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我写过的一篇大杂烩的小论文
中国文化个性的传统与转变
一、 中国文化的个性
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是我们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是一个包容万象的概念。而本文讨论的中国文化是指民族精神、人、价值体系、制度、社会和哲学的层面。
梁漱溟1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个性，概括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①中国文化独自创发，而不是像日本和美国一样多从他受；②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征和体系，与印度和西方并为世界三大文化体系；③中国文化有极强的生命力； ④文化的同化他人之力强，也有很大的包容性；⑤地域覆盖广，吸收了若干民族的文化；⑥具有高度的妥当性、稳定性、调和性，日趋成熟不易改变；⑦对于亚洲周边国家的影响非常深远。
中国文化的传统几千年保持着平稳，但是近一百年来却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中国文化的特征，首先是地广人多，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历史悠久，中国文化极其深厚，富于和平的精神，政治上主张消极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中国人也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在社会结构方面，中国的家族制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知识体系方面，中国也始终没走上科学的道路。中国一直以来推崇“孝”的文化和隐士的文化。总体来说，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形态，而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
以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但19世纪末的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入，古典中国的文化面临了摧毁式的挑战，社会结构面临重组，价值观也受到威胁。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倡导的“个人觉醒”是中国文化的积极探索，但新中国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等人文范畴的学术，大多在苏联理论模式的笼罩和支配下完成的，其中既有知识分子风骨在集权高压下的求全，也是政治专制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斗争史观”、 “目的论史观” 、“革命史观” “对应史观”2影响了整个思想界。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种种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对西化的迷惘，在全球化包括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把握自己的文化流向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二、 中国的社会结构
1. 冲突性与稳定性
中国国家就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
——米勒利尔
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而西洋民族好健斗。
——陈独秀
传统的中国社会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并没有借助强制力去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一般最初形成于宗教，然后通过礼俗、道德、法律等去维持，但是中国却是通过道德和“礼“维持的。中国人看重礼，这是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就如此的，从《周礼》以及孔孟之道的盛行可以窥见一二，而且自秦以来，儒家的主导思想也是维持稳定局面的重要因素。传统社会中，依靠道德、礼俗和教化维持秩序，士人在君王和民众之间发挥了缓冲的作用。而乡土中国的民间纠纷是通过当地的宗族乡党依据当地礼法道德处置的。吴晗和费孝通3先生认为与皇权相比，绅权在维持地方社会的秩序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纷争和骚乱较少也是由于人们较为安于所遇和彼此能够调和妥协。梁漱溟先生指出，强制力在中国很稍有，政府的能力较弱，械斗与流寇难以管理。在旧中国，社会矛盾通过自身系统的作用化整为零，分解缓和。但西方社会矛盾冲突很多，人们好斗，比如中世纪有很多剑客热爱决斗，但这种二元冲突也帮助其不断进步，而中国则保持了一成不变。
当然中国社会也不是长期稳定的，有周期性的乱，社会秩序无法维持的时候就爆发了动乱，历代是一治一乱的循环。梁启超先生就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无中等社会革命；各地是群雄并起而非一派；时间久；革命阵营内斗多；外族侵入。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没有革命，只有特有的乱，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乱斗和散漫，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缺少集团，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而且中国的社会秩序社会构造寄于道德礼俗而非法律制度。
2. 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魏特夫在他的 《东方专制主义》4中将中国社会的特点总结如下：一、是治水社会，只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这些水利工程；二、这种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如中国社会；三、这种君主制造成生产资料归皇帝所有，没有出现真正的私有制；四、东方社会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贵族，没有独立的贵族阶级；五、东方社会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实行垄断；六、东方社会没有法律，专制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七、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具有强烈的稳固性。但是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狭隘之处。
费孝通先生说：‚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巨仆。‛ 吴晗先生也有近似的认识：秦以前是贵族专政，秦以后是皇帝独裁。皇权是今天以前治权形式的一种，统治人民的时间最长。
关于皇权与绅权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是皇权，皇权受到来自文官体系和绅权的约束，而“道”是古代中国的宪法，或认为皇帝受百官牵制，依据政治规范行事，不可为所欲为；另一种认为皇权是绝对的，而且越来越绝对，道统和绅权对其都不构成有效的约制，后者更是从合伙人沦落到奴役。
金耀基5先生把古典中国的社会特征概括为：传统取向的、农业的、身份取向与阶层取向的、神圣的和权威的、以原级团体为社会主要结构、特殊主义和关系取向、功能普化的、准开放的二元社会结构。传统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由“秀异分子”与“农民”二者所组成的，前者建造文化的大传统，农民建造文化的小传统。城市与村落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知识分子与农民不同，两者又是互相依赖。
传统社会的结构中最重要而特殊的是家族制度。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个紧紧结合的团体，家是生殖、社会、教育、政治乃至宗教、娱乐的单元，是维系整个社会凝结的基本力量。李维说中国所有主要的经济的及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在政府与家庭之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家过分发达，以至一方面没有能产生西方的个人主义。
传统中国是以孝为基础的伦理世界，《孝经》构建了片面的、绝对性的权利义务关系。统治中国思想界和社会生活的儒家并没有阶级性的主张，虽然承认自然的阶级性，但其是建立在职责的区分上的。治人与治于人的二分法观念是儒家的基本思想。在中国，社会地位主要是取决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因此最受尊敬的角色是“儒吏”，也就是做了官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垄断了社会价值，成为民间崇拜的目标。科举制度为统治阶层的开放提供了一个通道，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流动的可能性。士人阶层垄有官僚机构，参加考试者也几乎为农村地主之子弟，因而地主阶层与士人阶层、官僚阶层成为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士绅社会”。
3. 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费孝通6先生认为：中国乡村的人口并不是固定的，人口在增加的，过剩的人口另辟新地。
人和空间的关系是不流动，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是孤立和隔膜的。
1) 社会分层
身份制 50年代中期，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构成身份的制度1。而到了50年代中后期，这种非财产所有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延续到到改革开放以前。
经济分层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身份制地位逐渐下降，经济分层上升。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涌现了农民工以及乡镇企业家。官员也渐渐脱离企业，使得“官本位制”有所变化。档案身份已经被突破，人才流动越来越普遍。学历和证书成为重要的社会筛选的标准。产权的地位正在逐渐上升。这些都是经济市场化、人口城镇化的作用结果。
2) 社会结构的影响
身份制的解体和经济分层地位的上升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80年代城乡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资本大量向城市地区集中，农村日趋凋敝。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不能同步。户籍身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有所激化，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高考户籍限制等。
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只能出卖劳动力，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一方面农村的空巢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城市流动人口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近年来，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一部分社会中心群体实际上又侵蚀了新的公平机制。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郭美美”，利用红十字会总经理的身份在微博上大肆炫耀自己的财富，引发了网名和全社会的强烈的愤怒。类似的开法拉利、宝马车的富二代也经常引发舆论的不满。社会矛盾在这一部分被强烈激化。
三、 中国的制度
1) 制度观
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可以创造非凡的历史，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非常深远，甚至是主导它的因素。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是随着人事的需要而变动，而人事也会因制度的调整而发生变动。钱穆7先生认为要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就不能忽略中国的传统政治。若要检讨中国文化，就要检讨传统政治。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史观：第一，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第三，制度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第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广而言，则应重视国别性；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深入牵连到全部文化史。
2) 制度对皇权的制约
中国汉唐两朝，皇权与相权彼此制约，又相辅相成，到宋代，制度变为谏官改由皇帝管辖，用来监督宰相了。皇帝不再有人制约，皇权加强，相权随之衰落，中央集权越来越强。这说明制度因人事而变动，发生了坏的转变。用相权制衡皇权、开放士人阶层从政代表人民，这些所谓制度也只是一时的，皇帝换了，制度也就要跟着变了。因为集权统治，中国传统的制度始终走不出相权、士人政权衰落的泥沼。
3) 地方政治
中国的地方政治，在汉唐开始兴盛，而衰落于宋朝，再往后就是傀儡。中国太大，要实现大一统，中央就要压制地方的势力，剥夺地方的权利，但如果地方不兴盛，一旦中央一倒，地方也毫无储备与抗争之力，整个国家也就倒了，所以要把握好地方政治的度。不过历史发展史越到后面地方政治越差，官治越复杂，与中央联系越远。
历史发展到今天，地方在官员的任用上还是有权力，不过地方的财权就被剥夺掉了，于是地方大肆搞土地财政，致使房价走高，导致了经济的许多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种矛盾，财政权力还是需要下放来解决的。
4) 制度的因袭
汉代以后、近代以前的中国，只有朝代更替，而没有亡国，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改社会制度。“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正是这“早熟”的文化，几千年沿袭的社会制度，使得中国革命、改变中国的制度比之欧美难上加难。也正因如此，中国要进步，也必须要考虑文化的因循传承和社会风俗的巨大惯性。
四、 中国人的关系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品性包括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道。
家是传统中国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单位。费孝通先生提到的：‚中国‘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它不是界限清楚的，而是好比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
翟学伟8先生认为关系有四个向度：短期性无选择是约定关系，长期性无选择是固定关系，短期性有选择是松散关系，长期性有选择是友谊关系。而中国人的社会思维与行为方式更加注重固定关系和友谊关系。传统社会中由家形成的人际关系是缓慢产生的，可以长久延的交往，很容易形成感情型交往。而现代生活中，人们住在新型混合式商品房社区，很难形成传统的人际关系。
梁漱溟先生提到，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这是由于他缺乏集团生活，势不可免之缺点。但他所发挥以对方之重之理，却是一大贡献。这就是：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者，关系本伟业。非惟巩固了关系，而轻重得其均衡不落一偏，若以此理应用与社会与个人之见，岂不甚妙！ 说明中国人对于彼此的关系非常重视，而且维持均衡，不偏不倚。但是儒家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却是人为建造了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其实这是一种违背中国人本性的，错误的主导思想。
中国人的交往策略之发达，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的人了。翟学伟先生人为，面子影响了人情，对人情的看重又影响了关系网的构建。中国人好面子，为了面子可以赴汤蹈火。面子体现在社会尊严、特别待遇、行为标准、期望等方面。比如说中国人在孩子满月、升学、结婚、老人的寿辰的时候，都会大加操办，邀请自己关系网中的所有的人来参加，如果人来的多，就说明自己有面子，而且每个人的贺礼与是否到场都被精准的记下，从此在人情互动上有了一个标准，作为平衡的考虑，如果不到场那就是十分的不给主人面子了。除了举办宴席，中国人也爱托关系，托朋友办事，如果对方拒绝，那自己就十分的没有面子，朋友处于对方的脸面的考虑，也不好十分拒绝，而这种帮忙也绝不是单向的，托人帮忙者在其他方面又会还给朋友这个人情面子。在我对父母这一辈的观察中，这一点十分鲜明，他们的社会网络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中国人注重脸面，由脸面生出人情，这一点几乎是脱离理性的，是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当中的。中国人说情理，就是由情生理，而西方人更注重理。我们看待西方人的处世风格时，甚至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人情淡漠或者小气。 中国人的这种人情，有时候甚至可以把真诚放在一边，不一定发自真心，但讲究客气与互惠。客气是出于面子的考虑，互惠则是中国人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平衡的的表现。梁漱溟先生也提到，中国人太讲求徇情，凡是要寻人情，而不是重事理。 今天地方的人们打官司、办事都爱找熟人、送礼、托关系，这不仅仅是所谓体制腐败导致的，和中国人的交往策略也有很大的关系。
五、 中国人的理性
周濂9教授认为相对主义开始于对于差异性的观察，文化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好坏，而有价值的探索是去关注人类社会的本性。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可以一部分基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得出，一方面有助于探究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发现自身的问题。
1. 理智与理性
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人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中国人重“读书明理”，但是并不是科学之理。中国人的理是“情理”，而西方人的理是“物理”， 西方人看重物，而中国人看重人。客观的深入的认识事物是理智，不欺好恶而明理是理性。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地、君王或人，而是理性至上的。中国的民族精神可以概括为“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
总之，西方人看重物，而中国人看重人。
2. 玄学与科学
西方人重物的理，中国人重情理，这一点的文化背景以及反应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以以中医为例。
中医是手艺，是艺术的精神，而西医是科学的精神。中医和西医的知识体系也有本质区别。西医是通过解剖和对人体科学的分析得出病因，需要临床试验来寻求治病的方法，而中医是从表象观望猜想。西医的解剖和试验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而中医猜想直观的方法是玄学的方法。科学追求精准和解析，而玄学则是整体看待。西医认为人生病是由于人的器官某部分病了，而中医认为是整体病了。西医因此对症下药，而中药中很多药的性质都很难分离开来，如人参、当归、白芷等。中医中对于病理喜欢用阴阳消长五行生克来类比，说理神乎其神，而西方则追求推理和理性的精神。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中所提到的：“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 西医的治病如同修理机器，而中医注重整个生命的盛衰和变化。中医中对于病理描述没有具体的所指，而都是某种意向。玄学的方法无需科学的检验和校正，因而较为自由，有时甚至带有奇特的幻想，因而不同的医生会有完全不同的药方。
因此，中医是玄学的态度，而西医是科学的态度。
对于中医形成背后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又提到：“中医的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其根本的观念和眼光是对的，是高于西医的。”
西医没有整体的概念，通过具体与表象去客观的解释。整体观的意义在于，它注重人与外部环境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和制约，彼此的相生相克，维持自身的平衡和避免冲突，虽然整体观容易导致不了解局部或内部的结构的情况下对系统缺乏认知，但是整体强调的一致性可以解决西医无法治疗的难题。中医无问其病，以平为期，通过损补之法，即恢复一致性的方法，恢复整体性的方法可以解决许多令人困惑的病症。但是中医因此不能系统的整理自己，故而不能进步，而西医这种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其不断探索尖端的技术，攻破疾病的难题。
中医道法自然，注重整体，恢复人的身体系统的一致性；西医通过科学的外部的手段，对症下药，可以迅速解决许多病症难题。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应该予以结合，刑礼共生共存，刑礼互用。10
中国传统文化长于情理而短于科学，成熟发达而止步不前，应当在现代的文化融合中反思，吸收有利于自身进步的因素，同时不失传统。
1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2 夏中义. 脑外科手术是如何实施的—追问苏联理论模式在中国
3 吴晗 费孝通 《皇权与绅权》
4 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
5 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
7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8 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
9 周濂 合理性与相对主义 讲座
10 刘力红 认识中医，树立新的健康观念
一、 中国文化的个性
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是我们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是一个包容万象的概念。而本文讨论的中国文化是指民族精神、人、价值体系、制度、社会和哲学的层面。
梁漱溟1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个性，概括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①中国文化独自创发，而不是像日本和美国一样多从他受；②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征和体系，与印度和西方并为世界三大文化体系；③中国文化有极强的生命力； ④文化的同化他人之力强，也有很大的包容性；⑤地域覆盖广，吸收了若干民族的文化；⑥具有高度的妥当性、稳定性、调和性，日趋成熟不易改变；⑦对于亚洲周边国家的影响非常深远。
中国文化的传统几千年保持着平稳，但是近一百年来却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中国文化的特征，首先是地广人多，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历史悠久，中国文化极其深厚，富于和平的精神，政治上主张消极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中国人也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在社会结构方面，中国的家族制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知识体系方面，中国也始终没走上科学的道路。中国一直以来推崇“孝”的文化和隐士的文化。总体来说，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形态，而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
以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但19世纪末的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入，古典中国的文化面临了摧毁式的挑战，社会结构面临重组，价值观也受到威胁。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倡导的“个人觉醒”是中国文化的积极探索，但新中国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等人文范畴的学术，大多在苏联理论模式的笼罩和支配下完成的，其中既有知识分子风骨在集权高压下的求全，也是政治专制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斗争史观”、 “目的论史观” 、“革命史观” “对应史观”2影响了整个思想界。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种种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对西化的迷惘，在全球化包括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把握自己的文化流向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二、 中国的社会结构
1. 冲突性与稳定性
中国国家就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
——米勒利尔
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而西洋民族好健斗。
——陈独秀
传统的中国社会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并没有借助强制力去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一般最初形成于宗教，然后通过礼俗、道德、法律等去维持，但是中国却是通过道德和“礼“维持的。中国人看重礼，这是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就如此的，从《周礼》以及孔孟之道的盛行可以窥见一二，而且自秦以来，儒家的主导思想也是维持稳定局面的重要因素。传统社会中，依靠道德、礼俗和教化维持秩序，士人在君王和民众之间发挥了缓冲的作用。而乡土中国的民间纠纷是通过当地的宗族乡党依据当地礼法道德处置的。吴晗和费孝通3先生认为与皇权相比，绅权在维持地方社会的秩序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纷争和骚乱较少也是由于人们较为安于所遇和彼此能够调和妥协。梁漱溟先生指出，强制力在中国很稍有，政府的能力较弱，械斗与流寇难以管理。在旧中国，社会矛盾通过自身系统的作用化整为零，分解缓和。但西方社会矛盾冲突很多，人们好斗，比如中世纪有很多剑客热爱决斗，但这种二元冲突也帮助其不断进步，而中国则保持了一成不变。
当然中国社会也不是长期稳定的，有周期性的乱，社会秩序无法维持的时候就爆发了动乱，历代是一治一乱的循环。梁启超先生就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无中等社会革命；各地是群雄并起而非一派；时间久；革命阵营内斗多；外族侵入。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没有革命，只有特有的乱，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乱斗和散漫，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缺少集团，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而且中国的社会秩序社会构造寄于道德礼俗而非法律制度。
2. 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魏特夫在他的 《东方专制主义》4中将中国社会的特点总结如下：一、是治水社会，只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这些水利工程；二、这种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如中国社会；三、这种君主制造成生产资料归皇帝所有，没有出现真正的私有制；四、东方社会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贵族，没有独立的贵族阶级；五、东方社会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实行垄断；六、东方社会没有法律，专制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七、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具有强烈的稳固性。但是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狭隘之处。
费孝通先生说：‚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巨仆。‛ 吴晗先生也有近似的认识：秦以前是贵族专政，秦以后是皇帝独裁。皇权是今天以前治权形式的一种，统治人民的时间最长。
关于皇权与绅权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是皇权，皇权受到来自文官体系和绅权的约束，而“道”是古代中国的宪法，或认为皇帝受百官牵制，依据政治规范行事，不可为所欲为；另一种认为皇权是绝对的，而且越来越绝对，道统和绅权对其都不构成有效的约制，后者更是从合伙人沦落到奴役。
金耀基5先生把古典中国的社会特征概括为：传统取向的、农业的、身份取向与阶层取向的、神圣的和权威的、以原级团体为社会主要结构、特殊主义和关系取向、功能普化的、准开放的二元社会结构。传统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由“秀异分子”与“农民”二者所组成的，前者建造文化的大传统，农民建造文化的小传统。城市与村落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知识分子与农民不同，两者又是互相依赖。
传统社会的结构中最重要而特殊的是家族制度。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个紧紧结合的团体，家是生殖、社会、教育、政治乃至宗教、娱乐的单元，是维系整个社会凝结的基本力量。李维说中国所有主要的经济的及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在政府与家庭之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家过分发达，以至一方面没有能产生西方的个人主义。
传统中国是以孝为基础的伦理世界，《孝经》构建了片面的、绝对性的权利义务关系。统治中国思想界和社会生活的儒家并没有阶级性的主张，虽然承认自然的阶级性，但其是建立在职责的区分上的。治人与治于人的二分法观念是儒家的基本思想。在中国，社会地位主要是取决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因此最受尊敬的角色是“儒吏”，也就是做了官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垄断了社会价值，成为民间崇拜的目标。科举制度为统治阶层的开放提供了一个通道，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流动的可能性。士人阶层垄有官僚机构，参加考试者也几乎为农村地主之子弟，因而地主阶层与士人阶层、官僚阶层成为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士绅社会”。
3. 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费孝通6先生认为：中国乡村的人口并不是固定的，人口在增加的，过剩的人口另辟新地。
人和空间的关系是不流动，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是孤立和隔膜的。
1) 社会分层
身份制 50年代中期，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构成身份的制度1。而到了50年代中后期，这种非财产所有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延续到到改革开放以前。
经济分层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身份制地位逐渐下降，经济分层上升。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涌现了农民工以及乡镇企业家。官员也渐渐脱离企业，使得“官本位制”有所变化。档案身份已经被突破，人才流动越来越普遍。学历和证书成为重要的社会筛选的标准。产权的地位正在逐渐上升。这些都是经济市场化、人口城镇化的作用结果。
2) 社会结构的影响
身份制的解体和经济分层地位的上升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80年代城乡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资本大量向城市地区集中，农村日趋凋敝。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不能同步。户籍身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有所激化，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高考户籍限制等。
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只能出卖劳动力，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一方面农村的空巢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城市流动人口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近年来，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一部分社会中心群体实际上又侵蚀了新的公平机制。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郭美美”，利用红十字会总经理的身份在微博上大肆炫耀自己的财富，引发了网名和全社会的强烈的愤怒。类似的开法拉利、宝马车的富二代也经常引发舆论的不满。社会矛盾在这一部分被强烈激化。
三、 中国的制度
1) 制度观
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可以创造非凡的历史，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非常深远，甚至是主导它的因素。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是随着人事的需要而变动，而人事也会因制度的调整而发生变动。钱穆7先生认为要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就不能忽略中国的传统政治。若要检讨中国文化，就要检讨传统政治。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史观：第一，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第三，制度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第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广而言，则应重视国别性；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深入牵连到全部文化史。
2) 制度对皇权的制约
中国汉唐两朝，皇权与相权彼此制约，又相辅相成，到宋代，制度变为谏官改由皇帝管辖，用来监督宰相了。皇帝不再有人制约，皇权加强，相权随之衰落，中央集权越来越强。这说明制度因人事而变动，发生了坏的转变。用相权制衡皇权、开放士人阶层从政代表人民，这些所谓制度也只是一时的，皇帝换了，制度也就要跟着变了。因为集权统治，中国传统的制度始终走不出相权、士人政权衰落的泥沼。
3) 地方政治
中国的地方政治，在汉唐开始兴盛，而衰落于宋朝，再往后就是傀儡。中国太大，要实现大一统，中央就要压制地方的势力，剥夺地方的权利，但如果地方不兴盛，一旦中央一倒，地方也毫无储备与抗争之力，整个国家也就倒了，所以要把握好地方政治的度。不过历史发展史越到后面地方政治越差，官治越复杂，与中央联系越远。
历史发展到今天，地方在官员的任用上还是有权力，不过地方的财权就被剥夺掉了，于是地方大肆搞土地财政，致使房价走高，导致了经济的许多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种矛盾，财政权力还是需要下放来解决的。
4) 制度的因袭
汉代以后、近代以前的中国，只有朝代更替，而没有亡国，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改社会制度。“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正是这“早熟”的文化，几千年沿袭的社会制度，使得中国革命、改变中国的制度比之欧美难上加难。也正因如此，中国要进步，也必须要考虑文化的因循传承和社会风俗的巨大惯性。
四、 中国人的关系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品性包括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道。
家是传统中国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单位。费孝通先生提到的：‚中国‘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它不是界限清楚的，而是好比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
翟学伟8先生认为关系有四个向度：短期性无选择是约定关系，长期性无选择是固定关系，短期性有选择是松散关系，长期性有选择是友谊关系。而中国人的社会思维与行为方式更加注重固定关系和友谊关系。传统社会中由家形成的人际关系是缓慢产生的，可以长久延的交往，很容易形成感情型交往。而现代生活中，人们住在新型混合式商品房社区，很难形成传统的人际关系。
梁漱溟先生提到，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这是由于他缺乏集团生活，势不可免之缺点。但他所发挥以对方之重之理，却是一大贡献。这就是：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者，关系本伟业。非惟巩固了关系，而轻重得其均衡不落一偏，若以此理应用与社会与个人之见，岂不甚妙！ 说明中国人对于彼此的关系非常重视，而且维持均衡，不偏不倚。但是儒家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却是人为建造了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其实这是一种违背中国人本性的，错误的主导思想。
中国人的交往策略之发达，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的人了。翟学伟先生人为，面子影响了人情，对人情的看重又影响了关系网的构建。中国人好面子，为了面子可以赴汤蹈火。面子体现在社会尊严、特别待遇、行为标准、期望等方面。比如说中国人在孩子满月、升学、结婚、老人的寿辰的时候，都会大加操办，邀请自己关系网中的所有的人来参加，如果人来的多，就说明自己有面子，而且每个人的贺礼与是否到场都被精准的记下，从此在人情互动上有了一个标准，作为平衡的考虑，如果不到场那就是十分的不给主人面子了。除了举办宴席，中国人也爱托关系，托朋友办事，如果对方拒绝，那自己就十分的没有面子，朋友处于对方的脸面的考虑，也不好十分拒绝，而这种帮忙也绝不是单向的，托人帮忙者在其他方面又会还给朋友这个人情面子。在我对父母这一辈的观察中，这一点十分鲜明，他们的社会网络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中国人注重脸面，由脸面生出人情，这一点几乎是脱离理性的，是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当中的。中国人说情理，就是由情生理，而西方人更注重理。我们看待西方人的处世风格时，甚至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人情淡漠或者小气。 中国人的这种人情，有时候甚至可以把真诚放在一边，不一定发自真心，但讲究客气与互惠。客气是出于面子的考虑，互惠则是中国人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平衡的的表现。梁漱溟先生也提到，中国人太讲求徇情，凡是要寻人情，而不是重事理。 今天地方的人们打官司、办事都爱找熟人、送礼、托关系，这不仅仅是所谓体制腐败导致的，和中国人的交往策略也有很大的关系。
五、 中国人的理性
周濂9教授认为相对主义开始于对于差异性的观察，文化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好坏，而有价值的探索是去关注人类社会的本性。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可以一部分基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得出，一方面有助于探究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发现自身的问题。
1. 理智与理性
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人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中国人重“读书明理”，但是并不是科学之理。中国人的理是“情理”，而西方人的理是“物理”， 西方人看重物，而中国人看重人。客观的深入的认识事物是理智，不欺好恶而明理是理性。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地、君王或人，而是理性至上的。中国的民族精神可以概括为“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
总之，西方人看重物，而中国人看重人。
2. 玄学与科学
西方人重物的理，中国人重情理，这一点的文化背景以及反应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以以中医为例。
中医是手艺，是艺术的精神，而西医是科学的精神。中医和西医的知识体系也有本质区别。西医是通过解剖和对人体科学的分析得出病因，需要临床试验来寻求治病的方法，而中医是从表象观望猜想。西医的解剖和试验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而中医猜想直观的方法是玄学的方法。科学追求精准和解析，而玄学则是整体看待。西医认为人生病是由于人的器官某部分病了，而中医认为是整体病了。西医因此对症下药，而中药中很多药的性质都很难分离开来，如人参、当归、白芷等。中医中对于病理喜欢用阴阳消长五行生克来类比，说理神乎其神，而西方则追求推理和理性的精神。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中所提到的：“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 西医的治病如同修理机器，而中医注重整个生命的盛衰和变化。中医中对于病理描述没有具体的所指，而都是某种意向。玄学的方法无需科学的检验和校正，因而较为自由，有时甚至带有奇特的幻想，因而不同的医生会有完全不同的药方。
因此，中医是玄学的态度，而西医是科学的态度。
对于中医形成背后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又提到：“中医的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其根本的观念和眼光是对的，是高于西医的。”
西医没有整体的概念，通过具体与表象去客观的解释。整体观的意义在于，它注重人与外部环境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和制约，彼此的相生相克，维持自身的平衡和避免冲突，虽然整体观容易导致不了解局部或内部的结构的情况下对系统缺乏认知，但是整体强调的一致性可以解决西医无法治疗的难题。中医无问其病，以平为期，通过损补之法，即恢复一致性的方法，恢复整体性的方法可以解决许多令人困惑的病症。但是中医因此不能系统的整理自己，故而不能进步，而西医这种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其不断探索尖端的技术，攻破疾病的难题。
中医道法自然，注重整体，恢复人的身体系统的一致性；西医通过科学的外部的手段，对症下药，可以迅速解决许多病症难题。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应该予以结合，刑礼共生共存，刑礼互用。10
中国传统文化长于情理而短于科学，成熟发达而止步不前，应当在现代的文化融合中反思，吸收有利于自身进步的因素，同时不失传统。
1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2 夏中义. 脑外科手术是如何实施的—追问苏联理论模式在中国
3 吴晗 费孝通 《皇权与绅权》
4 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
5 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
7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8 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
9 周濂 合理性与相对主义 讲座
10 刘力红 认识中医，树立新的健康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