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和白话文的应用是错误思潮？ZT
“鄉”里无“郎”，“魔”仍是“魔”
每年清明和冬至去墓园祭扫逝去的先人时，总会被墓园管理当局用高音喇叭一再提醒：要“文明祭扫”！然而，从我这双多少有些偏执的眼睛看去，有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已习以为常，甚至已觉得理所当然，却比烧纸钱、放鞭炮之类更加不“文明”——每当看到那些或奢华或简朴的墓碑上赫然镌刻着的简体字时，我的心里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跳出一个字：丑。当然，这个字之前的写法是“醜”。
相信爱好书法篆刻的朋友看见宣纸和印章上的简体字时，会与我有相同的感受。我愿意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一种充满主观色彩的先入之见。对许多从未接受过古典文化熏陶、并且对此也毫不向往的现代中国人来说，简化字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审美上的障碍。相反，笔划繁多的繁体字才会让他们那颗越来越不细腻的心灵生出许多不耐烦来。
不久前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则关于简化字的段子，可谓妙趣横生：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不凑巧，汉字简化后，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廠空空，麺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飞单翼，有云无雨，开関无门，乡里无郎……
可巧而又巧的是：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仍是偷，骗还是骗，贪仍是贪，毒还是毒，黑仍是黑，赌还是赌……”
上述尖锐对比显然不可能是当初简化汉字的工程师们的初衷。它是段子创作者的精心所为。但我觉得，这可以被视作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妙文化隐喻，诉说着一个宏大的主题：人试图按照某个“先进蓝图”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乃至革命的努力都将归于失败，其结果是，我们非但不可能收获那份预期中的甘甜果实，还将丢失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最终沦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向周围人宣扬：恢复繁体字——台湾地区称“正体字”，其实最正确地应该称“汉字的正式写法”——的官方地位是我们时代的首要文化使命。
说起来，简化字应该是当年言之凿凿的所谓“汉字拉丁化”的一种过渡阶段的中间产物。既然汉字拉丁化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早就被放弃，那么这种中间产物难道不应当一并废止吗？这里顺便说一下，其实只要谦虚地参考一下几百年前日本人尝试过的所谓文字全盘“和化”的失败历史，我们当初就根本没有必要动那个“拉丁化”的可笑念头。
我的绝大多数家人、朋友都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或者小题大作。拥护简体字的人认为这是在瞎折腾，即便是更喜欢繁体字的人，也似乎认为这既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更不是当务之急。我所知道的流传最广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当初的汉字简化的确是一个错误，而今天若再走回头路，恢复繁体字，则是错上加错。他们大多认为，文字不过是一种记录事物的符号，其本身并不承载多少特殊的意义。
然而，我却固执地认为，如果民间力量能够迫使放弃在正式文本中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简化字，重新恢复繁体字的话，这将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它等于官方正式承认，文化上的人为“改造”和“革命”是失败的，今后也决不能再搞。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毫不含糊地确立上述观念，那么我们未来在文化问题上就还有可能犯下与汉字简化相同性质的错误。
“新文化运动”找错了敌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甚至还有必要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一下将近10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它努力在文化上最核心和最直接的内容便是在书面语言中用白话取代文言。
按照“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领军人物胡适、钱玄同以及周作人、鲁迅兄弟等人的说法，文言文是一种早已“死了的语言”，是与鲜活的社会生活脱节的无源之水，严重阻碍了中国一般社会大众的沟通交流。在胡、周诸先生看来，以文言和儒家经典(“孔家店”)为代表的“封闭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造成中国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和贫穷落后的渊薮。这种论调后来日益成为官方确认的正统学说。
然而，100年后回头再来看这个当年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它实在是太粗糙、太含混不清了。儒家文化是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不在本文讨论的核心范围内，这里仅看文言文，它真的“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沟通和理解吗？
首先，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想像的那样，是一种上古口语。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语言文字的“文白分离”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这又是因为一个纯粹偶然的原因：中国上古文字记载事物的方式是用刀将文字刻在竹简(更早的是牛骨、龟背等动物骨片)上，而不是像两河流域那样用颜料书写在莎草纸上。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和传播非常累人——首先，刻竹简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其次，竹简体积庞大、份量沉重，使用和运送起来都极为不便。前人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但今天想想，五大车的竹简记载的文字量也许都不如现在小学生的一书包课本！
所有这一切，迫使古人在写文章时不得不简而又简，这就好比今天必须在微博140个字的限制内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这就是文言这种书面语言诞生的真相，当然，它与上古口语显然也是有很大关联的。但不管怎么说，若按胡适们的定义，我们几乎可以断言，文言从来就是一种没有现实生活源头的“死语言”。那为何在唐宋时代，这种死语言非但没有窒息中国文化的发展，反而催生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璀璨夺目的文化盛况呢？
这里可能还需要做点常识普及，唐朝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并不是要复兴古代语言，而是要用流行于先秦和两汉的散文体取代南北朝以后日益风靡的骈文，作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因为他们认为，骈体文发展到当时，重视形式远远超过内容，违背了文学创作的根本。所谓“古文”，并不是“古代语文”的意思。
我非常同意不久前故世的杰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历史中对所谓“新文化运动”的简单评论。他认为，胡适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问题的方向，找错了敌人——就文化发展而言，真正本质的“中国问题”不是什么文言白话孰优孰劣，而是当时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太低，文盲太多。唐德刚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那些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精英士大夫(包括胡适和鲁迅本人)，文言文没有造成任何障碍。相反，胡、周诸先生最初写的那些白话诗文反而显得那么吃力、僵硬。唐德刚还曾略带尖刻地举例说，一本书的书名如果叫“胡适传”，十分的典雅、简明、自然、流畅，而如果胡适先生硬要按白话的规范把它写成“胡适的传记”，则反而既啰嗦，又令人费解。
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中有不少人在多年前移居北美，他们的儿女出生在美国和加拿大，从小就接受英语书面教育。但我的同学们为了让下一代更多地保持华人特性，一般都要求儿女们在家里必须说汉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电视节目的广泛落地以及互联网传播的便捷化，学习汉语的环境在北美变得比以前大为有利。于是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同学的儿女们往往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看电视、与家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他们的普通话发音标准程度甚至超过我这个南方人，但要他们读写汉语却非常困难。也就是说，他们平日的口语与他们的书面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老实说，我一点也没有看出这对他们在中国或在美国的交流沟通有任何障碍，这不过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再看看我们的邻国印度。这个国家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几乎都能说一口英语，并使用英语读写。这是因为印度民族众多，语言不统一，加之历史上长期被英国殖民，因而中学以上的教材大多都是英语版的。换言之，相当多印度人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严格地说，他们的正式书面语言是一种外国语言。那么，它对印度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究竟是一种障碍，抑或是一种促进？至少我从未听人说过英语书面教育阻碍了印度的现代化。若要推究印度不发达的根源，真正的问题依然在于：印度的普遍教育水平太低，文盲太多。
白话文不是“设计发明”出来的
但文言和白话的关系与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关系在性质还是很不同的，我写这篇文章，也绝没有希望复兴文言文的意思。我自认为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只是想借此指出一个貌似真理在握、实则不太经得起推敲的观念而已。
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固然看不懂文言，但你搞了“新文化运动”，写了白话，他们照样还是看不懂。然而，这里面毕竟还是有重要区别的，若是只听朗读，恐怕饱读诗书的人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一篇文言文章，而文盲倒能够大致理解一篇意思不太复杂的白话文章。
这就引出了文化演变发展中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我前面为什么说文言和白话的关系不同于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关系的原因。
在我看来，胡适和鲁迅们做的工作，其实千百年来一直有人在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做得比胡、周他们可能更出色。以《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为代表的古典小说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它们都是文人们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再往前推，我们还可以看到，元代戏曲里的“说白”部分用的也都是白话。这就清楚地表明，为了适应教育水平不高的市井平民，中国古代从没有停止过将白话入文的实践。到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种书面白话文已经非常纯熟——几乎堪称典雅。就连鲁迅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的书面白话文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白话小说那里吸收了许多重要的养分。
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不管以白话取代文言究竟是功还是过，后人都既不能将功劳全部记在百年前那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账上，也没有理由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们。书面白话文不是胡适、鲁迅们凭空“发明设计”出来的，而是文化随社会需求自然演变的结果，它已经在各朝各代政府的放任自流下演变了好几个世纪。胡适们的最大贡献，是使已经相当成熟的书面白话文从几百年来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底层地位获得政治上的正式认可。之所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时代潮流已水到渠成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是因为他们自身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知识阶层，相当于施耐庵、罗贯中时代进士及第的官僚士大夫，而后者在自己的时代都是被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的边缘文人。
作为一代风云人物和学术大师，胡适在晚年很可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文化革命”的巨大破坏力。当年中国大陆开始搞汉字简化运动时，正值胡适旅居美国、无所事事之年。据唐德刚先生记载，胡适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大陆上简化字的最新动向，每当《人民日报》等大陆报纸刊登最新的简化汉字对照表，他总要急切地让人找来过目，并就其中大多数字的简化提出自己的学术意见。
唐德刚在自己的书中打趣说，胡适肯定自认为自己才是最有资格担任汉字简化工程“总工程师”的不二人选。然而，每当胡适对某一个具体的简化字提出尖锐批评而唐德刚询问他“按您的意思应当如何简化”时，适之先生总是一脸严肃地回答：“兹事体大！兹事体大！来不得半点随意。”可见，彼时的胡适已经隐然认识到，人的有限理性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很难承担起推倒重来、全盘设计的重大使命，只是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使胡适养成了某种路径依赖，很难从迷途中走出来，遑论自我否定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必须再次声明，我既非文字专家，亦非语言学者，本无资格讨论语言文字专业问题。我真正的意图是，借分析文字的繁简及语言的文白问题，来厘清一个业已流传百年的错误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和自觉，设计出一套“先进”的蓝图，然后借助政治力量对已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大幅度的改造，所谓“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兼收并蓄”……使之达到我们希望的理想状态。我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很多价值失范和文化失落，皆可归因于这100年来有增无减的错误思潮。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谬误依旧以各种各样变体在观念市场上大行其道。但今天的确到了对它进行全面深刻地检视的时候，而恢复繁体字的官方地位便是一个具有诚意的开始。
每年清明和冬至去墓园祭扫逝去的先人时，总会被墓园管理当局用高音喇叭一再提醒：要“文明祭扫”！然而，从我这双多少有些偏执的眼睛看去，有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已习以为常，甚至已觉得理所当然，却比烧纸钱、放鞭炮之类更加不“文明”——每当看到那些或奢华或简朴的墓碑上赫然镌刻着的简体字时，我的心里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跳出一个字：丑。当然，这个字之前的写法是“醜”。
相信爱好书法篆刻的朋友看见宣纸和印章上的简体字时，会与我有相同的感受。我愿意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一种充满主观色彩的先入之见。对许多从未接受过古典文化熏陶、并且对此也毫不向往的现代中国人来说，简化字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审美上的障碍。相反，笔划繁多的繁体字才会让他们那颗越来越不细腻的心灵生出许多不耐烦来。
不久前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则关于简化字的段子，可谓妙趣横生：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不凑巧，汉字简化后，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廠空空，麺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飞单翼，有云无雨，开関无门，乡里无郎……
可巧而又巧的是：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仍是偷，骗还是骗，贪仍是贪，毒还是毒，黑仍是黑，赌还是赌……”
上述尖锐对比显然不可能是当初简化汉字的工程师们的初衷。它是段子创作者的精心所为。但我觉得，这可以被视作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妙文化隐喻，诉说着一个宏大的主题：人试图按照某个“先进蓝图”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乃至革命的努力都将归于失败，其结果是，我们非但不可能收获那份预期中的甘甜果实，还将丢失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最终沦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向周围人宣扬：恢复繁体字——台湾地区称“正体字”，其实最正确地应该称“汉字的正式写法”——的官方地位是我们时代的首要文化使命。
说起来，简化字应该是当年言之凿凿的所谓“汉字拉丁化”的一种过渡阶段的中间产物。既然汉字拉丁化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早就被放弃，那么这种中间产物难道不应当一并废止吗？这里顺便说一下，其实只要谦虚地参考一下几百年前日本人尝试过的所谓文字全盘“和化”的失败历史，我们当初就根本没有必要动那个“拉丁化”的可笑念头。
我的绝大多数家人、朋友都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或者小题大作。拥护简体字的人认为这是在瞎折腾，即便是更喜欢繁体字的人，也似乎认为这既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更不是当务之急。我所知道的流传最广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当初的汉字简化的确是一个错误，而今天若再走回头路，恢复繁体字，则是错上加错。他们大多认为，文字不过是一种记录事物的符号，其本身并不承载多少特殊的意义。
然而，我却固执地认为，如果民间力量能够迫使放弃在正式文本中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简化字，重新恢复繁体字的话，这将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它等于官方正式承认，文化上的人为“改造”和“革命”是失败的，今后也决不能再搞。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毫不含糊地确立上述观念，那么我们未来在文化问题上就还有可能犯下与汉字简化相同性质的错误。
“新文化运动”找错了敌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甚至还有必要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一下将近10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它努力在文化上最核心和最直接的内容便是在书面语言中用白话取代文言。
按照“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领军人物胡适、钱玄同以及周作人、鲁迅兄弟等人的说法，文言文是一种早已“死了的语言”，是与鲜活的社会生活脱节的无源之水，严重阻碍了中国一般社会大众的沟通交流。在胡、周诸先生看来，以文言和儒家经典(“孔家店”)为代表的“封闭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造成中国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和贫穷落后的渊薮。这种论调后来日益成为官方确认的正统学说。
然而，100年后回头再来看这个当年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它实在是太粗糙、太含混不清了。儒家文化是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不在本文讨论的核心范围内，这里仅看文言文，它真的“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沟通和理解吗？
首先，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想像的那样，是一种上古口语。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语言文字的“文白分离”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这又是因为一个纯粹偶然的原因：中国上古文字记载事物的方式是用刀将文字刻在竹简(更早的是牛骨、龟背等动物骨片)上，而不是像两河流域那样用颜料书写在莎草纸上。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和传播非常累人——首先，刻竹简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其次，竹简体积庞大、份量沉重，使用和运送起来都极为不便。前人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但今天想想，五大车的竹简记载的文字量也许都不如现在小学生的一书包课本！
所有这一切，迫使古人在写文章时不得不简而又简，这就好比今天必须在微博140个字的限制内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这就是文言这种书面语言诞生的真相，当然，它与上古口语显然也是有很大关联的。但不管怎么说，若按胡适们的定义，我们几乎可以断言，文言从来就是一种没有现实生活源头的“死语言”。那为何在唐宋时代，这种死语言非但没有窒息中国文化的发展，反而催生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璀璨夺目的文化盛况呢？
这里可能还需要做点常识普及，唐朝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并不是要复兴古代语言，而是要用流行于先秦和两汉的散文体取代南北朝以后日益风靡的骈文，作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因为他们认为，骈体文发展到当时，重视形式远远超过内容，违背了文学创作的根本。所谓“古文”，并不是“古代语文”的意思。
我非常同意不久前故世的杰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历史中对所谓“新文化运动”的简单评论。他认为，胡适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问题的方向，找错了敌人——就文化发展而言，真正本质的“中国问题”不是什么文言白话孰优孰劣，而是当时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太低，文盲太多。唐德刚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那些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精英士大夫(包括胡适和鲁迅本人)，文言文没有造成任何障碍。相反，胡、周诸先生最初写的那些白话诗文反而显得那么吃力、僵硬。唐德刚还曾略带尖刻地举例说，一本书的书名如果叫“胡适传”，十分的典雅、简明、自然、流畅，而如果胡适先生硬要按白话的规范把它写成“胡适的传记”，则反而既啰嗦，又令人费解。
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中有不少人在多年前移居北美，他们的儿女出生在美国和加拿大，从小就接受英语书面教育。但我的同学们为了让下一代更多地保持华人特性，一般都要求儿女们在家里必须说汉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电视节目的广泛落地以及互联网传播的便捷化，学习汉语的环境在北美变得比以前大为有利。于是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同学的儿女们往往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看电视、与家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他们的普通话发音标准程度甚至超过我这个南方人，但要他们读写汉语却非常困难。也就是说，他们平日的口语与他们的书面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老实说，我一点也没有看出这对他们在中国或在美国的交流沟通有任何障碍，这不过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再看看我们的邻国印度。这个国家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几乎都能说一口英语，并使用英语读写。这是因为印度民族众多，语言不统一，加之历史上长期被英国殖民，因而中学以上的教材大多都是英语版的。换言之，相当多印度人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严格地说，他们的正式书面语言是一种外国语言。那么，它对印度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究竟是一种障碍，抑或是一种促进？至少我从未听人说过英语书面教育阻碍了印度的现代化。若要推究印度不发达的根源，真正的问题依然在于：印度的普遍教育水平太低，文盲太多。
白话文不是“设计发明”出来的
但文言和白话的关系与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关系在性质还是很不同的，我写这篇文章，也绝没有希望复兴文言文的意思。我自认为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只是想借此指出一个貌似真理在握、实则不太经得起推敲的观念而已。
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固然看不懂文言，但你搞了“新文化运动”，写了白话，他们照样还是看不懂。然而，这里面毕竟还是有重要区别的，若是只听朗读，恐怕饱读诗书的人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一篇文言文章，而文盲倒能够大致理解一篇意思不太复杂的白话文章。
这就引出了文化演变发展中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我前面为什么说文言和白话的关系不同于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关系的原因。
在我看来，胡适和鲁迅们做的工作，其实千百年来一直有人在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做得比胡、周他们可能更出色。以《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为代表的古典小说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它们都是文人们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再往前推，我们还可以看到，元代戏曲里的“说白”部分用的也都是白话。这就清楚地表明，为了适应教育水平不高的市井平民，中国古代从没有停止过将白话入文的实践。到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种书面白话文已经非常纯熟——几乎堪称典雅。就连鲁迅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的书面白话文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白话小说那里吸收了许多重要的养分。
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不管以白话取代文言究竟是功还是过，后人都既不能将功劳全部记在百年前那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账上，也没有理由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们。书面白话文不是胡适、鲁迅们凭空“发明设计”出来的，而是文化随社会需求自然演变的结果，它已经在各朝各代政府的放任自流下演变了好几个世纪。胡适们的最大贡献，是使已经相当成熟的书面白话文从几百年来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底层地位获得政治上的正式认可。之所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时代潮流已水到渠成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是因为他们自身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知识阶层，相当于施耐庵、罗贯中时代进士及第的官僚士大夫，而后者在自己的时代都是被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的边缘文人。
作为一代风云人物和学术大师，胡适在晚年很可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文化革命”的巨大破坏力。当年中国大陆开始搞汉字简化运动时，正值胡适旅居美国、无所事事之年。据唐德刚先生记载，胡适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大陆上简化字的最新动向，每当《人民日报》等大陆报纸刊登最新的简化汉字对照表，他总要急切地让人找来过目，并就其中大多数字的简化提出自己的学术意见。
唐德刚在自己的书中打趣说，胡适肯定自认为自己才是最有资格担任汉字简化工程“总工程师”的不二人选。然而，每当胡适对某一个具体的简化字提出尖锐批评而唐德刚询问他“按您的意思应当如何简化”时，适之先生总是一脸严肃地回答：“兹事体大！兹事体大！来不得半点随意。”可见，彼时的胡适已经隐然认识到，人的有限理性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很难承担起推倒重来、全盘设计的重大使命，只是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使胡适养成了某种路径依赖，很难从迷途中走出来，遑论自我否定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必须再次声明，我既非文字专家，亦非语言学者，本无资格讨论语言文字专业问题。我真正的意图是，借分析文字的繁简及语言的文白问题，来厘清一个业已流传百年的错误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和自觉，设计出一套“先进”的蓝图，然后借助政治力量对已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大幅度的改造，所谓“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兼收并蓄”……使之达到我们希望的理想状态。我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很多价值失范和文化失落，皆可归因于这100年来有增无减的错误思潮。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谬误依旧以各种各样变体在观念市场上大行其道。但今天的确到了对它进行全面深刻地检视的时候，而恢复繁体字的官方地位便是一个具有诚意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