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端午之射柳
射柳本“胡俗”，可以追溯到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古老的“蹛林”祭祀活动，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即以为：“射柳之俗，殆蹛林故事。” 至于辽代，射柳一俗被引入皇家典礼中，是时有所谓“瑟瑟仪”者，为天旱祈雨之礼。逢日，插柳于祭祀场所，由皇帝、亲王、宰执以至贵族子弟射柳为戏。到了金代，射柳逐渐演变为端午节的一项游戏，不再是祈雨活动程序之一了。这项活动至此相沿不改，经元而传至明朝。
明代射柳逐渐成为一项固定的端午武戏，在皇城及军队中流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于端午“宴群臣于奉天门。是日，上幸龙光山，阅公侯子弟及将校射柳，中者赏彩帛。” 久居燕地的明成祖迁都辽金元之故都北京，王朝胡风愈发旺盛。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癸未端午节，明成祖驾幸东苑【今故宫东华门外皇史宬一带】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 是日“天清日朗、风埃不作，”成祖命下场击射的贵族们分为两队游戏，同时“令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 时为皇太孙的明宣宗颇为露脸，“击射连发皆中，”引得皇爷爷明成祖很是高兴，射柳结束后，大大嘉赏了一番自己十五岁的爱孙，并借机宣显孙儿才学，“今日华夷之人毕集，朕有一言，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皇太孙即叩头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 成祖“喜甚”，“赐马、锦、绮罗、纱及蕃国布。诸王大臣以下击射中者，赐彩币、夏布有差。遂命儒臣赋诗，赐群臣宴及钞币。”
自此之后，端午射柳就成为明宫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每逢端午节，皇帝“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 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亦载：“永乐间，禁中凡端午、重九时节游赏，如剪柳诸乐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衤曳衤散，侍从以观。”不过随着明廷文风愈盛，射柳之武功涵义逐渐淡化，只作为一种节令游戏沿袭宫中，后世更被称为“走骠骑”，有点与走马卖解的杂技游艺相提并论的赶脚。嘉靖三年（1524）端午节，皇帝就曾“以旱灾风霾，罢端阳节阅骠骑、龙船游宴。” 可见其时射柳之“骠骑”表演已成明宫定式。及至万历年间，“京师及边镇最重午节。”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二》之“端阳”一节记载，“京师惟天坛游人最胜，连钱障泥，联镳飞鞚。豪门大估【贾】之外，则中官辈竞以骑射为娱。盖皆赐沐请假而出者。内廷自龙舟之外，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骠骑’，盖沿金元之俗，命御马监勇士驰马走解，不过御前一逞迅捷而已。” 又《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列朝》载，“今京师端午节尚有射柳之戏，俱在天坛，俱勋戚，中贵居多。各边文武大帅，例亦举射，行宴犒礼；至禁中，则有走骠骑、划龙船二戏。上与宫眷临视，极欢。命词臣进诗词对联，颁赐优渥。迩年亦渐减矣。” 万历初年之《疆识略》亦载，“五月五日，赐文武官走骠骑于后苑。其制，一人骑马执旗引于前，一人驰骑出呈艺于马上，或上或下，或左右腾掷趫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后乃衣蕃服，臂鹰走犬，围猎状终场，俗名曰走解。观毕，赐宴而回。” 因知本为彰显武功之射柳，在明宫中已成为演武仪式，再无皇帝亲身射柳之仪。而“走骠骑”也逐渐演变为马术表演，和射柳习俗仿佛若即若离中。至明末刘若愚之《酌中志》，犹言宫中端午风俗，“圣驾幸西苑，斗龙舟，划船。或幸万岁山前插柳，看御马监男士跑马走解。”明末清初之《北京岁华记》亦载京师旧俗，“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遗，挈酒游高梁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
射柳以武戏为乐，让端午节庆中多了一丝武力，故而浸染明军将士，各地军人多有射柳之俗。其中又以长城各边为盛。洪武年间，河南太康人顾佐任甘肃庄浪知县，“端阳日，守将集僚属较射。以佐文士，难之。佐持弓矢，举止从容，一发而中，守将大奇之。” 万历年间，“京师及边镇最重午节，至今各边，是日俱射柳较胜。士卒命中者，将帅次第赏赍。” 除边镇之外，一些内地军卫亦沿袭这一风俗，如正德《琼台志》记载，“卫中武官，黎明备弓马、柳刀、柳箭会教场。插柳技于地，悬球彩门，请太守坐将台，竞走马剪柳，射球走骇。聚观中有善拳善跌者，各出较胜，以骋其能，名曰‘剪柳’。” 嘉靖《尉氏县志》记载，“五日，门前悬艾，人各簪鬓，饮菖蒲酒。县宰下教场校武艺，射柳。” 与宫中射柳相比，明军中的射柳活动更多地继承了辽金元时的演武精神，娱乐之余有不忘武备之念。
其实端午节厮打角力的习俗，古已有之，文雅如吴地者，亦操此行。如《隋书·地理志》记扬州京口【今江苏镇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 文教日兴而武风渐衰。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议论说，“《郡国志》云：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按诸说，吴俗盖古如此。本朝文教渐摩之久，如五月斗力之戏。亦不复有。” 可见自宋开始，吴地已经一去旧日好侠斗狠之风，五月斗力之俗骎然消失。此风熏及东南，斯地民风多柔弱，不复吴越人之悍勇。但在东南汉地的一些边远地区，文教松懈此俗犹存，如正德《琼台志》记载，卫所走马剪柳时，“聚观中有善拳善跌者，各出较胜，以骋其能，名曰‘剪柳’。” 亦即此俗之滥觞。
明代射柳逐渐成为一项固定的端午武戏，在皇城及军队中流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于端午“宴群臣于奉天门。是日，上幸龙光山，阅公侯子弟及将校射柳，中者赏彩帛。” 久居燕地的明成祖迁都辽金元之故都北京，王朝胡风愈发旺盛。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癸未端午节，明成祖驾幸东苑【今故宫东华门外皇史宬一带】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 是日“天清日朗、风埃不作，”成祖命下场击射的贵族们分为两队游戏，同时“令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 时为皇太孙的明宣宗颇为露脸，“击射连发皆中，”引得皇爷爷明成祖很是高兴，射柳结束后，大大嘉赏了一番自己十五岁的爱孙，并借机宣显孙儿才学，“今日华夷之人毕集，朕有一言，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皇太孙即叩头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 成祖“喜甚”，“赐马、锦、绮罗、纱及蕃国布。诸王大臣以下击射中者，赐彩币、夏布有差。遂命儒臣赋诗，赐群臣宴及钞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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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端午射柳就成为明宫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每逢端午节，皇帝“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 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亦载：“永乐间，禁中凡端午、重九时节游赏，如剪柳诸乐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衤曳衤散，侍从以观。”不过随着明廷文风愈盛，射柳之武功涵义逐渐淡化，只作为一种节令游戏沿袭宫中，后世更被称为“走骠骑”，有点与走马卖解的杂技游艺相提并论的赶脚。嘉靖三年（1524）端午节，皇帝就曾“以旱灾风霾，罢端阳节阅骠骑、龙船游宴。” 可见其时射柳之“骠骑”表演已成明宫定式。及至万历年间，“京师及边镇最重午节。”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二》之“端阳”一节记载，“京师惟天坛游人最胜，连钱障泥，联镳飞鞚。豪门大估【贾】之外，则中官辈竞以骑射为娱。盖皆赐沐请假而出者。内廷自龙舟之外，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骠骑’，盖沿金元之俗，命御马监勇士驰马走解，不过御前一逞迅捷而已。” 又《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列朝》载，“今京师端午节尚有射柳之戏，俱在天坛，俱勋戚，中贵居多。各边文武大帅，例亦举射，行宴犒礼；至禁中，则有走骠骑、划龙船二戏。上与宫眷临视，极欢。命词臣进诗词对联，颁赐优渥。迩年亦渐减矣。” 万历初年之《疆识略》亦载，“五月五日，赐文武官走骠骑于后苑。其制，一人骑马执旗引于前，一人驰骑出呈艺于马上，或上或下，或左右腾掷趫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后乃衣蕃服，臂鹰走犬，围猎状终场，俗名曰走解。观毕，赐宴而回。” 因知本为彰显武功之射柳，在明宫中已成为演武仪式，再无皇帝亲身射柳之仪。而“走骠骑”也逐渐演变为马术表演，和射柳习俗仿佛若即若离中。至明末刘若愚之《酌中志》，犹言宫中端午风俗，“圣驾幸西苑，斗龙舟，划船。或幸万岁山前插柳，看御马监男士跑马走解。”明末清初之《北京岁华记》亦载京师旧俗，“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遗，挈酒游高梁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
射柳以武戏为乐，让端午节庆中多了一丝武力，故而浸染明军将士，各地军人多有射柳之俗。其中又以长城各边为盛。洪武年间，河南太康人顾佐任甘肃庄浪知县，“端阳日，守将集僚属较射。以佐文士，难之。佐持弓矢，举止从容，一发而中，守将大奇之。” 万历年间，“京师及边镇最重午节，至今各边，是日俱射柳较胜。士卒命中者，将帅次第赏赍。” 除边镇之外，一些内地军卫亦沿袭这一风俗，如正德《琼台志》记载，“卫中武官，黎明备弓马、柳刀、柳箭会教场。插柳技于地，悬球彩门，请太守坐将台，竞走马剪柳，射球走骇。聚观中有善拳善跌者，各出较胜，以骋其能，名曰‘剪柳’。” 嘉靖《尉氏县志》记载，“五日，门前悬艾，人各簪鬓，饮菖蒲酒。县宰下教场校武艺，射柳。” 与宫中射柳相比，明军中的射柳活动更多地继承了辽金元时的演武精神，娱乐之余有不忘武备之念。
其实端午节厮打角力的习俗，古已有之，文雅如吴地者，亦操此行。如《隋书·地理志》记扬州京口【今江苏镇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 文教日兴而武风渐衰。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议论说，“《郡国志》云：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按诸说，吴俗盖古如此。本朝文教渐摩之久，如五月斗力之戏。亦不复有。” 可见自宋开始，吴地已经一去旧日好侠斗狠之风，五月斗力之俗骎然消失。此风熏及东南，斯地民风多柔弱，不复吴越人之悍勇。但在东南汉地的一些边远地区，文教松懈此俗犹存，如正德《琼台志》记载，卫所走马剪柳时，“聚观中有善拳善跌者，各出较胜，以骋其能，名曰‘剪柳’。” 亦即此俗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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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帝《绮春园射柳图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