多，也无法提高居民的福利。所以，产出最大化是一个牵涉到了资源禀赋和居民偏好的复杂问题，需要通盘考虑经济中各个微观企业和个人的客观状态和主观意愿。
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找到的求解这个问题的最优工具。市场中的价格充分包含了各种信息，从而引导资源达成最有效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之下，一国的产业结构真实反映了该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市场形成的产业结构或许会偏向于低端行业，但这并不是产业结构的错，而是该国的禀赋状况使然。人为干预产业结构，强行推进产业升级，只会让经济运行的效率下降，产出降低。中国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经济表现，已经为这一论断给出正反双方面的证据。
中国经济生产结构的优化，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这技术水平偏低，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中国的要素状况所决定的，不可将其视为结构的失衡，更不应该成为政府调节的对象。要相信，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懂得如何组织生产。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是不知道产业升级，也不是不知道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利润更丰厚。他们之所以没有进入那些更为高端的行业，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政府要调节生产结构，应该做的是消除那些制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让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发挥出来。如果想户籍制度这样制约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能够被打破，一些被行政扭曲的要素价格能够市场化定价，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能够被破除，那么市场的运行效率还能进一步提升，令产出增加。这些才是调整结构应该发力的对象。反过来，那些人为“提升”产业结构，甚至不惜通过设置障碍“倒逼”企业升级的做法，其实是与调结构的初衷南辕北辙。
建立市场机制，调节需求结构
除了最大化产出之外，还需要将产出尽可能多的变成居民消费来最大化居民福利。这是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消费是获取福利的源泉。毕竟，不管生产了多少个面包，只有被人吃下去的面包才能驱散饥饿感，提升人的幸福程度。但消费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并不是某个具体时点的消费越多越好，而是要权衡不同时点之间消费的分布，以尽可能提升整个消费过程带来的整体福利。而投资就是将消费在不同时点间转移的工具——投资以牺牲当期消费为代价，提升了未来的消费。。居民在每个时点都需要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做权衡，以优化消费在时间轴上的分布。当期消费多，虽然意味着从中获得的福利更多，但同时也意味着投资的减少，以及未来消费的下降。所以，消费和投资之间有一个最优比率的问题。
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最优比率应该是多少，取决于居民的时间偏好（居民在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如何做选择），以及投资回报率（通过投资将消费从现在转移到未来的效率）。居民越有耐心（意味着在偏好中给未来消费越高的权重），那就越愿意通过投资的方式将当前的消费推迟到未来。而投资回报率越高，则牺牲一定量当期消费能够换来的未来消费就会越多，也会提升居民的投资意愿。经济学已经论证了，当时间偏好与投资回报率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消费序列带给居民的福利最大。这时消费与投资就达成了最优比率。
这种抽象逻辑在现实中对应着金融市场调节消费和投资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居民作为储蓄者，是资金的提供方；而企业作为投资者，是资金的需求方。金融市场将来自居民的储蓄资金导向企业，从而将居民和企业这两大部门连接在了一起。居民的时间偏好隐含他们对储蓄所要求的回报率之上。如果一个投资项目的回报率达不到居民对储蓄回报的要求，就说明站在居民的立场，与其将资源投放在这个项目上来获取未来微博的消费增加，还不如现在就将其消费掉带来的福利更高。自然，这种低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就无法在金融市场中获得资金支持。
这样一来，在金融市场中，居民时间偏好就成为了筛选投资项目的标准。当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项目达到居民的要求，促使居民做出更多储蓄，从而将更多资源从居间部门导向部门企业。而当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时候，居民的储蓄热情被抑制，从而多消费、少储蓄（甚至还可能要求将之前投资在企业之中的资金撤出）。这时，资源从居民部门向企业部门的流动就会减少，甚至形成回流。这就形成了资源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之间双向流动的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了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最优比率。
中国需求结果持续失衡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这种调节消费和投资的市场机制。中国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金融资源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干扰，并不完全按照项目回报率来进行配置。更严重的是，中国居民因为持有的财产较少，缺乏在金融市场中表达自己时间偏好的“选票”。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持有很多资本（土地、国企的实物资产），这些资本虽然名义上为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居民对他们并没有支配力。这些资源的配置并不受居民时间偏好的影响，自然也不会发生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回流居民部门的情况。这样，许多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投资行为就不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更不受居民偏好的约束。由此，资源在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双向流动难以实现，调节投资和消费的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便长期存在。
因此，中国需求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建立起调节消费和投资的市场化机制。合理的需求结构只能依靠这个市场机制来形成。而如果缺乏这个机制，我们甚至无从获知合适的消费投资比率应该是多少，需求结构的优化更是无从谈起。这种机制的建立有赖于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以及行政干预的消除。除此而外，还需要调节资本的分配状况，让全民所有的资本真正意义上为居民所拥有。这样才能让经济中的两项基本投入要素──劳动和资本──都为居民所有，其所创造产出为居民所用，从制度上保证经济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
次贷危机的爆发让外需大幅减弱，中国经济所存在的内需不足、消费偏低等结构失衡问题因而突显。面对这些情况，政府及社会各界已形成共识，都认为需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式来让中国走上一条更有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但愿望并不是结果的充分条件。直到目前，我们仍然缺乏对调结构基本逻辑的系统梳理。调结构的呼声也还多停留在感性的口号和零敲碎打的政策上。在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回答，甚至一些关键问题尚未被问出的时候，调结构政策无法形成系统性思路，难以切中问题要害，也不太可能实质性的改善中国经济的结构。
评价经济结构的终极标准
展开一段旅程的第一步是设定目标。只有目标确定了，才能知道下一步将迈向何方，也才能评价每一步迈得正确与否。调结构也是一样。只有明确了经济结构调成什么样，才能知道该怎么调。但至今，中国的调结构还停留在针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头疼医头之上，缺乏一个明确合理的总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中国目前约1/3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了，需要提升，那么这个比重到多少才算合适？1/2够吗？还是得像美国那样超过2/3才算到位？如果说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太过于低端，那要怎样的产业组成才算合理？是要复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产品线，还是必须得达到美欧日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才算达标？这些问题的答案仍是空白。自然，相关的政策就缺乏指导，只能盲目推进。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才算合理，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它，而这有最终决定于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假如经济发展是为某个独裁者服务，那么所有资源都向独裁者倾斜就是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而如果经济发展是为了创造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那么在保证居民生存的前提下，把资源都用来投资就是“最优”的经济结构。我们应该把中国经济结构调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要通过中国经济发展来达成什么样的终极目标。
以人为本，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无可争议的最终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谓以人为本，按照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实现所有居民福利的最大化。更通俗的说，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如果能够认同这个经济目标，那么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经济结构，就应该是我们调结构的方向。
依靠市场机制，调整生产结构
经济产出最大化，是最大化居民福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产出最大化不是个简单的工程问题。不同生产要素之间有无数种组合可能。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评价产出的标准是居民的偏好。居民不需要的产品就算生产得再多，也无法提高居民的福利。所以，产出最大化是一个牵涉到了资源禀赋和居民偏好的复杂问题，需要通盘考虑经济中各个微观企业和个人的客观状态和主观意愿。
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找到的求解这个问题的最优工具。市场中的价格充分包含了各种信息，从而引导资源达成最有效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之下，一国的产业结构真实反映了该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市场形成的产业结构或许会偏向于低端行业，但这并不是产业结构的错，而是该国的禀赋状况使然。人为干预产业结构，强行推进产业升级，只会让经济运行的效率下降，产出降低。中国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经济表现，已经为这一论断给出正反双方面的证据。
中国经济生产结构的优化，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这技术水平偏低，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中国的要素状况所决定的，不可将其视为结构的失衡，更不应该成为政府调节的对象。要相信，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懂得如何组织生产。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是不知道产业升级，也不是不知道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利润更丰厚。他们之所以没有进入那些更为高端的行业，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政府要调节生产结构，应该做的是消除那些制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让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发挥出来。如果想户籍制度这样制约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能够被打破，一些被行政扭曲的要素价格能够市场化定价，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能够被破除，那么市场的运行效率还能进一步提升，令产出增加。这些才是调整结构应该发力的对象。反过来，那些人为“提升”产业结构，甚至不惜通过设置障碍“倒逼”企业升级的做法，其实是与调结构的初衷南辕北辙。
建立市场机制，调节需求结构
除了最大化产出之外，还需要将产出尽可能多的变成居民消费来最大化居民福利。这是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消费是获取福利的源泉。毕竟，不管生产了多少个面包，只有被人吃下去的面包才能驱散饥饿感，提升人的幸福程度。但消费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并不是某个具体时点的消费越多越好，而是要权衡不同时点之间消费的分布，以尽可能提升整个消费过程带来的整体福利。而投资就是将消费在不同时点间转移的工具——投资以牺牲当期消费为代价，提升了未来的消费。。居民在每个时点都需要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做权衡，以优化消费在时间轴上的分布。当期消费多，虽然意味着从中获得的福利更多，但同时也意味着投资的减少，以及未来消费的下降。所以，消费和投资之间有一个最优比率的问题。
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最优比率应该是多少，取决于居民的时间偏好（居民在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如何做选择），以及投资回报率（通过投资将消费从现在转移到未来的效率）。居民越有耐心（意味着在偏好中给未来消费越高的权重），那就越愿意通过投资的方式将当前的消费推迟到未来。而投资回报率越高，则牺牲一定量当期消费能够换来的未来消费就会越多，也会提升居民的投资意愿。经济学已经论证了，当时间偏好与投资回报率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消费序列带给居民的福利最大。这时消费与投资就达成了最优比率。
这种抽象逻辑在现实中对应着金融市场调节消费和投资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居民作为储蓄者，是资金的提供方；而企业作为投资者，是资金的需求方。金融市场将来自居民的储蓄资金导向企业，从而将居民和企业这两大部门连接在了一起。居民的时间偏好隐含他们对储蓄所要求的回报率之上。如果一个投资项目的回报率达不到居民对储蓄回报的要求，就说明站在居民的立场，与其将资源投放在这个项目上来获取未来微博的消费增加，还不如现在就将其消费掉带来的福利更高。自然，这种低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就无法在金融市场中获得资金支持。
这样一来，在金融市场中，居民时间偏好就成为了筛选投资项目的标准。当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项目达到居民的要求，促使居民做出更多储蓄，从而将更多资源从居间部门导向部门企业。而当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时候，居民的储蓄热情被抑制，从而多消费、少储蓄（甚至还可能要求将之前投资在企业之中的资金撤出）。这时，资源从居民部门向企业部门的流动就会减少，甚至形成回流。这就形成了资源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之间双向流动的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了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最优比率。
中国需求结果持续失衡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这种调节消费和投资的市场机制。中国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金融资源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干扰，并不完全按照项目回报率来进行配置。更严重的是，中国居民因为持有的财产较少，缺乏在金融市场中表达自己时间偏好的“选票”。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持有很多资本（土地、国企的实物资产），这些资本虽然名义上为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居民对他们并没有支配力。这些资源的配置并不受居民时间偏好的影响，自然也不会发生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回流居民部门的情况。这样，许多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投资行为就不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更不受居民偏好的约束。由此，资源在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双向流动难以实现，调节投资和消费的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便长期存在。
因此，中国需求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建立起调节消费和投资的市场化机制。合理的需求结构只能依靠这个市场机制来形成。而如果缺乏这个机制，我们甚至无从获知合适的消费投资比率应该是多少，需求结构的优化更是无从谈起。这种机制的建立有赖于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以及行政干预的消除。除此而外，还需要调节资本的分配状况，让全民所有的资本真正意义上为居民所拥有。这样才能让经济中的两项基本投入要素──劳动和资本──都为居民所有，其所创造产出为居民所用，从制度上保证经济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