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库布里克谈《发条橙》
Kubrick on A Clockwork Orange
库布里克谈《发条橙》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Ciment
与米歇尔•西门特访谈实录
翻译：米粒
*原文来源：http://www.visual-memory.co.uk/amk/doc/interview.aco.html
*翻译匆忙，有疑问的可以参照原文。尽可能地维持了原意。括号里是译者注释。文章涉及了库布里克对电影拍摄、暴力、社-会、哲学方面的许多观点，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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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西门特（以下简称Q）：关于《发条橙》这部作品，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那么你自己是怎么看自己的这部电影的？
斯坦利•库布里克（以下简称库布里克）：影片的中心思想探索了自由意愿的问题。在被剥夺了选择善恶权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失去人性？我们会不会变成，如标题所讲，一个“发条橙”？最近在美国狱中的志愿者身上进行的有关训练和思想控制的实验研究把这些问题从科幻小说里搬到了现实的平台。同事，我认为影片戏剧性的冲击力主要来自这个特别的人物Alex，由Anthony Burgess在他精彩的原著中所创造。Aaron Stern，美国电影协会分级制度前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在职的精神病医师，他认为Alex代表了一个无意识形态：一个人在他最自然的状态。在他被施与Ludovico“治疗”后，他被“文明化”了，伴随而来的病症可以被视作社-会造成的神经机能病。
Q: 牧师是电影里的一个中心人物吗？
库布里克：虽然他隐藏在一个讽刺性的伪装后，由Godfrey Quigley扮演的监狱牧师在影片里代表了道德的声音。他质疑了州政-府通过心理训练改造罪犯这个计划的残酷的机会主-义。Godfrey的表演需要非常谨慎，因为他需要在他有点滑稽的扮相和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演员思想中寻求一个平衡。
Q: 在政-治层面上，影片结尾展现了流氓和当局的结盟。
库布里克：当局最终还是采取了用社-会上最残酷、暴-力的人来镇压其他人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未被实行过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Alex最后一句台词，“我被完全地治好了，”可以被视为和奇爱博士的结尾台词一样，“Mein Fuehrer，我可以走了。”Alex最后的状态，成了这个腐败的、集权主-义的社-会的深受影响的人，加上奇爱博士在他奇迹般从瘸腿中恢复过来后的重生，都很好的展现了同一个观点。
Q: 很多评论者都认为影片反映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境，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尽管影片没有给出任何这种想法的理由。
库布里克：由Anthony Sharp饰演的大臣，是权力的象征。那个作家，Patrick Magee，是一个极端左派分子。“普通人必须被领导、驱使、逼迫！”他在电话中气喘吁吁地说，“他们会为了一个更容易的生活而出卖自由！”
Q: 但这很可能是法西斯的台词。
库布里克：当然。它们只在信条方面不同，意义和目的非常相似，很难区分。
Q: 你用看上去疏远它的方法，来解决暴-力问题。
库布里克：这大概是因为，不论在原著还是在电影里，故事都是由Alex叙述的，所有事情都通过他的观察得到。由于他对于自己做了什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或许会对疏远暴-力有一定作用。有些人坚持说这让暴力更加让人欲罢不能。我认为这完全是曲解。
Q: 猫女（the cat lady）比原著中的年龄小了很多。你为什么改变了这个人物的年龄？
库布里克：她的作用和原著中一样，但我觉得在电影里这个人物更加有意思。确实，她更年轻，但她一样冷漠无情和争强好斗。
Q: 你还把Alex在监狱里承认过的谋杀从影片中移除了。
库布里克：这完全和影片长度有关。无论如何，这部电影时长是2小时17分，这段情节显得不是十分必要。
Q: 在影片中，Alex已不是一个青少年的形象了。
库布里克：在影片中，Malcolm McDowell的年龄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得出，他是片中最好的演员。或许Malcolm当时是十七岁会更好，但另一个十七岁的演员会没有Malcolm那超乎常人的表演天赋。
Q: 某种程度上来说，监狱是这部影片中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个地点。那个狱警，一个典型的英国人，比许多其他的人物都更有感染力。
库布里克：由晚年的Michael Bates饰演的狱警，是新制度的过时奴仆。他很难处理身边的问题，对社-会改革者和犯罪者的想法都无法理解。而他所有的大喊、胁迫，表明他老于世故，而并不是一个恶棍。
Q: 在你的电影里，国-家比罪犯更坏，但科学家比国-家更坏。
库布里克：我不会这样说。现代科学看上去更加危险了，因为它在完全研究透彻之前，就给了我们力量去摧毁自己。换个说法，因为新发现而去怪罪于科学是十分愚蠢的，但没人能控制科学。谁又会去控制它呢？政-治家显然没有资格去做这些必要的技术决定。之前在Los Alamos进行的第一次原子弹测试，一小批实验团队中的科学家为了这个测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炸弹的爆炸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会摧毁整个地球。但大多数科学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这个测试应该进行。而忽视这个可怕的警告、继续测试的决定却是由一些完全不理解物理原理的政-治家们做出的。可能有人会认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测试会摧毁地球，心智正常的人都会反对测试的继续进行。但事实是，地球仍旧在这里，这些科学决定也从未改变过。
Q: Alex和艺术（贝多芬）有很多联系，而其他人物没有。猫女貌似对现代艺术比较感兴趣，但实际上和他不同。你对现代艺术的态度是什么？
库布里克：我认为现代艺术太注重主观的行为让艺术变得混乱、内容空洞。“现实只存在于艺术家的思想里”这个概念，以及一直以来被认为的“现实只是一个假象”，一开始是一种积极的影响，但最终它导致了很多非常个人的、无趣的作品。在Cocteau的作品《奥菲斯》（Orpheé，法国电影，1950年。）中，诗人问他应该怎么做。“让我惊讶，”他被如此告知。非常少的现代艺术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会让你想知道它是如何由一个凡人完成的。但不幸的是，电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一开始，它就被谨慎地放映，没有人可以怪罪电影的无趣或者太过个人化和主观主-义。
Q: 那么，你不认为你的电影被叫做原创？
库布里克：我刚在说的是，形式上的新观念，和影片质量、内容、思想无关。从这方面来说我认为我的电影和传统形式和结构差别不大。
Q: 影片有提及基督。
库布里克：当他假装在监狱图书馆学习圣经的时候，Alex残忍地幻象自己是一个耶稣受难场景中的古罗马守卫者。一段时间后，他告诉监狱牧师想成为一个好人。这个故事中唯一的正常人，也就是这个牧师，被Alex假装的忏悔感动了。这个场景是Alex性格中阴暗面的一个例子。
Q: 但你为什么用一个好莱坞电影的手法拍摄了这段耶稣受难的场景？
库布里克：我认为Alex是如此想象这个场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圣经电影里喊道“Move on there!”多次使用美国口音。
Q: 你认为这和你在影片《斯巴达克斯》中的诠释有联系吗？
库布里克：完全没有。在《斯巴达克斯》里，我试着让影片尽可能的真实，但我面对的是一本精彩得让我说不出话的剧本，它对于真实的斯巴达克斯有很多艺术加工。历史告诉我们他两次率领他的奴隶大军到达意大利的北边境，很可能非常容易就出了国界。但他没有，相反地他率领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城。他这么做的理由成为了影片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反抗政-府的目的变了？还是斯巴达克斯丧失了对政-权的控制，变得对战争掠夺的兴趣大于自由？在这部电影里，斯巴达克斯被愚蠢的统治者困住，本承诺让奴隶大军乘船逃走却最终食言。如果我需要一件事来说明导演在电影里还有事不能做到，那就是制片人在整个剧组里赚得最多。《斯巴达克斯》给了最好的证明。
Q: 你使用技术设备打破了常规的叙述方式，和现实的概念：快动作、慢动作、以及对超广角的使用。
库布里克：我试着让电影能做到Burgess的文学修辞效果，以及Alex对于事物高度主观的视角。但任何电影的形式都是感觉比技术分析更重要。我认为很多电影人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过于简单的、过于概念化的答案，且被误认为是有用的想法。
Q: 你为什么使用了高速的、跳帧的方法拍摄狂欢的场景？
库布里克：对我来说，狂欢是对于已经广泛使用的慢镜头拍摄手段的一个很好的讽刺，把它变为了某种“艺术”。William Tell序曲也是一个对标准的巴赫伴奏很好的戏弄。
Q: 一开始出现的三个镜头非常引人注目，使用了同样的从近到远的变焦拍摄，从一个特写镜头开始，结束于一个全景。你是怎么调制这类拍摄的？
库布里克：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我发现，保留你电影的想法很重要，直到你在实际的布景里拍摄它。第一件事就是直到有价值的东西出现才去拍摄一个场景——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应该开始考虑怎样去拍摄它。内容必须比“怎样拍摄”提前完成。不管你有多仔细地准备一个场景，当真正要开始拍的时候，所有演员就绪，台词烂熟于心，定妆到位，你也知道电影需要展现什么，总会有临时的调整出现，为了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
Q: 有很多镜头组——比如Alex回到家中或狱中——在这些镜头里，摄影机采用了固定机位，剪辑非常少。
库布里克：我认为剪辑总会找到一个适合的理由。如果一个镜头由一部摄影机拍摄完成得很好，并没有理由去剪辑，那我就不剪辑。我试着去避免那些机械的剪辑规律，他们非常影响剪辑效果。
Q: 你亲自参与了很多手持机位的拍摄，尤其是动作场景。
库布里克：我很喜欢自己操作手持机位的拍摄。当摄影机在台车（摄影机手推车）上的时候你可以在操作器上预览这些镜头，告诉演员你希望他们出现的位置。但这些在机器是手持的情况下就无法做到。有时候一些特殊的效果只有当机器是手持时才能做到，有时候你扛着摄影机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方法让摄影机在有限的空间内移动，或越过障碍物。
Q: 大多数的拍摄都是外景。
库布里克：整个电影都是采用外景拍摄的，除了四组在我们租下的小影棚建造的布景。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来自专业摄影棚。这四组布景是：Korova牛奶吧，监狱入口，作家的浴室，以及他房子的入口。在收尾阶段，我们在拍摄作家房子的花园后面撑了一个帐篷，造了这个小的布景。这些外景看起来有些非传统。我们一开始搜寻外景的时候，看了一些英国建筑杂志，多数外景都是这样找来的。
Q: 那个牛奶吧的主意是你的吗？
库布里克：一部分吧。我看过一个雕塑展，里面把女人的手指作为家具展示。从那里我得到了个灵感，用玻璃丝构成人体形状的桌子，放在牛奶吧里。晚年的John Barry，我们的影片制作设计师，他设计了这个场景。为了得到这些人体形状的准确位置，John拍摄了同一个人体模特尽可能多角度、形态的照片。
Q: 从《奇爱博士》开始，你真正开始使用音乐作为一个文化参考。你对于电影音乐的总体态度是什么？
库布里克：除非你需要一个现代的配乐，我非常喜欢使用管弦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音乐可以使用原版或改编版，就像《发条橙》里很多场景出现的贝多芬的音乐。但我觉得请一个作曲家是没有必要的，无论他有多优秀，他也不是莫扎特或者贝多芬。你有如此广泛的古典乐的选择，包括同辈人和先锋音乐。这样让你有很多机会在最初的剪辑阶段去试验各种音乐，在一些时候为了配合音乐而剪辑影片。这在普通的镜头组里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Q: 音乐的选择是在影片拍摄完成后进行的吗？出于什么原因？
库布里克：大部分是的，但我在一开始就有了基本的选择。选择一段音乐的理由很难解释。你有一些想法，试着展现出来，并决定是否正确。这是个人品味、运气和想象力的综合，就像其他所有和电影有关的事情一样。
Q: 你的音乐品味是不是和你父亲的维也纳血统有关？
库布里克：我的父亲出生于美国，他是一名居住在加州的医生。他的母亲是罗马尼亚人，他的父亲来自现在属于波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的音乐品味应该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遗传得到。
Q: 现在看来，你有意将你过去三部电影制作成“未来三部曲”。你有考虑过这个吗？
库布里克：我没有刻意把某种系列形式放进电影的制作里。每次制作电影唯一相同的因素就是我试着不做重复的事。因为我找一个故事，把它拍成电影，不是有计划的，所以我阅读各个领域的东西。除了听起来不错的书，我也靠运气和偶然来发现一本好书。我尽量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阅读，以防止被故事情节所影响。如果这本书很精彩，可以作为拍电影的选择，随后的阅读我会更加仔细，会做一些阅读笔记。这本书最终是否被我采纳，在后阶段的电影制作中，保持我对书的最初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在你制作过一部电影后，或许一年多，所有的事情你都很熟悉，你很可能会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印象对于后来做决定的重要性。不论导演是谁，也不论他如何洞察敏锐地拍摄和剪辑，他永远不能和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有相同的感觉。导演的“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时候的印象和感觉应该持续到他完成这部电影。幸运的是我从未选择过一个新鲜感随着时间消失的故事。那很可怕。
Q: 你中途放弃过什么作品？
库布里克：有一次是以Stefan Zweig的故事创作的剧本，《燃烧的秘密》，Calder Willingham和我在50年代中旬一起写给米高梅电影公司的Dore Schary的，在我制作完《杀手（The Killing）》之后。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母亲单独和她的青春期的儿子去度假。在他们住的旅馆里，她被一个男士吸引了。她的儿子发现了，但当母亲和儿子最终回到家里的时候，儿子在父亲快要发现真相的时候撒谎了。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但我不知道剧本会怎么样。几年后我写了一个有关Mosby’s Rangers的未完成的剧本，一个美国内战中南方游击队的故事。
还有一部Arthur Schnitzler的小说，《狂想曲：梦小说（Rhapsody: A Dream Novel）》，我想要拍但还未开始。这是一部很难描述的小说——哪部好书不难描述？它探究了幸福婚姻中两性的矛盾，试着把性幻想和可能发生的事与现实等同起来。所有Schnitzler的书都是心理学方面非常精彩的作品，他受弗洛伊德影响很大。弗洛伊德曾经写信给他，为一直推迟两人见面而抱歉。开个玩笑（玩笑？），弗洛伊德说这是因为他害怕那个迷信说法，说你遇见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时候会死掉。
Q: 你是不是在六十年代最后为美国电视拍摄了一部关于林肯的电影？
库布里克：那是五十年代早期，我只是在肯塔基州为制片人Richard de Rochemont做了一些第二阶段的摄影工作，几周而已。
Q: 你的电影展示出了对德国的很多关注：德国音乐，《奇爱博士》中的人物，《洛丽塔》中的Zempf教授。
库布里克：我不会把德国音乐也归到这个范围里来，我也不会说我对德国有特别的关注，但，我对纳粹时期的恐惧有一定关注。奇爱博士和Zempf都是电影对纳粹的展现。
Q: 你对语言也很有兴趣。《洛丽塔》和《发条橙》是两部对原著语言有修改的作品。
库布里克：是的我有很大兴趣。但我对于《发条橙》的主要兴趣不是它的语言，不管它有多精彩，而是它的故事、人物和思想。当然语言也是小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对电影的贡献也很大。我认为《发条橙》是很少的作者玩弄句法结构、创造新词并成功的作品之一。
在一部电影里，我更多考虑的是镜头，音乐，剪辑以及演员的情感，这些是基本。语言很重要，但我把它放在这些元素之后。无声电影同样也可以很精彩。不幸的是，对于电影故事的形式的创新太少了，尤其是先锋电影，技术还很不够。
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片段都是由画面和音乐构成的。
Q: 我们可以在一些美国地下电影里看到类似的尝试。
库布里克：是的，当然，但正如我所说，他们缺乏技术。
Q: 你对于镜头印象最深，但也许这些场景有力的地方来自他们的对白。影片一开始Alex的第一人称叙述就使镜头更加有力。
库布里克：你不能断言说，对白“永远”没有镜头有用。当然，在你提到的这个镜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是很难表达Alex的想法的。有一句很老的电影格言说如果你需要使用画外音，那这个剧本就有问题了。我很确定这说法不对，当想法需要被传达，尤其这想法是不可言传的时候，没有别的方法。
Q: 这次你独立创作了剧本。你如何把写剧本和写小说的问题联系起来？
库布里克：写剧本是非常困难的，相比起一部小说或一个原创故事。一个好的故事就像一个“奇迹”，就像我是如何形容Burgess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发条橙》有精彩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清晰的哲学观。当你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你真的很厉害了。换个说法，把一本书写成剧本是一个逻辑的过程——介于写作和解密两件事之间。它不需要小说家的灵感和创造性。我并不是说写一部好的剧本是很容易的。它当然不容易，很多很好的小说在改编成剧本的过程中就被毁掉了。
不管你的目的有多么严肃，也不管你认为故事的思想有多重要，拍摄电影的巨大花费需要你满足最大的观众群体，让你的投资方获得收益。没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故事也需要做到这点。但另一件事，故事越好，在其他方面你可以冒的险就越大。
我认为《奇爱博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来自一部非常精彩的悬疑小说《红色警戒（Red Alert）》，作者是Peter George，前英国皇家空军领航员。尽管我把它变成了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它的思想和悬念一点都没少。
Q: 《发条橙》的结局和Burgess书中的不一样。
这部小说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有附加章节。直到我快要完成剧本的时候我才看到这第二个版本。这个附加章节描述了Alex的改过迁善。但目前在我看来它和整部小说的基调不大一致。这并不奇怪，出版商让Burgess增加了这个附加章节，尽管这不是他所愿，好让这本书的结局更加积极。当然我没有考虑过使用这个版本。
Q: 在《发条橙》里，Alex是一个坏角色，就像奇爱博士一样。但Alex某种程度上貌似没有那么令人厌恶。
库布里克：Alex有活力、勇气和智慧，尽管他很坏，但也不能遮盖他这些特点。同时，他的心理学鉴定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不论你多么讨厌他的行为。我认为这有几个原因。第一，Alex在第一人称叙述的时候是完全诚实的，或许在痛苦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二，在无意识层面上我认为我们都有Alex的人格特征。
Q: 你是不是对坏人物角色很有兴趣？
库布里克：当然不是，但他们对故事性很好。更多的人对纳粹的故事感兴趣，而不是联合国。新闻头条也都是坏消息。故事里的坏人也总是比好人要有意思得多。
Q: 你怎么解释观众对Alex的着迷？
库布里克：我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在无意识层面上和Alex有认同感。精神病医师告诉我们无意识是没有愧疚感的——所以或许在无意识层面上我们都是Alex们。在道德准则的影响下，法律和，有时候是我们天生的性格作用，让我们没有变成他。也许这让一些人不大舒服，这也引发了对这部电影的一些讨论。也许他们无法接受这些对于人类天性的观点。但我认为你会在莎士比亚的作品《理查大帝三世（Richard III）》中找到类似的心理学现象。你只会感到不喜欢Richard，但当这个角色被得到很好的诠释，有点幽默又有点个人魅力，你会发现你自己会对他有相似的认同感。不是因为你认同Richard的野心或行为，也不是因为你喜欢他或认为人们应该像他一样，而是，当你看这部戏的时候，这个角色进入了你的无意识层面，在脑海深处得到了你的认同感。同样的，我不认为会有人认为Richard或Alex是那种会得到人喜爱会尊敬的人。
Q: 有些人批判了这种潜在的崇拜心理。
库布里克：但这种感觉不是崇拜，我认为谁这样说，都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从对电影从事严格的审查行业的人说出口的，尽管他们聪明、理智。没人在看《发条橙》的时候比他们在看《理查大帝三世》的时候更堕落。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发条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收到了广泛的赞誉。它被纽约电影协会评为年度最佳电影，我也被选为最佳导演。它还赢得了意大利David Donatello奖。比利时影评人也给了这部电影最高荣誉。以及德国焦点奖（German Spotlight award）。它还得到了美国学院奖（Oscar）的提名以及七项英国学院奖（British Academy Award）提名。它还赢得了Hugo奖中的最佳科幻小说电影奖。
费里尼、布鲁埃尔、黑泽明都对这部电影评价很高。教育、科学、政-治、宗教、甚至法律组织都给了这部电影好的评价。我可以继续说，但我的意思是，这部电影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得到了广泛接受，没有一件艺术作品会对社-会有害，尽管很多对社-会有害的事是由那些不停搜寻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艺术作品的人造成的。
Q: 你对于影片中的色-情和暴-力的态度？
库布里克：那些色-情的布景表示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来时期。色-情艺术“即将”变成流行艺术的假设，就像你现在会在Woolworth买非洲野生动物的画作，你以后可能会买色-情艺术作品。这个故事里给了暴-力足够充分而戏剧情节，所以它引发的道德两难境地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来。Alex对于社-会的暴-力相向展现出的愧疚感显得很必不可少，所以他最终被国-家转变成了一个无害的麻木迟钝的人。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这里对和错。如果我们没有看到Alex一开始的野蛮、残忍，那对于后来施加于他的剥夺人身自由来让他选择善和恶这件事我们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尽管是万恶不赦的人，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变成“植物人”，不然这个故事就会掉入跟以前反对私刑的好莱坞西方人一样的道德陷阱里。当然没人会同意你应该私刑处死一个清白的人——但他们会不会同意处死一个有滔天罪恶的人是错误的呢？这和Alex的改造是一样的。
Q: 对于这些年荧幕上越来越多的暴-力场景你怎么看？
库布里克：艺术中一直有暴-力。圣经中有，荷马史诗中有，莎士比亚中有。很多精神病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宣泄方式。我认为荧幕上暴-力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一个广泛的媒介影响结果。我知道有很多出于好意的人很认真地认为电影和电视促进了暴-力，但几乎所有的官方说法都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同时，我认为媒体把这个问题扩大化了，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可以从高姿态、道德批判的角度讨论所谓的有害事情的机会。但那些认为暴-力犯罪不是普通人所做的事的，因为错误的电影或电视成了恶棍。更加的，暴-力犯罪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反社-会的行为，或者意外的精神病发作，且总是一个曾经的“多好，多文静的男孩”，整个人生被残酷地引入歧途，发现最终的原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在这些例子里因为社-会的复杂性，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都和个人的犯罪行为有关。 这个过分单纯化的想法，即电视节目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一个罪犯，有对于塞勒姆小镇审巫案（Salem witch trials）强烈的暗示。这个想法得到犯罪者和他们的律师支持，以减轻他们的惩罚。我同样很吃惊地发现，一些很没有道理的比较，“有害的”和所谓的“无害”暴-力，比如“汤姆和杰瑞”动画片或者007系列电影，虐待性的暴-力变成了没有年龄分级的娱乐。我要说，我不认为他们促进了暴-力。电影和电视还是很好的政-治家的替罪羊，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忽视社-会和经济诱发犯罪的原因，这是他们不愿理会的。
Q: Alex喜欢暴-力和贝多芬：你认为这代表了什么？
库布里克：我认为这说明文化的失败对社-会有道德上的责任。希特勒喜欢高雅的音乐，许多纳粹高层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这些对他们没有什么用。
Q: 和卢梭（Rousseau）相反，你是否认为人性本恶，并且社-会让他越来越坏？
库布里克：我不会这样说。我认为当卢梭把原罪的概念从人扩大到社-会，他对于接下来很多误解有责任。我不认为是社-会影响了人，而是人影响了社-会。没有一个哲学认为人的天性会给社-会造福。
Q: 你的电影讨论了权利限制和自由的问题。
库布里克：这部电影探索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要求两方面的冲突和解难题。Alex通过成为一个恶棍而达到他的自由直到国-家把他变成了一个无害的麻木的，无法选择善恶的人。当然的，影片的结论之一是，社-会对于维持法律和约束有一个限制。社-会不应该为了一个正确的理由做一件错事，即使它经常为了一个错误的理由而做一件对的事。
Q: Burgess的小说中的哪一点吸引了你？
库布里克：所有的。它的故事情节、人物设定、思想。我对这个故事的童话和虚构的部分也很有兴趣，特别是它有很多巧合和情节对称性。
Q: 在你的电影里，你好像对所有党派都持批判态度。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库布里克：我当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很相信民-主，我也认为在维持文明的时候国-家政-权应该被最大化。历史也告诉我们当你让社-会高度文明的时候或极力想消除一切不利元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还引出了这个看法，民-主制度的毁灭会引发一个更好的来替代它。
当然今天最具挑战性和最困难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社-会怎样不通过镇压的方法而保证社会的稳序性，并且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在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失去耐心的，认为政-治和法律手段都不够有效率民众面前？国-家看到了这个不好的预兆在逼近，恐怖袭击和政-治混乱日益增加，这也增加了它的过激反应以及民众自由感的下降。就像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这是一个探索如何达到双方平衡以及机会的问题。
库布里克谈《发条橙》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Ciment
与米歇尔•西门特访谈实录
翻译：米粒
*原文来源：http://www.visual-memory.co.uk/amk/doc/interview.aco.html
*翻译匆忙，有疑问的可以参照原文。尽可能地维持了原意。括号里是译者注释。文章涉及了库布里克对电影拍摄、暴力、社-会、哲学方面的许多观点，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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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西门特（以下简称Q）：关于《发条橙》这部作品，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那么你自己是怎么看自己的这部电影的？
斯坦利•库布里克（以下简称库布里克）：影片的中心思想探索了自由意愿的问题。在被剥夺了选择善恶权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失去人性？我们会不会变成，如标题所讲，一个“发条橙”？最近在美国狱中的志愿者身上进行的有关训练和思想控制的实验研究把这些问题从科幻小说里搬到了现实的平台。同事，我认为影片戏剧性的冲击力主要来自这个特别的人物Alex，由Anthony Burgess在他精彩的原著中所创造。Aaron Stern，美国电影协会分级制度前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在职的精神病医师，他认为Alex代表了一个无意识形态：一个人在他最自然的状态。在他被施与Ludovico“治疗”后，他被“文明化”了，伴随而来的病症可以被视作社-会造成的神经机能病。
Q: 牧师是电影里的一个中心人物吗？
库布里克：虽然他隐藏在一个讽刺性的伪装后，由Godfrey Quigley扮演的监狱牧师在影片里代表了道德的声音。他质疑了州政-府通过心理训练改造罪犯这个计划的残酷的机会主-义。Godfrey的表演需要非常谨慎，因为他需要在他有点滑稽的扮相和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演员思想中寻求一个平衡。
Q: 在政-治层面上，影片结尾展现了流氓和当局的结盟。
库布里克：当局最终还是采取了用社-会上最残酷、暴-力的人来镇压其他人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未被实行过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Alex最后一句台词，“我被完全地治好了，”可以被视为和奇爱博士的结尾台词一样，“Mein Fuehrer，我可以走了。”Alex最后的状态，成了这个腐败的、集权主-义的社-会的深受影响的人，加上奇爱博士在他奇迹般从瘸腿中恢复过来后的重生，都很好的展现了同一个观点。
Q: 很多评论者都认为影片反映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境，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尽管影片没有给出任何这种想法的理由。
库布里克：由Anthony Sharp饰演的大臣，是权力的象征。那个作家，Patrick Magee，是一个极端左派分子。“普通人必须被领导、驱使、逼迫！”他在电话中气喘吁吁地说，“他们会为了一个更容易的生活而出卖自由！”
Q: 但这很可能是法西斯的台词。
库布里克：当然。它们只在信条方面不同，意义和目的非常相似，很难区分。
Q: 你用看上去疏远它的方法，来解决暴-力问题。
库布里克：这大概是因为，不论在原著还是在电影里，故事都是由Alex叙述的，所有事情都通过他的观察得到。由于他对于自己做了什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或许会对疏远暴-力有一定作用。有些人坚持说这让暴力更加让人欲罢不能。我认为这完全是曲解。
Q: 猫女（the cat lady）比原著中的年龄小了很多。你为什么改变了这个人物的年龄？
库布里克：她的作用和原著中一样，但我觉得在电影里这个人物更加有意思。确实，她更年轻，但她一样冷漠无情和争强好斗。
Q: 你还把Alex在监狱里承认过的谋杀从影片中移除了。
库布里克：这完全和影片长度有关。无论如何，这部电影时长是2小时17分，这段情节显得不是十分必要。
Q: 在影片中，Alex已不是一个青少年的形象了。
库布里克：在影片中，Malcolm McDowell的年龄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得出，他是片中最好的演员。或许Malcolm当时是十七岁会更好，但另一个十七岁的演员会没有Malcolm那超乎常人的表演天赋。
Q: 某种程度上来说，监狱是这部影片中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个地点。那个狱警，一个典型的英国人，比许多其他的人物都更有感染力。
库布里克：由晚年的Michael Bates饰演的狱警，是新制度的过时奴仆。他很难处理身边的问题，对社-会改革者和犯罪者的想法都无法理解。而他所有的大喊、胁迫，表明他老于世故，而并不是一个恶棍。
Q: 在你的电影里，国-家比罪犯更坏，但科学家比国-家更坏。
库布里克：我不会这样说。现代科学看上去更加危险了，因为它在完全研究透彻之前，就给了我们力量去摧毁自己。换个说法，因为新发现而去怪罪于科学是十分愚蠢的，但没人能控制科学。谁又会去控制它呢？政-治家显然没有资格去做这些必要的技术决定。之前在Los Alamos进行的第一次原子弹测试，一小批实验团队中的科学家为了这个测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炸弹的爆炸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会摧毁整个地球。但大多数科学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这个测试应该进行。而忽视这个可怕的警告、继续测试的决定却是由一些完全不理解物理原理的政-治家们做出的。可能有人会认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测试会摧毁地球，心智正常的人都会反对测试的继续进行。但事实是，地球仍旧在这里，这些科学决定也从未改变过。
Q: Alex和艺术（贝多芬）有很多联系，而其他人物没有。猫女貌似对现代艺术比较感兴趣，但实际上和他不同。你对现代艺术的态度是什么？
库布里克：我认为现代艺术太注重主观的行为让艺术变得混乱、内容空洞。“现实只存在于艺术家的思想里”这个概念，以及一直以来被认为的“现实只是一个假象”，一开始是一种积极的影响，但最终它导致了很多非常个人的、无趣的作品。在Cocteau的作品《奥菲斯》（Orpheé，法国电影，1950年。）中，诗人问他应该怎么做。“让我惊讶，”他被如此告知。非常少的现代艺术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会让你想知道它是如何由一个凡人完成的。但不幸的是，电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一开始，它就被谨慎地放映，没有人可以怪罪电影的无趣或者太过个人化和主观主-义。
Q: 那么，你不认为你的电影被叫做原创？
库布里克：我刚在说的是，形式上的新观念，和影片质量、内容、思想无关。从这方面来说我认为我的电影和传统形式和结构差别不大。
Q: 影片有提及基督。
库布里克：当他假装在监狱图书馆学习圣经的时候，Alex残忍地幻象自己是一个耶稣受难场景中的古罗马守卫者。一段时间后，他告诉监狱牧师想成为一个好人。这个故事中唯一的正常人，也就是这个牧师，被Alex假装的忏悔感动了。这个场景是Alex性格中阴暗面的一个例子。
Q: 但你为什么用一个好莱坞电影的手法拍摄了这段耶稣受难的场景？
库布里克：我认为Alex是如此想象这个场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圣经电影里喊道“Move on there!”多次使用美国口音。
Q: 你认为这和你在影片《斯巴达克斯》中的诠释有联系吗？
库布里克：完全没有。在《斯巴达克斯》里，我试着让影片尽可能的真实，但我面对的是一本精彩得让我说不出话的剧本，它对于真实的斯巴达克斯有很多艺术加工。历史告诉我们他两次率领他的奴隶大军到达意大利的北边境，很可能非常容易就出了国界。但他没有，相反地他率领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城。他这么做的理由成为了影片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反抗政-府的目的变了？还是斯巴达克斯丧失了对政-权的控制，变得对战争掠夺的兴趣大于自由？在这部电影里，斯巴达克斯被愚蠢的统治者困住，本承诺让奴隶大军乘船逃走却最终食言。如果我需要一件事来说明导演在电影里还有事不能做到，那就是制片人在整个剧组里赚得最多。《斯巴达克斯》给了最好的证明。
Q: 你使用技术设备打破了常规的叙述方式，和现实的概念：快动作、慢动作、以及对超广角的使用。
库布里克：我试着让电影能做到Burgess的文学修辞效果，以及Alex对于事物高度主观的视角。但任何电影的形式都是感觉比技术分析更重要。我认为很多电影人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过于简单的、过于概念化的答案，且被误认为是有用的想法。
Q: 你为什么使用了高速的、跳帧的方法拍摄狂欢的场景？
库布里克：对我来说，狂欢是对于已经广泛使用的慢镜头拍摄手段的一个很好的讽刺，把它变为了某种“艺术”。William Tell序曲也是一个对标准的巴赫伴奏很好的戏弄。
Q: 一开始出现的三个镜头非常引人注目，使用了同样的从近到远的变焦拍摄，从一个特写镜头开始，结束于一个全景。你是怎么调制这类拍摄的？
库布里克：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我发现，保留你电影的想法很重要，直到你在实际的布景里拍摄它。第一件事就是直到有价值的东西出现才去拍摄一个场景——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应该开始考虑怎样去拍摄它。内容必须比“怎样拍摄”提前完成。不管你有多仔细地准备一个场景，当真正要开始拍的时候，所有演员就绪，台词烂熟于心，定妆到位，你也知道电影需要展现什么，总会有临时的调整出现，为了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
Q: 有很多镜头组——比如Alex回到家中或狱中——在这些镜头里，摄影机采用了固定机位，剪辑非常少。
库布里克：我认为剪辑总会找到一个适合的理由。如果一个镜头由一部摄影机拍摄完成得很好，并没有理由去剪辑，那我就不剪辑。我试着去避免那些机械的剪辑规律，他们非常影响剪辑效果。
Q: 你亲自参与了很多手持机位的拍摄，尤其是动作场景。
库布里克：我很喜欢自己操作手持机位的拍摄。当摄影机在台车（摄影机手推车）上的时候你可以在操作器上预览这些镜头，告诉演员你希望他们出现的位置。但这些在机器是手持的情况下就无法做到。有时候一些特殊的效果只有当机器是手持时才能做到，有时候你扛着摄影机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方法让摄影机在有限的空间内移动，或越过障碍物。
Q: 大多数的拍摄都是外景。
库布里克：整个电影都是采用外景拍摄的，除了四组在我们租下的小影棚建造的布景。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来自专业摄影棚。这四组布景是：Korova牛奶吧，监狱入口，作家的浴室，以及他房子的入口。在收尾阶段，我们在拍摄作家房子的花园后面撑了一个帐篷，造了这个小的布景。这些外景看起来有些非传统。我们一开始搜寻外景的时候，看了一些英国建筑杂志，多数外景都是这样找来的。
Q: 那个牛奶吧的主意是你的吗？
库布里克：一部分吧。我看过一个雕塑展，里面把女人的手指作为家具展示。从那里我得到了个灵感，用玻璃丝构成人体形状的桌子，放在牛奶吧里。晚年的John Barry，我们的影片制作设计师，他设计了这个场景。为了得到这些人体形状的准确位置，John拍摄了同一个人体模特尽可能多角度、形态的照片。
Q: 从《奇爱博士》开始，你真正开始使用音乐作为一个文化参考。你对于电影音乐的总体态度是什么？
库布里克：除非你需要一个现代的配乐，我非常喜欢使用管弦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音乐可以使用原版或改编版，就像《发条橙》里很多场景出现的贝多芬的音乐。但我觉得请一个作曲家是没有必要的，无论他有多优秀，他也不是莫扎特或者贝多芬。你有如此广泛的古典乐的选择，包括同辈人和先锋音乐。这样让你有很多机会在最初的剪辑阶段去试验各种音乐，在一些时候为了配合音乐而剪辑影片。这在普通的镜头组里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Q: 音乐的选择是在影片拍摄完成后进行的吗？出于什么原因？
库布里克：大部分是的，但我在一开始就有了基本的选择。选择一段音乐的理由很难解释。你有一些想法，试着展现出来，并决定是否正确。这是个人品味、运气和想象力的综合，就像其他所有和电影有关的事情一样。
Q: 你的音乐品味是不是和你父亲的维也纳血统有关？
库布里克：我的父亲出生于美国，他是一名居住在加州的医生。他的母亲是罗马尼亚人，他的父亲来自现在属于波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的音乐品味应该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遗传得到。
Q: 现在看来，你有意将你过去三部电影制作成“未来三部曲”。你有考虑过这个吗？
库布里克：我没有刻意把某种系列形式放进电影的制作里。每次制作电影唯一相同的因素就是我试着不做重复的事。因为我找一个故事，把它拍成电影，不是有计划的，所以我阅读各个领域的东西。除了听起来不错的书，我也靠运气和偶然来发现一本好书。我尽量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阅读，以防止被故事情节所影响。如果这本书很精彩，可以作为拍电影的选择，随后的阅读我会更加仔细，会做一些阅读笔记。这本书最终是否被我采纳，在后阶段的电影制作中，保持我对书的最初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在你制作过一部电影后，或许一年多，所有的事情你都很熟悉，你很可能会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印象对于后来做决定的重要性。不论导演是谁，也不论他如何洞察敏锐地拍摄和剪辑，他永远不能和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有相同的感觉。导演的“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时候的印象和感觉应该持续到他完成这部电影。幸运的是我从未选择过一个新鲜感随着时间消失的故事。那很可怕。
Q: 你中途放弃过什么作品？
库布里克：有一次是以Stefan Zweig的故事创作的剧本，《燃烧的秘密》，Calder Willingham和我在50年代中旬一起写给米高梅电影公司的Dore Schary的，在我制作完《杀手（The Killing）》之后。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母亲单独和她的青春期的儿子去度假。在他们住的旅馆里，她被一个男士吸引了。她的儿子发现了，但当母亲和儿子最终回到家里的时候，儿子在父亲快要发现真相的时候撒谎了。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但我不知道剧本会怎么样。几年后我写了一个有关Mosby’s Rangers的未完成的剧本，一个美国内战中南方游击队的故事。
还有一部Arthur Schnitzler的小说，《狂想曲：梦小说（Rhapsody: A Dream Novel）》，我想要拍但还未开始。这是一部很难描述的小说——哪部好书不难描述？它探究了幸福婚姻中两性的矛盾，试着把性幻想和可能发生的事与现实等同起来。所有Schnitzler的书都是心理学方面非常精彩的作品，他受弗洛伊德影响很大。弗洛伊德曾经写信给他，为一直推迟两人见面而抱歉。开个玩笑（玩笑？），弗洛伊德说这是因为他害怕那个迷信说法，说你遇见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时候会死掉。
Q: 你是不是在六十年代最后为美国电视拍摄了一部关于林肯的电影？
库布里克：那是五十年代早期，我只是在肯塔基州为制片人Richard de Rochemont做了一些第二阶段的摄影工作，几周而已。
Q: 你的电影展示出了对德国的很多关注：德国音乐，《奇爱博士》中的人物，《洛丽塔》中的Zempf教授。
库布里克：我不会把德国音乐也归到这个范围里来，我也不会说我对德国有特别的关注，但，我对纳粹时期的恐惧有一定关注。奇爱博士和Zempf都是电影对纳粹的展现。
Q: 你对语言也很有兴趣。《洛丽塔》和《发条橙》是两部对原著语言有修改的作品。
库布里克：是的我有很大兴趣。但我对于《发条橙》的主要兴趣不是它的语言，不管它有多精彩，而是它的故事、人物和思想。当然语言也是小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对电影的贡献也很大。我认为《发条橙》是很少的作者玩弄句法结构、创造新词并成功的作品之一。
在一部电影里，我更多考虑的是镜头，音乐，剪辑以及演员的情感，这些是基本。语言很重要，但我把它放在这些元素之后。无声电影同样也可以很精彩。不幸的是，对于电影故事的形式的创新太少了，尤其是先锋电影，技术还很不够。
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片段都是由画面和音乐构成的。
Q: 我们可以在一些美国地下电影里看到类似的尝试。
库布里克：是的，当然，但正如我所说，他们缺乏技术。
Q: 你对于镜头印象最深，但也许这些场景有力的地方来自他们的对白。影片一开始Alex的第一人称叙述就使镜头更加有力。
库布里克：你不能断言说，对白“永远”没有镜头有用。当然，在你提到的这个镜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是很难表达Alex的想法的。有一句很老的电影格言说如果你需要使用画外音，那这个剧本就有问题了。我很确定这说法不对，当想法需要被传达，尤其这想法是不可言传的时候，没有别的方法。
Q: 这次你独立创作了剧本。你如何把写剧本和写小说的问题联系起来？
库布里克：写剧本是非常困难的，相比起一部小说或一个原创故事。一个好的故事就像一个“奇迹”，就像我是如何形容Burgess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发条橙》有精彩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清晰的哲学观。当你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你真的很厉害了。换个说法，把一本书写成剧本是一个逻辑的过程——介于写作和解密两件事之间。它不需要小说家的灵感和创造性。我并不是说写一部好的剧本是很容易的。它当然不容易，很多很好的小说在改编成剧本的过程中就被毁掉了。
不管你的目的有多么严肃，也不管你认为故事的思想有多重要，拍摄电影的巨大花费需要你满足最大的观众群体，让你的投资方获得收益。没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故事也需要做到这点。但另一件事，故事越好，在其他方面你可以冒的险就越大。
我认为《奇爱博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来自一部非常精彩的悬疑小说《红色警戒（Red Alert）》，作者是Peter George，前英国皇家空军领航员。尽管我把它变成了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它的思想和悬念一点都没少。
Q: 《发条橙》的结局和Burgess书中的不一样。
这部小说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有附加章节。直到我快要完成剧本的时候我才看到这第二个版本。这个附加章节描述了Alex的改过迁善。但目前在我看来它和整部小说的基调不大一致。这并不奇怪，出版商让Burgess增加了这个附加章节，尽管这不是他所愿，好让这本书的结局更加积极。当然我没有考虑过使用这个版本。
Q: 在《发条橙》里，Alex是一个坏角色，就像奇爱博士一样。但Alex某种程度上貌似没有那么令人厌恶。
库布里克：Alex有活力、勇气和智慧，尽管他很坏，但也不能遮盖他这些特点。同时，他的心理学鉴定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不论你多么讨厌他的行为。我认为这有几个原因。第一，Alex在第一人称叙述的时候是完全诚实的，或许在痛苦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二，在无意识层面上我认为我们都有Alex的人格特征。
Q: 你是不是对坏人物角色很有兴趣？
库布里克：当然不是，但他们对故事性很好。更多的人对纳粹的故事感兴趣，而不是联合国。新闻头条也都是坏消息。故事里的坏人也总是比好人要有意思得多。
Q: 你怎么解释观众对Alex的着迷？
库布里克：我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在无意识层面上和Alex有认同感。精神病医师告诉我们无意识是没有愧疚感的——所以或许在无意识层面上我们都是Alex们。在道德准则的影响下，法律和，有时候是我们天生的性格作用，让我们没有变成他。也许这让一些人不大舒服，这也引发了对这部电影的一些讨论。也许他们无法接受这些对于人类天性的观点。但我认为你会在莎士比亚的作品《理查大帝三世（Richard III）》中找到类似的心理学现象。你只会感到不喜欢Richard，但当这个角色被得到很好的诠释，有点幽默又有点个人魅力，你会发现你自己会对他有相似的认同感。不是因为你认同Richard的野心或行为，也不是因为你喜欢他或认为人们应该像他一样，而是，当你看这部戏的时候，这个角色进入了你的无意识层面，在脑海深处得到了你的认同感。同样的，我不认为会有人认为Richard或Alex是那种会得到人喜爱会尊敬的人。
Q: 有些人批判了这种潜在的崇拜心理。
库布里克：但这种感觉不是崇拜，我认为谁这样说，都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从对电影从事严格的审查行业的人说出口的，尽管他们聪明、理智。没人在看《发条橙》的时候比他们在看《理查大帝三世》的时候更堕落。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发条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收到了广泛的赞誉。它被纽约电影协会评为年度最佳电影，我也被选为最佳导演。它还赢得了意大利David Donatello奖。比利时影评人也给了这部电影最高荣誉。以及德国焦点奖（German Spotlight award）。它还得到了美国学院奖（Oscar）的提名以及七项英国学院奖（British Academy Award）提名。它还赢得了Hugo奖中的最佳科幻小说电影奖。
费里尼、布鲁埃尔、黑泽明都对这部电影评价很高。教育、科学、政-治、宗教、甚至法律组织都给了这部电影好的评价。我可以继续说，但我的意思是，这部电影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得到了广泛接受，没有一件艺术作品会对社-会有害，尽管很多对社-会有害的事是由那些不停搜寻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艺术作品的人造成的。
Q: 你对于影片中的色-情和暴-力的态度？
库布里克：那些色-情的布景表示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来时期。色-情艺术“即将”变成流行艺术的假设，就像你现在会在Woolworth买非洲野生动物的画作，你以后可能会买色-情艺术作品。这个故事里给了暴-力足够充分而戏剧情节，所以它引发的道德两难境地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来。Alex对于社-会的暴-力相向展现出的愧疚感显得很必不可少，所以他最终被国-家转变成了一个无害的麻木迟钝的人。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这里对和错。如果我们没有看到Alex一开始的野蛮、残忍，那对于后来施加于他的剥夺人身自由来让他选择善和恶这件事我们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尽管是万恶不赦的人，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变成“植物人”，不然这个故事就会掉入跟以前反对私刑的好莱坞西方人一样的道德陷阱里。当然没人会同意你应该私刑处死一个清白的人——但他们会不会同意处死一个有滔天罪恶的人是错误的呢？这和Alex的改造是一样的。
Q: 对于这些年荧幕上越来越多的暴-力场景你怎么看？
库布里克：艺术中一直有暴-力。圣经中有，荷马史诗中有，莎士比亚中有。很多精神病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宣泄方式。我认为荧幕上暴-力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一个广泛的媒介影响结果。我知道有很多出于好意的人很认真地认为电影和电视促进了暴-力，但几乎所有的官方说法都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同时，我认为媒体把这个问题扩大化了，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可以从高姿态、道德批判的角度讨论所谓的有害事情的机会。但那些认为暴-力犯罪不是普通人所做的事的，因为错误的电影或电视成了恶棍。更加的，暴-力犯罪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反社-会的行为，或者意外的精神病发作，且总是一个曾经的“多好，多文静的男孩”，整个人生被残酷地引入歧途，发现最终的原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在这些例子里因为社-会的复杂性，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都和个人的犯罪行为有关。 这个过分单纯化的想法，即电视节目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一个罪犯，有对于塞勒姆小镇审巫案（Salem witch trials）强烈的暗示。这个想法得到犯罪者和他们的律师支持，以减轻他们的惩罚。我同样很吃惊地发现，一些很没有道理的比较，“有害的”和所谓的“无害”暴-力，比如“汤姆和杰瑞”动画片或者007系列电影，虐待性的暴-力变成了没有年龄分级的娱乐。我要说，我不认为他们促进了暴-力。电影和电视还是很好的政-治家的替罪羊，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忽视社-会和经济诱发犯罪的原因，这是他们不愿理会的。
Q: Alex喜欢暴-力和贝多芬：你认为这代表了什么？
库布里克：我认为这说明文化的失败对社-会有道德上的责任。希特勒喜欢高雅的音乐，许多纳粹高层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这些对他们没有什么用。
Q: 和卢梭（Rousseau）相反，你是否认为人性本恶，并且社-会让他越来越坏？
库布里克：我不会这样说。我认为当卢梭把原罪的概念从人扩大到社-会，他对于接下来很多误解有责任。我不认为是社-会影响了人，而是人影响了社-会。没有一个哲学认为人的天性会给社-会造福。
Q: 你的电影讨论了权利限制和自由的问题。
库布里克：这部电影探索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要求两方面的冲突和解难题。Alex通过成为一个恶棍而达到他的自由直到国-家把他变成了一个无害的麻木的，无法选择善恶的人。当然的，影片的结论之一是，社-会对于维持法律和约束有一个限制。社-会不应该为了一个正确的理由做一件错事，即使它经常为了一个错误的理由而做一件对的事。
Q: Burgess的小说中的哪一点吸引了你？
库布里克：所有的。它的故事情节、人物设定、思想。我对这个故事的童话和虚构的部分也很有兴趣，特别是它有很多巧合和情节对称性。
Q: 在你的电影里，你好像对所有党派都持批判态度。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库布里克：我当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很相信民-主，我也认为在维持文明的时候国-家政-权应该被最大化。历史也告诉我们当你让社-会高度文明的时候或极力想消除一切不利元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还引出了这个看法，民-主制度的毁灭会引发一个更好的来替代它。
当然今天最具挑战性和最困难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社-会怎样不通过镇压的方法而保证社会的稳序性，并且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在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失去耐心的，认为政-治和法律手段都不够有效率民众面前？国-家看到了这个不好的预兆在逼近，恐怖袭击和政-治混乱日益增加，这也增加了它的过激反应以及民众自由感的下降。就像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这是一个探索如何达到双方平衡以及机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