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形成及其现代性特征（1）
毛泽东的思想形成的问题语境同五四知识分子一样，皆在戮力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在五四知识分子有关中国问题的方案光谱里，毛泽东位于强调政治的那一端。在毛泽东眼里，政治是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所有状况都同政治相关，所以他惯于以政治的角度看待现实问题。根据斯诺的记载，当谈到童年时期家庭冲突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政治化描述，将家庭内部的对立形容为两“党”关系。后来赴长沙学习期间，毛泽东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治思想可以改变人。
在接受了列宁的思想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政治是中国革命的关键，通过政治将经济、社会、文艺传媒等领域的变革接合为一个整体性革命规划。综观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构成，真正显示出他的独特革命性格、以及后来直接影响并转化为“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绘制了一幅独特的思想地图。1910年，毛泽东从故乡出发去五十里外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读书，在那里除了学习儒家经典外，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以及西方的新思想和新理论，诸如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物的传记，第一次知道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1911年春，毛泽东又转到长沙入读湘乡驻省中学堂，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革命者主办的报纸——同盟会的《民立报》，并为之着迷。辛亥革命后，毛泽东赴长沙入伍新军，在用饷银订阅的革命派报纸中，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江亢虎引介的“社会主义”。半年后，毛泽东退出军队决定继续读书，除了辗转于几个学校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阅读了世界地理、历史、自由主义以及进化论方面的书籍。
从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入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融贯宋明理学和康德哲学的杨昌济先生，透过杨昌济的指导，毛泽东将儒学传统——特别是王夫之倡导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的思想相融合逐渐塑造了自己的知识与视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唯一的正规教育，它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结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习之后，毛泽东又去了距故乡更远的北京。此时很多青年学生利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留学，毛泽东参与协助组织赴欧洲留学的活动，但他并不想去欧洲，因为他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的还不够，坚信将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关于西方思想的看法，西方思想并非绝对救世良方，“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920年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又明确提出了他的立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勇于自我确认的文化政治立场昭昭然显露无遗。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就建立在对传统和西方思想的辩证批判的基础之上：源于传统又反传统，借鉴西方思想但反对全盘西化，这预置了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的最初理论基础。伴随他与故乡的每一次远离，毛泽东都将自己的思想与视野扩展到新的深度。另一方面，随着毛泽东对西方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解的逐步拓展，他内心中实现自我的个人理想与解决中国问题的集体目标越来越趋于交融，寻求中华民族本体论上的安全感的“故乡”情愫也日益强烈。
在接受了列宁的思想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政治是中国革命的关键，通过政治将经济、社会、文艺传媒等领域的变革接合为一个整体性革命规划。综观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构成，真正显示出他的独特革命性格、以及后来直接影响并转化为“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绘制了一幅独特的思想地图。1910年，毛泽东从故乡出发去五十里外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读书，在那里除了学习儒家经典外，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以及西方的新思想和新理论，诸如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物的传记，第一次知道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1911年春，毛泽东又转到长沙入读湘乡驻省中学堂，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革命者主办的报纸——同盟会的《民立报》，并为之着迷。辛亥革命后，毛泽东赴长沙入伍新军，在用饷银订阅的革命派报纸中，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江亢虎引介的“社会主义”。半年后，毛泽东退出军队决定继续读书，除了辗转于几个学校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阅读了世界地理、历史、自由主义以及进化论方面的书籍。
从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入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融贯宋明理学和康德哲学的杨昌济先生，透过杨昌济的指导，毛泽东将儒学传统——特别是王夫之倡导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的思想相融合逐渐塑造了自己的知识与视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唯一的正规教育，它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结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习之后，毛泽东又去了距故乡更远的北京。此时很多青年学生利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留学，毛泽东参与协助组织赴欧洲留学的活动，但他并不想去欧洲，因为他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的还不够，坚信将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关于西方思想的看法，西方思想并非绝对救世良方，“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920年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又明确提出了他的立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勇于自我确认的文化政治立场昭昭然显露无遗。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就建立在对传统和西方思想的辩证批判的基础之上：源于传统又反传统，借鉴西方思想但反对全盘西化，这预置了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的最初理论基础。伴随他与故乡的每一次远离，毛泽东都将自己的思想与视野扩展到新的深度。另一方面，随着毛泽东对西方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解的逐步拓展，他内心中实现自我的个人理想与解决中国问题的集体目标越来越趋于交融，寻求中华民族本体论上的安全感的“故乡”情愫也日益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