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米什莱的第三性
巴特的写作有着足够的节制，抒情之余，也让人享受理性的一目了然。这跟米什莱不同，或者说，这跟经过巴特处理后呈现的米什莱不同。问题不在巴特用三言两语把米什莱吞噬掉了，而在“结构分析”之后的米什莱于我们有何意义。
米什莱是个散文派，这是理解他的一个坐标。巴特说“无意义的所有品性可以归结为一个元素：散文。”（页26）作为一名史家，米什莱无意赋予历史什么意义。他把历史看作男性，一种精力过于旺盛的线性动物，终将走向衰老。马克思批评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脱离不开自身生活经验的局限，这对米什莱构成不了任何有效的攻击。因为，这一批评预设的前提是马克思赋予历史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意义的载体是无产阶级甚至没有阶级。米什莱书写的历史确实只是他一个人的历史，为此，他总感到绝望。他为自己无法让人民开口说话而苦恼。为了摆脱这一苦恼，他时刻在写作、消耗、折磨。写得越多，陷得越深，直至生命的衰败为厚重的文稿写上句号。历史没有独立的本质，它只是米什莱不断用笔涂抹清洁，却始终不会透明、总是带着某处可怕的斑点或模糊的镜子。他无法理解自身，也很难与自己的激情相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既成功也失败。事实上，他只是一名不乏诗意的散文作家。
米什莱还是个奇特的神秘主义者，尽管这并不容易理解，他的脑海也确实充斥着现代意识。法国大革命注定是那一代人跨不过去的门槛，直到今天，我们还被迫对此津津乐道。“当今最严重的也是最为人们忽略的现象之一，是时间的节奏已经完全改变。步伐奇怪地双倍地加快了。在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力（72岁的凡人），我看到了两次大革命，而在过去，两次革命之间也许得相隔两千年的岁月。”（《19世纪史》，第一卷：《波拿马的起源》，序言，第9页）这段话似乎跟米什莱的其他言论矛盾——他喜欢连续，崇尚活力，关注重复，重视个体。一切关于革命的言论，都让人想起基督教的绝对事件，并拿之附会。为此，我们可以指责米什莱的庸俗，屈从于时代的偏见。然而，这一指责多少源于我们距离基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太过遥远，已经很难体验事件的严峻与血腥。19世纪的史家米什莱知道太多死亡，“死如长眠与死如太阳”。死亡是否亦是无意义自身？谁能拯救任何个体之死给意义带来的摧毁？史家与画家一样，不能留下整全的真实，充其量只能描绘某一时刻的某一姿态。为了这逃脱死亡的一笔，史家和画家身心疲惫，直至自己同样奔向死亡。米什莱屈从的，是死亡本身。
既然任何的描绘终归失败，还是让我们直面淋漓的鲜血。在米什莱看来，血即是有机世界。他用“血之花”来形容心中最美好的生物：鲸鱼。相比之下，人血的形形色色让人震惊，巴特用小标题整理出来：僵尸血，血液过剩，蓝血，白血，疯狂的血和封闭的血，血的对立物（石头和神经——笔者注），贞节的血。历史画卷的人物何其多，重复的只是几种不同的血。不过，在米什莱心中，人血还应该回归到最基本的两种：男性与女性。如果说历史流的是男性之血，女性流的血又在哪里？不难想到，女性之为女性在于她那周期性的出血。此流血非彼流血，它服从大自然的节奏。毋宁说，它即是大自然自身的缩影。我们现在歌颂自然，抬高女性，似乎忘记我们的祖先曾经如何恐惧自然、嫌恶女性。自然和女性都有着某种超脱男性秩序控制的潜能。自然是狂暴的，女性是肮脏的；尽管现代人发明了动植物园、海洋馆和卫生巾，自然和女性沦为理性审美的凝视对象。
米什莱的妥协与综合在于他在精神上同时拥有两种性别，他自身就是个第三性人。“女人是王后，男人是奴仆。这绝不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因为这是一种神圣的君权，又因为女人是绝对意义上的他者。”（页143）然而，巴特这一总结（米什莱？）却是十足的男性视角。很难说女性本身渴望着或意味着某种神圣的君权，所谓绝对意义上的他者也是相对于男性自我的绝对他者。米什莱梦想成为包裹女人胴体的一袭长袍，看似与女性融为一体，其背后不是隐藏着道德的规训？肉体如此美丽，大自然鬼斧神工，为何还要画蛇添足地穿衣服？如果真能变为女性，他－她就必须革除束缚女性肉体的羞感。米什莱并不打算这样做，而是充满色情和意淫地想象和偷窥如斯美妙结合的第三性。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是占有女人，而是揭示女人；不是让她臣服，而是让她自愿地公开自己的秘密——待男人如闺中密友那样谈论自己的身体与月经。米什莱在幻象中观看自己，他成为一道中性的，却是最情色的目光。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第三性，当今日益获得合法性的同性恋者也不例外。男女之间的战争是唯一永恒的战争。人之为人，就是要与自然对抗。米什莱晚年写了那么多观察自然的美妙散文，其性质跟他迷恋女性一样，出于一种综合的幻想。如果我们真能变成一只鸟、一朵花、一条鱼，为何还要多余的写作？写作永远都走向失败，是禁止乱伦的手淫，是纯粹安慰的想象。
由此，不难理解：米什莱为何一直抱怨他的偏头痛，他的死亡与写作挨着如此近。他几次死里逃生，每次重生都带来大量著作。他的一生就是这般在想象的两性中交叉穿梭，为的是到达终点的第三性。在他的历史中，第三性就是人民——匿名的，混沌的，有着瞬间的爆发力，以及徐徐前进的平静步伐。
米什莱是个散文派，这是理解他的一个坐标。巴特说“无意义的所有品性可以归结为一个元素：散文。”（页26）作为一名史家，米什莱无意赋予历史什么意义。他把历史看作男性，一种精力过于旺盛的线性动物，终将走向衰老。马克思批评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脱离不开自身生活经验的局限，这对米什莱构成不了任何有效的攻击。因为，这一批评预设的前提是马克思赋予历史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意义的载体是无产阶级甚至没有阶级。米什莱书写的历史确实只是他一个人的历史，为此，他总感到绝望。他为自己无法让人民开口说话而苦恼。为了摆脱这一苦恼，他时刻在写作、消耗、折磨。写得越多，陷得越深，直至生命的衰败为厚重的文稿写上句号。历史没有独立的本质，它只是米什莱不断用笔涂抹清洁，却始终不会透明、总是带着某处可怕的斑点或模糊的镜子。他无法理解自身，也很难与自己的激情相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既成功也失败。事实上，他只是一名不乏诗意的散文作家。
米什莱还是个奇特的神秘主义者，尽管这并不容易理解，他的脑海也确实充斥着现代意识。法国大革命注定是那一代人跨不过去的门槛，直到今天，我们还被迫对此津津乐道。“当今最严重的也是最为人们忽略的现象之一，是时间的节奏已经完全改变。步伐奇怪地双倍地加快了。在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力（72岁的凡人），我看到了两次大革命，而在过去，两次革命之间也许得相隔两千年的岁月。”（《19世纪史》，第一卷：《波拿马的起源》，序言，第9页）这段话似乎跟米什莱的其他言论矛盾——他喜欢连续，崇尚活力，关注重复，重视个体。一切关于革命的言论，都让人想起基督教的绝对事件，并拿之附会。为此，我们可以指责米什莱的庸俗，屈从于时代的偏见。然而，这一指责多少源于我们距离基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太过遥远，已经很难体验事件的严峻与血腥。19世纪的史家米什莱知道太多死亡，“死如长眠与死如太阳”。死亡是否亦是无意义自身？谁能拯救任何个体之死给意义带来的摧毁？史家与画家一样，不能留下整全的真实，充其量只能描绘某一时刻的某一姿态。为了这逃脱死亡的一笔，史家和画家身心疲惫，直至自己同样奔向死亡。米什莱屈从的，是死亡本身。
既然任何的描绘终归失败，还是让我们直面淋漓的鲜血。在米什莱看来，血即是有机世界。他用“血之花”来形容心中最美好的生物：鲸鱼。相比之下，人血的形形色色让人震惊，巴特用小标题整理出来：僵尸血，血液过剩，蓝血，白血，疯狂的血和封闭的血，血的对立物（石头和神经——笔者注），贞节的血。历史画卷的人物何其多，重复的只是几种不同的血。不过，在米什莱心中，人血还应该回归到最基本的两种：男性与女性。如果说历史流的是男性之血，女性流的血又在哪里？不难想到，女性之为女性在于她那周期性的出血。此流血非彼流血，它服从大自然的节奏。毋宁说，它即是大自然自身的缩影。我们现在歌颂自然，抬高女性，似乎忘记我们的祖先曾经如何恐惧自然、嫌恶女性。自然和女性都有着某种超脱男性秩序控制的潜能。自然是狂暴的，女性是肮脏的；尽管现代人发明了动植物园、海洋馆和卫生巾，自然和女性沦为理性审美的凝视对象。
米什莱的妥协与综合在于他在精神上同时拥有两种性别，他自身就是个第三性人。“女人是王后，男人是奴仆。这绝不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因为这是一种神圣的君权，又因为女人是绝对意义上的他者。”（页143）然而，巴特这一总结（米什莱？）却是十足的男性视角。很难说女性本身渴望着或意味着某种神圣的君权，所谓绝对意义上的他者也是相对于男性自我的绝对他者。米什莱梦想成为包裹女人胴体的一袭长袍，看似与女性融为一体，其背后不是隐藏着道德的规训？肉体如此美丽，大自然鬼斧神工，为何还要画蛇添足地穿衣服？如果真能变为女性，他－她就必须革除束缚女性肉体的羞感。米什莱并不打算这样做，而是充满色情和意淫地想象和偷窥如斯美妙结合的第三性。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是占有女人，而是揭示女人；不是让她臣服，而是让她自愿地公开自己的秘密——待男人如闺中密友那样谈论自己的身体与月经。米什莱在幻象中观看自己，他成为一道中性的，却是最情色的目光。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第三性，当今日益获得合法性的同性恋者也不例外。男女之间的战争是唯一永恒的战争。人之为人，就是要与自然对抗。米什莱晚年写了那么多观察自然的美妙散文，其性质跟他迷恋女性一样，出于一种综合的幻想。如果我们真能变成一只鸟、一朵花、一条鱼，为何还要多余的写作？写作永远都走向失败，是禁止乱伦的手淫，是纯粹安慰的想象。
由此，不难理解：米什莱为何一直抱怨他的偏头痛，他的死亡与写作挨着如此近。他几次死里逃生，每次重生都带来大量著作。他的一生就是这般在想象的两性中交叉穿梭，为的是到达终点的第三性。在他的历史中，第三性就是人民——匿名的，混沌的，有着瞬间的爆发力，以及徐徐前进的平静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