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故事之禁划龙舟
龙舟之戏，本为民间乡俗玩乐，据唐玄宗时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载，“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有唐盛代，龙舟竞渡蔚然成风，而又以南方为盛。官民竞乐其中，日久则积弊潜生，活动造成的劳民伤财、纠纷殴争之局限性开始显现。
《资治通鉴》记载宝历元年（825）唐敬宗“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 胡三省注曰：“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 德宗兴元初年，杜亚为淮南节度观察使【治扬州】，是时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 杜亚大肆铺张盛装龙舟、船工，费金至于千万，一州为之空耗。唐宣宗时，“杭州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先数日，于湖滨列舟舸，结彩为亭槛，东西袤高数丈。” 官府营建所费巨大。又文宗大和五年（831），武昌军节度使【治夏口】元稹，目睹楚地不务正业、竞舟泛滥的情形，曾著诗记录：“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 斯地每年四、五月聚集丁壮习练龙舟，不务生产。赛时好勇斗狠一争上游，“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 为此，有“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疣。习俗难尽去，聊用去其尤。” 对岳州一地的龙舟竞渡进行了限制。元稹赞颂这一政策，并声言说“此事数州有，亦欲闻数州。” 即希望各地也能效仿禁止以纾民力。
唐末、五代，南方龙舟竞渡之风依旧旺盛。据宋人《南唐书》记载，南唐元宗时，甚至“每岁五月许民竞渡，”是时以“官阅试之，胜者给彩帛、银椀。”《旧五代史》言及楚地割据者马希范，曾置酒临江观竞渡。《蜀梼杌·卷下》亦载，广政十六年（953）五月端午，后蜀国主孟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竞渡。” 在各国官方的鼓励下，竞渡风习愈发昌炽起来。及至宋初，宋廷为加强对新征服南方地区的管理，避免群聚事件发生，于是借口竞渡耗费民财而对其持禁止态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宋军刚刚进入湖南，朝廷就于“夏四月戊子，禁湖南竞渡。” 乾德五年（967），宋廷又在“夏四月戊子，禁民赛神，为竞渡戏及作祭青天白衣会。”同时令“吏谨捕之。” 又据宋初《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之“荆州风俗”条，“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国以来，已革其弊。” 由上述记录可知宋初对湖南等地的竞渡习俗进行了严厉的禁止。这一时期的禁舟理由，不外乎纾解民力的堂皇高论，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由于南北分裂造成的文化隔阂，北方统治者对于南方习俗不甚熟悉，进而抱以蔑视态度，以为落后蛮俗不入华夏正统，故而屡屡加以禁止。
进入南宋，随着宋人政治中心的南移，北人心态稍消，竞渡之风渐又复苏，多见于史籍之中。据南宋初年庄绰《鸡肋编》卷上记载，湖北五月望日“大端午”竞渡时，各村“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浑身更挂满纸钱。与其他龙船竞渡时，如果发生打斗殴击事件因而殴伤人命时，这个人就要挺身承担“斗杀之刑”。因而当地“官司特加禁焉。” 可见南宋虽具禁令，龙舟竞渡在荆楚一带仍是盛行，竞渡时打出人命那是常有的事，官府虽屡加禁止仍不能清除。南宋初年洪迈《夷坚志》卷九有记鄱阳竞渡之风，或有“抛石互击”、“射弩放弹”者。某次两船相斗，至于薄暮仍不罢手，结果闹到船沉湖中，五十多人淹死。宁宗开禧初年，温州知州钱仲彪，也因端午竞渡溺死者多，奏乞禁之。如此记载尚有很多，不胜枚举。为此，南宋各地政府常有禁止民间赛龙舟的政策出台，但之后不久又故态复萌，如南宋福州地方志《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之”端午“条记载，“竞渡，楚人以吊屈原，后四方以为故事，是日竞渡以为戏。州南台江沿内诸河，皆龙舟鼓楫，钲鼓喧鸣，彩服鲜衣，共斗轻驶。士女观者，或乘潮解纤，或置酒临流，或缘堤夹岸骈首争睹，竟日乃归。” 高宗绍兴年间，“因乡村争斗杀伤，遂一切拘纳，分诸院修浮桥。” 但不久后禁令松弛，龙舟又“稍稍复造”矣。南宋末年，慈溪人黄震任江西抚州知州，在当地“禁竞渡船，焚千三百余艘，用其丁铁创军营五百间，皆善政也。” 一州之地竟然拥有一千多艘竞渡龙舟，可见南宋时竞渡之风的流行程度。
其实龙舟游戏本来源于江湖船战，是端午武俗之一。南方水国如吴地端午，本就好以角力斗狠为乐，乡野之人以舟竞赛，争一村一姓之高下，每逢竞渡之期必亢奋难耐，使得龙舟之俗屡禁不止。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引《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盖断发文身之俗，习水而好战者也。” 此论深得我心。又《南唐书》所载南唐元宗时，“每岁五月许民竞渡，籍其姓名。” 北宋攻略南唐时，这些人被“尽搜以为兵，号淩波军。” 可见龙舟竞渡之于南人，相似北人之骑马赛戏，完全禁绝实是妄想，只能善加诱导而变俗。而正是自南宋开始，所谓文明开化之江南地区，龙舟文化日渐娱乐化。竞渡活动渐以戏乐为主，不再狠行斗争。如《嘉泰会稽志》卷十三之“节序”所载，“会稽之俗，府帅领客观竞渡。异时，竞渡有争进攘夺之患。自史魏公为帅，堆设银杯、彩帛，不问胜负，均以予之。自是为例。” 其他如苏州、扬州、杭州等地龙舟游戏，亦多以展示舟船华丽及水上技艺为主，风俗为之一变。
元代南方承接前宋风俗，竞渡之风仍非常流行。起初，元廷对这一南方风俗较为放任，直至元世祖末年，一起偶发的龙舟事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据《元典章》刑部卷之十九《诸禁·杂禁》中“禁约桦棹龙舡”一条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端午节，福州路治所侯官县、闽县划龙舡游戏，结果两舟相触致使船员虞源落水身死，其家属状告惹祸者。江南行御史台据地方官审录奏上御史台，“体知得亡宋蕤宾【葳宾，农历五月的别称】节日风俗，鸠歛钱物，桦棹龙舡，饮酒食肉，男女水陆聚观，无所不为，以为娱乐一时之兴。江淮、江西、福建、两广诸路，皆有此戏。” 南宋归附后未尝禁治。行台表示，此风如果不加禁止，“不惟有伤人命，亦恐因而聚众，不便於将来。拟合禁治，乞行移各路禁治。” 同时请中书省【行政机构】申行，与御史台【司法机构】一体施行。福建行省接中书省咨文，以所申实为允当，于是下令在福建行省内禁端午赛龙舟。不久后的元贞元年（1295），江阴人陆垕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副使【治潭州路，今湖南长沙】。当时“湖南俗尚竞渡，岁有溺死者。” 陆垕上任后立即禁止，时人以为善政。此后南方竞渡之风在朝廷的禁令下，略有收敛，但仍不能根除，民间龙舟竞渡活动一直广泛存在着。元代地方官完美秉承中国特色，只要不出事只装没看见而已。
自唐宋至于元代，官府禁止划龙舟的理由不外有三：一是有无良官吏、地主勾结无赖头目，纠结一帮不事生产混饭吃的泼皮子弟借着龙舟名目勒索钱财扰乱乡里；二是龙舟竞渡引得万人聚观影响封建风化，有时还会造成群体踩踏、溺亡事件，统治者更怕有人乘机纠众从事反朝廷活动；三是龙舟争斗中时常出现人员伤亡事件，进而引发宗族、村落、市邑之间的械斗矛盾，不利于地方稳定，即所谓“构怨之村，则藉赛龙舟之名，彼此武斗，伤命涉讼者往往而有之。” 因此三点，划龙舟这一传统活动才会在端午节庆时，屡屡被官府所禁止。见过有人妄言禁龙舟乃是蒙古人压迫汉人、抹杀汉人民族意识的作为，牵强太过啦。
转眼进入了俺们最爱立规矩的大明朝，经过开国初年一段时间内的放任默许之后，龙舟竞渡之弊端昨日重现，又复引得“有识之士”们大声疾呼了起来。很有趣的是，这一切又是发生在朝廷政治中心北移之后，生长北方的皇帝统治期间。弘治五年（1492）四月，礼科给事中王纶以灾异言三事，其一即“请绝龙船、灯火之戏，而慎于浪费。” 为孝宗采纳，祭告禁约如例行。弘治十六年（1503）《温州府志》亦载，端午“各乡造龙舟竞渡叶水心，所谓一村一船遍一邦，祈年赛愿，从其俗是也。但互争胜负，至殴伤溺水者。近来官府虽有禁，而人心技痒不能禁，庸非俗使然乎？” 又明弘治正德年间人李东阳所做《竞渡谣》，描述楚地竞渡，“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 为了争得头标，有实力竞争的龙舟，“舟人相惊复相妒。两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谋。严呵力禁不得定，不然相传得瘟病。家家买得巫在船，船船斗捷巫得钱。” 可见湖南百姓之竞渡，虽经官家厉行禁止，仍不得平息。甚至有巫人乘机敛财，说是龙舟可以避瘟，诱使人们集资赛船自己却坐得重金。正德三年（1508）六月，正当刘瑾掌权之时，他的亲信提督西厂谷大用“分遣逻卒，四出剌民间阴事。” 得知江西南康县民吴登显等三家，曾在端午为竞渡之戏，“盖江南旧俗也。” 逻卒归报，于是诬以“擅造龙舟”之罪，三家借着节令显摆的富户因此被冤枉抄家。此事一时四方传闻，远近大怖。“偏州下邑见有华衣怒马，作京师语音者，輙相警告。” 害怕是厂卫特务因之罹祸，若此则龙舟之戏也相对屏息了一个阶段。而上述所谓“江南旧俗”一说，也可知江西等地因为官府禁令所致，已经多年没有划龙舟的游戏，因而才会被称之为“旧俗。” 几人意图复古不料惹祸上身。【也许是想借机生财。。】
正德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禁令的淡化，民间划舟竞渡的现象又渐兴起，同时嘉靖帝对太监、厂卫势力都有所限制，这也使得划龙舟等民间活动少了一些政治打压。如嘉靖十四年（1535）之《常德府志》记载，是地端午“各坊市刳木为舟，长十余丈，染五色，选善桡者相竞中流，旧时名为“吊屈”，近则因争胜负至殴伤溺死者多矣。虽有明禁，而人心技痒，不能从之，大抵各处亦然。” 说明划龙舟的重灾区如湖南，在嘉靖年间仍是“虽有明禁”而“不能从之，” 民众照旧划船取乐。在另一个重灾区福建，据嘉靖时人王世懋《闽部疏》记载，闽地风俗，“端午节尤重竞渡。所过山溪，数家之市，皆悬舟以待。往往殴击，至杀人成狱。禁稍弛复竞，其俗诚不能革也。” 禁令稍一松懈就故态复萌，也是一处屡教不改的地界儿。其他地区的龙舟赛场，则相对萧条一些，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惠州府志》载，广东惠州归善县【今广东惠阳】“自初一至初六于西湖为龙舟竞渡，费用甚巨。然有令禁止，不常为也。” 又因龙舟敛财、斗伤、词讼等弊端，一些地区的民间人士也对龙舟加以抵制，有大族大户甚至有写入族规家训加以禁止者，如嘉靖年间温州龙湾人项乔在《项氏家训》中明文规定：“龙船既称竞渡，即是争端。乔闻往时有因此打死人命、亡身败家者。近闻子孙共谋为此，而族长、正、司礼亦坐视不禁，借使有及于祸，能保其不覆宗乎？今后尊幼有故违并不禁者，请明神殛之。” 但长期形成的故习并非禁令所能扭转，万历十九年（1591）之《湖广总志》对植根湖北湖南的竞渡之俗评论说：“楚地滨水郡县，至今为俗，然有三害：破财一也，起斗争词讼二也，不幸覆舟殒伤性命三也。 细民乐为之，官府终不能禁。” 可见尽管竞渡往往会引起斗殴、溺水、词讼等麻烦，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地方治安，但这一竞技娱乐形式非常刺激又吸引人，所以不管有何禁令，民间仍是照行不误。
清代之后，龙舟之禁在湖南等斗舟起害的重灾区仍时有为之，地方志书常以之为善政记录。其他龙舟繁盛区如江南、珠江等地，划龙舟已渐成巡游玩乐，少有斗争死伤，朝廷对此基本呈许可态度，只是在发生重大踩踏、溺亡事故时，才紧急一禁。如清人《南越笔记》卷一记载，“粤中五月采莲竞渡，至五日乃止。广州夺标较胜，有逾月者，今此风已戢。” 民间转而建造“大洲龙船高大如海舶，具鱼龙百戏。积物力至三十年一出，出则诸乡舟行以从，悬花球绣囊，香溢珠海。” 曾经的夺标竞赛以花样游船的形式复现了。而历史延续至于我大中华人民共和国，龙舟之痼疾仍使得这项运动不时出现禁约禁令，以至封存不行，其中细节可度娘“龙舟 禁止”等字眼自行学习。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宋元明的皇帝陛下们屡屡对臣下们制定的“禁治龙舟”的条规予以首肯，但他们自身却不在禁中，依旧喜欢观赏龙舟表演。如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五月庚戌，敬宗”幸鱼藻宫观竞渡。” 次年端午又观竞渡，还令江南进竞渡船二十艘送来，最后在大臣的谏言下才缩减至十艘。元代帝王如文宗、惠宗喜做龙舟之戏，或在大内海子或在西直门外长河上作游。【二帝虽乐龙舟，但记载中无端午竞渡字样，姑附于此以待详考。另这两位都曾被遣送南方居住，是否从此染俗？】明《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列朝》载，“今京师端午节......禁中，则有走骠骑、划龙船二戏。上与宫眷临视，极欢。”明末《酌中志·明宫志》亦载“五月初五日，圣驾临幸西苑，斗龙舟划船。” 由此可见统治者表里不一的狰狞面目是几千年如一日滴。
附一则明人过端午的俗文：《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
话说宣德年间，南直隶扬州府仪真县......其时五月端五日，支助拉得贵回家，吃雄黄酒。得贵道：“我不会吃酒，红了脸时，怕主母嗔骂。”支助道：“不吃酒，且吃只粽子。”得贵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浑家剥了一盘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鲜鱼，两双箸，两个酒杯，放在桌上。支助把酒壶便筛。得贵道：“我说过不吃酒，莫筛罢！”支助道：“吃杯雄黄酒应应时令，我这酒淡，不妨事。”得贵被央不过，只得吃了。支助道：“后生家莫吃单杯，须吃个成双。”得贵推辞不得，又吃了一杯。支助自吃了一回，夹七夹八说了些街坊上的闲话。又斟一杯劝得贵。得贵道：“醉得脸都红了，如今真个不吃了。”支助道：“脸左右红了，多坐一时回去，打甚么紧？只吃这一杯罢，我再不劝你了。”得贵前后共吃了三杯酒。
粽子是蘸糖的。。我是北方凉糕党 ~
《资治通鉴》记载宝历元年（825）唐敬宗“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 胡三省注曰：“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 德宗兴元初年，杜亚为淮南节度观察使【治扬州】，是时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 杜亚大肆铺张盛装龙舟、船工，费金至于千万，一州为之空耗。唐宣宗时，“杭州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先数日，于湖滨列舟舸，结彩为亭槛，东西袤高数丈。” 官府营建所费巨大。又文宗大和五年（831），武昌军节度使【治夏口】元稹，目睹楚地不务正业、竞舟泛滥的情形，曾著诗记录：“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 斯地每年四、五月聚集丁壮习练龙舟，不务生产。赛时好勇斗狠一争上游，“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 为此，有“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疣。习俗难尽去，聊用去其尤。” 对岳州一地的龙舟竞渡进行了限制。元稹赞颂这一政策，并声言说“此事数州有，亦欲闻数州。” 即希望各地也能效仿禁止以纾民力。
 |
唐末、五代，南方龙舟竞渡之风依旧旺盛。据宋人《南唐书》记载，南唐元宗时，甚至“每岁五月许民竞渡，”是时以“官阅试之，胜者给彩帛、银椀。”《旧五代史》言及楚地割据者马希范，曾置酒临江观竞渡。《蜀梼杌·卷下》亦载，广政十六年（953）五月端午，后蜀国主孟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竞渡。” 在各国官方的鼓励下，竞渡风习愈发昌炽起来。及至宋初，宋廷为加强对新征服南方地区的管理，避免群聚事件发生，于是借口竞渡耗费民财而对其持禁止态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宋军刚刚进入湖南，朝廷就于“夏四月戊子，禁湖南竞渡。” 乾德五年（967），宋廷又在“夏四月戊子，禁民赛神，为竞渡戏及作祭青天白衣会。”同时令“吏谨捕之。” 又据宋初《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之“荆州风俗”条，“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国以来，已革其弊。” 由上述记录可知宋初对湖南等地的竞渡习俗进行了严厉的禁止。这一时期的禁舟理由，不外乎纾解民力的堂皇高论，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由于南北分裂造成的文化隔阂，北方统治者对于南方习俗不甚熟悉，进而抱以蔑视态度，以为落后蛮俗不入华夏正统，故而屡屡加以禁止。
进入南宋，随着宋人政治中心的南移，北人心态稍消，竞渡之风渐又复苏，多见于史籍之中。据南宋初年庄绰《鸡肋编》卷上记载，湖北五月望日“大端午”竞渡时，各村“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浑身更挂满纸钱。与其他龙船竞渡时，如果发生打斗殴击事件因而殴伤人命时，这个人就要挺身承担“斗杀之刑”。因而当地“官司特加禁焉。” 可见南宋虽具禁令，龙舟竞渡在荆楚一带仍是盛行，竞渡时打出人命那是常有的事，官府虽屡加禁止仍不能清除。南宋初年洪迈《夷坚志》卷九有记鄱阳竞渡之风，或有“抛石互击”、“射弩放弹”者。某次两船相斗，至于薄暮仍不罢手，结果闹到船沉湖中，五十多人淹死。宁宗开禧初年，温州知州钱仲彪，也因端午竞渡溺死者多，奏乞禁之。如此记载尚有很多，不胜枚举。为此，南宋各地政府常有禁止民间赛龙舟的政策出台，但之后不久又故态复萌，如南宋福州地方志《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之”端午“条记载，“竞渡，楚人以吊屈原，后四方以为故事，是日竞渡以为戏。州南台江沿内诸河，皆龙舟鼓楫，钲鼓喧鸣，彩服鲜衣，共斗轻驶。士女观者，或乘潮解纤，或置酒临流，或缘堤夹岸骈首争睹，竟日乃归。” 高宗绍兴年间，“因乡村争斗杀伤，遂一切拘纳，分诸院修浮桥。” 但不久后禁令松弛，龙舟又“稍稍复造”矣。南宋末年，慈溪人黄震任江西抚州知州，在当地“禁竞渡船，焚千三百余艘，用其丁铁创军营五百间，皆善政也。” 一州之地竟然拥有一千多艘竞渡龙舟，可见南宋时竞渡之风的流行程度。
其实龙舟游戏本来源于江湖船战，是端午武俗之一。南方水国如吴地端午，本就好以角力斗狠为乐，乡野之人以舟竞赛，争一村一姓之高下，每逢竞渡之期必亢奋难耐，使得龙舟之俗屡禁不止。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引《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盖断发文身之俗，习水而好战者也。” 此论深得我心。又《南唐书》所载南唐元宗时，“每岁五月许民竞渡，籍其姓名。” 北宋攻略南唐时，这些人被“尽搜以为兵，号淩波军。” 可见龙舟竞渡之于南人，相似北人之骑马赛戏，完全禁绝实是妄想，只能善加诱导而变俗。而正是自南宋开始，所谓文明开化之江南地区，龙舟文化日渐娱乐化。竞渡活动渐以戏乐为主，不再狠行斗争。如《嘉泰会稽志》卷十三之“节序”所载，“会稽之俗，府帅领客观竞渡。异时，竞渡有争进攘夺之患。自史魏公为帅，堆设银杯、彩帛，不问胜负，均以予之。自是为例。” 其他如苏州、扬州、杭州等地龙舟游戏，亦多以展示舟船华丽及水上技艺为主，风俗为之一变。
 |
宋人佚名《龙舟竞渡图》局部 |
元代南方承接前宋风俗，竞渡之风仍非常流行。起初，元廷对这一南方风俗较为放任，直至元世祖末年，一起偶发的龙舟事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据《元典章》刑部卷之十九《诸禁·杂禁》中“禁约桦棹龙舡”一条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端午节，福州路治所侯官县、闽县划龙舡游戏，结果两舟相触致使船员虞源落水身死，其家属状告惹祸者。江南行御史台据地方官审录奏上御史台，“体知得亡宋蕤宾【葳宾，农历五月的别称】节日风俗，鸠歛钱物，桦棹龙舡，饮酒食肉，男女水陆聚观，无所不为，以为娱乐一时之兴。江淮、江西、福建、两广诸路，皆有此戏。” 南宋归附后未尝禁治。行台表示，此风如果不加禁止，“不惟有伤人命，亦恐因而聚众，不便於将来。拟合禁治，乞行移各路禁治。” 同时请中书省【行政机构】申行，与御史台【司法机构】一体施行。福建行省接中书省咨文，以所申实为允当，于是下令在福建行省内禁端午赛龙舟。不久后的元贞元年（1295），江阴人陆垕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副使【治潭州路，今湖南长沙】。当时“湖南俗尚竞渡，岁有溺死者。” 陆垕上任后立即禁止，时人以为善政。此后南方竞渡之风在朝廷的禁令下，略有收敛，但仍不能根除，民间龙舟竞渡活动一直广泛存在着。元代地方官完美秉承中国特色，只要不出事只装没看见而已。
自唐宋至于元代，官府禁止划龙舟的理由不外有三：一是有无良官吏、地主勾结无赖头目，纠结一帮不事生产混饭吃的泼皮子弟借着龙舟名目勒索钱财扰乱乡里；二是龙舟竞渡引得万人聚观影响封建风化，有时还会造成群体踩踏、溺亡事件，统治者更怕有人乘机纠众从事反朝廷活动；三是龙舟争斗中时常出现人员伤亡事件，进而引发宗族、村落、市邑之间的械斗矛盾，不利于地方稳定，即所谓“构怨之村，则藉赛龙舟之名，彼此武斗，伤命涉讼者往往而有之。” 因此三点，划龙舟这一传统活动才会在端午节庆时，屡屡被官府所禁止。见过有人妄言禁龙舟乃是蒙古人压迫汉人、抹杀汉人民族意识的作为，牵强太过啦。
转眼进入了俺们最爱立规矩的大明朝，经过开国初年一段时间内的放任默许之后，龙舟竞渡之弊端昨日重现，又复引得“有识之士”们大声疾呼了起来。很有趣的是，这一切又是发生在朝廷政治中心北移之后，生长北方的皇帝统治期间。弘治五年（1492）四月，礼科给事中王纶以灾异言三事，其一即“请绝龙船、灯火之戏，而慎于浪费。” 为孝宗采纳，祭告禁约如例行。弘治十六年（1503）《温州府志》亦载，端午“各乡造龙舟竞渡叶水心，所谓一村一船遍一邦，祈年赛愿，从其俗是也。但互争胜负，至殴伤溺水者。近来官府虽有禁，而人心技痒不能禁，庸非俗使然乎？” 又明弘治正德年间人李东阳所做《竞渡谣》，描述楚地竞渡，“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 为了争得头标，有实力竞争的龙舟，“舟人相惊复相妒。两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谋。严呵力禁不得定，不然相传得瘟病。家家买得巫在船，船船斗捷巫得钱。” 可见湖南百姓之竞渡，虽经官家厉行禁止，仍不得平息。甚至有巫人乘机敛财，说是龙舟可以避瘟，诱使人们集资赛船自己却坐得重金。正德三年（1508）六月，正当刘瑾掌权之时，他的亲信提督西厂谷大用“分遣逻卒，四出剌民间阴事。” 得知江西南康县民吴登显等三家，曾在端午为竞渡之戏，“盖江南旧俗也。” 逻卒归报，于是诬以“擅造龙舟”之罪，三家借着节令显摆的富户因此被冤枉抄家。此事一时四方传闻，远近大怖。“偏州下邑见有华衣怒马，作京师语音者，輙相警告。” 害怕是厂卫特务因之罹祸，若此则龙舟之戏也相对屏息了一个阶段。而上述所谓“江南旧俗”一说，也可知江西等地因为官府禁令所致，已经多年没有划龙舟的游戏，因而才会被称之为“旧俗。” 几人意图复古不料惹祸上身。【也许是想借机生财。。】
正德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禁令的淡化，民间划舟竞渡的现象又渐兴起，同时嘉靖帝对太监、厂卫势力都有所限制，这也使得划龙舟等民间活动少了一些政治打压。如嘉靖十四年（1535）之《常德府志》记载，是地端午“各坊市刳木为舟，长十余丈，染五色，选善桡者相竞中流，旧时名为“吊屈”，近则因争胜负至殴伤溺死者多矣。虽有明禁，而人心技痒，不能从之，大抵各处亦然。” 说明划龙舟的重灾区如湖南，在嘉靖年间仍是“虽有明禁”而“不能从之，” 民众照旧划船取乐。在另一个重灾区福建，据嘉靖时人王世懋《闽部疏》记载，闽地风俗，“端午节尤重竞渡。所过山溪，数家之市，皆悬舟以待。往往殴击，至杀人成狱。禁稍弛复竞，其俗诚不能革也。” 禁令稍一松懈就故态复萌，也是一处屡教不改的地界儿。其他地区的龙舟赛场，则相对萧条一些，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惠州府志》载，广东惠州归善县【今广东惠阳】“自初一至初六于西湖为龙舟竞渡，费用甚巨。然有令禁止，不常为也。” 又因龙舟敛财、斗伤、词讼等弊端，一些地区的民间人士也对龙舟加以抵制，有大族大户甚至有写入族规家训加以禁止者，如嘉靖年间温州龙湾人项乔在《项氏家训》中明文规定：“龙船既称竞渡，即是争端。乔闻往时有因此打死人命、亡身败家者。近闻子孙共谋为此，而族长、正、司礼亦坐视不禁，借使有及于祸，能保其不覆宗乎？今后尊幼有故违并不禁者，请明神殛之。” 但长期形成的故习并非禁令所能扭转，万历十九年（1591）之《湖广总志》对植根湖北湖南的竞渡之俗评论说：“楚地滨水郡县，至今为俗，然有三害：破财一也，起斗争词讼二也，不幸覆舟殒伤性命三也。 细民乐为之，官府终不能禁。” 可见尽管竞渡往往会引起斗殴、溺水、词讼等麻烦，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地方治安，但这一竞技娱乐形式非常刺激又吸引人，所以不管有何禁令，民间仍是照行不误。
 |
琉球人划龙舟 |
清代之后，龙舟之禁在湖南等斗舟起害的重灾区仍时有为之，地方志书常以之为善政记录。其他龙舟繁盛区如江南、珠江等地，划龙舟已渐成巡游玩乐，少有斗争死伤，朝廷对此基本呈许可态度，只是在发生重大踩踏、溺亡事故时，才紧急一禁。如清人《南越笔记》卷一记载，“粤中五月采莲竞渡，至五日乃止。广州夺标较胜，有逾月者，今此风已戢。” 民间转而建造“大洲龙船高大如海舶，具鱼龙百戏。积物力至三十年一出，出则诸乡舟行以从，悬花球绣囊，香溢珠海。” 曾经的夺标竞赛以花样游船的形式复现了。而历史延续至于我大中华人民共和国，龙舟之痼疾仍使得这项运动不时出现禁约禁令，以至封存不行，其中细节可度娘“龙舟 禁止”等字眼自行学习。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宋元明的皇帝陛下们屡屡对臣下们制定的“禁治龙舟”的条规予以首肯，但他们自身却不在禁中，依旧喜欢观赏龙舟表演。如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五月庚戌，敬宗”幸鱼藻宫观竞渡。” 次年端午又观竞渡，还令江南进竞渡船二十艘送来，最后在大臣的谏言下才缩减至十艘。元代帝王如文宗、惠宗喜做龙舟之戏，或在大内海子或在西直门外长河上作游。【二帝虽乐龙舟，但记载中无端午竞渡字样，姑附于此以待详考。另这两位都曾被遣送南方居住，是否从此染俗？】明《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列朝》载，“今京师端午节......禁中，则有走骠骑、划龙船二戏。上与宫眷临视，极欢。”明末《酌中志·明宫志》亦载“五月初五日，圣驾临幸西苑，斗龙舟划船。” 由此可见统治者表里不一的狰狞面目是几千年如一日滴。
 |
附一则明人过端午的俗文：《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
话说宣德年间，南直隶扬州府仪真县......其时五月端五日，支助拉得贵回家，吃雄黄酒。得贵道：“我不会吃酒，红了脸时，怕主母嗔骂。”支助道：“不吃酒，且吃只粽子。”得贵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浑家剥了一盘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鲜鱼，两双箸，两个酒杯，放在桌上。支助把酒壶便筛。得贵道：“我说过不吃酒，莫筛罢！”支助道：“吃杯雄黄酒应应时令，我这酒淡，不妨事。”得贵被央不过，只得吃了。支助道：“后生家莫吃单杯，须吃个成双。”得贵推辞不得，又吃了一杯。支助自吃了一回，夹七夹八说了些街坊上的闲话。又斟一杯劝得贵。得贵道：“醉得脸都红了，如今真个不吃了。”支助道：“脸左右红了，多坐一时回去，打甚么紧？只吃这一杯罢，我再不劝你了。”得贵前后共吃了三杯酒。
粽子是蘸糖的。。我是北方凉糕党 ~
 |
明《唐寅》之《竞渡图》局部，嗯，说好的龙舟在哪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