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权史：传统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历程（转帖）
[导读]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始于两次鸦片战争，由外敌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冲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解体，中国出现了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局面，传统士大夫阶层在这一历程中逐渐转型和瓦解。
传统解体：科举制被废除 士大夫丧失生存土壤
知识分子一词并不是中国固有的词汇，知识分子也不是中国的传统阶层。传统中国各阶层中最与知识分子概念接近的群体是“士”，但“士”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传统中国的“士”是四民之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享有巨大权力，政治上，“士”是社会的领导阶层，整个官僚系统由他们掌握；在文化上，“士”享有对道统的解释权，对上可以劝谏帝王，对下可以教化万民。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处于绝对重心地位。
决定士大夫中心地位的关键在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以前，士大夫阶层一般指社会上的名士，并不单单是指士人与官僚的结合体，此时“士”阶层也不完全处于中心地位，这种改变发生在隋唐科举制的兴起后。隋炀帝创立的科举制为中国的读书人和下层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尽管最初科举取士的数量并不多，但冲击却足够大：社会出现了上下流通的可能，贫富之间再无定势。进入宋代后，科举制度进一步严密完善，一个在政治地位、整体面貌以及文化观念上有别于宋之前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崛起，他们逐渐占据社会的重心地位。有宋一代，皇帝不杀文臣，士大夫地位十分高贵。
科举制实行以后，中国传统的选官制度逐渐被改变，唐宋时期，凭借祖辈当官的恩荫制度犹存，但到了明代，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不得授官，同时，大范围扩大科举录取人数，这导致世袭当官的制度被挡死，由此进一步加深了经由科举当官的读书人的地位，逐渐居于社会重心的地位。这种传统也被清朝所承袭，尽管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因为改朝换代有所下降，但并未一落千丈。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外力强行打开，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古老的中国进入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遭受到欧风美雨的侵袭，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地位也开始发生转变，部分士大夫或他们的子女走出国门学习新知识，但对这个阶层造成致命打击的事件还是1905年清王朝废除科举。
废除科举在当时是中外叫好的政策，但实际上，废除科举直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科举制度被废除，直接导致读书人失去了上升孔道，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士大夫阶层的社会重心地位丧失。废科举制首先导致了“士”阶层与政治权力的疏远，“士”与士绅集团失去了政治上的先天优势，逐渐边缘化乃至消失。
其次，士大夫阶层丧失了对“道统”的解释权，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成了传统文化无法解释的现实困境，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不再能直接面对皇帝，他们对于儒家意识形态的解释也不再权威，对“道统”的解释丧失造成士大夫失去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
最后，士大夫通过科举制度获得的经济地位也消失了。在传统中国，做官往往意味着发财，科举制度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通过科举发家致富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官员在告老还乡后会取得土地与财富，由此成为一个地方的士绅，他们在地方上不但有文化的解释权，还有经济的发言权，这也造成了他们的强势地位。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不再能通过科举当官获得相应的经济权力，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也瓦解这一群体对皇权国家的向心力。
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的农村经济率先破产，加之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士大夫生存的土壤消失，乡村精英逐渐向城市转移，传统士大夫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观念重建：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向现代观念转变
中国的国门打开后，西方的思想观念也开始进入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和吸收西方的价值理念，从而使自身的文化背景发生转变，这些转变的士大夫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雏形，他们率先向中国传播诸如进化论、自由、平等的西方理念，希望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并且重新获得对“道统”的解释权。
鸦片战争以后，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人物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西潮的冲击下，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推进道德和价值理念的重构：谭嗣同率先主张冲破“三纲五常”的罗网，随后诸如梁启超、严复更进一步引进西方思潮。严复翻译西方经典著作，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梁启超也提出“新民说”。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中国纷纷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邹容更是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以“天赋人权”为指导宣传反清革命。
通过这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的宣传和鼓动，西方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掀起了一定影响，但这并未能实现他们打造“新民”，重建一个“新中国”的理想。
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政治理论，从而重新取得对“道统”的解释权，但由于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失去了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十分微弱，在下也并未能影响到中国的人数最多的下层民众。
事实上，这批知识分子的转型并不彻底，他们依然受到传统儒学理论的影响，身上还保留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精神。他们宣传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其目的是为了重新构建对“道统”的解释权，实现富民强国的目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远赴国外，但他并未变成清王朝的死对头，反而因“知遇之恩”变成彻底的保皇派。严复尽管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但早在他翻译《天演论》时，就认为中国文化中含有近代科学的萌芽形式，他并不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以严复为代表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其实一直徘徊在新旧理念之间，现代观念并不是他们的终极选择，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仍然抱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
角色转换：从专制权力依附者到既有秩序批判者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观念的转换，新型知识分子展现出不同于传统的角色定位，他们开始以批判者的姿态登台。如谭嗣同的冲决“三纲五常”罗网的反传统思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再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这批知识分子呈现出一定的公共性特征，他们先后开展了维新运动、立宪运动，最后到辛亥革命，对传统越发呈现出颠覆性的批判。
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清末的士大夫失去自宋代以来的权力垄断地位，他们不再是官员的唯一来源，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反倒不如清末新式练兵中崛起的军人。这个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呈现出分裂的特点：他们中一部分人继续在仕途上寻求出路，成为军阀或强力人物的幕僚，另一部分人开始从事其他职业，投身于教育、传媒、科研机构、学习机构、医疗机构等不同职业，他们的身份开始多元化，由此增强了他们身上的“公共性”特征。
中国的士大夫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理想抱负，即便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权力，但他们在文化上仍然享有部分权力，特别是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体的兴起，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许多知识分子由此以传统秩序的反叛者出现。
前文已经叙述，由于科举制被废除，与之相适应的选官制度和职位安排也相继被废除，读书人失去了出路，许多人并未接受现代化的教育，不能适应国家的需求，成为“失业者”，由此在心理上对国家和现行体制都怀有不满，成为政府的反对者，清王朝便因为这样的反对者越来越多而走向覆灭。
清朝废除科举制以后实行西式的学校教育，为了缓冲废除科举带来的冲击，清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比如规定新学堂毕业生按一定标准给予进士、举人的名分，但由于新式学堂培养的毕业生数量庞大，“功名”不再具有以往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读书人在获得这类奖励时，并不足够兴奋，相反还造成了新的矛盾。陈独秀调侃蒋梦麟“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加之相应保障制度的缺失，这些新的功名获得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基础，被迫转入其他的行业。
新型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促使他们的社会角色发生根本转变，在旧时代，士大夫是官僚系统的主导者，身上带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废除科举前后，士大夫中的先进分子已经转向大众化的公共话语空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这种转向更加明显，他们承担起启发民众、唤醒民众的启蒙精英角色，随之而来的是包括群体性政治运动、白话文运动在内各类启蒙性质运动，这种角色使他们身上的“公共性”特征日渐明显，这促使他们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分割开来。
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与传统士大夫的消失
清朝的灭亡进一步冲击中国的读书人，传统士大夫的地位日薄西山，某种程度上而言，老旧的士大夫阶层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改朝换代的新天下并不需要他们的服务。另一方面，因留学、新式学堂教育产生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未能进入核心权力圈，只是新政权的“帮闲”，连百日维新时的地位也不具备了。
清末民初转型期内，新型知识分子还未立马显示出他们边缘化的迹象，通过办报、参与公共事务，新型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具有相当的发言权，但他们已经逐渐脱离了农村的土壤，尽管能够谈论西方的民主、自由，但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状况，大多数新型知识分子不愿意再回到农村，而农村社会也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失去了士绅阶层，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此后的中国农村已经难以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士大夫阶层作为一个阶层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这个阶层所代表的士大夫心态还保留过一段时间，但也随着岁月的摧折而日渐消失。
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消失极大冲击了中国社会，知识越来越精英化，城市和乡村的隔阂日益拉大，大城市集中了最好的文化资源和最优秀的精英知识分子；广大乡村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小知识分子，他们与主流知识分子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作为主流的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也并不能影响到民国的政局，军人政客影响力相较他们要大得多，甚至帮会分子都比他们拥有更大影响力。精英垮塌后的农村社会，小知识分子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他们成为农村新的精英群体，但完全独立于城市的精英知识分子。
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新型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联系日渐松弛，最终变成了“坐而论道”，而那些乡村的小知识分子和边缘性知识分子慢慢的结成了边缘化政治集团（余英时语），这些政治集团才真正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而从士大夫转型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文化奇迹”，构造出一个知识发达文化繁荣的假象，但数十年内这个假象便破灭了。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并未能铸造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知识分子群体。
结语：
中国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的，这一过程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其结果是新型知识群体的产生和崛起，他们曾创造了短暂的辉煌，但再也没能成为社会的重心，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从诞生的一刻起便显得力量弱小，社会地位也日渐边缘，在接连不断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本身也随波逐流：先是丧失了政治权力，接着对文化的解释权也消失了。他们再也不能真正影响中国了
传统解体：科举制被废除 士大夫丧失生存土壤
知识分子一词并不是中国固有的词汇，知识分子也不是中国的传统阶层。传统中国各阶层中最与知识分子概念接近的群体是“士”，但“士”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传统中国的“士”是四民之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享有巨大权力，政治上，“士”是社会的领导阶层，整个官僚系统由他们掌握；在文化上，“士”享有对道统的解释权，对上可以劝谏帝王，对下可以教化万民。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处于绝对重心地位。
决定士大夫中心地位的关键在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以前，士大夫阶层一般指社会上的名士，并不单单是指士人与官僚的结合体，此时“士”阶层也不完全处于中心地位，这种改变发生在隋唐科举制的兴起后。隋炀帝创立的科举制为中国的读书人和下层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尽管最初科举取士的数量并不多，但冲击却足够大：社会出现了上下流通的可能，贫富之间再无定势。进入宋代后，科举制度进一步严密完善，一个在政治地位、整体面貌以及文化观念上有别于宋之前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崛起，他们逐渐占据社会的重心地位。有宋一代，皇帝不杀文臣，士大夫地位十分高贵。
科举制实行以后，中国传统的选官制度逐渐被改变，唐宋时期，凭借祖辈当官的恩荫制度犹存，但到了明代，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不得授官，同时，大范围扩大科举录取人数，这导致世袭当官的制度被挡死，由此进一步加深了经由科举当官的读书人的地位，逐渐居于社会重心的地位。这种传统也被清朝所承袭，尽管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因为改朝换代有所下降，但并未一落千丈。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外力强行打开，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古老的中国进入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遭受到欧风美雨的侵袭，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地位也开始发生转变，部分士大夫或他们的子女走出国门学习新知识，但对这个阶层造成致命打击的事件还是1905年清王朝废除科举。
废除科举在当时是中外叫好的政策，但实际上，废除科举直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科举制度被废除，直接导致读书人失去了上升孔道，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士大夫阶层的社会重心地位丧失。废科举制首先导致了“士”阶层与政治权力的疏远，“士”与士绅集团失去了政治上的先天优势，逐渐边缘化乃至消失。
其次，士大夫阶层丧失了对“道统”的解释权，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成了传统文化无法解释的现实困境，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不再能直接面对皇帝，他们对于儒家意识形态的解释也不再权威，对“道统”的解释丧失造成士大夫失去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
最后，士大夫通过科举制度获得的经济地位也消失了。在传统中国，做官往往意味着发财，科举制度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通过科举发家致富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官员在告老还乡后会取得土地与财富，由此成为一个地方的士绅，他们在地方上不但有文化的解释权，还有经济的发言权，这也造成了他们的强势地位。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不再能通过科举当官获得相应的经济权力，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也瓦解这一群体对皇权国家的向心力。
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的农村经济率先破产，加之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士大夫生存的土壤消失，乡村精英逐渐向城市转移，传统士大夫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观念重建：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向现代观念转变
中国的国门打开后，西方的思想观念也开始进入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和吸收西方的价值理念，从而使自身的文化背景发生转变，这些转变的士大夫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雏形，他们率先向中国传播诸如进化论、自由、平等的西方理念，希望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并且重新获得对“道统”的解释权。
鸦片战争以后，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人物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西潮的冲击下，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推进道德和价值理念的重构：谭嗣同率先主张冲破“三纲五常”的罗网，随后诸如梁启超、严复更进一步引进西方思潮。严复翻译西方经典著作，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梁启超也提出“新民说”。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中国纷纷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邹容更是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以“天赋人权”为指导宣传反清革命。
通过这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的宣传和鼓动，西方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掀起了一定影响，但这并未能实现他们打造“新民”，重建一个“新中国”的理想。
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政治理论，从而重新取得对“道统”的解释权，但由于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失去了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十分微弱，在下也并未能影响到中国的人数最多的下层民众。
事实上，这批知识分子的转型并不彻底，他们依然受到传统儒学理论的影响，身上还保留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精神。他们宣传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其目的是为了重新构建对“道统”的解释权，实现富民强国的目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远赴国外，但他并未变成清王朝的死对头，反而因“知遇之恩”变成彻底的保皇派。严复尽管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但早在他翻译《天演论》时，就认为中国文化中含有近代科学的萌芽形式，他并不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以严复为代表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其实一直徘徊在新旧理念之间，现代观念并不是他们的终极选择，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仍然抱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
角色转换：从专制权力依附者到既有秩序批判者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观念的转换，新型知识分子展现出不同于传统的角色定位，他们开始以批判者的姿态登台。如谭嗣同的冲决“三纲五常”罗网的反传统思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再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这批知识分子呈现出一定的公共性特征，他们先后开展了维新运动、立宪运动，最后到辛亥革命，对传统越发呈现出颠覆性的批判。
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清末的士大夫失去自宋代以来的权力垄断地位，他们不再是官员的唯一来源，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反倒不如清末新式练兵中崛起的军人。这个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呈现出分裂的特点：他们中一部分人继续在仕途上寻求出路，成为军阀或强力人物的幕僚，另一部分人开始从事其他职业，投身于教育、传媒、科研机构、学习机构、医疗机构等不同职业，他们的身份开始多元化，由此增强了他们身上的“公共性”特征。
中国的士大夫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理想抱负，即便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权力，但他们在文化上仍然享有部分权力，特别是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体的兴起，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许多知识分子由此以传统秩序的反叛者出现。
前文已经叙述，由于科举制被废除，与之相适应的选官制度和职位安排也相继被废除，读书人失去了出路，许多人并未接受现代化的教育，不能适应国家的需求，成为“失业者”，由此在心理上对国家和现行体制都怀有不满，成为政府的反对者，清王朝便因为这样的反对者越来越多而走向覆灭。
清朝废除科举制以后实行西式的学校教育，为了缓冲废除科举带来的冲击，清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比如规定新学堂毕业生按一定标准给予进士、举人的名分，但由于新式学堂培养的毕业生数量庞大，“功名”不再具有以往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读书人在获得这类奖励时，并不足够兴奋，相反还造成了新的矛盾。陈独秀调侃蒋梦麟“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加之相应保障制度的缺失，这些新的功名获得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基础，被迫转入其他的行业。
新型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促使他们的社会角色发生根本转变，在旧时代，士大夫是官僚系统的主导者，身上带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废除科举前后，士大夫中的先进分子已经转向大众化的公共话语空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这种转向更加明显，他们承担起启发民众、唤醒民众的启蒙精英角色，随之而来的是包括群体性政治运动、白话文运动在内各类启蒙性质运动，这种角色使他们身上的“公共性”特征日渐明显，这促使他们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分割开来。
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与传统士大夫的消失
清朝的灭亡进一步冲击中国的读书人，传统士大夫的地位日薄西山，某种程度上而言，老旧的士大夫阶层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改朝换代的新天下并不需要他们的服务。另一方面，因留学、新式学堂教育产生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未能进入核心权力圈，只是新政权的“帮闲”，连百日维新时的地位也不具备了。
清末民初转型期内，新型知识分子还未立马显示出他们边缘化的迹象，通过办报、参与公共事务，新型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具有相当的发言权，但他们已经逐渐脱离了农村的土壤，尽管能够谈论西方的民主、自由，但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状况，大多数新型知识分子不愿意再回到农村，而农村社会也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失去了士绅阶层，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此后的中国农村已经难以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士大夫阶层作为一个阶层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这个阶层所代表的士大夫心态还保留过一段时间，但也随着岁月的摧折而日渐消失。
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消失极大冲击了中国社会，知识越来越精英化，城市和乡村的隔阂日益拉大，大城市集中了最好的文化资源和最优秀的精英知识分子；广大乡村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小知识分子，他们与主流知识分子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作为主流的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也并不能影响到民国的政局，军人政客影响力相较他们要大得多，甚至帮会分子都比他们拥有更大影响力。精英垮塌后的农村社会，小知识分子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他们成为农村新的精英群体，但完全独立于城市的精英知识分子。
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新型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联系日渐松弛，最终变成了“坐而论道”，而那些乡村的小知识分子和边缘性知识分子慢慢的结成了边缘化政治集团（余英时语），这些政治集团才真正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而从士大夫转型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文化奇迹”，构造出一个知识发达文化繁荣的假象，但数十年内这个假象便破灭了。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并未能铸造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知识分子群体。
结语：
中国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的，这一过程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其结果是新型知识群体的产生和崛起，他们曾创造了短暂的辉煌，但再也没能成为社会的重心，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从诞生的一刻起便显得力量弱小，社会地位也日渐边缘，在接连不断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本身也随波逐流：先是丧失了政治权力，接着对文化的解释权也消失了。他们再也不能真正影响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