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谁的年代如此“喧嚣”？——《七十年代》读后 （上）

                
                
        1973年春天北岛至白洋淀访友，他的四中同学赵京兴提起《战争与和平》，谈到了托尔斯泰的历史观。赵京兴说：“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
        这件事是北岛在《七十年代》收录的《断章》一文中提及的。三四十年后，曾经在压抑中被迫沉默的年轻的“平民百姓”有一些成了文人，早已纷纷为那个年月中的人事树碑立传不知几多，而仍有太多人的生老病死永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笔下——这些人倒不一定是农民，与个人文字中的历史无关。
        我在《七十年代》出版后立刻就买了这本书，除了近乎“豪华”的作者名单，最吸引我且让我好奇的是：这本书是不是要与査建英出版于2006年且在之后两年几有风靡之势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打擂台？这个想法在我第一次听到《七十年代》这个书名及它的编者名字时就有了。2011年我在纽约采访査建英，顺便问她这个问题，证实了我的猜测。（当然我没好意思说我觉得李陀这茬人肯定会是对她的书不满的。）这些七八十年代冒头的“文化精英”的圈子也并不甚大，互相熟识，査建英说北岛和李陀在编这本书之初时就已告诉她了。
        于是我们在《七十年代》里看到了陈丹青、阿城等已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出现过的名字，似乎回忆是不断往前推进的，追忆过八十年代之后，本着追根究底的知识分子习气，理所应当地要追溯更早的一个十年。但相比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思潮涌动，由于背负了文革的后半程、“九一三”事件、领导人去世及“四五运动”等诸多对中国人生活具有毋庸置疑的笼罩性的社会事件，七十年代显然是个沉重得多的话题；又由于三十位作者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七十年代》比起査建英的访谈录来说也显得份量重了很多。
        编者之一的李陀早已意识到这个作者阵容会引起争议，在《序言》里花了相当篇幅澄清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在七十年代形成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记忆。不过他也似乎画蛇添足般地提及了媒体从业者是否能被包括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的问题。这不能不让我认为是在影射査建英为人所熟知的媒体人身份（尽管她在美国也任职于纽约新校的印度-中国研究所）。当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对査建英在访谈录某些提问和言词中无法加以掩饰的浅薄和浅尝辄止感到吃惊时，我想李陀们产生“拨乱反正”的心理是十分正常的。这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没上过大学的李陀如今随着老婆的迁移，在不同的美国名校里“客座”，摆出知识分子的脸孔；而作为北大高材生的査建英在八十年代之后再无叫得响的文学创作，近年来以“公知”的面目常常出现于国内没文化却装文化的电视节目里。这两人谁更有资格做“知识分子”，我也说不清。（我对这二位都很尊敬，上述看法是叹惋多于评价。李陀我也见过，当年申请美国的学校不知该选哪所时，他还给过我很好的建议。哪怕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对他来说也太委屈了，要知道adjunct一词在美国的学校里意味着兼职，连各项福利都稀有。但流寓海外也是七十和八十年代在他身上造成的结果之一。我不喜欢diaspora这个词，刘禾在Translingual Practice的前言里用时我也觉得很讨厌，可是这个词真的挺适合李陀的。）
        我同意，李陀、北岛及其作者们或许有资格睥睨八十年代及在八十年代后期或更晚才“出头”的文人们。李陀评价书中的作者们说：“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他实际上说出了李零、陈丹青、张郎郎等人文章里的潜台词。也许正是这种睥睨一切的自信，使得他们在文革后能迅速拔尖至取得今天的地位，但它也造成了他们的“狂”。
        “狂”是这本书多数文章里掩饰不了的气质。除了极力虚化自己高干家庭背景的赵越胜（他连文章内容都是写的一位朋友而不是自己）、出身农村的高默波和阎连科、负责“打酱油”的朱伟、王安忆和翟永明（说实话后面二者的文章质量实在配不上她们在文坛、诗坛的地位），其他作者无一例外地在文中展示着他们的“狂”。朱正琳的夫子气、陈丹青的戾气、唐晓渡的酸气、李零的霸气、张郎郎的革命者气、徐浩渊的莫名其妙气……我不知道这诸多不同的“气”是否也是他们在生活中的性格，但这些“气”透过他们的文字强大地抵达了我。（2004年春天在北京我曾采访过徐浩渊，她亲切健谈，但那种莫名其妙的激昂之气也确实让当时的我感到奇怪。）“狂”是这些诸多的“气”的共同特征。
        据我从书中看到，“狂”的原因来自于读书，读书是这些人“狂”的资本。不过知青和留守城市的青年们中存在一个知识社群、甚至一些人的素养达到了写书出书的程度早就不是新鲜事，十几年前我就在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读到过他的记述，《七十年代》中的相关文章只是为这个事实提供了更多的佐证，而没有更新的东西。《七十年代》的作者们大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他们正处在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龄，因此这本书基本上是这批老三届初高中生们对文革后期的回忆。（在阿城等几位作者看来，七十年代是从1966年到1976年，正是文革那十年。）青春、“革命”、阅读史，这些都是文化研究中热度永不消退的主题，也恰好是本书作者们的集体记忆。联系到最近几个月值得引起文化研究界注意的电影现象，我想说的是，如果赵薇对九十年代的回忆是“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郭敬明对二十一世纪年轻人的刻画是“好看又有钱的人才有青春”，那么《七十年代》这本书证明了，在那个年代，读书的人才有青春——读书的人不仅有青春，还能在后来的回忆里把青春扩大和延长，更重要的是，读书的人才能获得书写历史的权力。
（下）篇在此：http://www.douban.com/note/28822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