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纯真的冒险》
--------正是在向着永恒爱情伤痕累累的冒险中，我们的灵魂才得以长出羽毛。
他们一定有过不同点，
水和火，一定有过巨大的差异，
一定曾互相偷取并且赠予
情欲，攻击彼此的差异。
紧紧搂着，他们窃用、剥夺对方
如此之久，终至怀里拥着的只剩空气——
在闪电离去后，透明清澄。
——辛波斯卡《金婚纪念日》
柏拉图在《会饮篇》里转述阿里斯托芬的话：人的身体原本如同一个圆团，每个人有四只手、四条腿、两个身子和两个脑袋，各朝相反的方向。但人类得罪了宙斯，后者一怒之下把这个球分成两半。一半想念着另一半，希望能有一天能合到一起。现在流行的浪漫爱情观很庆幸能在古代找到这样的回音，每个人都似乎有着自己命定的那一个，所以这段话被反复引用。福柯在《性经验史》里说，这种观点没什么稀奇，与其说是在说爱情，更像是反映了一种想要回到古代的乡愁。
另一方面看，这种乡愁只适合抒情，实践起来则有危险。恋爱之事还小，论到结婚，则要万万小心，谁也不知道自己选择的那一半是不是命中注定，一旦错了不但永远失去了改正的机会，还连带影响自己的伴侣和他/她命中注定的那一半。可是这种事谁又能确定呢。这么一来，这种和柏拉图有关的爱情观最终导向猜疑，又是反爱情的。
“爱情”只是一个词语，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的那些情感经验。通常说，恋爱意味着一种关系，可能短如几天几个月，也可能持续一辈子。阿里斯托芬的模式是反时间的，他谈到的爱情以相遇开始，此后就直线奔向结束：“这一半想念那一半，想再合拢在一起，常互相拥抱不肯放手，饭也不吃，事也不做，直到饿死懒死为止。”在许多文学作品里，真正有价值、被歌颂的是“相遇”而不是“相处”，只要相遇，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黑塞写过一个叫《婚约》的短篇小说，一个布店伙计个子又矮口才又差，追求过许多漂亮姑娘，别人根本看不上他。到了30岁的年纪他已经非常着急，在追求一个美女反遭戏弄之后，他已经快要崩溃了：“我毕竟也是一个男人呀，是吗？但是有谁……愿意和我……愿意和我结婚呢！……只要我知道有谁认为我好，而且稍稍真心待我，那么我就会……”身边听到这话的姑娘说：“那么您也许会宽宏大量地向她眨眨眼，或者用手指召唤她！”然后哭着跑了。布店伙计的命运忽然大反转，他仅仅在后面追了这个姑娘几步，就找到了未来的妻子。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结束，但对于这两个人物来说，爱情岂不是正好刚刚开始么？可是在叙事者看来，人物携带的爱情从此失去叙事价值了，换句话说，没有波动和生命迹象了，死亡了。
我们看过很多类似的小说、电视剧和电影。我们从模仿它们起步，抄写那些从叙事作品中学来的句子，在自己的生命中誊写他人的故事，但当我们真正遇到一些什么人，相信真实的爱情确实要开始之后，又会发现自己面临着空白。我们很容易会惊慌，因为这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没有人真正能够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通俗叙事作品把爱情写成一个终点，而在现实里它又常常只是被贬低为一个环节，是因果链中的一片叶子和一扇门。从19世纪开始，大众媒体上出现了征婚广告，这种极其精炼又匿名的文字让许多求偶者不得不摘下甜蜜的面具，最早在《柏林日报》上的征婚广告是类似这样子的：“1.某犹太男子，30岁，欲娶柏林生产女衬衫和连衣裙之大业主为妻；2.某地主，男，40岁，新教徒，欲结识有财产女士，地主尤佳；3.某男，行政管理人员，学识渊博，出身名门，身体健康，挺拔匀称，38岁，不很富有，欲与有教养热爱大自然女士建立通信关系，以期缔结婚姻购买地产。”这种广告的目的是把相遇简化成一次刻意安排，这并不怪异。托尔斯泰在《克罗采奏鸣曲》里写当时的俄国风俗：“姑娘成熟了，该嫁人了，姑娘长得不丑，又有男人想娶妻，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在古代就是这样做的，姑娘到了岁数，父母就为她操办婚事，过去和现在，整个人类都这样做。”而报纸广告只不过是把熟人社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城市和周边地区。人们希望过滤掉相遇中的偶然性，许多婚恋类网站在这样的心理诱因下越来越红火，德国parship.de网站注册费用是60欧元，会员们上传的不是照片，而是一小段微笑视频。除了兴趣爱好、出生年月、星座和职业，人们总还是希望看到一些无法掩饰的东西，而一段表情似乎满足了这个需求。在考虑了综上因素后，会员们会在某一个时机做出决定：“就是她/他了，这是一个十分保险（或者具有性价比）的人选！”像在网上商城买一个手机，页面提供给你一切资料，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免费退货。
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里说，爱情不可能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赠予生命的礼物。风险从来不曾真正地消失，只不过这种风险将会是他人的风险。拒绝一个新认识的潜在对象，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人的痛苦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谁叫他/她和我不是一类人！一个人心肠越硬，越把爱情看成是一种享乐，那么他们在其中就会越安全，而与此相反的人，面临的则是全部的风险。去爱结果走向了反面，极端的爱就是极端的危险，也就是死亡。这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阴谋与爱情》展示给我们的。人们都说新生儿是婴儿的结晶，但这种结晶也可能是死亡，只有通过死亡，恋人们才摆脱了外界的阻力、时间的风化和互相的猜忌，他们总是在死前达成真正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和婚介机构下过滤机制的保险达成了一致，它们彼此都风干了爱情中的不确定性，将它们定格成了某种标本一样的东西。不同之处在于，爱情与死亡在相遇的起点同归于尽，已经达成了不朽，而那些怀抱保险合同的人们则面临着在一无所有之地重建爱情的重任。
陷入爱情意味着摆脱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把对自身的关注投射到别人身上去，希望从此开始作为两个人而不是独自的生活。但这也给单相思者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写过一本《恋爱中的男人》，讲述了晚年歌德与18岁少女乌尔莉克的一段恋情。作为小说人物的歌德说道：“只有当你爱上别人，别人却不理睬甚至拒斥你的爱的时候，无人爱你才成为命运之神的无耻安排。如果创世活动旨在让世界，让世界上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造物主通过摩西传给人类的指令中就缺了最重要的一条：你不可去爱。这是第一诫，可能因为摩西爬上海拔2240米的立法山的时候太累，根本就没有听见主宣布的第一诫。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永远无法弥补。如果摩西从西奈山带回这第一诫，除了悲剧，人类什么都不缺。任何悲剧的起源都逃不脱爱情。本来人类可以轻轻松松过上没有爱情的日子！人类的繁衍从来不需要爱情，既然如此，爱情何用？”这是一个失恋者的反话，他从功成名就的生活中走出来，像一滴水一样要融到另一滴水中去，但却不可能！他的热情成了打击自己的武器。
但这不是谴责爱情无用的理由。巴迪欧说：“自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都同意这样的观念，即爱情是一种没有用处的冒险。于是，人们就可以一方面，在消费的温情脉脉中准备某种配偶关系；另一方面，在节省和避免激情的同时，合理地安排充满愉悦和享受的性关系。”“爱情无用论”把爱情看成少男少女的冒险游戏，认为它是一种纯干扰的因素，因为它同时反抗基于财产契约的婚姻和各取所需的一夜情。大概除了爱情，很少有一样东西能让保守的封建家长和玩世不恭者同时厌恶。另外，一些貌似“科学”的说法认为，爱情是基因在作祟，基因排列注定某一个年龄段的人们体内的某种化学物质（例如多巴胺）分泌增多，让他们在性活动中繁殖后代，过了这段时期，这种化学活动就会减弱，使人们的生活重心转到养育后代上来。换句话说，爱情是文明化了的性欲，是基因为了繁殖而弄出来的复杂而隐秘的诡计。如果人有性欲，那就应该直奔主题，性关系比爱情关系直接得多。但拉康向我们指出，根本不存在性关系这种东西。性并不使人成双成对，反而使人远离自己的伴侣，性活动中的每个人最终只不过是以他人为媒介与自身发生关系，他人只是用来激活本就隐藏在我身体里的快感机关。在性高潮的瞬间，每个人都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寂寞。性是个人自恋地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借口，指向一些具体之物，比如臀部、胸部等，以恋物的方式出现，而爱情则针对的是他人全部的存在，恋人问：“你爱我身上什么？”这种问题是无法用口语回答的，勉强的回答是：“我爱你所有的一切。”这一切包含着所有他/她的经历、记忆以及在此期间所有的判断和决定。对方中止了我作为个体的存在，我不得不告别个人中心的存在方式，从对方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自己的感官因此而重新打开，对于恋人来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意义，魅力无穷，他们需要用所有的感官而不是一种单调的、机械性的感官来探究。性恰恰是爱情逝去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恋爱中的男人》的结尾处，失去爱情的歌德感到自己得救了，因为没有爱情，他就不会再自己折磨自己了。个人中心的存在方式又回到了他身上，“自由就是无爱状态，没有爱，没有快乐，没有生命，没有痛苦……除了自身他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仿佛他填满了整个世界，整个的世界就是他”。他睡了个好觉，“醒来的时候，他手里握着那玩意儿，硬邦邦的”。
我们或多或少都觉得爱情中存在危险，首先因为它是变幻不定的。情人们不断重复的“我爱你”像是一种仪式般重申着这种感情，但每一次说出的“我爱你”与上一次都不一样。双方已经不再是相遇时候的自己，两个人一起经历过的每件事情都会重新塑造他们，让他们对这段关系里的对方有新的认识。在很多人眼里，婚姻的必要性在于，它可以对不稳定的爱情进行社会关系上的强化，使两个人除了感情，还因为其他的因素生活在一起。但不能因此认为，恋爱关系只是婚姻的前奏。婚姻是社会净化情欲的机制，情欲在生育后代的愿望中免除了罪孽。而爱是纯粹的创造，因为恋人的相遇是偶然的结果，而他们目前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偶然性带来的美好维持下去，这不是容易的事，巴迪欧甚至说：“爱情是一种艰难的想要持之以恒的愿望。”对于恋人与自己的相异性，我们有欣赏，也难免有反抗，相遇只是解决了第一步。我们要跨越的障碍除了时间、距离，还有自恋和媚俗。在强调个性与利己主义的社会里，自恋是爱情最大的敌人，它的好处在于安全，它对周围的一切抱着怀疑的态度，死守着个人的存在，关闭了交流和融合的愿望，使人们在相遇的火花之后渐渐分道扬镳。而媚俗将爱情降格为模仿与催眠，许多书籍教男性如何讨得女性的欢心，同时大量的肥皂剧也让许多年轻女性容易在这些诡计面前感动。我们很容易分辨出刻字的石头与一千零一朵玫瑰都是恶俗的，但却容易陷入其他的陷阱，当我们感动于恋人的巧思，并且因为这种感动让我们想起了浪漫爱情故事中的桥段而更加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媚俗了。爱情是天真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是把心捧出去的体验；而媚俗掏空了爱情的内涵，使之变成过家家一样的幼稚游戏，就算一次又一次地开始，最终也都会以模仿告终。
昆德拉写过一个叫《搭车游戏》的短篇，收在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里。小说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姑娘和她的男友：“在孤独时，心上人的出现会给她带来欢乐，但是，倘若他一直跟她待在一起，欢乐就会渐渐地消失，必须在孤独一人时，她才能彻底地感受它。”这似乎自相矛盾的话倒反而揭示了一种现实：爱情这种两人关系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我们在其中探寻的是他人与自我的界限。昆德拉描写了一场事故，纯真的姑娘试图扮演成一个轻佻的女子来面对自己的男友，“这样就可以送给他她从来没有送过的东西，轻浮放荡，无忧无虑，恬不知耻；一想到她独自一人就可以集所有的女人于一身……她就感觉到一种奇特的满足”。而小伙子不喜欢这样，他以为看到了姑娘的另一面，而姑娘陷身于这场游戏里不能自拔，在故事的结尾，姑娘哭着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我，我是我……”我们当然希望姑娘说出一些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秘密，就像结束仪式的咒语，从而重新回到从前的生活，但昆德拉没有写下去。像那些不朽的爱情文学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我们在爱情关系中探寻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确实可能会碰得鼻青脸肿，这种关系太过复杂，所有人都不可能全身而退。但这没有关系，爱情本身就是错误的冒险和孟浪的托付，它蔑视计算与俗套，把社会规范甩在脑后，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
1926年9月，34岁的茨维塔耶娃在给51岁的里尔克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中用德语写道：“莱纳，你怎么了？你还爱我吗？”同年底里尔克去世，茨维塔耶娃又写了一封悼亡信：“明天是新年，莱纳，1927年，7是你喜欢的数字……我和你从来都不相信今生今世能够见面，就像不相信今生今世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走在了我的前头（这样倒好！），为了更好地接待我，你预定的不是一个房间、一栋楼房，而是完美的风景。……莱纳，你仍在人间，时间还没有过去一个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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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定有过不同点，
水和火，一定有过巨大的差异，
一定曾互相偷取并且赠予
情欲，攻击彼此的差异。
紧紧搂着，他们窃用、剥夺对方
如此之久，终至怀里拥着的只剩空气——
在闪电离去后，透明清澄。
——辛波斯卡《金婚纪念日》
柏拉图在《会饮篇》里转述阿里斯托芬的话：人的身体原本如同一个圆团，每个人有四只手、四条腿、两个身子和两个脑袋，各朝相反的方向。但人类得罪了宙斯，后者一怒之下把这个球分成两半。一半想念着另一半，希望能有一天能合到一起。现在流行的浪漫爱情观很庆幸能在古代找到这样的回音，每个人都似乎有着自己命定的那一个，所以这段话被反复引用。福柯在《性经验史》里说，这种观点没什么稀奇，与其说是在说爱情，更像是反映了一种想要回到古代的乡愁。
另一方面看，这种乡愁只适合抒情，实践起来则有危险。恋爱之事还小，论到结婚，则要万万小心，谁也不知道自己选择的那一半是不是命中注定，一旦错了不但永远失去了改正的机会，还连带影响自己的伴侣和他/她命中注定的那一半。可是这种事谁又能确定呢。这么一来，这种和柏拉图有关的爱情观最终导向猜疑，又是反爱情的。
“爱情”只是一个词语，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的那些情感经验。通常说，恋爱意味着一种关系，可能短如几天几个月，也可能持续一辈子。阿里斯托芬的模式是反时间的，他谈到的爱情以相遇开始，此后就直线奔向结束：“这一半想念那一半，想再合拢在一起，常互相拥抱不肯放手，饭也不吃，事也不做，直到饿死懒死为止。”在许多文学作品里，真正有价值、被歌颂的是“相遇”而不是“相处”，只要相遇，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黑塞写过一个叫《婚约》的短篇小说，一个布店伙计个子又矮口才又差，追求过许多漂亮姑娘，别人根本看不上他。到了30岁的年纪他已经非常着急，在追求一个美女反遭戏弄之后，他已经快要崩溃了：“我毕竟也是一个男人呀，是吗？但是有谁……愿意和我……愿意和我结婚呢！……只要我知道有谁认为我好，而且稍稍真心待我，那么我就会……”身边听到这话的姑娘说：“那么您也许会宽宏大量地向她眨眨眼，或者用手指召唤她！”然后哭着跑了。布店伙计的命运忽然大反转，他仅仅在后面追了这个姑娘几步，就找到了未来的妻子。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结束，但对于这两个人物来说，爱情岂不是正好刚刚开始么？可是在叙事者看来，人物携带的爱情从此失去叙事价值了，换句话说，没有波动和生命迹象了，死亡了。
我们看过很多类似的小说、电视剧和电影。我们从模仿它们起步，抄写那些从叙事作品中学来的句子，在自己的生命中誊写他人的故事，但当我们真正遇到一些什么人，相信真实的爱情确实要开始之后，又会发现自己面临着空白。我们很容易会惊慌，因为这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没有人真正能够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通俗叙事作品把爱情写成一个终点，而在现实里它又常常只是被贬低为一个环节，是因果链中的一片叶子和一扇门。从19世纪开始，大众媒体上出现了征婚广告，这种极其精炼又匿名的文字让许多求偶者不得不摘下甜蜜的面具，最早在《柏林日报》上的征婚广告是类似这样子的：“1.某犹太男子，30岁，欲娶柏林生产女衬衫和连衣裙之大业主为妻；2.某地主，男，40岁，新教徒，欲结识有财产女士，地主尤佳；3.某男，行政管理人员，学识渊博，出身名门，身体健康，挺拔匀称，38岁，不很富有，欲与有教养热爱大自然女士建立通信关系，以期缔结婚姻购买地产。”这种广告的目的是把相遇简化成一次刻意安排，这并不怪异。托尔斯泰在《克罗采奏鸣曲》里写当时的俄国风俗：“姑娘成熟了，该嫁人了，姑娘长得不丑，又有男人想娶妻，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在古代就是这样做的，姑娘到了岁数，父母就为她操办婚事，过去和现在，整个人类都这样做。”而报纸广告只不过是把熟人社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城市和周边地区。人们希望过滤掉相遇中的偶然性，许多婚恋类网站在这样的心理诱因下越来越红火，德国parship.de网站注册费用是60欧元，会员们上传的不是照片，而是一小段微笑视频。除了兴趣爱好、出生年月、星座和职业，人们总还是希望看到一些无法掩饰的东西，而一段表情似乎满足了这个需求。在考虑了综上因素后，会员们会在某一个时机做出决定：“就是她/他了，这是一个十分保险（或者具有性价比）的人选！”像在网上商城买一个手机，页面提供给你一切资料，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免费退货。
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里说，爱情不可能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赠予生命的礼物。风险从来不曾真正地消失，只不过这种风险将会是他人的风险。拒绝一个新认识的潜在对象，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人的痛苦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谁叫他/她和我不是一类人！一个人心肠越硬，越把爱情看成是一种享乐，那么他们在其中就会越安全，而与此相反的人，面临的则是全部的风险。去爱结果走向了反面，极端的爱就是极端的危险，也就是死亡。这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阴谋与爱情》展示给我们的。人们都说新生儿是婴儿的结晶，但这种结晶也可能是死亡，只有通过死亡，恋人们才摆脱了外界的阻力、时间的风化和互相的猜忌，他们总是在死前达成真正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和婚介机构下过滤机制的保险达成了一致，它们彼此都风干了爱情中的不确定性，将它们定格成了某种标本一样的东西。不同之处在于，爱情与死亡在相遇的起点同归于尽，已经达成了不朽，而那些怀抱保险合同的人们则面临着在一无所有之地重建爱情的重任。
陷入爱情意味着摆脱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把对自身的关注投射到别人身上去，希望从此开始作为两个人而不是独自的生活。但这也给单相思者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写过一本《恋爱中的男人》，讲述了晚年歌德与18岁少女乌尔莉克的一段恋情。作为小说人物的歌德说道：“只有当你爱上别人，别人却不理睬甚至拒斥你的爱的时候，无人爱你才成为命运之神的无耻安排。如果创世活动旨在让世界，让世界上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造物主通过摩西传给人类的指令中就缺了最重要的一条：你不可去爱。这是第一诫，可能因为摩西爬上海拔2240米的立法山的时候太累，根本就没有听见主宣布的第一诫。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永远无法弥补。如果摩西从西奈山带回这第一诫，除了悲剧，人类什么都不缺。任何悲剧的起源都逃不脱爱情。本来人类可以轻轻松松过上没有爱情的日子！人类的繁衍从来不需要爱情，既然如此，爱情何用？”这是一个失恋者的反话，他从功成名就的生活中走出来，像一滴水一样要融到另一滴水中去，但却不可能！他的热情成了打击自己的武器。
但这不是谴责爱情无用的理由。巴迪欧说：“自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都同意这样的观念，即爱情是一种没有用处的冒险。于是，人们就可以一方面，在消费的温情脉脉中准备某种配偶关系；另一方面，在节省和避免激情的同时，合理地安排充满愉悦和享受的性关系。”“爱情无用论”把爱情看成少男少女的冒险游戏，认为它是一种纯干扰的因素，因为它同时反抗基于财产契约的婚姻和各取所需的一夜情。大概除了爱情，很少有一样东西能让保守的封建家长和玩世不恭者同时厌恶。另外，一些貌似“科学”的说法认为，爱情是基因在作祟，基因排列注定某一个年龄段的人们体内的某种化学物质（例如多巴胺）分泌增多，让他们在性活动中繁殖后代，过了这段时期，这种化学活动就会减弱，使人们的生活重心转到养育后代上来。换句话说，爱情是文明化了的性欲，是基因为了繁殖而弄出来的复杂而隐秘的诡计。如果人有性欲，那就应该直奔主题，性关系比爱情关系直接得多。但拉康向我们指出，根本不存在性关系这种东西。性并不使人成双成对，反而使人远离自己的伴侣，性活动中的每个人最终只不过是以他人为媒介与自身发生关系，他人只是用来激活本就隐藏在我身体里的快感机关。在性高潮的瞬间，每个人都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寂寞。性是个人自恋地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借口，指向一些具体之物，比如臀部、胸部等，以恋物的方式出现，而爱情则针对的是他人全部的存在，恋人问：“你爱我身上什么？”这种问题是无法用口语回答的，勉强的回答是：“我爱你所有的一切。”这一切包含着所有他/她的经历、记忆以及在此期间所有的判断和决定。对方中止了我作为个体的存在，我不得不告别个人中心的存在方式，从对方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自己的感官因此而重新打开，对于恋人来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意义，魅力无穷，他们需要用所有的感官而不是一种单调的、机械性的感官来探究。性恰恰是爱情逝去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恋爱中的男人》的结尾处，失去爱情的歌德感到自己得救了，因为没有爱情，他就不会再自己折磨自己了。个人中心的存在方式又回到了他身上，“自由就是无爱状态，没有爱，没有快乐，没有生命，没有痛苦……除了自身他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仿佛他填满了整个世界，整个的世界就是他”。他睡了个好觉，“醒来的时候，他手里握着那玩意儿，硬邦邦的”。
我们或多或少都觉得爱情中存在危险，首先因为它是变幻不定的。情人们不断重复的“我爱你”像是一种仪式般重申着这种感情，但每一次说出的“我爱你”与上一次都不一样。双方已经不再是相遇时候的自己，两个人一起经历过的每件事情都会重新塑造他们，让他们对这段关系里的对方有新的认识。在很多人眼里，婚姻的必要性在于，它可以对不稳定的爱情进行社会关系上的强化，使两个人除了感情，还因为其他的因素生活在一起。但不能因此认为，恋爱关系只是婚姻的前奏。婚姻是社会净化情欲的机制，情欲在生育后代的愿望中免除了罪孽。而爱是纯粹的创造，因为恋人的相遇是偶然的结果，而他们目前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偶然性带来的美好维持下去，这不是容易的事，巴迪欧甚至说：“爱情是一种艰难的想要持之以恒的愿望。”对于恋人与自己的相异性，我们有欣赏，也难免有反抗，相遇只是解决了第一步。我们要跨越的障碍除了时间、距离，还有自恋和媚俗。在强调个性与利己主义的社会里，自恋是爱情最大的敌人，它的好处在于安全，它对周围的一切抱着怀疑的态度，死守着个人的存在，关闭了交流和融合的愿望，使人们在相遇的火花之后渐渐分道扬镳。而媚俗将爱情降格为模仿与催眠，许多书籍教男性如何讨得女性的欢心，同时大量的肥皂剧也让许多年轻女性容易在这些诡计面前感动。我们很容易分辨出刻字的石头与一千零一朵玫瑰都是恶俗的，但却容易陷入其他的陷阱，当我们感动于恋人的巧思，并且因为这种感动让我们想起了浪漫爱情故事中的桥段而更加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媚俗了。爱情是天真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是把心捧出去的体验；而媚俗掏空了爱情的内涵，使之变成过家家一样的幼稚游戏，就算一次又一次地开始，最终也都会以模仿告终。
昆德拉写过一个叫《搭车游戏》的短篇，收在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里。小说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姑娘和她的男友：“在孤独时，心上人的出现会给她带来欢乐，但是，倘若他一直跟她待在一起，欢乐就会渐渐地消失，必须在孤独一人时，她才能彻底地感受它。”这似乎自相矛盾的话倒反而揭示了一种现实：爱情这种两人关系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我们在其中探寻的是他人与自我的界限。昆德拉描写了一场事故，纯真的姑娘试图扮演成一个轻佻的女子来面对自己的男友，“这样就可以送给他她从来没有送过的东西，轻浮放荡，无忧无虑，恬不知耻；一想到她独自一人就可以集所有的女人于一身……她就感觉到一种奇特的满足”。而小伙子不喜欢这样，他以为看到了姑娘的另一面，而姑娘陷身于这场游戏里不能自拔，在故事的结尾，姑娘哭着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我，我是我……”我们当然希望姑娘说出一些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秘密，就像结束仪式的咒语，从而重新回到从前的生活，但昆德拉没有写下去。像那些不朽的爱情文学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我们在爱情关系中探寻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确实可能会碰得鼻青脸肿，这种关系太过复杂，所有人都不可能全身而退。但这没有关系，爱情本身就是错误的冒险和孟浪的托付，它蔑视计算与俗套，把社会规范甩在脑后，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
1926年9月，34岁的茨维塔耶娃在给51岁的里尔克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中用德语写道：“莱纳，你怎么了？你还爱我吗？”同年底里尔克去世，茨维塔耶娃又写了一封悼亡信：“明天是新年，莱纳，1927年，7是你喜欢的数字……我和你从来都不相信今生今世能够见面，就像不相信今生今世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走在了我的前头（这样倒好！），为了更好地接待我，你预定的不是一个房间、一栋楼房，而是完美的风景。……莱纳，你仍在人间，时间还没有过去一个昼夜。”
三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