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纪事
（一）
当通往县城的班车掠过一片停工已久的大厦、塔楼窗户破碎的白色建筑、一些并不铅直的路灯灯柱之后，在山间路边的一个顶棚锈迹斑斑的加油站边停了下来。我坐在靠车门的头排，靠窗，满满一车赶着回家赶一年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顿午饭的人呼出的空气扑在窗玻璃上，一层层变厚，凝结，形成雾，聚成水滴，一道道流下来。
在摇摇晃晃的车上蜷缩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决定下车去走走，让脚暂时从折叠的状态解脱一下，顺便抽根烟，几个小时前的深夜，还看了一场梅西的比赛（替补登场的他梅开二度，豆丁发短信来说那真是好重的新年礼物），没睡好，一直感觉有片阴影压在周围。走出车门两三步，身体顿时陷入到一股稠密的寒冷里，这阵凛冽的寒意似乎在车外守候了我多时，它就那么突如其来地钻入脚踝、关节、脊背、双颊，瀑布一般灌入外套、皮肤，一往无前、摧枯拉朽地将我体内所有的热度浇灭。
我打了一个寒战，僵硬得如骷髅的头骨下，尚未冻结的大脑粗重地蠕动了一下，想起昨晚从飞机——出租车——宾馆——出租车——长途班车，我似乎还没有这样静止地在家乡的空气里暴露上几分钟。望了一下四周，挤满松树的山坡、空手拿着水龙头往车身上冲刷的加油站工人、路面一个踩着滑板小孩和另一个用手牵着前者的大几岁的小孩、模糊的窗内一个打盹的妇女……这诡秘而突如其来的温度将我和他们区分开来，寒冷、抽离、抵拒、格格不入，是这片阔别一年的土地迎接我的第一幅面孔。
在县城下车之后，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大年三十的，回小镇的车太少而不好赶，她问我要不要让父亲骑摩托车来接我，我以坐摩托车太冷为由阻止了她的想法——除了这个理由，我不愿让父亲来接的的另一个理由是，我知道无论天气多冷，他都是不戴手套的，而任由寒风呼啸着穿过他手背上渐深的皱纹。于是她联系了街上一个来城里接人的邻居，让他的小面包车带我回去。当她把后者的手机号告诉我的时候，还附带问我一句还记得那个人么。虽然过去的很多年里，我都只是在过年才回家呆几天，但这还不足以让我忘掉镇上那些熟悉的名字。但对她而言，也许儿行千里、寡言（跟她通电话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说话）、阴晴不定的情绪（我能感觉到，当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通过电话的电波理解儿子的想法，她就会将之视作某种难以咽下的远离）让我不在她身边的这一年显得过于漫长，以至于会担心我的记忆里会抖落掉太多的东西。
那辆破旧得几乎随时可能在颠簸的河堤边路上解体的小面包车将我带到了家门口，当我提着通体鲜红的旅行包从车里钻出来的时候，她正站在门口笑脸盈盈地望着这边。第一眼看上去，她和去年时并没有多少变化，或许也因为是笑容遮盖了又一个三百六十五天的岁月流逝。我跑向她跟她拥抱，将她几乎抱离了地面，旁边一个我只见过一次、去年嫁过来的女人嬉笑地说“儿子终于回来了”的时候，她只是嘿嘿的笑。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之后，我提着包拿上二楼的房间，她跟了上来，脚跟在瓷砖地板上啼啼踏踏，问我要喝什么，咖啡还是奶茶。我选了听起来更为温暖的奶茶。在还没踏上二楼楼梯的时候，父亲从厨房出来，他问我怎么这时候了，“去年也是这时候啊”，我的声音从二楼滚落下去。
（二）
“刚才跟我妈通电话了，在电话上吵了一架。”回家前几天的某个晚上，在电脑上，我跟JL说。
“有什么好吵的？”她问。
“不知道，很多年聚少离多累积的互不理解吧。”这是我能想到最容易的解释，但却不是最合理的，我想。
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漫长凌乱的对话里，她提到了那些电话里的争执。“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在电话里那样，我都会想，想你可能心情不好，工作不顺利，感情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总会是这样，我知道，知道放下电话不是沟通的终结，知道每次母子之间的电话交谈会主宰她随后好几天的心情与心思。
对于一句话、一件事、一个表情莫名的猜忌、无边无际的延展、判断、重现、逃避与纠结似乎是母亲所在家族的传统，从外公、她到我，这种轻易地陷入细节的统治的缺陷——就像一个人往往没有对自身面孔的准确判断，其实我也无法确认这是否是一种缺陷——顺着血脉流传了下来，且有愈渐广阔之势。有时，一个细节就像宇宙爆炸理论里的那个最初的原点，它骤然的爆炸，会缔造出新的世界与时空，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它的囚徒，疯狂与扭曲的囚徒。
“我有时候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心情不好，可是你在电话里那样却让我更加心情不好，有的话我都不知道对谁去说。”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像一个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半个世纪的囚徒。
“我以后不会那样了。”我没有想过自己这句话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诺言，但我想她已经习惯了把我的话当成某种保证，或者许愿——尽管大部分都未曾兑现。她经常会地提起过我小时候说过的话，那些话大部分我自己都不记得。忍不住问过她，都这么多年了，她怎么记得那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她不知道作何解释，我也无法区分是她在我、父亲、外婆、其他亲属面前重复起那些经历是因为她真的对之印象深刻，还是她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地擦拭、保存、唤醒那些久远的记忆。
当她两年前的春节第一次得知我偶尔会写作的时候，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把她的经历写下来。她说她这辈子经历了太多。我想起了瑞克.布鲁格谈起他写作《南方纪事》——那是一本关于他和主要由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四人所构成的家庭的故事——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母亲，是否应该记录下那些往事，那些某一段会引起读者的一个微笑，另一段会催人泪下的往事，他母亲沉默了良久，凝视着窗外的景物说，“写下来吧，我已经沉默了50年。”布鲁格的那本书像一捆潮湿的秸秆一般在我脑海的某个角落阴燃着，让我一直惦记着是否需要有一天像他那样记录下一个同样是南方的普通家庭的那些并没有多少分量的故事。
布鲁格说他的那个写作计划拖了十年之久，这对我而言既是安慰又是警示，安慰的是我并没有一个急迫的催稿人，警示的是我担心自己十年后会忘却更多本已残破缺失的记忆。我遗传了母亲对细节的执念，却没有遗传她卓越的记忆力。曾经的家庭回忆，对她而言就像一幕可以随时拿出来重温的电影，于我，我却更像那部电影里一个演员，演过、上映过，落幕之后便很快淡忘……
（三）
“我担心，有一天你爸老了会变得老年痴呆。”母亲对我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正在调整货架上盒装酒的位置。
“怎么会？”我惊讶地问。
“他现在都不爱说话的，你有时候跟他讲半天，他也一声不吭。”
“可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说了挺多话的么？”我想起中午和他喝酒的场景，我们两父子喝完了一整瓶白酒。他讲了很多话，一如既往地嗓门很大，和他偶尔偷偷哼歌的细如蜂鸣判若两人。有的人嗓门大是因为音色高亢、天赋的共鸣技巧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嗓门大更多是由于过于用力，仿佛铁锤般的喉结把声音砸了出去，不知道这是否是他早年当过教师的缘故——在那个年代，我清晰的记得他所任教的学校的教室窗户是没有玻璃的，有的只是涂上了红漆的铁栅。有过无数次，他的大嗓门、即使开玩笑也难以散开的严肃表情被不知情者视作某种不友好的反应，某种程度上这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我曾听有人在背后将他在人群里的庄重、较真、一丝不苟归咎于教师职业带给他的迂腐。
“那是因为你回来了，又喝酒的缘故吧。”我对母亲的判断没有异议，只是告诉她以后尽量多找父亲说话。在家的几天里，我主动凑近跟他聊天，内心深处，我真的有担心他随着年岁的增加而日渐沉默。在过去的人生里，总的而言，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要超过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但论及沟通的次数和时间，父子对话却远远落在了母子沟通后面。在某个神秘、功利的深处，我知道他爱我甚深，他对我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母亲，在他眼里，我似乎更为完整、广阔和坚强。他没有母亲那么多话语，也没有母亲那么多颠沛在泪水与欣慰间的经历，他愈是惜于言语，我内心激起的对他的钦佩、探究和疑惑就愈强烈。
每当看到他家里屋外忙碌，专注地做着那些琐碎的家务，永不厌倦地重复着每一个日夜，内心总会有一股感伤在汩汩流动。我是个很懒的人，从来不曾在洗碗、叠衣服、调整货架上一袋糖果的位置这种事情上看到需要认真履行的必要性。曾经在许知远的文章里看到过一个词——“日常生活英雄”，我想，父亲无疑就是那样的人。他和日常生活相处得如此和谐、井井有条，我想他不可能明白对他的儿子来说，日常生活就像战场，充斥的只有斗争与妥协、推进与忍让的荒诞把戏。我们对待生活的迥然态度几乎推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像我坐在他摩托车后座的时候，在我总是猜度不尽的他的面孔和我探究、迷惑的视线之间总是隔着他厚厚的、永恒的背影。
一种无奈的距离感横亘在我和他之间，他的隐藏与不善言辞、我在观察上的笨拙与无知、相聚的短暂、岁月的无情迁延……这一切让这种距离似乎难以弥合，一种鬼影般的恐惧时常弥漫在我心头——我担心穷极一生都无法解读开他迷一般的沉默，担心绕不开他宽阔的背影，担心还没有走近他、他那些我尚不曾知晓的故事就已经跌入他深不见底的灵魂深处……
我担心这一切，除了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像了解母亲那样了解他，还因为我隐隐觉得，在他不曾表露的、迷雾般经历的那一头，有一面明镜伫立着，在哪上面，我能看到自己不曾发现的另一副面孔……
（四）
从孩子到成人，一个家庭成员被其他的家庭或家族成员真正的接纳是从他与他们的身高拉近开始的。当你还是个孩子，你从家庭里得到保护、照料和宽容，而且当你的身体膨胀到某个他们认可的程度，真正属于家庭的那部分秘密、忧伤、责任、平等的交流才会像暗门一样向你开启。
我坐在一只里面盛有温柔地燃烧着的木炭的铁盆旁边，这些一边释放着让整个堂屋变得温暖的热浪，一边分崩离析、变成一堆灰白的粉末的木炭，据幺爸讲，是来自一位住在隔壁村的叔叔。他们家正在利用震后政府补助的资金建设新房，新房是全新的混凝土建筑，悬挂了几十年的木梁如今被肢解成无数截小段，在这锈迹斑斑的火盆里发挥最后的余热。几分钟前，满座夹杂着久远而熟悉的记忆的味道的下酒菜想必也是来自那些功成身未退的木梁。
幺爸的父亲，我称作幺爷的那个老人在离过年不到一月的时候去世了，并不严重的疾病突然恶化带走了这个刚刚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的老人。去年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还很硬朗，依然抽烟、赶集时步行上街、家族性大嗓门讲话。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一直叫我“老勇”，他这样叫我的时候，瘦削的脸上总是带着会让他嘴边松弛的双颊像波浪一样漾开的笑容。只有他和他的老伴、我的幺婆会叫我老勇，我想牙齿已经掉了许多的幺婆也那样叫我，大概是为了和他保持某种一致性。
对于他们这样称呼一个孙辈，我早习以为常——就像我舅舅叫我勇哥那样，虽然我只是过年才回家，一年也没有几次机会听到他们这样叫我。如今，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会叫我老勇的人仅剩下一个，我似乎才开始明白那个不常听到的称呼要比很多其他每天都会被唤起的称呼要重要得多。呼唤老勇的声音里失去了最醇厚、最欣悦的部分，关于那个遥远的故乡的古老恋曲，渐渐变成了残章……
幺爷的女儿女婿外孙们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中的有几个的我已经几年未见。大姨和大姨丈一家住在都江堰——那个被地震严重摧毁的城市，地震发生时，大姨正在街边跟几个牌友打麻将，这个在很多地方名声不好的游戏救了她——她如果在家，那幢八层老建筑倒塌的时候，她将很难短时间内从四楼逃生。因为处于街边，她虽然被塌下的楼板压住了右腿，但由于她娇小的身材正出于几个牌友的中间，而仅有单层的楼板也没有重到那么势不可挡，所以不幸中的万幸，在身体无法动弹四个多小时之后，她被从外面疯狂驱车回家的大姨丈救了出来。生性乐观的大姨丈还笑着补充说，他就知道大姨会在老地方打麻将，他走去废墟寻找的时候刚好踩到大姨的脚，而尚清醒的大姨也认出了姨丈的皮鞋。
在救出大姨后，姨丈还跟人一道救出了五六个被埋在废墟下的人。“要不然怎么办？不管他们啊？”，当母亲称赞他“还挺厉害”时，他这样说道。地震几乎将都江堰夷为平地，如今整个城市都要重建。新的城市将不允许建设超过六层的楼房，他们居住的那个曾经繁华拥挤的市中心于是再也容纳不下过去那么多人。大姨丈说，政府的政策是让孤老、失去了亲人的家庭、有重伤的家庭先选，剩下的诸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就只能迁往不那么中心的市区。“这样已经不错了”他说。
在火盆周围围坐着的十一个人里，我拥有五个称呼，幺婆叫我老勇，大姨和大姨丈叫我勇勇，二姨和二姨丈以及幺爸幺妈叫我勇儿，两位姨的女儿叫我勇哥，父亲母亲直呼我名。已经有很多年，我们这个大家庭没有这样坐在一起了。大姨的女儿已经长大得我已认不出来，她现在比我还高了。一年前过年的时候，当得知她想考英文系的时候，我还拿出朋友的例子鼓励她，如今她已经在一所省内的大学英文系就读。幺爸的儿子在重庆当消防兵，幺爷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一周的假期回来过，当我和他的父母谈其他的时候，他或许正在他的战友坐在一起。
当身处于他们中间，看着他们带有遗传相似性的面孔，我震颤于血缘的深邃与艰深，我知道将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远不止外貌的枝节、口音的主干、一致的姓氏，对于从不曾离开的过往与即将奔赴的未来，我们有着大同小异的解读与期许。我知道，不管过多少年，走的有多远，人生的经历有多么不同，世界如何天翻地覆，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在我们说出的、未说出的那些话里，在我们彼此身上，有着我们存在且维持存在的所有理由。我们会永远地为自己，实际上也是为彼此而存在。
离家前的一天，姑姑和姑父也回来了，烟雨蒙蒙的午后，我和他们去河边爷爷奶奶的墓地拜祭，幺爷的新坟距爷爷奶奶的墓地不远，仅有数十步之遥，姑姑提议将带上的香纸匀出一部分，拿去烧给幺爷。踩着湿软的泥地都到黑色的新墓碑跟前，幺爷的黑白照贴在上面，一年之后，我再次见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安详的眼神，瘦削的脸颊，神情像旁边沉默的涪江一般平静。我接过姑父递过来的一根烟，点燃，吸一口，然后放在墓碑顶上。
幺爷，老勇回来了……
当通往县城的班车掠过一片停工已久的大厦、塔楼窗户破碎的白色建筑、一些并不铅直的路灯灯柱之后，在山间路边的一个顶棚锈迹斑斑的加油站边停了下来。我坐在靠车门的头排，靠窗，满满一车赶着回家赶一年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顿午饭的人呼出的空气扑在窗玻璃上，一层层变厚，凝结，形成雾，聚成水滴，一道道流下来。
在摇摇晃晃的车上蜷缩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决定下车去走走，让脚暂时从折叠的状态解脱一下，顺便抽根烟，几个小时前的深夜，还看了一场梅西的比赛（替补登场的他梅开二度，豆丁发短信来说那真是好重的新年礼物），没睡好，一直感觉有片阴影压在周围。走出车门两三步，身体顿时陷入到一股稠密的寒冷里，这阵凛冽的寒意似乎在车外守候了我多时，它就那么突如其来地钻入脚踝、关节、脊背、双颊，瀑布一般灌入外套、皮肤，一往无前、摧枯拉朽地将我体内所有的热度浇灭。
我打了一个寒战，僵硬得如骷髅的头骨下，尚未冻结的大脑粗重地蠕动了一下，想起昨晚从飞机——出租车——宾馆——出租车——长途班车，我似乎还没有这样静止地在家乡的空气里暴露上几分钟。望了一下四周，挤满松树的山坡、空手拿着水龙头往车身上冲刷的加油站工人、路面一个踩着滑板小孩和另一个用手牵着前者的大几岁的小孩、模糊的窗内一个打盹的妇女……这诡秘而突如其来的温度将我和他们区分开来，寒冷、抽离、抵拒、格格不入，是这片阔别一年的土地迎接我的第一幅面孔。
在县城下车之后，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大年三十的，回小镇的车太少而不好赶，她问我要不要让父亲骑摩托车来接我，我以坐摩托车太冷为由阻止了她的想法——除了这个理由，我不愿让父亲来接的的另一个理由是，我知道无论天气多冷，他都是不戴手套的，而任由寒风呼啸着穿过他手背上渐深的皱纹。于是她联系了街上一个来城里接人的邻居，让他的小面包车带我回去。当她把后者的手机号告诉我的时候，还附带问我一句还记得那个人么。虽然过去的很多年里，我都只是在过年才回家呆几天，但这还不足以让我忘掉镇上那些熟悉的名字。但对她而言，也许儿行千里、寡言（跟她通电话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说话）、阴晴不定的情绪（我能感觉到，当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通过电话的电波理解儿子的想法，她就会将之视作某种难以咽下的远离）让我不在她身边的这一年显得过于漫长，以至于会担心我的记忆里会抖落掉太多的东西。
那辆破旧得几乎随时可能在颠簸的河堤边路上解体的小面包车将我带到了家门口，当我提着通体鲜红的旅行包从车里钻出来的时候，她正站在门口笑脸盈盈地望着这边。第一眼看上去，她和去年时并没有多少变化，或许也因为是笑容遮盖了又一个三百六十五天的岁月流逝。我跑向她跟她拥抱，将她几乎抱离了地面，旁边一个我只见过一次、去年嫁过来的女人嬉笑地说“儿子终于回来了”的时候，她只是嘿嘿的笑。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之后，我提着包拿上二楼的房间，她跟了上来，脚跟在瓷砖地板上啼啼踏踏，问我要喝什么，咖啡还是奶茶。我选了听起来更为温暖的奶茶。在还没踏上二楼楼梯的时候，父亲从厨房出来，他问我怎么这时候了，“去年也是这时候啊”，我的声音从二楼滚落下去。
（二）
“刚才跟我妈通电话了，在电话上吵了一架。”回家前几天的某个晚上，在电脑上，我跟JL说。
“有什么好吵的？”她问。
“不知道，很多年聚少离多累积的互不理解吧。”这是我能想到最容易的解释，但却不是最合理的，我想。
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漫长凌乱的对话里，她提到了那些电话里的争执。“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在电话里那样，我都会想，想你可能心情不好，工作不顺利，感情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总会是这样，我知道，知道放下电话不是沟通的终结，知道每次母子之间的电话交谈会主宰她随后好几天的心情与心思。
对于一句话、一件事、一个表情莫名的猜忌、无边无际的延展、判断、重现、逃避与纠结似乎是母亲所在家族的传统，从外公、她到我，这种轻易地陷入细节的统治的缺陷——就像一个人往往没有对自身面孔的准确判断，其实我也无法确认这是否是一种缺陷——顺着血脉流传了下来，且有愈渐广阔之势。有时，一个细节就像宇宙爆炸理论里的那个最初的原点，它骤然的爆炸，会缔造出新的世界与时空，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它的囚徒，疯狂与扭曲的囚徒。
“我有时候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心情不好，可是你在电话里那样却让我更加心情不好，有的话我都不知道对谁去说。”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像一个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半个世纪的囚徒。
“我以后不会那样了。”我没有想过自己这句话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诺言，但我想她已经习惯了把我的话当成某种保证，或者许愿——尽管大部分都未曾兑现。她经常会地提起过我小时候说过的话，那些话大部分我自己都不记得。忍不住问过她，都这么多年了，她怎么记得那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她不知道作何解释，我也无法区分是她在我、父亲、外婆、其他亲属面前重复起那些经历是因为她真的对之印象深刻，还是她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地擦拭、保存、唤醒那些久远的记忆。
当她两年前的春节第一次得知我偶尔会写作的时候，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把她的经历写下来。她说她这辈子经历了太多。我想起了瑞克.布鲁格谈起他写作《南方纪事》——那是一本关于他和主要由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四人所构成的家庭的故事——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母亲，是否应该记录下那些往事，那些某一段会引起读者的一个微笑，另一段会催人泪下的往事，他母亲沉默了良久，凝视着窗外的景物说，“写下来吧，我已经沉默了50年。”布鲁格的那本书像一捆潮湿的秸秆一般在我脑海的某个角落阴燃着，让我一直惦记着是否需要有一天像他那样记录下一个同样是南方的普通家庭的那些并没有多少分量的故事。
布鲁格说他的那个写作计划拖了十年之久，这对我而言既是安慰又是警示，安慰的是我并没有一个急迫的催稿人，警示的是我担心自己十年后会忘却更多本已残破缺失的记忆。我遗传了母亲对细节的执念，却没有遗传她卓越的记忆力。曾经的家庭回忆，对她而言就像一幕可以随时拿出来重温的电影，于我，我却更像那部电影里一个演员，演过、上映过，落幕之后便很快淡忘……
（三）
“我担心，有一天你爸老了会变得老年痴呆。”母亲对我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正在调整货架上盒装酒的位置。
“怎么会？”我惊讶地问。
“他现在都不爱说话的，你有时候跟他讲半天，他也一声不吭。”
“可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说了挺多话的么？”我想起中午和他喝酒的场景，我们两父子喝完了一整瓶白酒。他讲了很多话，一如既往地嗓门很大，和他偶尔偷偷哼歌的细如蜂鸣判若两人。有的人嗓门大是因为音色高亢、天赋的共鸣技巧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嗓门大更多是由于过于用力，仿佛铁锤般的喉结把声音砸了出去，不知道这是否是他早年当过教师的缘故——在那个年代，我清晰的记得他所任教的学校的教室窗户是没有玻璃的，有的只是涂上了红漆的铁栅。有过无数次，他的大嗓门、即使开玩笑也难以散开的严肃表情被不知情者视作某种不友好的反应，某种程度上这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我曾听有人在背后将他在人群里的庄重、较真、一丝不苟归咎于教师职业带给他的迂腐。
“那是因为你回来了，又喝酒的缘故吧。”我对母亲的判断没有异议，只是告诉她以后尽量多找父亲说话。在家的几天里，我主动凑近跟他聊天，内心深处，我真的有担心他随着年岁的增加而日渐沉默。在过去的人生里，总的而言，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要超过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但论及沟通的次数和时间，父子对话却远远落在了母子沟通后面。在某个神秘、功利的深处，我知道他爱我甚深，他对我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母亲，在他眼里，我似乎更为完整、广阔和坚强。他没有母亲那么多话语，也没有母亲那么多颠沛在泪水与欣慰间的经历，他愈是惜于言语，我内心激起的对他的钦佩、探究和疑惑就愈强烈。
每当看到他家里屋外忙碌，专注地做着那些琐碎的家务，永不厌倦地重复着每一个日夜，内心总会有一股感伤在汩汩流动。我是个很懒的人，从来不曾在洗碗、叠衣服、调整货架上一袋糖果的位置这种事情上看到需要认真履行的必要性。曾经在许知远的文章里看到过一个词——“日常生活英雄”，我想，父亲无疑就是那样的人。他和日常生活相处得如此和谐、井井有条，我想他不可能明白对他的儿子来说，日常生活就像战场，充斥的只有斗争与妥协、推进与忍让的荒诞把戏。我们对待生活的迥然态度几乎推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像我坐在他摩托车后座的时候，在我总是猜度不尽的他的面孔和我探究、迷惑的视线之间总是隔着他厚厚的、永恒的背影。
一种无奈的距离感横亘在我和他之间，他的隐藏与不善言辞、我在观察上的笨拙与无知、相聚的短暂、岁月的无情迁延……这一切让这种距离似乎难以弥合，一种鬼影般的恐惧时常弥漫在我心头——我担心穷极一生都无法解读开他迷一般的沉默，担心绕不开他宽阔的背影，担心还没有走近他、他那些我尚不曾知晓的故事就已经跌入他深不见底的灵魂深处……
我担心这一切，除了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像了解母亲那样了解他，还因为我隐隐觉得，在他不曾表露的、迷雾般经历的那一头，有一面明镜伫立着，在哪上面，我能看到自己不曾发现的另一副面孔……
（四）
从孩子到成人，一个家庭成员被其他的家庭或家族成员真正的接纳是从他与他们的身高拉近开始的。当你还是个孩子，你从家庭里得到保护、照料和宽容，而且当你的身体膨胀到某个他们认可的程度，真正属于家庭的那部分秘密、忧伤、责任、平等的交流才会像暗门一样向你开启。
我坐在一只里面盛有温柔地燃烧着的木炭的铁盆旁边，这些一边释放着让整个堂屋变得温暖的热浪，一边分崩离析、变成一堆灰白的粉末的木炭，据幺爸讲，是来自一位住在隔壁村的叔叔。他们家正在利用震后政府补助的资金建设新房，新房是全新的混凝土建筑，悬挂了几十年的木梁如今被肢解成无数截小段，在这锈迹斑斑的火盆里发挥最后的余热。几分钟前，满座夹杂着久远而熟悉的记忆的味道的下酒菜想必也是来自那些功成身未退的木梁。
幺爸的父亲，我称作幺爷的那个老人在离过年不到一月的时候去世了，并不严重的疾病突然恶化带走了这个刚刚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的老人。去年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还很硬朗，依然抽烟、赶集时步行上街、家族性大嗓门讲话。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一直叫我“老勇”，他这样叫我的时候，瘦削的脸上总是带着会让他嘴边松弛的双颊像波浪一样漾开的笑容。只有他和他的老伴、我的幺婆会叫我老勇，我想牙齿已经掉了许多的幺婆也那样叫我，大概是为了和他保持某种一致性。
对于他们这样称呼一个孙辈，我早习以为常——就像我舅舅叫我勇哥那样，虽然我只是过年才回家，一年也没有几次机会听到他们这样叫我。如今，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会叫我老勇的人仅剩下一个，我似乎才开始明白那个不常听到的称呼要比很多其他每天都会被唤起的称呼要重要得多。呼唤老勇的声音里失去了最醇厚、最欣悦的部分，关于那个遥远的故乡的古老恋曲，渐渐变成了残章……
幺爷的女儿女婿外孙们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中的有几个的我已经几年未见。大姨和大姨丈一家住在都江堰——那个被地震严重摧毁的城市，地震发生时，大姨正在街边跟几个牌友打麻将，这个在很多地方名声不好的游戏救了她——她如果在家，那幢八层老建筑倒塌的时候，她将很难短时间内从四楼逃生。因为处于街边，她虽然被塌下的楼板压住了右腿，但由于她娇小的身材正出于几个牌友的中间，而仅有单层的楼板也没有重到那么势不可挡，所以不幸中的万幸，在身体无法动弹四个多小时之后，她被从外面疯狂驱车回家的大姨丈救了出来。生性乐观的大姨丈还笑着补充说，他就知道大姨会在老地方打麻将，他走去废墟寻找的时候刚好踩到大姨的脚，而尚清醒的大姨也认出了姨丈的皮鞋。
在救出大姨后，姨丈还跟人一道救出了五六个被埋在废墟下的人。“要不然怎么办？不管他们啊？”，当母亲称赞他“还挺厉害”时，他这样说道。地震几乎将都江堰夷为平地，如今整个城市都要重建。新的城市将不允许建设超过六层的楼房，他们居住的那个曾经繁华拥挤的市中心于是再也容纳不下过去那么多人。大姨丈说，政府的政策是让孤老、失去了亲人的家庭、有重伤的家庭先选，剩下的诸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就只能迁往不那么中心的市区。“这样已经不错了”他说。
在火盆周围围坐着的十一个人里，我拥有五个称呼，幺婆叫我老勇，大姨和大姨丈叫我勇勇，二姨和二姨丈以及幺爸幺妈叫我勇儿，两位姨的女儿叫我勇哥，父亲母亲直呼我名。已经有很多年，我们这个大家庭没有这样坐在一起了。大姨的女儿已经长大得我已认不出来，她现在比我还高了。一年前过年的时候，当得知她想考英文系的时候，我还拿出朋友的例子鼓励她，如今她已经在一所省内的大学英文系就读。幺爸的儿子在重庆当消防兵，幺爷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一周的假期回来过，当我和他的父母谈其他的时候，他或许正在他的战友坐在一起。
当身处于他们中间，看着他们带有遗传相似性的面孔，我震颤于血缘的深邃与艰深，我知道将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远不止外貌的枝节、口音的主干、一致的姓氏，对于从不曾离开的过往与即将奔赴的未来，我们有着大同小异的解读与期许。我知道，不管过多少年，走的有多远，人生的经历有多么不同，世界如何天翻地覆，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在我们说出的、未说出的那些话里，在我们彼此身上，有着我们存在且维持存在的所有理由。我们会永远地为自己，实际上也是为彼此而存在。
离家前的一天，姑姑和姑父也回来了，烟雨蒙蒙的午后，我和他们去河边爷爷奶奶的墓地拜祭，幺爷的新坟距爷爷奶奶的墓地不远，仅有数十步之遥，姑姑提议将带上的香纸匀出一部分，拿去烧给幺爷。踩着湿软的泥地都到黑色的新墓碑跟前，幺爷的黑白照贴在上面，一年之后，我再次见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安详的眼神，瘦削的脸颊，神情像旁边沉默的涪江一般平静。我接过姑父递过来的一根烟，点燃，吸一口，然后放在墓碑顶上。
幺爷，老勇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