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老汉
在涂家乡的一个养老院里见到蒋老汉的。
养老院离汪洋镇还有一段距离，我以为我们搭乘的会是一辆乡村间最普遍的泥色扑扑的小面包车，结果，结果，我设想的，还是过于奢侈。
招呼我们上车的，是个小伙子，很活络，总有一套套理由来应付你的怀疑：已经有五六号乘客了，还能挤得下三个人，何况三人中还有一个是胖子？车壳那么薄，根本没有什么安全带之类的，路面狭窄、泥泞、陡滑，安全吗？
小伙子一句“不坐的话，你就走路得了”，就让我乖乖上车，挤在扁担、竹篓间。车尾部的一张长椅子，朝车头三个人，朝车尾三个人，我望着车后窗被雨露稀和过的泥巴，紧紧抓住身边的人。
一个猛扎的下坡后，我干脆闭上了眼。
未粉刷的水泥墙，是养老院的主色调。院子里晒着三四席床单，简陋堆砌成的花坛上搁着两个干皱的南瓜。
一只狗蹓跶蹓跶进来，寻寻没啥花头，又蹓跶回去了。
院子里很静，哪怕有五六个老人坐着，他们有的在歪着头掏耳朵，有的则靠着墙眯缝着眼，有的目光凝滞的发空。后来在蒋老汉送我上车时，说：在这，太孤单了，说不了话，也没人可说，我会肚子在路边走走，日子过的蛮慢的。
第一次见到蒋老汉。老汉，出奇的瘦小。不说话时，小脸是安静而沉稳。
蒋老汉，是几个亲友凑足了钱后把他送进这养老院的：“他身子不好，尤其采石后他的肺就很糟糕了，身子骨又弱，没婆娘没娃儿的。”
蒋老汉看到我们，张罗着给我们找坐的、张罗着寻个地儿好录音：
我是1938年5月16日出生的。那会，很乱，到处都乱。听大人说，我一岁半的时候，蒋介石派飞机过来，20架飞机一起飞过来，吓得我找了个角落躲起来，虚的直打哆嗦。社会乱，根本干不好生产，蒋介石天天抓丁抢粮，家里的口粮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
三岁时，我跟着家人回到老牙堂，那是祖辈湖广上川（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来的东林乡老牙堂。我们家原本还有点地，但薄的已种不了庄稼。我有四个兄弟，还都很小，帮不上什么忙，做不了什么农活，只能靠我老汉（父亲）一人去劳动。可惜，我老汉动不动就跑去赌钱，你让爱赌钱的人怎么专注于生产啊，所以，最后，只剩我老母亲一人忙死忙活的做生产。
后来，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我们兄弟得各自去找路子来养活自己，刚好社会主义大建设需要人劳动，生产队就来招人了，我就被派去造碗厂的公路。以前哪像现在那么方便，石匠派不上多少用场，只要炮仗一点、大车一推，就掉出个大洞来。可那会到处都要修公路、凿涵洞、建大桥，到处都需要石匠，但队里偏偏缺的就是石匠。没多少时间，就有人过来问我想不想学打石，我没想什么，只觉得在工地上能吃饱饭能过日子还蛮好的，所以立即说：“干，干嘛！”
于是，我开始学打石。那年，我18岁。我记得很清楚。
于是，建设搞到哪，我就跟着师傅到哪儿学打石头。
可是，不久，我就患重病了，患病的也不止我一个。你想想，六月天那个太阳，毒，大家只穿着个幺裤，拼了老命似的在那打打抬抬的，连打“槽子”都苦着打，一天做下来，整个人都晃晃动，眼都花糊了。没办法，组织就喊我回去休息一阵子。
1966年，我28岁，我们这里开始修东山南干渠。号子，就是我在修东山南干渠的时候学来的。
当时，修的不只是东山南干渠，还有别的。
公社看人手紧张，连一批老的石匠师傅也被叫来生产。一开始，东山南干渠还没开修，公社让他们呆在屋里头，先派了好些年轻的出去做别的劳力。谁都知道，那个条件太艰苦了，年纪大的，实在承受不住的。但赶到要修东山南干渠的时候，劳力差不多都被派光了，公社就派出那些老师傅搞生产。我就一直跟在我师傅屁股后。号子，只有这些老的才喊得来，他们喊得来我就捡得到。这个比光光打石头要好耍多了。学着学着，我逐渐可以帮得上腔了。很奇怪，这就像着了魔，我一喊起，喊起我就丢不脱了。随便在哪里，只要有了钢钎，号子就能唱起。就恁地，我才把这个（号子）捡到手了。现在想想，如果我没回来，回到工地上去，我就捡不到这个高腔号子。那些被派出去的年轻人，就没捡到。
这个就是命，这个就是缘分。
我那个师傅，叫许（徐）林贵，现在应该还健在，原来家住许（徐）家坝的。说起许家坝，它在附近名声亮啊，那拨人，嗓子好点的，只要到了那个地头喊起走，团团十里都闹热得很，那拨人喊得好听，喊得起花样。他家祖传三代人都是石匠。听他说，他的祖上就立石桅杆的，清朝那会，中了科举的人才可以在祠堂或屋前立一对石桅杆。修桅杆用的石头是艮石头，大的艮石头，四个人牵手都抱不住，就那样，活生生的就立上去了。而到他这辈，不立桅杆，倒立了不少牌坊。总之，来修东山南干渠的人里头，只有徐师傅有喊的能力。
我和师傅两个，一个床铺困觉。一到晚上，他就专门给我讲号子，你要怎么怎么“喊起走”，在喊时要注意哪些哪些，还要喊数板。师傅岁数比我大好多，刚开始，他还是勉强能喊得上的，不过后来，他的声音干不过我的声音。
其实，起初我根本不晓得这个号子有多重要，晓不得哪，那时都是憋出来的。你想想，到了石场，打石抬石，使的是大力。喊不出哨子，力气跟不上来，气呼得不匀，石头怎么拗也拗不出来，几乎都是憋出来喊的。不过，号子不是憋就能憋出来的，很多人憋急了也喊不起，我们队里只有我才喊得来，从矮腔到高腔，我都能喊。现在，喊得到我这样的人，我们全区完全都没了得，死光了。喊号子还是很亏精神的，但拗不出石头，就没饭吃，
当时国家穷，大家都穷，生活费是要钱去补的。一天干下来，技工3角5，土工2角5，买米买菜买煤炭烧火，马马虎虎凑合，好些年轻的都愿意来干这个。我师傅喊不动了，我就当了师傅，也出了名。那些学徒，不管哪一个都喜欢我去喊，他们就喜欢我去提这个腔。有时，那石头紧到他们怎么拗就不出、怎么搬也搬不脱，奇怪的是，再拗不出、搬不脱的石头，只要我去，喊得个十来首，事就成了。高腔号子，套起来就好听了，得有人和你应和，尤其喊那些风流的，精神提的更足。后来，我一直想找个人来接我的班，但就找不到这么个人，大多都喊不好，也提不起这个腔，所以我一直在那干，没法子丢脱掉。
这就是命。在东山南干渠，我们打了两个隧洞，干了四年，也就是1970年。可回家不到俩月，公社又叫我去修黑龙滩水库。黑龙滩是个大工程啊，一干就耗了七年，干完我就40多岁了。此后，我再也没去过石场了，真的已经干不动了，我的肺不行，回到家也就只能干些生产。
（摘于塔石001《坭山工书》）
在追忆完一段经历后，蒋老汉常简单的用一句话打破我的沉默：这都是命，我的命。
在蒋老汉唱号子时，周旁的老人们有的笑着有的依旧眯着眼有的依旧挖他的耳朵。
蒋老汉说，这些号子，给我七日七夜也唱不完，这是我的一辈子，只可惜，我现在的肺......
听他唱号子时，我想起某篇课文里的一句话，以前我并不怎么喜欢那篇课文，但其中那句话，真觉得分明是写给蒋老汉的：
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红豆角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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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离汪洋镇还有一段距离，我以为我们搭乘的会是一辆乡村间最普遍的泥色扑扑的小面包车，结果，结果，我设想的，还是过于奢侈。
招呼我们上车的，是个小伙子，很活络，总有一套套理由来应付你的怀疑：已经有五六号乘客了，还能挤得下三个人，何况三人中还有一个是胖子？车壳那么薄，根本没有什么安全带之类的，路面狭窄、泥泞、陡滑，安全吗？
小伙子一句“不坐的话，你就走路得了”，就让我乖乖上车，挤在扁担、竹篓间。车尾部的一张长椅子，朝车头三个人，朝车尾三个人，我望着车后窗被雨露稀和过的泥巴，紧紧抓住身边的人。
一个猛扎的下坡后，我干脆闭上了眼。
未粉刷的水泥墙，是养老院的主色调。院子里晒着三四席床单，简陋堆砌成的花坛上搁着两个干皱的南瓜。
一只狗蹓跶蹓跶进来，寻寻没啥花头，又蹓跶回去了。
院子里很静，哪怕有五六个老人坐着，他们有的在歪着头掏耳朵，有的则靠着墙眯缝着眼，有的目光凝滞的发空。后来在蒋老汉送我上车时，说：在这，太孤单了，说不了话，也没人可说，我会肚子在路边走走，日子过的蛮慢的。
第一次见到蒋老汉。老汉，出奇的瘦小。不说话时，小脸是安静而沉稳。
蒋老汉，是几个亲友凑足了钱后把他送进这养老院的：“他身子不好，尤其采石后他的肺就很糟糕了，身子骨又弱，没婆娘没娃儿的。”
蒋老汉看到我们，张罗着给我们找坐的、张罗着寻个地儿好录音：
我是1938年5月16日出生的。那会，很乱，到处都乱。听大人说，我一岁半的时候，蒋介石派飞机过来，20架飞机一起飞过来，吓得我找了个角落躲起来，虚的直打哆嗦。社会乱，根本干不好生产，蒋介石天天抓丁抢粮，家里的口粮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
三岁时，我跟着家人回到老牙堂，那是祖辈湖广上川（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来的东林乡老牙堂。我们家原本还有点地，但薄的已种不了庄稼。我有四个兄弟，还都很小，帮不上什么忙，做不了什么农活，只能靠我老汉（父亲）一人去劳动。可惜，我老汉动不动就跑去赌钱，你让爱赌钱的人怎么专注于生产啊，所以，最后，只剩我老母亲一人忙死忙活的做生产。
后来，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我们兄弟得各自去找路子来养活自己，刚好社会主义大建设需要人劳动，生产队就来招人了，我就被派去造碗厂的公路。以前哪像现在那么方便，石匠派不上多少用场，只要炮仗一点、大车一推，就掉出个大洞来。可那会到处都要修公路、凿涵洞、建大桥，到处都需要石匠，但队里偏偏缺的就是石匠。没多少时间，就有人过来问我想不想学打石，我没想什么，只觉得在工地上能吃饱饭能过日子还蛮好的，所以立即说：“干，干嘛！”
于是，我开始学打石。那年，我18岁。我记得很清楚。
于是，建设搞到哪，我就跟着师傅到哪儿学打石头。
可是，不久，我就患重病了，患病的也不止我一个。你想想，六月天那个太阳，毒，大家只穿着个幺裤，拼了老命似的在那打打抬抬的，连打“槽子”都苦着打，一天做下来，整个人都晃晃动，眼都花糊了。没办法，组织就喊我回去休息一阵子。
1966年，我28岁，我们这里开始修东山南干渠。号子，就是我在修东山南干渠的时候学来的。
当时，修的不只是东山南干渠，还有别的。
公社看人手紧张，连一批老的石匠师傅也被叫来生产。一开始，东山南干渠还没开修，公社让他们呆在屋里头，先派了好些年轻的出去做别的劳力。谁都知道，那个条件太艰苦了，年纪大的，实在承受不住的。但赶到要修东山南干渠的时候，劳力差不多都被派光了，公社就派出那些老师傅搞生产。我就一直跟在我师傅屁股后。号子，只有这些老的才喊得来，他们喊得来我就捡得到。这个比光光打石头要好耍多了。学着学着，我逐渐可以帮得上腔了。很奇怪，这就像着了魔，我一喊起，喊起我就丢不脱了。随便在哪里，只要有了钢钎，号子就能唱起。就恁地，我才把这个（号子）捡到手了。现在想想，如果我没回来，回到工地上去，我就捡不到这个高腔号子。那些被派出去的年轻人，就没捡到。
这个就是命，这个就是缘分。
我那个师傅，叫许（徐）林贵，现在应该还健在，原来家住许（徐）家坝的。说起许家坝，它在附近名声亮啊，那拨人，嗓子好点的，只要到了那个地头喊起走，团团十里都闹热得很，那拨人喊得好听，喊得起花样。他家祖传三代人都是石匠。听他说，他的祖上就立石桅杆的，清朝那会，中了科举的人才可以在祠堂或屋前立一对石桅杆。修桅杆用的石头是艮石头，大的艮石头，四个人牵手都抱不住，就那样，活生生的就立上去了。而到他这辈，不立桅杆，倒立了不少牌坊。总之，来修东山南干渠的人里头，只有徐师傅有喊的能力。
我和师傅两个，一个床铺困觉。一到晚上，他就专门给我讲号子，你要怎么怎么“喊起走”，在喊时要注意哪些哪些，还要喊数板。师傅岁数比我大好多，刚开始，他还是勉强能喊得上的，不过后来，他的声音干不过我的声音。
其实，起初我根本不晓得这个号子有多重要，晓不得哪，那时都是憋出来的。你想想，到了石场，打石抬石，使的是大力。喊不出哨子，力气跟不上来，气呼得不匀，石头怎么拗也拗不出来，几乎都是憋出来喊的。不过，号子不是憋就能憋出来的，很多人憋急了也喊不起，我们队里只有我才喊得来，从矮腔到高腔，我都能喊。现在，喊得到我这样的人，我们全区完全都没了得，死光了。喊号子还是很亏精神的，但拗不出石头，就没饭吃，
当时国家穷，大家都穷，生活费是要钱去补的。一天干下来，技工3角5，土工2角5，买米买菜买煤炭烧火，马马虎虎凑合，好些年轻的都愿意来干这个。我师傅喊不动了，我就当了师傅，也出了名。那些学徒，不管哪一个都喜欢我去喊，他们就喜欢我去提这个腔。有时，那石头紧到他们怎么拗就不出、怎么搬也搬不脱，奇怪的是，再拗不出、搬不脱的石头，只要我去，喊得个十来首，事就成了。高腔号子，套起来就好听了，得有人和你应和，尤其喊那些风流的，精神提的更足。后来，我一直想找个人来接我的班，但就找不到这么个人，大多都喊不好，也提不起这个腔，所以我一直在那干，没法子丢脱掉。
这就是命。在东山南干渠，我们打了两个隧洞，干了四年，也就是1970年。可回家不到俩月，公社又叫我去修黑龙滩水库。黑龙滩是个大工程啊，一干就耗了七年，干完我就40多岁了。此后，我再也没去过石场了，真的已经干不动了，我的肺不行，回到家也就只能干些生产。
（摘于塔石001《坭山工书》）
在追忆完一段经历后，蒋老汉常简单的用一句话打破我的沉默：这都是命，我的命。
在蒋老汉唱号子时，周旁的老人们有的笑着有的依旧眯着眼有的依旧挖他的耳朵。
蒋老汉说，这些号子，给我七日七夜也唱不完，这是我的一辈子，只可惜，我现在的肺......
听他唱号子时，我想起某篇课文里的一句话，以前我并不怎么喜欢那篇课文，但其中那句话，真觉得分明是写给蒋老汉的：
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红豆角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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