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是国学的基础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检索与利用的学科，也是指导人们读书、治学的学科。它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其进行学习、研究，如现在不少高校，均设有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其任务就是培养从事文献整理和文献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同时，文献学又是其他一切涉古学科即国学的基础，是一切从事国学研究者必备的常识。
文献学与国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彼此游离的两张皮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从事文献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哲基础，否则，其研究必不能深入，因为抽象的、不涉及具体学科内容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同时，从事文、史、哲及其他涉古学科的学者，也必须具备文献学的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或者这个基础过于薄弱，必定影响其进入学术殿堂的进程，其研究成果很难不出现硬伤。国学研究，任何发明、创新必须以古典文献为基础，其中最重要、最常用者又是古书。而我国的古书，在作者、书名、篇名及成书过程、编辑体例等方面与现代书籍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对这些全然不知，在引用资料时必然要出现差错，甚至影响科研结论的准确性。笔者曾让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做过一个作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集传》和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为依据，查出《诗经》与《楚辞》一些语句的出处，结果大部分人均将《诗经》的篇名和《楚辞》中的一些分篇名标错了。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我国早期的古籍，篇名在该篇正文之后；如果一篇之内再分若干分篇，总篇名之后往往是第一分篇的正文，各分篇之名在各分篇之后。《诗集传》的底本源自宋刻本，《楚辞补注》是依据汲古阁本标点排印的，还保留着古书的这种体例。这些未来的学者对古书的这种体例全然不知，故有此误。
目录学和版本学是文献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对人们的读书治学尤关重要。我们考察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和著名学者的治学历程，无不是靠着版本目录学的指引步入学术殿堂的。道理很简单，走上学术道路，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读书，离不开利用文献资料，这就需要了解自己学习与研究的学科及邻近学科，有哪些基本典籍，其内容、体例如何，有何优点，有何缺点；这些书籍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都需要心中大体有数。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清楚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以免论述到有关问题时失于武断；谈到有关文献时，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利用资料，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好的版本。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这些著名书目，都是国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常读书。这些本都是老生常谈，但当今的状况颇令人担忧。笔者曾经看到有一篇研究唐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在谈到唐初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时说该书是“一部有名的丛书，但百不存一”。不知《类聚》是类书而非丛书，全书一百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类聚》是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类书，尚且如此，生僻之书，便可想而知了。
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否则，我们的研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正确解读文本的前提，又必须保证文本的准确。我国古代的典籍流传至今，早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多次文字嬗变及传抄刊刻，出现文字讹误乃至篇章错乱在所难免。我们要尽可能地选择精校精注本作为阅读与研究的底本，但他人的劳动并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工作。因为再善的本子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国学研究者要保证结论的准确可信，必须具备扫除讹误、尽可能恢复文本原貌的能力，即校勘的能力。前人所云“读书不知校勘不如不读”，道理即在于此。如有一篇研究王充《论衡·自纪篇》的文章，说其中的“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为至理名言。但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的作者对王充的话并没有真正看懂，这几句是讲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再好的事物也存在着瑕疵。而其中的“大简必有大好”，显然与此主旨不合，实则其中“大好”为“不好”之误。我们时常发现，有的国学研究者，既不注意版本的选择，也不对所据文本作任何校勘，依据错讹的文字高谈阔论，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研究能有符合实际的创新。
我国古书的情况十分复杂，除文本存在各种讹误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伪书、伪作。所谓伪书、伪作，就是书籍及诗文作品产生的年代或作者是假的。伪书、伪作不是无有价值，而是要将其作为研究所产生的年代和真正作者的资料去使用。文献学中的辨伪学，就是要搞清楚那些伪书、伪作的真正作者和产生的准确年代。因此，国学研究者尚需有辨伪的意识与功力。即便是“真书”，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使用时也必须首先下一番考辨的功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国学大师，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等，无一例外，在文献学方面都有着十分深厚的造诣，在文献整理与文献学理论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较为普遍地欠缺文献学功底呢？原因十分复杂。首先，与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学者相比，治学环境与治学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治学讲究基础和功底，小学与文献学是一切治国学者的基本功，他们每天接触、阅读的均是真正的古书或其他古代文献，甚至不用刻意追求，水到渠成，对以版本、目录、校勘为核心内容的文献学便了然于心。而解放后，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新培养出来的博士，没见过线装书、不读繁体、竖排书籍者不在少数。第二，解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学习前苏联，系科划分得很细，大多数高校删去了作为治学基础的文献学类课程，使多数学者失去了系统学习这类课程的机会。如果说这些学者耳濡目染，还能从老一辈那里得知文献学的重要，而由这些专家培养出来的硕士生、博士生，则可能更“专”，文献学根底更薄，文献学的意识更淡；时至今日，这些硕士生、博士生又已成为硕导、博导，又开始培养硕士、博士，这犹如近亲结婚，其后代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第三，现在的教育制度规定，除毕业论文外，硕士须在省级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博士须在核心或国家权威刊物上发表数篇论文，再加上政治、外语考试必须过关，本专业的典籍都无暇阅读，遑论学习文献学？这些博士毕业后，如果在高校和研究所从事学术工作，要为评职称、上博导凑论文、编书，又要为自己和所在单位跑项目、跑奖项、跑重点学科、跑学位点等等，难得清静，何况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是重数量，很少有人顾及质量，谁还有心打文献学这个基础？第四，文献学虽然重要，但很吃功夫，既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付出多，见效慢，在文、史、哲各学科中，文献学博士、硕士的招生最为冷落，有的虽为文献学博士，其毕业论文与文献学无任何关联，博士毕业，竟不知何谓文献、何谓文献学，笔者所在单位，欲招聘古典文献学博士，竟因此而连年未果。连本专业的人都不学，何况攻读其他专业者？
文献学与国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彼此游离的两张皮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从事文献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哲基础，否则，其研究必不能深入，因为抽象的、不涉及具体学科内容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同时，从事文、史、哲及其他涉古学科的学者，也必须具备文献学的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或者这个基础过于薄弱，必定影响其进入学术殿堂的进程，其研究成果很难不出现硬伤。国学研究，任何发明、创新必须以古典文献为基础，其中最重要、最常用者又是古书。而我国的古书，在作者、书名、篇名及成书过程、编辑体例等方面与现代书籍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对这些全然不知，在引用资料时必然要出现差错，甚至影响科研结论的准确性。笔者曾让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做过一个作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集传》和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为依据，查出《诗经》与《楚辞》一些语句的出处，结果大部分人均将《诗经》的篇名和《楚辞》中的一些分篇名标错了。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我国早期的古籍，篇名在该篇正文之后；如果一篇之内再分若干分篇，总篇名之后往往是第一分篇的正文，各分篇之名在各分篇之后。《诗集传》的底本源自宋刻本，《楚辞补注》是依据汲古阁本标点排印的，还保留着古书的这种体例。这些未来的学者对古书的这种体例全然不知，故有此误。
目录学和版本学是文献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对人们的读书治学尤关重要。我们考察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和著名学者的治学历程，无不是靠着版本目录学的指引步入学术殿堂的。道理很简单，走上学术道路，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读书，离不开利用文献资料，这就需要了解自己学习与研究的学科及邻近学科，有哪些基本典籍，其内容、体例如何，有何优点，有何缺点；这些书籍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都需要心中大体有数。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清楚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以免论述到有关问题时失于武断；谈到有关文献时，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利用资料，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好的版本。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这些著名书目，都是国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常读书。这些本都是老生常谈，但当今的状况颇令人担忧。笔者曾经看到有一篇研究唐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在谈到唐初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时说该书是“一部有名的丛书，但百不存一”。不知《类聚》是类书而非丛书，全书一百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类聚》是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类书，尚且如此，生僻之书，便可想而知了。
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否则，我们的研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正确解读文本的前提，又必须保证文本的准确。我国古代的典籍流传至今，早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多次文字嬗变及传抄刊刻，出现文字讹误乃至篇章错乱在所难免。我们要尽可能地选择精校精注本作为阅读与研究的底本，但他人的劳动并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工作。因为再善的本子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国学研究者要保证结论的准确可信，必须具备扫除讹误、尽可能恢复文本原貌的能力，即校勘的能力。前人所云“读书不知校勘不如不读”，道理即在于此。如有一篇研究王充《论衡·自纪篇》的文章，说其中的“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为至理名言。但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的作者对王充的话并没有真正看懂，这几句是讲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再好的事物也存在着瑕疵。而其中的“大简必有大好”，显然与此主旨不合，实则其中“大好”为“不好”之误。我们时常发现，有的国学研究者，既不注意版本的选择，也不对所据文本作任何校勘，依据错讹的文字高谈阔论，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研究能有符合实际的创新。
我国古书的情况十分复杂，除文本存在各种讹误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伪书、伪作。所谓伪书、伪作，就是书籍及诗文作品产生的年代或作者是假的。伪书、伪作不是无有价值，而是要将其作为研究所产生的年代和真正作者的资料去使用。文献学中的辨伪学，就是要搞清楚那些伪书、伪作的真正作者和产生的准确年代。因此，国学研究者尚需有辨伪的意识与功力。即便是“真书”，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使用时也必须首先下一番考辨的功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国学大师，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等，无一例外，在文献学方面都有着十分深厚的造诣，在文献整理与文献学理论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较为普遍地欠缺文献学功底呢？原因十分复杂。首先，与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学者相比，治学环境与治学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治学讲究基础和功底，小学与文献学是一切治国学者的基本功，他们每天接触、阅读的均是真正的古书或其他古代文献，甚至不用刻意追求，水到渠成，对以版本、目录、校勘为核心内容的文献学便了然于心。而解放后，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新培养出来的博士，没见过线装书、不读繁体、竖排书籍者不在少数。第二，解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学习前苏联，系科划分得很细，大多数高校删去了作为治学基础的文献学类课程，使多数学者失去了系统学习这类课程的机会。如果说这些学者耳濡目染，还能从老一辈那里得知文献学的重要，而由这些专家培养出来的硕士生、博士生，则可能更“专”，文献学根底更薄，文献学的意识更淡；时至今日，这些硕士生、博士生又已成为硕导、博导，又开始培养硕士、博士，这犹如近亲结婚，其后代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第三，现在的教育制度规定，除毕业论文外，硕士须在省级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博士须在核心或国家权威刊物上发表数篇论文，再加上政治、外语考试必须过关，本专业的典籍都无暇阅读，遑论学习文献学？这些博士毕业后，如果在高校和研究所从事学术工作，要为评职称、上博导凑论文、编书，又要为自己和所在单位跑项目、跑奖项、跑重点学科、跑学位点等等，难得清静，何况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是重数量，很少有人顾及质量，谁还有心打文献学这个基础？第四，文献学虽然重要，但很吃功夫，既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付出多，见效慢，在文、史、哲各学科中，文献学博士、硕士的招生最为冷落，有的虽为文献学博士，其毕业论文与文献学无任何关联，博士毕业，竟不知何谓文献、何谓文献学，笔者所在单位，欲招聘古典文献学博士，竟因此而连年未果。连本专业的人都不学，何况攻读其他专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