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体死在现场、宇清
我的身体死在现场
--------在南京我所经历的摇滚乐景观中的几个相关词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对一样你极其熟悉的事物凝神关注时，它反而会变得很模糊。这就象贴面舞会上的两张脸，互相领略不到对方的全部却还貌似亲密。我和这个城市里的这种音乐有过这样一种类似的关系，在此刻，我的嘴被它雇佣，吐出的字眼凌乱不堪，每个都反复敲打我麻木的神经，压迫着影子爬上我张惶的额头。
《 如意里三号》
南京真正个性意义上的音乐作品都始于1997年，这一年一些经过四五年卡带喂养的年轻人开始形成自己的乐队和作品，这些作品被曝光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如意里三号，更确切地说，是如意里三号的三楼。这地方是PK14乐队当时的鼓手杨森他老爸公司下属的一个酒吧，一个对内开放的用来招待客人的小地方。
它在一个密集的居民小区里的一幢办公楼上，有长长的过道，走上三楼的过程象是参观一个各色各样挂牌的小皮包公司的过程，这过程使你面临的演出充斥了一些秘密和暗示的色彩。为了不被周围居民过多地抗议，演出通常在下午进行。酒吧大约能容纳三四十人，卖门票的企图一开始就被打消了，这使得第一次在南京，这种演出具有了PARTY的意味。长条形的酒吧里居然还有影碟机和电视屏幕，不少人在演出前后的时间里接受了一些和摇滚乐有关的电影启蒙。
现在回想起来，演出的音响是这样的：一只贝司音箱、一只吉它音箱、一个不接任何话筒的架子鼓，歌手的声音通过悬挂在墙顶角的几只小音箱传送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简陋的演出系统。没有舞台，乐队演出时占据了酒吧的一个角落，其它的地方就全是观众。安静的、单纯的学生般的眼神，有时人多了就垫张纸坐地下。
或许由于在酒吧排练的缘故，那儿演出的乐队当中，PK14是最强有力的，他们在那儿演出了第一批作品，似乎全部象是诞生于黑暗中的婴孩。他们演出时喜欢只打亮角上的一盏灯，我猜想那时他们正喜欢着THE DOORS，一种异教徒的清醒，杨海松在微光中唱出：她敲我的门\她敲我的门，声音喃喃如同咒语。呵，久违了，那个可以具体地定义“地下音乐”的场景，那个最让人放松和感受到封闭之美的所在，那个让病孩子们可以靠在一起祈祷灵魂到来的如意里三号，即使在白天，也有厚重的窗帘遮住它苍白的外貌。
我还有幸在那儿看到了七八点乐队的首次演出，海洋第一次在吉它声中念出他羞涩的诗句：屋顶上的猫\凝视窗外的热闹\ 归航船只远远离去\星光下可以睡觉\那是夜的鸟\丘比特的脚，当然，还有更入黑暗洞中的痊愈者十八乐队，这么说吧，一个最初足够拥挤的摇滚乐现场，一段纯情的时光，它到现在，甚至到我生命终结之时，都会支撑我心中一条自认的真理：最好的东西，都是由最少的人组成的，它秘密而简单。
《防空洞》
没有经过考证，但绝对可以说，南京是全中国防空洞最多的城市之一，这种说法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也是大约从96、97年起，乐手们开始进驻到防空洞里排练，这里说的不是一个防空洞，而是一大堆防空洞组成的防空洞群。比方说最著名的五台山旁的那个，实际上是一个服装厂的仓库，一条有几站公共汽车路那么长的甬道，有很多拐弯，每一次拐弯都会看见另外的暗道，有的房间里居然灯火通明，有老头子和老太太们在里面打麻将赌钱。
我最初对防空洞里乐队情况的认识还不是在那儿，而是在长江大桥引桥不到处的一个地下防空洞里，带着电视台的人象访问老红军似的去找那会刚来南京的痊愈者十八乐队，这几个南通人住在一个灯光明亮的地下通间里，并不象想象的那么潮湿和缺氧，他们安然地坐在床上和我聊天，说起这么大住四个人的地方只要一两百块钱租金，而且包括全部水和电，象说一个天堂似的。
后来几次去洞里的经历也印象深刻。一次是“孩子”乐队的冯卓麟领我走过足够漫长的甬道才来到他的排练室，有种呼吸不畅的感觉，看见小冯贴在洞壁上的一些哥特味道的画与词，尽力安排出一点恐怖的努力使他看起来和洞外判若两人。还有一次是时晓帆，这个据说现已成为京城滚圈里一腕儿的人，带我去洞里看他的乐队，说实话作品一般，但那次乐队发出的失真音量之大、洞中回响之剧烈，绝对让我有置身人间炼狱的感觉，我记得自己在他们停了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有没想过关掉一半的音量来演奏？”，这使我后来悟出了洞里排练的另一妙处：尽可能地放肆和粗野，直到你成为摇滚乐的神仙。
还有一次是和作家朱文聊天，他一时兴起要去看洞里乐队的排练，我们摸黑走了几十米，在一个下午，我们没有听见任何乐队的声响，于是便撤退了。我在走出洞口的时候想象到里面的乐队排练完毕的景象，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有时会是繁星满天吧。
《砸烂这吉它》
在所有的有关摇滚乐现场的传奇里，都无法略过JIMI HENDRIX烧砸吉它的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同时也成为了全世界各地摇族人士心目中的偶像剧，更较真的说法是，一种自然发生的附着于摇滚乐艺术形式和饱满情绪之上的暴力终结，这样听起来多少有点理想意味，因为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当音乐不足以使你癫狂的时候，当观众不足以使你进入忘我的时候，你该砸谁的吉它？
在南京，我个人只看见过一次演出中的砸坏乐器，印象中那次有三四支乐队，还包括了刚刚组队不久第一次登台的PK14乐队，地点是在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礼堂。乐队们粗糙而业余的演出使校方不满的同时感到恐慌，他们几次以拉电闸的方式催促演出尽快结束，这使得他们一下由假想敌成为了所有乐队的真正敌人，现实的、傻逼到极点的、值得反抗的，最后一支乐队在结束全部演出之前失去控制，他们象动物一样抽筋，迅疾地施展开力量，贝司手用最快的速度冲向低音鼓，并捅破了它，吉它手拿吉它砸向台口的地板，象挥舞着一根鞭子，在拷打自己的腿。这一切都突如其来，使台下正经危坐的大学生们都变成了白痴，我甚至认为这唤醒了他们青春期的一部分本能，炙热的、反叛的、敌意的、绝望的。
事后知道，乐队砸的是自己的乐器，这使这次事件成为我记忆中最真诚和最令人伤感的一个行为。
《POGO》
POGO在美国从八十年代初便成为地下音乐演出的一部分，硬核俱乐部中的这种身体语言是保证演出热度的一种煽动，我在南京看到它已经是上个世纪末了，木马乐队和舌头乐队的一场演出，那地方是一个可以容纳两千人左右的大型迪斯科广场，广场中有一块有弹性的地板做为舞池，人在乐声中起舞，象是蹦蹦床上的小跳虫，而那天这样的摇滚小跳虫只有几十条，他们被舌头乐队极度令人亢奋的节奏刺激，开始POGO起来。先是原地弹跳，尽可能在空中多停留，或张开嘴大叫，他们渐渐变成让周围舞客看不懂的一小群，他们的身体越跳越近，直到斜飞起来，撞在同伴的身上，象挣扎不止的鸟儿。从这以后，我看到的很多场演出中都有这样的POGO，出于一种南方人的本性，POGO基本上发生在认识的人中间，也很少演变成真正的暴力，但每一次都还是令我激动和向往，我会对问我演出精彩不精彩的朋友说：“靠，没法再好了，都飞起来了。”
《兔子、孩子和在低处歌唱》
每逢双休日一有空我会骑上车，在这座城市的街上转悠，耗费掉一些无忧无虑的时光。我尝试过去观察街上人们的脸色，发现了一种共有的情绪，那就是逃跑出来的快乐，自一个星期的机械生活里逃跑出来的兴奋，尽管那些脸的主人并未意识到“逃跑”这个字眼。在这儿，我愿意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献出，这是由南京的“七八点”乐队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兔子跑吧》。
<兔子跑吧>
里面有芽我看不见
促使绽放的动机阴险
它不能是花也不会是蔬菜
你总想胜利地摆脱它保持纯洁或者成熟
我的手还干净
如同脸下对你张开的衣领
手如果触摸隐私
那人先感到刺激再害怕然后是恶心
好几十年好几十年的寿命
人肉与狗肉承受都会坚硬地咬不动
幻觉与空虚时间一样陈旧
你有理论、避孕药、烟和酒
这房子里养育着哥哥妹妹爸爸妈妈
这房子就只有你想的房子那么大
这城市培育着可能与不可能
这城市就有你想的城市那么大
猎人虔诚地坐在每棵树下
那我往哪儿跑呢
南京的乐手们也有一些相似的特征，那就是走在街上无一例外地不引人注目，衣着普通而不善谈吐，象活在闹市丛林里的一只只兔子，乖巧的样子，那些张贴在唱片店墙壁上极易被忽略的巴掌大小的演出广告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有的乐队到现在演出前都不报歌名和乐队名，你也可以认为这是缺乏自信，而我宁愿把这说成是对低调的信奉，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么着吧，用音乐来说话吧。
支撑这个观点的论据非常之多，比如曾经的“孩子”乐队音乐中那种单调和沉缓之美，比如现在的“续弦”乐队不无玩笑地把所有的作品都报成“兔兔歌”，还有“胎JI”乐队模拟幼儿园玩童的歌词，一种放松随意的、甚至懒散的情绪散发在他们的周围，或许这严重有害于音乐，但更多的享乐--------享受快乐的心态让他们很象是泡在音乐里的鱼儿。对一个还不善于歌唱的孩子来说，感恩于音乐和微笑，远比学会吸引别人注意要重要和真实的多。在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城市，象麦子和刘威这样的外地乐手生活的并不绝望，前者开着自己的琴行并带着学吉它的一些学生，后者在酒吧当调音师之余还在为DV作品做配乐，幻想购买更多的设备。
某个并不喧闹的夜晚，乐手们自阴暗的低处轻快地走出，他们唱完歌就回家了。
《2002年你不可能死两次》
2002年8月24日，红色气球酒吧，南京现在唯一的摇滚乐驻留地，上海的四支乐队联袂演出。在这之前，有很过瘾的南京乐队在这里的“START”行动，在这之后，有复出的木马乐队带来让人沉醉的《美丽的南方》，可是，只有这一次，让我的身体死在当场，死在无法被唱片、被MTV、被官能所替代的活生生的音乐的血肉现场。
红色气球酒吧不是个能让人醉生梦死的地方，尽管它的老板羊立动用了他的绘画经验和想象，力图使整个酒吧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气氛，一点暗红和梦幻感，尽管数度北京乐队的到来已让他咬住了牙并精打细算，但他依然在等待一场能让他长期泡在酒精里的躯体可以被强烈刺痛的演出，一场不期而遇的现场奇迹。
首先上场的戈多乐队一开始十分令人担心，孙孟晋告诉我他们现在玩一点“后摇”，所谓的POSTROCK，这立刻在我头脑里形成问号：南京人可以忍受没有人声做主唱的摇滚乐吗？他们可以忍多久？戈多乐队的第一支曲子延续了十几分钟，两把吉它和键盘铺成了密集的和声，意图明确地展示出更开阔的空间。曲毕，有礼貌的掌声，他们的演奏似乎也才开始进入一片朦胧。第二曲先是由一把吉它挥洒出晶莹的颗粒、晶莹的光线，由亮转暗由暗转亮，那条水流由远转近，另一把吉它进入，仿佛一下爆出瀑布来，主音吉它手在这个时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和另一个吉它手形成了剪影，被映在他们身后的投影屏幕上，这时候场内开始出现掌声，象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高潮的鼓掌，这给了这个四人编制的小型电声交响乐团莫大的鼓励，他们的音乐里开始出现山崩地裂，出现了云层的重叠，出现音乐的军队，出现我们深爱的PINKFLOYD，行走在2002年，用细微的风声收敛起天地神采，结束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迷幻之旅。
毫无疑问，戈多乐队的开场为演出布下了一个宽广的环境，一种凝结了神思妙应的现场默契，在他们之后发生的再过荒诞和意外的事情，都变得可以理解和传达。
紧接着上场的髓乐队是四支乐队里最象摇滚乐的一支，女主唱顶住了戈多乐队带来的巨大压力，她在唱到一首以小鸟做为象征的歌曲时从台上跳了下来，在空中降落了她的一个高音，一个很PJHARVEY式的高音，一会儿我们就知道她远远不是这次演出最好的歌手。
“顶楼的马戏团”乐队的歌声远超出“歌”的范畴，也超出了在场的大部分观众的经验。他们的演出让红色气球酒吧充满了实验小剧场的味道，他们自命为大象、飞人和喷火女郎，使用了不下十种古怪的原声乐器，三男一女的站位或高或低有一种定格的奇巧，从侧面看去他们捶打各自手鼓的模样有时会偶然排列成东方传统的古朴造型。
我更愿意称他们为声音艺术家，因为真的是从来没有在现场体会过如此精密的声音魔术。四位成员用他们的嘴发出各种你可以想象或无法想象的声音，这些声音不具象于人、动物或神魔，更多的是抽象成一种新的乐境，在其中戏谑和戏仿了各种神情：此起彼伏的喜怒哀乐和深深的恐惧。一会儿是在黑夜山谷中，一会儿是在云端的公共汽车里，一会儿你是魔幻小说中的孩童，一会儿是伏在草木中的蝼蚁。这些都超现实地变形夸张于扩音器中，钻入你无限深远的耳洞，把生命抽离成一张随风飘摇的薄膜，易感而超脱。
从“顶楼的马戏团”乐队的音乐来说，它侧面反射出上海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商业都市里的一种敏感的脉动，大胆富于想象同时克制和精确，即使是在别人发出类似于叫喊的号子时，那个女乐手手里的黑管还迷离地伸展出过滤了禅意的美妙。不提到乐队最后的那首歌是不可能的，那是让所有人呼吸快要停止的一首歌，那一句话。在青草般柔和与宽阔的口琴、木吉它声中，我们的青春被复原了，雄浑的男中音不停地反复唱诵：没有人能消灭我们，我们永远年轻，没有人能消灭我们，没有人，没有。。。
仿佛全世界最明亮的光线投射在他带着眼镜的脸上，我身边的人眼眶都已经湿了。我们怎么能长时间地忍住痛哭呢？我们怎么能长时间的任自己堕入老茧呢？在铺天盖地的无厘头和解构之后，这从容偏执直抒胸臆的一句话，象一道墓志铭，变成每个人的死亡钥匙，挂在星空和那晚很多人发亮模糊的眼睛里。
我在乐队换场的间隙碰见画家毛焰，他低着头对我说：“这第三个是最好的”，我告诉他：“后面还有一个，你肯定喜欢。”我指的是JUNKYARD，这支在迷笛音乐节上让一些热衷于奇异怪声的摇滚老耳都差点失聪的乐队。
随后发生的一切是无法被完全记住的，因为太过离奇、太过突兀，或者说，天纵。在这里我打算放弃我苍白的文字，放弃我丑陋的描述，因为无论你如何描述，对于JUNKYARD那天的扫荡来说都只是隔靴搔痒。你可以去看寺山修司最棒的电影，去听JOHN ZORN最折磨人的性虐狂想，去沉浸于“不失者”乐队异教的冥响，去重温大卫柯南伯格的“CRASH”，但，你仍无法获得一个在现场被JUNKYARD烧死过又喘着气的身体，这太不可思议了，对于坚持到最后的观众来说，仿佛一亿个太阳爆炸在天体中，碎片飘满了天空，这绝对是2002年全中国最冒险、最酷和最孤芳自赏的乐队，也是唯一可以让你想拿头去撞墙的乐队，如果你是一个不断追求新刺激的少数派乐迷，不看他们的现场绝对是一生中的重大损失。
红色气球酒吧的音箱在当晚JUNKYARD之后被烧坏了两支高音喇叭，后来毛焰对我说他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的乐队，而我当时就打定主意：关于他们的复述，还是留给一个还过魂来的人去写吧。
《没有现场，没有摇滚乐》
2002年往后的日子，已经注定了要被操纵在高科技复制狂和权力欲者的合谋中，连趣味都会过剩成堆积如山的垃圾信息，我们该拿什么来体会血液和跳动的心脏？
2002年我还要看现场，因为，没有现场，没有摇滚乐，没有摇滚乐，那些被称作音乐家的人好去死掉算了。
在这儿以一个孤陋寡闻的局外人的面目妄言了过去，妄言了某个有限空间里的生和死，是因为我想让自己再次冲动和肤浅，面对漫漫的将来。
--------在南京我所经历的摇滚乐景观中的几个相关词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对一样你极其熟悉的事物凝神关注时，它反而会变得很模糊。这就象贴面舞会上的两张脸，互相领略不到对方的全部却还貌似亲密。我和这个城市里的这种音乐有过这样一种类似的关系，在此刻，我的嘴被它雇佣，吐出的字眼凌乱不堪，每个都反复敲打我麻木的神经，压迫着影子爬上我张惶的额头。
《 如意里三号》
南京真正个性意义上的音乐作品都始于1997年，这一年一些经过四五年卡带喂养的年轻人开始形成自己的乐队和作品，这些作品被曝光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如意里三号，更确切地说，是如意里三号的三楼。这地方是PK14乐队当时的鼓手杨森他老爸公司下属的一个酒吧，一个对内开放的用来招待客人的小地方。
它在一个密集的居民小区里的一幢办公楼上，有长长的过道，走上三楼的过程象是参观一个各色各样挂牌的小皮包公司的过程，这过程使你面临的演出充斥了一些秘密和暗示的色彩。为了不被周围居民过多地抗议，演出通常在下午进行。酒吧大约能容纳三四十人，卖门票的企图一开始就被打消了，这使得第一次在南京，这种演出具有了PARTY的意味。长条形的酒吧里居然还有影碟机和电视屏幕，不少人在演出前后的时间里接受了一些和摇滚乐有关的电影启蒙。
现在回想起来，演出的音响是这样的：一只贝司音箱、一只吉它音箱、一个不接任何话筒的架子鼓，歌手的声音通过悬挂在墙顶角的几只小音箱传送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简陋的演出系统。没有舞台，乐队演出时占据了酒吧的一个角落，其它的地方就全是观众。安静的、单纯的学生般的眼神，有时人多了就垫张纸坐地下。
或许由于在酒吧排练的缘故，那儿演出的乐队当中，PK14是最强有力的，他们在那儿演出了第一批作品，似乎全部象是诞生于黑暗中的婴孩。他们演出时喜欢只打亮角上的一盏灯，我猜想那时他们正喜欢着THE DOORS，一种异教徒的清醒，杨海松在微光中唱出：她敲我的门\她敲我的门，声音喃喃如同咒语。呵，久违了，那个可以具体地定义“地下音乐”的场景，那个最让人放松和感受到封闭之美的所在，那个让病孩子们可以靠在一起祈祷灵魂到来的如意里三号，即使在白天，也有厚重的窗帘遮住它苍白的外貌。
我还有幸在那儿看到了七八点乐队的首次演出，海洋第一次在吉它声中念出他羞涩的诗句：屋顶上的猫\凝视窗外的热闹\ 归航船只远远离去\星光下可以睡觉\那是夜的鸟\丘比特的脚，当然，还有更入黑暗洞中的痊愈者十八乐队，这么说吧，一个最初足够拥挤的摇滚乐现场，一段纯情的时光，它到现在，甚至到我生命终结之时，都会支撑我心中一条自认的真理：最好的东西，都是由最少的人组成的，它秘密而简单。
《防空洞》
没有经过考证，但绝对可以说，南京是全中国防空洞最多的城市之一，这种说法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也是大约从96、97年起，乐手们开始进驻到防空洞里排练，这里说的不是一个防空洞，而是一大堆防空洞组成的防空洞群。比方说最著名的五台山旁的那个，实际上是一个服装厂的仓库，一条有几站公共汽车路那么长的甬道，有很多拐弯，每一次拐弯都会看见另外的暗道，有的房间里居然灯火通明，有老头子和老太太们在里面打麻将赌钱。
我最初对防空洞里乐队情况的认识还不是在那儿，而是在长江大桥引桥不到处的一个地下防空洞里，带着电视台的人象访问老红军似的去找那会刚来南京的痊愈者十八乐队，这几个南通人住在一个灯光明亮的地下通间里，并不象想象的那么潮湿和缺氧，他们安然地坐在床上和我聊天，说起这么大住四个人的地方只要一两百块钱租金，而且包括全部水和电，象说一个天堂似的。
后来几次去洞里的经历也印象深刻。一次是“孩子”乐队的冯卓麟领我走过足够漫长的甬道才来到他的排练室，有种呼吸不畅的感觉，看见小冯贴在洞壁上的一些哥特味道的画与词，尽力安排出一点恐怖的努力使他看起来和洞外判若两人。还有一次是时晓帆，这个据说现已成为京城滚圈里一腕儿的人，带我去洞里看他的乐队，说实话作品一般，但那次乐队发出的失真音量之大、洞中回响之剧烈，绝对让我有置身人间炼狱的感觉，我记得自己在他们停了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有没想过关掉一半的音量来演奏？”，这使我后来悟出了洞里排练的另一妙处：尽可能地放肆和粗野，直到你成为摇滚乐的神仙。
还有一次是和作家朱文聊天，他一时兴起要去看洞里乐队的排练，我们摸黑走了几十米，在一个下午，我们没有听见任何乐队的声响，于是便撤退了。我在走出洞口的时候想象到里面的乐队排练完毕的景象，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有时会是繁星满天吧。
《砸烂这吉它》
在所有的有关摇滚乐现场的传奇里，都无法略过JIMI HENDRIX烧砸吉它的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同时也成为了全世界各地摇族人士心目中的偶像剧，更较真的说法是，一种自然发生的附着于摇滚乐艺术形式和饱满情绪之上的暴力终结，这样听起来多少有点理想意味，因为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当音乐不足以使你癫狂的时候，当观众不足以使你进入忘我的时候，你该砸谁的吉它？
在南京，我个人只看见过一次演出中的砸坏乐器，印象中那次有三四支乐队，还包括了刚刚组队不久第一次登台的PK14乐队，地点是在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礼堂。乐队们粗糙而业余的演出使校方不满的同时感到恐慌，他们几次以拉电闸的方式催促演出尽快结束，这使得他们一下由假想敌成为了所有乐队的真正敌人，现实的、傻逼到极点的、值得反抗的，最后一支乐队在结束全部演出之前失去控制，他们象动物一样抽筋，迅疾地施展开力量，贝司手用最快的速度冲向低音鼓，并捅破了它，吉它手拿吉它砸向台口的地板，象挥舞着一根鞭子，在拷打自己的腿。这一切都突如其来，使台下正经危坐的大学生们都变成了白痴，我甚至认为这唤醒了他们青春期的一部分本能，炙热的、反叛的、敌意的、绝望的。
事后知道，乐队砸的是自己的乐器，这使这次事件成为我记忆中最真诚和最令人伤感的一个行为。
《POGO》
POGO在美国从八十年代初便成为地下音乐演出的一部分，硬核俱乐部中的这种身体语言是保证演出热度的一种煽动，我在南京看到它已经是上个世纪末了，木马乐队和舌头乐队的一场演出，那地方是一个可以容纳两千人左右的大型迪斯科广场，广场中有一块有弹性的地板做为舞池，人在乐声中起舞，象是蹦蹦床上的小跳虫，而那天这样的摇滚小跳虫只有几十条，他们被舌头乐队极度令人亢奋的节奏刺激，开始POGO起来。先是原地弹跳，尽可能在空中多停留，或张开嘴大叫，他们渐渐变成让周围舞客看不懂的一小群，他们的身体越跳越近，直到斜飞起来，撞在同伴的身上，象挣扎不止的鸟儿。从这以后，我看到的很多场演出中都有这样的POGO，出于一种南方人的本性，POGO基本上发生在认识的人中间，也很少演变成真正的暴力，但每一次都还是令我激动和向往，我会对问我演出精彩不精彩的朋友说：“靠，没法再好了，都飞起来了。”
《兔子、孩子和在低处歌唱》
每逢双休日一有空我会骑上车，在这座城市的街上转悠，耗费掉一些无忧无虑的时光。我尝试过去观察街上人们的脸色，发现了一种共有的情绪，那就是逃跑出来的快乐，自一个星期的机械生活里逃跑出来的兴奋，尽管那些脸的主人并未意识到“逃跑”这个字眼。在这儿，我愿意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献出，这是由南京的“七八点”乐队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兔子跑吧》。
<兔子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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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还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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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十年好几十年的寿命
人肉与狗肉承受都会坚硬地咬不动
幻觉与空虚时间一样陈旧
你有理论、避孕药、烟和酒
这房子里养育着哥哥妹妹爸爸妈妈
这房子就只有你想的房子那么大
这城市培育着可能与不可能
这城市就有你想的城市那么大
猎人虔诚地坐在每棵树下
那我往哪儿跑呢
南京的乐手们也有一些相似的特征，那就是走在街上无一例外地不引人注目，衣着普通而不善谈吐，象活在闹市丛林里的一只只兔子，乖巧的样子，那些张贴在唱片店墙壁上极易被忽略的巴掌大小的演出广告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有的乐队到现在演出前都不报歌名和乐队名，你也可以认为这是缺乏自信，而我宁愿把这说成是对低调的信奉，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么着吧，用音乐来说话吧。
支撑这个观点的论据非常之多，比如曾经的“孩子”乐队音乐中那种单调和沉缓之美，比如现在的“续弦”乐队不无玩笑地把所有的作品都报成“兔兔歌”，还有“胎JI”乐队模拟幼儿园玩童的歌词，一种放松随意的、甚至懒散的情绪散发在他们的周围，或许这严重有害于音乐，但更多的享乐--------享受快乐的心态让他们很象是泡在音乐里的鱼儿。对一个还不善于歌唱的孩子来说，感恩于音乐和微笑，远比学会吸引别人注意要重要和真实的多。在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城市，象麦子和刘威这样的外地乐手生活的并不绝望，前者开着自己的琴行并带着学吉它的一些学生，后者在酒吧当调音师之余还在为DV作品做配乐，幻想购买更多的设备。
某个并不喧闹的夜晚，乐手们自阴暗的低处轻快地走出，他们唱完歌就回家了。
《2002年你不可能死两次》
2002年8月24日，红色气球酒吧，南京现在唯一的摇滚乐驻留地，上海的四支乐队联袂演出。在这之前，有很过瘾的南京乐队在这里的“START”行动，在这之后，有复出的木马乐队带来让人沉醉的《美丽的南方》，可是，只有这一次，让我的身体死在当场，死在无法被唱片、被MTV、被官能所替代的活生生的音乐的血肉现场。
红色气球酒吧不是个能让人醉生梦死的地方，尽管它的老板羊立动用了他的绘画经验和想象，力图使整个酒吧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气氛，一点暗红和梦幻感，尽管数度北京乐队的到来已让他咬住了牙并精打细算，但他依然在等待一场能让他长期泡在酒精里的躯体可以被强烈刺痛的演出，一场不期而遇的现场奇迹。
首先上场的戈多乐队一开始十分令人担心，孙孟晋告诉我他们现在玩一点“后摇”，所谓的POSTROCK，这立刻在我头脑里形成问号：南京人可以忍受没有人声做主唱的摇滚乐吗？他们可以忍多久？戈多乐队的第一支曲子延续了十几分钟，两把吉它和键盘铺成了密集的和声，意图明确地展示出更开阔的空间。曲毕，有礼貌的掌声，他们的演奏似乎也才开始进入一片朦胧。第二曲先是由一把吉它挥洒出晶莹的颗粒、晶莹的光线，由亮转暗由暗转亮，那条水流由远转近，另一把吉它进入，仿佛一下爆出瀑布来，主音吉它手在这个时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和另一个吉它手形成了剪影，被映在他们身后的投影屏幕上，这时候场内开始出现掌声，象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高潮的鼓掌，这给了这个四人编制的小型电声交响乐团莫大的鼓励，他们的音乐里开始出现山崩地裂，出现了云层的重叠，出现音乐的军队，出现我们深爱的PINKFLOYD，行走在2002年，用细微的风声收敛起天地神采，结束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迷幻之旅。
毫无疑问，戈多乐队的开场为演出布下了一个宽广的环境，一种凝结了神思妙应的现场默契，在他们之后发生的再过荒诞和意外的事情，都变得可以理解和传达。
紧接着上场的髓乐队是四支乐队里最象摇滚乐的一支，女主唱顶住了戈多乐队带来的巨大压力，她在唱到一首以小鸟做为象征的歌曲时从台上跳了下来，在空中降落了她的一个高音，一个很PJHARVEY式的高音，一会儿我们就知道她远远不是这次演出最好的歌手。
“顶楼的马戏团”乐队的歌声远超出“歌”的范畴，也超出了在场的大部分观众的经验。他们的演出让红色气球酒吧充满了实验小剧场的味道，他们自命为大象、飞人和喷火女郎，使用了不下十种古怪的原声乐器，三男一女的站位或高或低有一种定格的奇巧，从侧面看去他们捶打各自手鼓的模样有时会偶然排列成东方传统的古朴造型。
我更愿意称他们为声音艺术家，因为真的是从来没有在现场体会过如此精密的声音魔术。四位成员用他们的嘴发出各种你可以想象或无法想象的声音，这些声音不具象于人、动物或神魔，更多的是抽象成一种新的乐境，在其中戏谑和戏仿了各种神情：此起彼伏的喜怒哀乐和深深的恐惧。一会儿是在黑夜山谷中，一会儿是在云端的公共汽车里，一会儿你是魔幻小说中的孩童，一会儿是伏在草木中的蝼蚁。这些都超现实地变形夸张于扩音器中，钻入你无限深远的耳洞，把生命抽离成一张随风飘摇的薄膜，易感而超脱。
从“顶楼的马戏团”乐队的音乐来说，它侧面反射出上海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商业都市里的一种敏感的脉动，大胆富于想象同时克制和精确，即使是在别人发出类似于叫喊的号子时，那个女乐手手里的黑管还迷离地伸展出过滤了禅意的美妙。不提到乐队最后的那首歌是不可能的，那是让所有人呼吸快要停止的一首歌，那一句话。在青草般柔和与宽阔的口琴、木吉它声中，我们的青春被复原了，雄浑的男中音不停地反复唱诵：没有人能消灭我们，我们永远年轻，没有人能消灭我们，没有人，没有。。。
仿佛全世界最明亮的光线投射在他带着眼镜的脸上，我身边的人眼眶都已经湿了。我们怎么能长时间地忍住痛哭呢？我们怎么能长时间的任自己堕入老茧呢？在铺天盖地的无厘头和解构之后，这从容偏执直抒胸臆的一句话，象一道墓志铭，变成每个人的死亡钥匙，挂在星空和那晚很多人发亮模糊的眼睛里。
我在乐队换场的间隙碰见画家毛焰，他低着头对我说：“这第三个是最好的”，我告诉他：“后面还有一个，你肯定喜欢。”我指的是JUNKYARD，这支在迷笛音乐节上让一些热衷于奇异怪声的摇滚老耳都差点失聪的乐队。
随后发生的一切是无法被完全记住的，因为太过离奇、太过突兀，或者说，天纵。在这里我打算放弃我苍白的文字，放弃我丑陋的描述，因为无论你如何描述，对于JUNKYARD那天的扫荡来说都只是隔靴搔痒。你可以去看寺山修司最棒的电影，去听JOHN ZORN最折磨人的性虐狂想，去沉浸于“不失者”乐队异教的冥响，去重温大卫柯南伯格的“CRASH”，但，你仍无法获得一个在现场被JUNKYARD烧死过又喘着气的身体，这太不可思议了，对于坚持到最后的观众来说，仿佛一亿个太阳爆炸在天体中，碎片飘满了天空，这绝对是2002年全中国最冒险、最酷和最孤芳自赏的乐队，也是唯一可以让你想拿头去撞墙的乐队，如果你是一个不断追求新刺激的少数派乐迷，不看他们的现场绝对是一生中的重大损失。
红色气球酒吧的音箱在当晚JUNKYARD之后被烧坏了两支高音喇叭，后来毛焰对我说他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的乐队，而我当时就打定主意：关于他们的复述，还是留给一个还过魂来的人去写吧。
《没有现场，没有摇滚乐》
2002年往后的日子，已经注定了要被操纵在高科技复制狂和权力欲者的合谋中，连趣味都会过剩成堆积如山的垃圾信息，我们该拿什么来体会血液和跳动的心脏？
2002年我还要看现场，因为，没有现场，没有摇滚乐，没有摇滚乐，那些被称作音乐家的人好去死掉算了。
在这儿以一个孤陋寡闻的局外人的面目妄言了过去，妄言了某个有限空间里的生和死，是因为我想让自己再次冲动和肤浅，面对漫漫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