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格林及其它——《菲利普•普尔曼格林童话选粹》译后感

                
                （月底出版，正式出版书名为《格林童话》，原书是这本。本文请勿转谢谢）
关于格林，资料方面该说的话，普尔曼先生在导言中，差不多已说尽了，没有必要重复。作为译者，我打算在以下的文字里，集中谈谈译时感受，对格林童话本身、普尔曼其书英语文本的原初存在形式，以及其在这一时代出版所具有的意义，多少进行一番描绘，方便读者更立体、准确地把握故事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某些东西。
笔者素来崇尚原文阅读，认为若有条件，必得通读作者最初定稿付梓的版本，才能站在相对最近的位置，理解创作者欲向文字受众所表达的思想。德语不止与中文，与英文之间，在语言的建构性上也相隔堪称鸿沟般的距离：虽然同是源自印欧语系的西日耳曼语支，但是——打比方说，一位从未学过英语的德国人，与一位从未学过德语的英国人之间，单凭说母语，是完全没办法沟通的。1973年，德国英语研究者Thomas Finkenstaedt教授曾与Dieter Wolff联名，在海德堡的Carl Winter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册名为《Ordered Profusion: Studies in Dictionaries and the English Lexicon》的论文，这篇论文中被后来者们多次引用的一个结论是：英语单词中的词汇来源，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法语和拉丁语，与希特勒在全德启用正字法时期的德语词汇重合率，不足百分之三。我在德国待了足有十年，最开始学习德语时，语言老师Sabrina女士对我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要“彻底忘掉英文”，足可见这两种语言之间纠结生分的程度（尽管现代德语已被英语“侵蚀”得太多了）。
故而，普尔曼先生所译的格林，与其说忠于原文或者故事本身（指以口头传述的形式流传在欧洲的故事本体），倒不如说是对格林所记录故事们的一种理解。至于童话故事，与其以静止的态度来孤立特定文本，倒不如认为它们是流动在时代进程中的独有叙事方式。譬如民国末期某位江南母亲讲给孩子听的《穿长靴的猫》，与日本经济景气时、哪个电台上夜间主持闲时无聊所讲的同名故事，内容上很可能千差万别。口头叙事的重复或者继承，即使是由同一个人、在同样情境下重述，听者脑中展现的，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场景：童话故事中鲜少出现详尽具体的描写，因此，也就给了听者（尤其是睡前闭眼聆听的孩子们）足够的想像空间，足以创造出斑斓缤纷的梦境。
通常，人们在提起菲利普•普尔曼时，都会第一时间忆起他曾获奖无数的名作《黑暗物质三部曲》。尽管亦有评论家将他与《魔戒》作者托尔金并称，列名“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奇幻小说家之一”。但照笔者看来，“暗质三部曲”不过英国儿童文学中平凡无奇的庸作而已，百年之后将鲜少再被人提及。以如此态度来审视普尔曼其人，反而能更加凸显出他的另一重重要身份：民间故事研究者。
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主修英文。在校五年，成绩相当一般，但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却对他造成了深厚的影响。牛津的英文系尤以优秀、正统著称，在英国人心目中所处的地位，大抵相当于北大中文系在国人眼中的水准。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与普尔曼是同系校友，尽管普尔曼成绩不怎么样（好歹坚持读完，拿到学位，某种程度上讲，总比读了一年即被开除的雪莱要好些；至于留学过来的奈保尔成绩如何，从他那些讥讽牛津的文章中，实在瞧不出端倪），且两人之后的写作领域大不相同，生平也迥异。但作品，却多少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考察《斯通先生与骑士伴侣》，以及《井中之虎》，尤其能得到这一印象）。牛津英文系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普尔曼一直待在牛津，离开大学之后，他在一所中级学校给九到十三岁的孩子们上英文课，一教十二年，其间出版了好几本书（大红大紫的《雾中红宝石》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这本书的出名，也让他下决心从学校辞了职，专事写作），逐渐在儿童文学界崭露头角。普尔曼对各国民间故事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这也对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业余时间里，他大量阅读民间故事相关的理论书籍和文献，发表了不少相关评论研究类文章。1988年起，他开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威斯敏斯特学院（不少人将这一位于牛津市的学院，误作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主讲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及民间故事，为期六年。在这一时期，除了创作“暗质三部曲”的首作《北极光》（这个名字在美国出版时改为了大家所熟知的《黄金罗盘》，但那部同名改编电影实在是糟透了）外，他开始系统研究格林兄弟的传世名作，并觉察到之前的格林英译本相对来说已显得陈旧——或许正是在此时，他的脑中萌生出了要重译格林的念头。
经典的某个译本，就算当时译得如何准确、精彩、雅致，也总是会随着时代而衰老的，彼时的版本，必然留存彼时代的烙印，无从消除、忽略、抵赖。记得村上春树在重译钱德勒的名篇《漫长的告别》时，也曾提到清水俊二在1958年时的初译本——两个版本之间相隔五十年，纵使再如何尊重原译本，最终成文也不可能与原译相似：哪怕同样译出了“那个年代的信达雅”，编辑和读者们恐怕也不会答应。如今常有读者怀念傅雷、乔志高，敬仰鲁迅译的果戈里、程小青译的福尔摩斯，或者徐梵澄的《苏鲁支语录》。此种怀念和敬仰，且不提徐梵澄版尼采对原文的曲解，想必更多是出于对当世“快餐式翻译”现象不满的逆动。实际上，即使如今某本用心翻译的书，译文被公认为“雅致经典”，也是相对于当今的“粗俗不堪”而言的。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粗俗和雅致——毋宁说语言本身，即是一头不停生长变化的巨兽，而译文，天然具有时代属性。
市面上常见的《格林童话》中译本，受公认的无非杨武能和魏以新译本。虽然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却始终无法回避一个本质上的缺陷：所有被认为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都被简化或者删去了。《杜松树》的血腥、《壮士汉斯》的暴力、《离家寻找害怕的年轻人》的神秘，以及大量宗教相关的细节，在过去的中文版本中是无缘得见的。《格林童话》中文版的过分“儿童化”，导致许多大陆读者在初次读到日本人桐生操（准确点说，是堤幸子和上田加代子这两位日本女士）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之后，感到万分惊异，进而认为格林的原始版本“竟是如此黑暗”。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焚舟纪》中所重述改写的几则格林，或许更加深了这一印象。
但这两个方向的极端化，却都并非《格林童话》的原貌。桐生操其人不识德文，所著不过出于转译，又加入了太多个人捏造，一切以强调猎奇性为主，不值一哂。安吉拉•卡特的改写版本具有极端的个人写作特征，除借用设定之外，和原故事之间已然关系不大——真正值得看的，倒是她的那本《精怪故事集》，其性质可以与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相提并论：辑录远重于再造。
菲利普•普尔曼的格林，亦是如此：他对故事的改动不大，且多半是出于“还原故事原貌并最优化”的目的。如果一个民间故事有其它民族、语言的不同版本，他会比较数种文本之间的异同，挑选其中语言最为饱满、逻辑最合理、情节最丰富的部分，留作己用。格林辑录中缺失的情节，他会尝试通过其它不同版本补上。但这种补充并不盲目——如果添加的部分并不完美，普尔曼会选择舍弃；而如果原文本身有逻辑问题，他会选择改写。比如，一个我所认为比较出彩的改进，乃是在《林中的三个小矮人》篇中，他所添加的矮人对话——这一改动对角色形象的丰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普尔曼对原始文本的改动并不多，即使再怎么宽容地去估算，也不会超过一成。而今读者所见的中译本，与目前已有的中译本间，所存在的差异，更多是因为之前版本的过分儿童化所致。
即便如此，如前所述，普尔曼的英译与德语原文也已完全不同。因为热衷于收藏十九世纪德文经典古籍的缘故，笔者熟读格林原版，并于2009年开始，尝试翻译初版格林童话之中有所辑录、但却在稍后版本中被格林兄弟剔除掉的故事（也正因此，才得以有接触并翻译本书的机会）。辗转译出二十五篇，尚余十二篇未译。格林童话原文，无论叙述者如何不同，实际都是一种冷冷旁观、略带戏谑荒诞的腔调。这么说吧，如果要提一具尸体，直接提就是，对它的态度，和对初开的鲜花相比，也不会有多少不同。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独属于工业革命时代来临之前的古典主义神秘感：常通过对当时宗教、言谈、日常举止的侧写来体现。即便欢乐的时刻，人们也仿佛蒙了一层面纱；而一旦面临悲戚时，则往往夹带死亡的气息——这便是那个时代欧陆中土童话文本的典型特色。
本书是我所翻译的第五本书，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迎来了自己文学翻译生涯的第一百万字。译完全书时，译稿总字数最终停留在约一百二十五万字的位置。忘记是哪里看来的一种提法（也可能是出自我本人的杜撰，但杜撰得太久，自己也忘记了），说译者在译完一百万字之后，就像人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年龄，不再为追求每词每句的精准而纠结反复，开始慢慢往倾向于意译的、流畅通顺的路子上靠了。虽然这说法大抵片面，可相比最初译书时的感受起来，变化还是大到足可察觉的：在译麦卡勒斯遗作《抵押出去的心》时，我谨小慎微，希望能完整表达出每一个词，并反复斟酌选词对应和代词准确。造成的结果，是代词过频。语句的腔调虽然十分麦卡勒斯，中文读来却多少有些拗口。而今重读，有些处处碰壁的阻塞感。翻到第三本《测量世界》时，已经到了敢于针对语种特点更改陈述方式的大胆地步。而如今，翻译格林时，更注重开口朗读时的“气”与“氛”，希望母亲们在给孩子们读这些故事时，可以一气贯通下去，提升故事本身氛围及感染力，不至于遭遇舌头打结的尴尬——这倒跟普尔曼用英文译时的初衷契合了。
说来有趣，之前翻译的四本书，两本完全是英文作品，另两本完全是德文，但这本却是由德文译向英文，最终又翻作中文的作品。故此，我将普尔曼的原书，以及德文第七版的格林童话都放在眼前，以平均每天一篇的速度（有些篇幅长的故事，要耗去三天的时间；短如《寿衣》这种，则是一天三篇），三相对照着，埋头一路译了下来。在译书过程当中，我不止一次被这些经典故事感染（尽管已读过那么多遍），为角色们的勇敢、愚蠢、邪恶、无良、荒唐和豁达拍案叫绝。除去如糖果屋或者白雪公主那样、为世人们所熟知的经典篇目，我最喜欢的篇目还有《猫与老鼠凑一家》、《小哥哥和小妹妹》、《魔鬼的三根金发》、《和小精灵有关的故事》、《金鸟》、《农戚》、《两人同行》等。这本书里没有不值得一读的故事，普尔曼先生的甄选，毫无疑问，相当符合一位杰出民间故事研究者的品味。
不知是否因为自己实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院派民间故事研究者的缘故，读者们也可以看到，普尔曼先生在附注中多次强调故事本体，反对学者们对童话隐喻的过分深究，且对以往的阐释和解构表达了不满。诚然，英译者的立场并无问题，且所列出的参考书目应该也逐一通读过，但这并不代表他的解说具有权威性（某种角度来讲，或许恰恰消解了权威性）。比如，每篇童话末尾所附的“相似故事”，并非现存所能找到相似故事的全部版本，而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关于这点，普尔曼先生并没有明确说明。但实际上，如初版格林的第一百二十二篇《长鼻子》，明显是本书中《化驴菜》篇的一个变种，无论整体结构还是后半部分内容，均十分吻合。但普尔曼对此却只字未提。
本书不会是格林童话的最后一个英译本，同样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中译本。这些故事（包括初版格林）天生具有反复重译的意义，因为它们不止是话语的凝固，也同样记录了整整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欧陆中土有数不清的王国和国王、忠诚的仆人、神秘恐怖的密林、洞穴强盗、邪恶女巫、大力士、欢乐的裁缝、身怀绝技的矮人、勇敢的士兵、苹果、鹅、皮毛、狐狸和纺车——对那个已然远去的伟大时代，我们理应胸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