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女性主义
要分析作品就要先了解作者，这样才会在表达上更有深度，她在生活和作品上都始终坚持女性立场，具有时代的鲜明印记。《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41年初，发表于同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其女性色彩非常强烈。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我在霞村的时候》进行解读，以文本个案分析的方法重审丁玲的小说实践，可以剖析丁玲对女性与革命问题的思考，揭示其对女性解放认识的深化和超越。
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尽管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观照视角，用作者的话来说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仍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
贞贞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小说就是围绕着发生在贞贞周围的故事来展开。小说里的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决不服从家庭的包办婚姻。为此她进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扫荡，贞贞不幸被掳走，做了慰安妇，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后被我方解救出来。当她回乡探亲时，受到乡亲的蔑视和冷眼。在乡亲眼里，贞贞只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破鞋，这使贞贞在身体的伤痕累累之下更添了一层心灵屈辱。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到边区开展工作的知识女性，她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愚昧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贞贞艺术形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这是我们每一位读者应该深思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都是性别惹的祸。其二，社会角色与人性的冲突。其三，国民劣根性。其四，女性自身的原因。
女性在历史长河中好像不论地位还是能力都被看做低于男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大约就是鲁迅所说的旧道德杀人的本质。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只有女子对男子的贞洁，从来没有男子对女子的贞洁，女子在性问题上始终处于压抑的地位，这对中国女子是极不公平的。同是女性的阿桂，从她的反复感叹“作了女人真倒霉”，“我们女人真作孽呀”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连她也流露出对女性性别的歧视与作为女性的不满和怨愤，更不用说去探究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封建道德观是罩在贞贞头上的枷锁，也是罩在千千万万中国女性身上的枷锁。批判“国民劣根性”自鲁迅开辟这一传统以来，一直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旋律和特征。丁玲受鲁迅影响很深，《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里，乡亲们对贞贞的回来有多种议论，其中“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有人告诉我，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这些话颇有意思。村民们在鄙弃贞贞，视其为异类的同时，各人心底却又滋生出了种种羡慕与嫉妒。因为那些在于她们，或许是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梦想。贞贞这一形象之所以光彩照人，不仅仅是因为她顽强的生命意志与革命献身意识，更因为她自觉的女性独立意识。然而，她的这种反抗仍然带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烙印。当父母反对贞贞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合时，她便跑到教堂去要做“姑姑”，不惜为爱殉葬。贞贞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去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怎么就如此轻易放弃？贞贞后来对“我”说：“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可见，表象坚强、自信、乐观的贞贞，还是被传统思想吞噬着，她内心仍保持着对传统贞洁观的认同。贞贞的出走只是受人“安排”，她只是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倘若没有“安排”，贞贞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贞贞真的能“重新做人”吗？女性真正的自我意识就在于既对抗不公平的命运遭际，又服从内心真实的召唤。她的最终走向远方，与其说是对革命的憧憬，不如说是对现实绝望后的逃避。也许丁玲看到了女性的生存境况，对女性的真正解放感到绝望，才知其不可而为之，为贞贞设计了一个似乎是无限光明的未来，从而最终从女性话语走向政治话语。
在走向文明的现代化的今天，“贞贞”的故事不会重演，然而女性在解放途中还需要加强后天理性修养，因为“女性的彻底解放不仅在于父权制文化的解构，在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还在于自身文化人格中理性品格的融入”。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那些愚昧的群众，是不分是非的“道德家”，他们用虚伪冷酷的“道德”无情地伤害着贞贞，这并不是道德。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种种虚伪的道德。难怪鲁迅愤愤地说：“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尽管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观照视角，用作者的话来说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仍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
贞贞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小说就是围绕着发生在贞贞周围的故事来展开。小说里的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决不服从家庭的包办婚姻。为此她进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扫荡，贞贞不幸被掳走，做了慰安妇，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后被我方解救出来。当她回乡探亲时，受到乡亲的蔑视和冷眼。在乡亲眼里，贞贞只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破鞋，这使贞贞在身体的伤痕累累之下更添了一层心灵屈辱。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到边区开展工作的知识女性，她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愚昧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贞贞艺术形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这是我们每一位读者应该深思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都是性别惹的祸。其二，社会角色与人性的冲突。其三，国民劣根性。其四，女性自身的原因。
女性在历史长河中好像不论地位还是能力都被看做低于男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大约就是鲁迅所说的旧道德杀人的本质。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只有女子对男子的贞洁，从来没有男子对女子的贞洁，女子在性问题上始终处于压抑的地位，这对中国女子是极不公平的。同是女性的阿桂，从她的反复感叹“作了女人真倒霉”，“我们女人真作孽呀”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连她也流露出对女性性别的歧视与作为女性的不满和怨愤，更不用说去探究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封建道德观是罩在贞贞头上的枷锁，也是罩在千千万万中国女性身上的枷锁。批判“国民劣根性”自鲁迅开辟这一传统以来，一直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旋律和特征。丁玲受鲁迅影响很深，《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里，乡亲们对贞贞的回来有多种议论，其中“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有人告诉我，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这些话颇有意思。村民们在鄙弃贞贞，视其为异类的同时，各人心底却又滋生出了种种羡慕与嫉妒。因为那些在于她们，或许是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梦想。贞贞这一形象之所以光彩照人，不仅仅是因为她顽强的生命意志与革命献身意识，更因为她自觉的女性独立意识。然而，她的这种反抗仍然带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烙印。当父母反对贞贞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合时，她便跑到教堂去要做“姑姑”，不惜为爱殉葬。贞贞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去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怎么就如此轻易放弃？贞贞后来对“我”说：“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可见，表象坚强、自信、乐观的贞贞，还是被传统思想吞噬着，她内心仍保持着对传统贞洁观的认同。贞贞的出走只是受人“安排”，她只是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倘若没有“安排”，贞贞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贞贞真的能“重新做人”吗？女性真正的自我意识就在于既对抗不公平的命运遭际，又服从内心真实的召唤。她的最终走向远方，与其说是对革命的憧憬，不如说是对现实绝望后的逃避。也许丁玲看到了女性的生存境况，对女性的真正解放感到绝望，才知其不可而为之，为贞贞设计了一个似乎是无限光明的未来，从而最终从女性话语走向政治话语。
在走向文明的现代化的今天，“贞贞”的故事不会重演，然而女性在解放途中还需要加强后天理性修养，因为“女性的彻底解放不仅在于父权制文化的解构，在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还在于自身文化人格中理性品格的融入”。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那些愚昧的群众，是不分是非的“道德家”，他们用虚伪冷酷的“道德”无情地伤害着贞贞，这并不是道德。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种种虚伪的道德。难怪鲁迅愤愤地说：“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