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前沿引发的诚信危机 2002年发表
文化产业前沿引发的诚信危机
2002年11月7日《文化月刊》
诚信，靠健全的法规和机制制约，是保证任何一个市场健康长久成长的底线，而没有起码的诚信，市场将难以维系。特别是在“文化产业”日益升温、演出市场进一步开放之时，“诚信”是文化产业界一个严峻的话题。
诚信，一度成为2002年3•15消费者权益日一个主题，也引发了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又一个意识领域的黑洞危机，这让股票市场风起云涌，让世界上一些跨国集团巨头一夜间信誉扫地。从安达信、安然、世通的假账危机，到中国国内航空公司之间引发的“诚信”大战，再到“银广厦”事件，人们又一次感受到“诚信”危机四伏。而作为2002年以来日益升温的“文化产业”的现状如何呢?
影视业：不要再拿钱走人了
《卧虎藏龙》是一部让中国影人扬眉吐气的片子，而它的最终受益者却不是国人，它的巨大的票房收入都纳入了美国好莱坞最大的发行公司之一的“索尼”公司，原因很简单，这部片子拍到最后，资金没了，被“索尼”公司以极低的价格买断了。据资料显示，中国库存的电影、电视剧如果拿来播的话，连播几年都不成问题。而不能播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资金不足”而导致“虎头蛇尾、粗制滥造”。
真的是资金不足吗?几百万元的投入为什么拍不出片子?大把的钞票在不经意间浪费、挥霍之后，造成资金短缺。导演走人，不了了之。在拍片之前，向投资商夸下海口的种种承诺化为泡影，伤心的是投资人。
久而久之，造成了90年代以来国产影片、电视剧的低潮。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导演、制片人诚信不足。有人说这是体制问题，而为什么冯小刚拍的片子赚钱了，上海环影城赚钱了，紫禁城影业赚钱了，所以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导演、制片人、发行人缺乏整体运营素质，或是缺乏诚信观念所至。与此同时，暴露的问题是缺乏监督、监控与制约的机制，权利与责任没有完好地结合。
演艺产业：官司不断多
因诚信不足
近来，演艺业正在升温，无论是话剧、音乐剧、相声，还是流行音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然而，演艺运作明显在经受着诚信的考验，诸多事件令人费解。2001年，演艺界最大的盛宴，莫过于“三高”放歌故宫午门广场了，其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堪称史无前例。然而，作为承办方的“中艺”公司却与租用场地一方故宫博物院产生了几百万元的官司，一纸诉状将“中艺”公司推上法庭，实在是让人遗憾。
还有曾在全国巡演的大型交响清唱剧《江姐》，一度掀起“传统题材新运作”的高潮。然而，作为主演的金曼却在演出后将参与改编、配器的鲍元恺送上了法庭，并索赔一元精神损失费。原因是金曼的公司在请鲍元恺改编时付了费用，并在双方合同上说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将剧本交给他人演出”，而鲍则在未经金的公司批准的情况下，自己组团演出。
至于流行乐团的明星们，“假唱事件”更是举不胜举。据资料显示，参与“假唱事件”的明星们多达70％，由此可以看出演艺产业应该上上“诚信”课了。
艺术品市场：经纪人和艺术家失信后的两败俱伤
最需要诚信的艺术品市场，自古以来都受到世人的关注。中国的画家从为政治服务到走入市场，其中的 “意味”，画家们都明白。然而如同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一样，艺术品市场的混乱程度超出了人们想象的范围，“诚信”依然是引发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画家失信于经纪人。画家步入市场，金钱成了衡量画家的重要标准，艺术品格的高低反而是次要了，人们眼中是否真正成功的画家取决于：有没有大‘H0USE’，有没有大‘奔驰’，面对如此的局面，国际上通行的艺术经济人签约专业画家，一个专业画家只能有一个艺术经济人或艺术中介的游戏规则。而在利益面前，画家失信的情况也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经纪人失信于画家。国际通行准则是经纪人代售画家作品，作为中介从中分取利益所得。而目前国内，经纪人团体依然混乱。他们在签约画家时打出各种承诺，而一旦签约，许多承诺便成为种种推脱或永不实现的泡沫。更有甚者，艺术经济人本是靠运作画作提高价格来收取回报的，而现在的一些经济人则靠“坑”自己的签约画家来低成本出售作品，“吃回扣”。
三是画廊、商家以假当真，获取暴利。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一批极具潜力的艺术家也成长起来，中国加入WTO后，艺术市场走向世界已不是问题，了解中国文化的各国友人越来越多，艺术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也给了一些投资者机会，“仿品”“赝品”充斥市场，他们利用了此前国内远未完善的法律法规的空档。
教育作为新文化产业遭遇的诚信危机几近“惨烈”
教育，本来是“学为万世师，行为万能法”的事业，当国内准许民办企业、外资企业介入时，客观上解决了一些地区和学子殷切的求学梦，并形成一个新的市场，但仍存在必须审视的”诚信”危机。
前不久，北京晚报报道了一所学校全部学子状告学校，要求退费的事件，最后由公安机关介入才勉强解决。每年暑假，正是高校录取的高峰，北京站，北京西站到处都是接生源，抢生源的民办高校。难道他们各种美妙的承诺不需要斟酌吗?
据有关资料统计，其中10多所学校，均存在着师资资历与招生承诺的严重脱节，教学设施严重缺乏，校舍不够，各种硬件设施配备不齐，承诺分配根本无法实现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汪流认为：民办高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正规院校挂靠，并兼聘正规院校的领导、高级教授做副院长，顾问等等，而当一切要作完成之后，一贯以盈利为目地的商家，会采取种种方式，将这些副院长，顾问等等，实行“卸磨杀驴”的政策，这是商家办学的一惯伎俩。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讲堂，如此一些商业欺诈的行为，一方面“误人子弟”，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一大隐患。
追究“诚信”引发危机的根源
“诚信”危机出现在文化产业市场，如同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一样，使文化产业市场成为一种风险投资。它具备风险投资各个方面的特点，只是它的原始资本是“文化”，而文化又属于意识领域范畴，因而更容易引发“诚信”危机。
“诚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一是指知识产权的问题。所谓知识产权，是指智力成果所有人对创造性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它本质上是一特定主体依法专有的财产权，而且其权利客体为人类科学技术、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这一特殊性成为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它包括版权和工业产权两大类。而文化产业更多的是版权。“版权也称著作权，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表演、录音、录像和广播等制品”而“工业产权，指产业活动中知识产品所有人对其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一种专有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权，它保护的对象：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商
品名称、货源标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产业人的个人素质。这个人素质包括：专业素质，即能力，职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在“诚信”危机中，最主要的是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出了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行业监督、监控系统，缺乏这方面的行政法规和严格的税收管理体制。
最后，缺乏一个完整的合同公证体系。一个合同在签订之前，缺乏论证过程，并很少利用合同的公证体系。
诚信，是保证任何一个市场长久健康成长的底线，靠健全的法规和机制制约，而没有起码的诚信，市场仍难以维系。特别是在“文化产业”日益升温、演出市场进一步开放之时，“诚信”是一个文化产业界不得不正视的严峻话题。 (文/张中伟)
2002年11月7日《文化月刊》
诚信，靠健全的法规和机制制约，是保证任何一个市场健康长久成长的底线，而没有起码的诚信，市场将难以维系。特别是在“文化产业”日益升温、演出市场进一步开放之时，“诚信”是文化产业界一个严峻的话题。
诚信，一度成为2002年3•15消费者权益日一个主题，也引发了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又一个意识领域的黑洞危机，这让股票市场风起云涌，让世界上一些跨国集团巨头一夜间信誉扫地。从安达信、安然、世通的假账危机，到中国国内航空公司之间引发的“诚信”大战，再到“银广厦”事件，人们又一次感受到“诚信”危机四伏。而作为2002年以来日益升温的“文化产业”的现状如何呢?
影视业：不要再拿钱走人了
《卧虎藏龙》是一部让中国影人扬眉吐气的片子，而它的最终受益者却不是国人，它的巨大的票房收入都纳入了美国好莱坞最大的发行公司之一的“索尼”公司，原因很简单，这部片子拍到最后，资金没了，被“索尼”公司以极低的价格买断了。据资料显示，中国库存的电影、电视剧如果拿来播的话，连播几年都不成问题。而不能播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资金不足”而导致“虎头蛇尾、粗制滥造”。
真的是资金不足吗?几百万元的投入为什么拍不出片子?大把的钞票在不经意间浪费、挥霍之后，造成资金短缺。导演走人，不了了之。在拍片之前，向投资商夸下海口的种种承诺化为泡影，伤心的是投资人。
久而久之，造成了90年代以来国产影片、电视剧的低潮。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导演、制片人诚信不足。有人说这是体制问题，而为什么冯小刚拍的片子赚钱了，上海环影城赚钱了，紫禁城影业赚钱了，所以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导演、制片人、发行人缺乏整体运营素质，或是缺乏诚信观念所至。与此同时，暴露的问题是缺乏监督、监控与制约的机制，权利与责任没有完好地结合。
演艺产业：官司不断多
因诚信不足
近来，演艺业正在升温，无论是话剧、音乐剧、相声，还是流行音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然而，演艺运作明显在经受着诚信的考验，诸多事件令人费解。2001年，演艺界最大的盛宴，莫过于“三高”放歌故宫午门广场了，其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堪称史无前例。然而，作为承办方的“中艺”公司却与租用场地一方故宫博物院产生了几百万元的官司，一纸诉状将“中艺”公司推上法庭，实在是让人遗憾。
还有曾在全国巡演的大型交响清唱剧《江姐》，一度掀起“传统题材新运作”的高潮。然而，作为主演的金曼却在演出后将参与改编、配器的鲍元恺送上了法庭，并索赔一元精神损失费。原因是金曼的公司在请鲍元恺改编时付了费用，并在双方合同上说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将剧本交给他人演出”，而鲍则在未经金的公司批准的情况下，自己组团演出。
至于流行乐团的明星们，“假唱事件”更是举不胜举。据资料显示，参与“假唱事件”的明星们多达70％，由此可以看出演艺产业应该上上“诚信”课了。
艺术品市场：经纪人和艺术家失信后的两败俱伤
最需要诚信的艺术品市场，自古以来都受到世人的关注。中国的画家从为政治服务到走入市场，其中的 “意味”，画家们都明白。然而如同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一样，艺术品市场的混乱程度超出了人们想象的范围，“诚信”依然是引发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画家失信于经纪人。画家步入市场，金钱成了衡量画家的重要标准，艺术品格的高低反而是次要了，人们眼中是否真正成功的画家取决于：有没有大‘H0USE’，有没有大‘奔驰’，面对如此的局面，国际上通行的艺术经济人签约专业画家，一个专业画家只能有一个艺术经济人或艺术中介的游戏规则。而在利益面前，画家失信的情况也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经纪人失信于画家。国际通行准则是经纪人代售画家作品，作为中介从中分取利益所得。而目前国内，经纪人团体依然混乱。他们在签约画家时打出各种承诺，而一旦签约，许多承诺便成为种种推脱或永不实现的泡沫。更有甚者，艺术经济人本是靠运作画作提高价格来收取回报的，而现在的一些经济人则靠“坑”自己的签约画家来低成本出售作品，“吃回扣”。
三是画廊、商家以假当真，获取暴利。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一批极具潜力的艺术家也成长起来，中国加入WTO后，艺术市场走向世界已不是问题，了解中国文化的各国友人越来越多，艺术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也给了一些投资者机会，“仿品”“赝品”充斥市场，他们利用了此前国内远未完善的法律法规的空档。
教育作为新文化产业遭遇的诚信危机几近“惨烈”
教育，本来是“学为万世师，行为万能法”的事业，当国内准许民办企业、外资企业介入时，客观上解决了一些地区和学子殷切的求学梦，并形成一个新的市场，但仍存在必须审视的”诚信”危机。
前不久，北京晚报报道了一所学校全部学子状告学校，要求退费的事件，最后由公安机关介入才勉强解决。每年暑假，正是高校录取的高峰，北京站，北京西站到处都是接生源，抢生源的民办高校。难道他们各种美妙的承诺不需要斟酌吗?
据有关资料统计，其中10多所学校，均存在着师资资历与招生承诺的严重脱节，教学设施严重缺乏，校舍不够，各种硬件设施配备不齐，承诺分配根本无法实现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汪流认为：民办高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正规院校挂靠，并兼聘正规院校的领导、高级教授做副院长，顾问等等，而当一切要作完成之后，一贯以盈利为目地的商家，会采取种种方式，将这些副院长，顾问等等，实行“卸磨杀驴”的政策，这是商家办学的一惯伎俩。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讲堂，如此一些商业欺诈的行为，一方面“误人子弟”，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一大隐患。
追究“诚信”引发危机的根源
“诚信”危机出现在文化产业市场，如同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一样，使文化产业市场成为一种风险投资。它具备风险投资各个方面的特点，只是它的原始资本是“文化”，而文化又属于意识领域范畴，因而更容易引发“诚信”危机。
“诚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一是指知识产权的问题。所谓知识产权，是指智力成果所有人对创造性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它本质上是一特定主体依法专有的财产权，而且其权利客体为人类科学技术、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这一特殊性成为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它包括版权和工业产权两大类。而文化产业更多的是版权。“版权也称著作权，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表演、录音、录像和广播等制品”而“工业产权，指产业活动中知识产品所有人对其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一种专有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权，它保护的对象：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商
品名称、货源标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产业人的个人素质。这个人素质包括：专业素质，即能力，职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在“诚信”危机中，最主要的是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出了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行业监督、监控系统，缺乏这方面的行政法规和严格的税收管理体制。
最后，缺乏一个完整的合同公证体系。一个合同在签订之前，缺乏论证过程，并很少利用合同的公证体系。
诚信，是保证任何一个市场长久健康成长的底线，靠健全的法规和机制制约，而没有起码的诚信，市场仍难以维系。特别是在“文化产业”日益升温、演出市场进一步开放之时，“诚信”是一个文化产业界不得不正视的严峻话题。 (文/张中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