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峰的“身份危机”
这几天在看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乔峰当然是主角，很多角色都是围绕着他设计的，尤其是阿朱，这不只是爱情方面，还有价值观治疗方面。比如，乔峰通过狼头刺青知道了自己是契丹人后，陷入了“身份危机”，原有的价值体现严重紊乱，这时候阿朱说的那番话可所灵丹妙药，原文是——
乔峰身子一缩，说道：“我是猪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虏，自今而后，你不用再见我了。”阿朱和所有汉人一般，本来也是痛恨契丹人入骨，但乔峰在她心中，乃是天神一般的人物，别说他只是契丹人，便是魔鬼猛兽，她也不愿离之而去，心想：“他这时心中难受，须得对他好好劝解慰。”柔声道：“汉人中有好人坏人，契丹人中，自然也有好人坏人。乔大爷，你别把这种事放在心上。阿朱的性命是你救的，你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对我全无分别。”
乔峰冷冷的道：“我不用你可怜，你心中瞧不起我，也不必假惺惺的说什么好话。我救你性命，非出本心，只不过一时逞强好胜。此事一笔勾销，你快快去吧。”
阿朱心中惶急，寻思：“他既知自己确是契丹胡虏，说不定便回归漠北，从此不踏入中土一步。”一时情不自禁，站起身来，说道：“乔大爷，你若撇下我而去，我便跳入这山谷之中。阿朱说得出做得到，你是契丹的英雄好汉，瞧不起我这低三下四的丫环贱人，我还不如自己死了的好。”
乔峰听她说得十分诚恳，心下感动，他只道自己既是胡虏，普天下的汉人自是个个避苦蛇蝎，想不到阿朱对待自己仍是一般无异，不禁伸手拉住她手掌，柔声道：“阿朱，你是慕容公子的丫环，又不是我的丫环，我……我怎会瞧不起你？”
阿朱道：“我不用你可怜，你心中瞧不起我，也不用假惺惺的说什么好话。”她学着乔峰说这几句话，语音声调，无一不像，眼光中满是顽皮的神色。
乔峰哈哈大笑，他于失意潦倒之际，得有这样一位聪明伶俐的少女说笑慰解，不由得烦恼大消。
阿朱忽然正色道：“乔大爷，我服侍慕容公子，并不是卖身给他的。只因我从小没了爹娘，流落在外，有一日受人欺凌，慕容老爷见到了，救了我回家。我孤苦无依，便做了他家的丫环。其实慕容公子也并不真当我是丫环，他还买了几个丫环服侍我呢。阿碧妹子也是一般，只不过她是她爹爹送她到燕子坞慕容老爷家里来避难的。慕容老爷和夫人当年曾说，哪一天我和阿碧想离开燕子坞，他慕容家欢欢喜喜的给我们送行……”说到这里，脸上微微一红。原来当年慕容夫人说的是：“哪一天阿朱、阿碧这两个小妮子有了归宿，我们慕容家全副嫁妆、花轿吹打送她们出门，就跟嫁女儿没半点分别。”顿了一顿，又对乔峰道：“今后我服侍你，做你的丫环，慕容公子决不会见怪。”
乔峰双手连摇，道：“不，不！我是个胡人蛮夷，怎能用什么丫环？你在江南富贵人家住得惯了，跟着我漂泊吃苦，有什么好处？你瞧我这等粗野汉子，也配受你服侍么？”
阿朱嫣然一笑，道：“这样吧，我算是给你掳掠来的奴仆，你高兴时向我笑笑，不开心时便打我骂我，好不好呢””乔峰微笑道：“我一拳打下来，只怕登时便将你打死了。”阿朱道：“当然你只轻轻的打，可不能出手太重。”乔峰哈哈一笑，说道：“轻轻的打，不如不打。我也不想要什么奴仆。”阿朱道：“你是契丹的大英雄，掳掠几个汉人女子做奴仆，有什么不可？你瞧那些大宋官兵，不也是掳掠了许多契丹人吗？”
乔峰默然不语。阿朱见他眉头深皱，眼色极是阴郁，担心自己说错了话，惹他不快。
过了一会，乔峰缓缓的道：“我一向只道契丹人凶恶残暴，虐害汉人，但今日亲眼见到大宋官兵残杀契丹的老弱妇孺，我……我……阿朱，我是契丹人，从今而后，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
阿朱听他如此说，知他已解开了心中这个郁结，很是欢喜，道：“我早说胡人中有好有坏，汉人中也有好有坏。胡人没汉人那样狡猾，只怕坏人还更少些呢。”
乔峰瞧着左首的深谷，神驰当年，说道：“阿朱，我爹爹妈妈被这些汉人无辜害死，此仇非报不可。”
阿朱点了点头，心下隐隐感到害怕。她知道这轻描淡写的“此仇非报不可”六字之中，势必包含着无数的恶斗、鲜血和性命。
乔峰指着深谷，说道：“当年我妈妈给他们杀了，我爹爹痛不欲生，就从那边的岩石之旁，跃入深谷。他人在半空，不舍得我陪他丧生，又将我抛了上来，乔峰方有今日。阿朱，我爹爹爱我极深，是么？”阿朱眼中含泪，道：“是。”
乔峰道：“我父母这血海深仇，岂可不报？我从前不知，竟然以敌为友，那已是不孝之极，今日如再不去杀了害我父母的正凶，乔某何颜生于天地之间？他们所说的那‘带头大哥’，到底是谁？那封写给汪帮主的信上，有他署名，智光和尚却将所署名字撕下来吞入肚里。这个‘带头大哥’显是尚在人世，否则他们就不必为他隐瞒了。”
他自问自答，苦苦思索，明知阿朱并不能助他找到大仇，但有一个人在身边听他说话，自然而然的减却不少烦恼。他又道：“这个带头大哥既能率领中土豪杰，自是个武功既高、声望又隆的人物。他信中语气，跟汪帮主交情大非寻常，他称汪帮主为兄，年纪比汪帮主小些，比我当然要大得多。这样一位人物，应当并不难找，嗯，看过那封信的，有智光和尚、丐帮的徐长老和马夫人、铁面判官单正。那个赵钱孙，自也知道他是谁。赵钱孙已告知他师妹谭婆，想来谭婆也不会瞒她丈夫。智光和尚与赵钱孙，都是害死我父母的帮凶，那当然是要杀的，这个他妈的‘带头大哥’，哼，我……我要杀他全家，自老至少，鸡犬不留！”
阿朱打了个寒噤，本想说：“你杀了那带头的恶人，已经够了，饶了他全家吧。”但这几句话到得口边，却不敢吐出唇来，只觉得乔峰神威凛凛，对之不敢悄有拂逆。
乔峰又道：“智光和尚四海云游，赵钱孙漂泊无定，要找这两个人甚是不易。那铁面判官单正并未参与害我父母之役，我已杀了他两个儿子，他小儿子也是因我而死，那就不必再去找他了。阿朱，咱们找丐帮的徐长老去。”
阿朱听到他说“咱们”二字，不由得心花怒放，那便是答应携她同行了，嫣然一笑，心想：“便是到天崖海角，我也和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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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风光骀荡，尽是醉人之意。这数千里的行程，迷迷惘惘，直如一场大梦，若不是这娇俏可喜的小阿朱便在身畔，真要怀疑此刻兀自身在梦中。
这一片断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宋代的民族主义问题
我小时候看另外一个版本的《天龙八部》，还不知道“契丹人”是什么概念，只是觉得是很坏的人，汉人对契丹人的仇视，似乎超过了今人对日本鬼子的仇视。在理论上，中国向以“天下主义”相标榜，民族主义又是17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那么，《天龙八部》里的这种民族主义到底是真是假？
有的人认为，金庸的历史水平很可疑，但我认为，至少在这点上，金庸是对的，因为宋代的民族主义虽然与现在的民族主义有点不一样，但那种意识还是很强烈的。葛兆光先生曾有一篇《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的论文，他认为——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它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
个体-自由主义的可能性
乔峰在“身份危机”没有爆发之前，他的最大的荣誉感就是带领丐帮反对外族对本民族的欺凌，也就是说，他杀契丹人加大了他在汉人中的成就感，反过来，这种成就感又加深了他对契丹人的“成见”。很显然，如果这种意识形态的“均衡”不被打破，他基本上很难意识到“作恶的契丹人”和“契丹平民”的差别，肯定还会继续杀契丹人。这里不是要苛责乔峰，其实在那种历史语境下，除非你只是甘于做个平民百姓，否则很难避免个人理想主义被民族主义绑架。而金庸写《天龙八部》，显然是站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反思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乔峰这个人在宋代的意识形态谱系里，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金庸虚构这样一个人物，其实是在探索个人-自由主义的可能性。
所谓“个体-自由主义”就是胡适、周作人那一路，他们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都坚持自由主义原则，而且个体原则优先。值得比较的是梁启超、蒋廷黻那一路“民族-自由主义”，他们坚持的是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原则和国际政治的民族主义原则，必要时个体应该为群体献身。或许金庸觉得，乔峰刚开始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知道自己契丹人的身份后，开始向个体-自由主义者转变。可在战争状态中，这种“身份转变”只能陷入危机，基本上是无解的。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成功的胡适只是个人-自由主义的特例罢了，而失败的周作人才是个人-自由主义的常例。换种说法，正在战争状态下，个体-自由主义者要么像乔峰那样自杀作结，要么是像周作人那样落水苟活，这是国际关系的民族主义症结决定的。
个体创伤与价值经纬
那么，这又是否意味着金庸认同了梁启超、蒋廷黻的“民族-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我看也未必。至少在非战争状态下，金庸应该是倾向“个体-自由主义”的，否则他不会写那么多社论批评大陆“文革”，也不会在小说中影射大陆。所以，我认为，在《天龙八部》里，乔峰走出他的“宋代背景”，已成为金庸心理的一个密码。乔峰的“身份危机”，其实是金庸这类海外华人在毛时代寻求“身份认同”的一次悲剧性反思。他们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却又因为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而留有心理创伤；他们既想认同共%%产%党中国，却又不能接受专制制度。
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下，有的人会为民族主义所蒙蔽，比如海外著名学者何炳棣，居然在1974年写出了《论文化%大#革￥命》这种垃圾论文，还将这种情绪带到学术研究中，主张“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当然，也不乏清醒者，比如余英时先生，他就能从陈寅恪晚年的诗中窥探到当时大陆的政治氛围和知识分子心态。何先生、余先生当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选择，当然有很多原因，我这里提供的一种解释就是心理创伤。余先生的好解释，他的家庭和师承都亲国民党，而且亲人大多在海外，而何先生呢，他向来自负，而且在1967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交恶，以后10多年都没来往，亲人也多在大陆。这些虽然只是微小的动机，但作为潜意识，在具体抉择时还是不可忽视。
以乔峰为例，他经阿朱那么一劝慰，就不再关心什么汉人契丹人，好象完成了由民族-自由主义者向个体-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为什么？就因为阿朱很好的治疗了他的心理创伤。他的心理创伤主要是：他怕人家知道他是契丹人后，就不再认为他是英雄。他原来的“英雄观”是被民族主义绑架了的，一直以杀契丹人为荣，可现在是自己是契丹人，原有的价值体系当然濒临崩溃。而阿朱说的“契丹人也有好人坏人”，“刚才滥杀无辜的都是宋人”就在道理上对他进行了治疗；故意说自己是丫环，怕乔峰瞧不起自己，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与他一样的被歧视的地位，打消他的孤独感，从心理上进行治疗。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是倾向自由主义的,一个“正常”的自由主义者也应该是倾向个体-自由主义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都或多或少有过创伤，而创伤记忆又对一个人的价值经纬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比“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更为根本。这就决定了在这个世界上，“正常”的人不会太多，“正常”的自由主义者就更是少之又少。
注：
1）我是认为，乔峰的“身份转变”是有波折的：在阿朱的心理治疗下，乔峰似乎完成了民族-自由主义向个体-自由主义的转变，开始只关注个体层面的“报父母之仇”；但或许因为他天生的侠义情怀，做了南苑代王后，民族-自由主义又阴魂不散，缠住了他，天人交战，他也就不得不死了。
2）我这里应用到乔峰身上的“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类比，在宋代的语境中，应该是指“天道主义”，也就是，爱民如子，轻徭薄赋，不滥杀无辜等。我这样做，是方便语码换算。
乔峰身子一缩，说道：“我是猪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虏，自今而后，你不用再见我了。”阿朱和所有汉人一般，本来也是痛恨契丹人入骨，但乔峰在她心中，乃是天神一般的人物，别说他只是契丹人，便是魔鬼猛兽，她也不愿离之而去，心想：“他这时心中难受，须得对他好好劝解慰。”柔声道：“汉人中有好人坏人，契丹人中，自然也有好人坏人。乔大爷，你别把这种事放在心上。阿朱的性命是你救的，你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对我全无分别。”
乔峰冷冷的道：“我不用你可怜，你心中瞧不起我，也不必假惺惺的说什么好话。我救你性命，非出本心，只不过一时逞强好胜。此事一笔勾销，你快快去吧。”
阿朱心中惶急，寻思：“他既知自己确是契丹胡虏，说不定便回归漠北，从此不踏入中土一步。”一时情不自禁，站起身来，说道：“乔大爷，你若撇下我而去，我便跳入这山谷之中。阿朱说得出做得到，你是契丹的英雄好汉，瞧不起我这低三下四的丫环贱人，我还不如自己死了的好。”
乔峰听她说得十分诚恳，心下感动，他只道自己既是胡虏，普天下的汉人自是个个避苦蛇蝎，想不到阿朱对待自己仍是一般无异，不禁伸手拉住她手掌，柔声道：“阿朱，你是慕容公子的丫环，又不是我的丫环，我……我怎会瞧不起你？”
阿朱道：“我不用你可怜，你心中瞧不起我，也不用假惺惺的说什么好话。”她学着乔峰说这几句话，语音声调，无一不像，眼光中满是顽皮的神色。
乔峰哈哈大笑，他于失意潦倒之际，得有这样一位聪明伶俐的少女说笑慰解，不由得烦恼大消。
阿朱忽然正色道：“乔大爷，我服侍慕容公子，并不是卖身给他的。只因我从小没了爹娘，流落在外，有一日受人欺凌，慕容老爷见到了，救了我回家。我孤苦无依，便做了他家的丫环。其实慕容公子也并不真当我是丫环，他还买了几个丫环服侍我呢。阿碧妹子也是一般，只不过她是她爹爹送她到燕子坞慕容老爷家里来避难的。慕容老爷和夫人当年曾说，哪一天我和阿碧想离开燕子坞，他慕容家欢欢喜喜的给我们送行……”说到这里，脸上微微一红。原来当年慕容夫人说的是：“哪一天阿朱、阿碧这两个小妮子有了归宿，我们慕容家全副嫁妆、花轿吹打送她们出门，就跟嫁女儿没半点分别。”顿了一顿，又对乔峰道：“今后我服侍你，做你的丫环，慕容公子决不会见怪。”
乔峰双手连摇，道：“不，不！我是个胡人蛮夷，怎能用什么丫环？你在江南富贵人家住得惯了，跟着我漂泊吃苦，有什么好处？你瞧我这等粗野汉子，也配受你服侍么？”
阿朱嫣然一笑，道：“这样吧，我算是给你掳掠来的奴仆，你高兴时向我笑笑，不开心时便打我骂我，好不好呢””乔峰微笑道：“我一拳打下来，只怕登时便将你打死了。”阿朱道：“当然你只轻轻的打，可不能出手太重。”乔峰哈哈一笑，说道：“轻轻的打，不如不打。我也不想要什么奴仆。”阿朱道：“你是契丹的大英雄，掳掠几个汉人女子做奴仆，有什么不可？你瞧那些大宋官兵，不也是掳掠了许多契丹人吗？”
乔峰默然不语。阿朱见他眉头深皱，眼色极是阴郁，担心自己说错了话，惹他不快。
过了一会，乔峰缓缓的道：“我一向只道契丹人凶恶残暴，虐害汉人，但今日亲眼见到大宋官兵残杀契丹的老弱妇孺，我……我……阿朱，我是契丹人，从今而后，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
阿朱听他如此说，知他已解开了心中这个郁结，很是欢喜，道：“我早说胡人中有好有坏，汉人中也有好有坏。胡人没汉人那样狡猾，只怕坏人还更少些呢。”
乔峰瞧着左首的深谷，神驰当年，说道：“阿朱，我爹爹妈妈被这些汉人无辜害死，此仇非报不可。”
阿朱点了点头，心下隐隐感到害怕。她知道这轻描淡写的“此仇非报不可”六字之中，势必包含着无数的恶斗、鲜血和性命。
乔峰指着深谷，说道：“当年我妈妈给他们杀了，我爹爹痛不欲生，就从那边的岩石之旁，跃入深谷。他人在半空，不舍得我陪他丧生，又将我抛了上来，乔峰方有今日。阿朱，我爹爹爱我极深，是么？”阿朱眼中含泪，道：“是。”
乔峰道：“我父母这血海深仇，岂可不报？我从前不知，竟然以敌为友，那已是不孝之极，今日如再不去杀了害我父母的正凶，乔某何颜生于天地之间？他们所说的那‘带头大哥’，到底是谁？那封写给汪帮主的信上，有他署名，智光和尚却将所署名字撕下来吞入肚里。这个‘带头大哥’显是尚在人世，否则他们就不必为他隐瞒了。”
他自问自答，苦苦思索，明知阿朱并不能助他找到大仇，但有一个人在身边听他说话，自然而然的减却不少烦恼。他又道：“这个带头大哥既能率领中土豪杰，自是个武功既高、声望又隆的人物。他信中语气，跟汪帮主交情大非寻常，他称汪帮主为兄，年纪比汪帮主小些，比我当然要大得多。这样一位人物，应当并不难找，嗯，看过那封信的，有智光和尚、丐帮的徐长老和马夫人、铁面判官单正。那个赵钱孙，自也知道他是谁。赵钱孙已告知他师妹谭婆，想来谭婆也不会瞒她丈夫。智光和尚与赵钱孙，都是害死我父母的帮凶，那当然是要杀的，这个他妈的‘带头大哥’，哼，我……我要杀他全家，自老至少，鸡犬不留！”
阿朱打了个寒噤，本想说：“你杀了那带头的恶人，已经够了，饶了他全家吧。”但这几句话到得口边，却不敢吐出唇来，只觉得乔峰神威凛凛，对之不敢悄有拂逆。
乔峰又道：“智光和尚四海云游，赵钱孙漂泊无定，要找这两个人甚是不易。那铁面判官单正并未参与害我父母之役，我已杀了他两个儿子，他小儿子也是因我而死，那就不必再去找他了。阿朱，咱们找丐帮的徐长老去。”
阿朱听到他说“咱们”二字，不由得心花怒放，那便是答应携她同行了，嫣然一笑，心想：“便是到天崖海角，我也和你同行。”
--------------------------------------------------------------
一路上风光骀荡，尽是醉人之意。这数千里的行程，迷迷惘惘，直如一场大梦，若不是这娇俏可喜的小阿朱便在身畔，真要怀疑此刻兀自身在梦中。
这一片断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宋代的民族主义问题
我小时候看另外一个版本的《天龙八部》，还不知道“契丹人”是什么概念，只是觉得是很坏的人，汉人对契丹人的仇视，似乎超过了今人对日本鬼子的仇视。在理论上，中国向以“天下主义”相标榜，民族主义又是17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那么，《天龙八部》里的这种民族主义到底是真是假？
有的人认为，金庸的历史水平很可疑，但我认为，至少在这点上，金庸是对的，因为宋代的民族主义虽然与现在的民族主义有点不一样，但那种意识还是很强烈的。葛兆光先生曾有一篇《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的论文，他认为——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它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
个体-自由主义的可能性
乔峰在“身份危机”没有爆发之前，他的最大的荣誉感就是带领丐帮反对外族对本民族的欺凌，也就是说，他杀契丹人加大了他在汉人中的成就感，反过来，这种成就感又加深了他对契丹人的“成见”。很显然，如果这种意识形态的“均衡”不被打破，他基本上很难意识到“作恶的契丹人”和“契丹平民”的差别，肯定还会继续杀契丹人。这里不是要苛责乔峰，其实在那种历史语境下，除非你只是甘于做个平民百姓，否则很难避免个人理想主义被民族主义绑架。而金庸写《天龙八部》，显然是站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反思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乔峰这个人在宋代的意识形态谱系里，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金庸虚构这样一个人物，其实是在探索个人-自由主义的可能性。
所谓“个体-自由主义”就是胡适、周作人那一路，他们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都坚持自由主义原则，而且个体原则优先。值得比较的是梁启超、蒋廷黻那一路“民族-自由主义”，他们坚持的是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原则和国际政治的民族主义原则，必要时个体应该为群体献身。或许金庸觉得，乔峰刚开始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知道自己契丹人的身份后，开始向个体-自由主义者转变。可在战争状态中，这种“身份转变”只能陷入危机，基本上是无解的。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成功的胡适只是个人-自由主义的特例罢了，而失败的周作人才是个人-自由主义的常例。换种说法，正在战争状态下，个体-自由主义者要么像乔峰那样自杀作结，要么是像周作人那样落水苟活，这是国际关系的民族主义症结决定的。
个体创伤与价值经纬
那么，这又是否意味着金庸认同了梁启超、蒋廷黻的“民族-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我看也未必。至少在非战争状态下，金庸应该是倾向“个体-自由主义”的，否则他不会写那么多社论批评大陆“文革”，也不会在小说中影射大陆。所以，我认为，在《天龙八部》里，乔峰走出他的“宋代背景”，已成为金庸心理的一个密码。乔峰的“身份危机”，其实是金庸这类海外华人在毛时代寻求“身份认同”的一次悲剧性反思。他们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却又因为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而留有心理创伤；他们既想认同共%%产%党中国，却又不能接受专制制度。
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下，有的人会为民族主义所蒙蔽，比如海外著名学者何炳棣，居然在1974年写出了《论文化%大#革￥命》这种垃圾论文，还将这种情绪带到学术研究中，主张“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当然，也不乏清醒者，比如余英时先生，他就能从陈寅恪晚年的诗中窥探到当时大陆的政治氛围和知识分子心态。何先生、余先生当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选择，当然有很多原因，我这里提供的一种解释就是心理创伤。余先生的好解释，他的家庭和师承都亲国民党，而且亲人大多在海外，而何先生呢，他向来自负，而且在1967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交恶，以后10多年都没来往，亲人也多在大陆。这些虽然只是微小的动机，但作为潜意识，在具体抉择时还是不可忽视。
以乔峰为例，他经阿朱那么一劝慰，就不再关心什么汉人契丹人，好象完成了由民族-自由主义者向个体-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为什么？就因为阿朱很好的治疗了他的心理创伤。他的心理创伤主要是：他怕人家知道他是契丹人后，就不再认为他是英雄。他原来的“英雄观”是被民族主义绑架了的，一直以杀契丹人为荣，可现在是自己是契丹人，原有的价值体系当然濒临崩溃。而阿朱说的“契丹人也有好人坏人”，“刚才滥杀无辜的都是宋人”就在道理上对他进行了治疗；故意说自己是丫环，怕乔峰瞧不起自己，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与他一样的被歧视的地位，打消他的孤独感，从心理上进行治疗。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是倾向自由主义的,一个“正常”的自由主义者也应该是倾向个体-自由主义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都或多或少有过创伤，而创伤记忆又对一个人的价值经纬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比“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更为根本。这就决定了在这个世界上，“正常”的人不会太多，“正常”的自由主义者就更是少之又少。
注：
1）我是认为，乔峰的“身份转变”是有波折的：在阿朱的心理治疗下，乔峰似乎完成了民族-自由主义向个体-自由主义的转变，开始只关注个体层面的“报父母之仇”；但或许因为他天生的侠义情怀，做了南苑代王后，民族-自由主义又阴魂不散，缠住了他，天人交战，他也就不得不死了。
2）我这里应用到乔峰身上的“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类比，在宋代的语境中，应该是指“天道主义”，也就是，爱民如子，轻徭薄赋，不滥杀无辜等。我这样做，是方便语码换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