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代沟<于微信公众平台-2013-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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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下面是关于代沟的解释
代沟是指两代人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的差异。“代际冲突”即由这一差异而导致的两代人在解决问题方式、评价问题标准等方面产生的分歧和矛盾。
“代沟”（generation gap）一词从英文直译过来，由著名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创用，由于译法贴切而新颖，加上易于记忆，所以马上成了常用语。从翻译的角度上看，比起原来的用语“世代隔阂”，“代沟”确是优胜一些。现代翻译的趋势看来是以短语占了上风，文绉绉的累赘译法似乎是落伍了。
generation gap一词的出现并不久，大约是六十年代后期的事吧。generation是一个总称语，指同一代的人。它所指的一“代”，大约是二十五到三十年之间，但没有定限，很可能年纪相差十年的人便会被认为是属于另一代的。至于gap一字的原义，则是缺口、裂缝或鸿沟，抽象一点的意思是指个性、意见等方面的歧异。
对于generation gap的存在与否，西方学者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初期有些心理学家认为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价值观方面都是接受传统的，所以不能承认“代沟”的存在。不过，代沟的问题越来越显著，越来越严重了，使得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为得不正视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要消减成年人与青少年之间的代沟，其实并非难事，只要“读青年人的书报，看青年人的电影与电视节目，参加青年人的活动”便可以了。
词条截自<百度百科>
文章选自<译言·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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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刚到北京时曾受邀当一个高中生英语竞赛的评委。其他两位评委都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中年社会学者，讽世而不厌世。听过无数遍关于中国过去如何之贫穷、现在如何之富强的演说之后，我对另一位评委说，这些学生们似乎有点被保护过度了。
“他们什么都不懂！”她斥责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代人都不知道。他们都被宠坏了。”
这是我过去八年里反复听到的观点，也是中国媒体从不厌倦的话题。年轻人总是被这么说。就在今年一月，极端爱国主义的媒体评论员罗援少将批评年轻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智都不够强健：“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以这样的品德意志、以这样的体格魂魄何以担当重任？”同时，作家、社会批评家慕容雪村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撰文攻击他们：“喝可乐吃汉堡，胖到近乎病态……年轻一代只相信官方声明；有些甚至认为反对官方的声音是异端。他们都懒得去了解细节。”
这些批评部分属实。我刚来那年还没成为全职作家、编辑时，曾经为了适应中国生活被迫做过一段时间外教，我有次把一个十九岁的学生从教室里硬拽出来，因为他乱发脾气、跺脚、还赖着不走。慕容说年轻人盲从政府言论这点，在公信力受社交媒体打击的当下，其实站不住脚。但罗援的评论还是有根据的。讽刺的是军官的孩子似乎更矮胖体弱。一所部队附属高级学院的老师将他们愚蠢的学生们描述为“粗短摇晃的杰宝”，私下还比较哪个学生更像香肠。 香肠的比方很生动——老一辈中国人想知道：“凭什么他们轻而易举就有的吃，而我们当年就那么困难呢？”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八零后——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从来没听说粮食配给制度，生长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我现在讲的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作为购买者和消费者主导中国媒体。不断升级的批评之声与年轻人到底有多么堕落并无关联，但这是中国城市家长和孩子们之间史无前例、不断扩张的代沟所反映出的症状。 26岁的博士生张君（音）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这不仅是代沟，更是价值观的鸿沟，财富的鸿沟，教育水平的鸿沟，关系网络的鸿沟，信息量的鸿沟。”30岁的记者林美莲（音）直截了当地说：“我跟我妈没有任何共同话题。我们什么都不能聊。她也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 家长们20岁到30岁时是在偏远的农村度过的，而他们孩子的世界里充斥着商场、苹果手机和约炮。
这种两代人的距离并不是中国特色。但其他国家的几代人之间往往有更强的延续性。我年轻时是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曼彻斯特度过的，这和我父母60年代在布里斯托和悉尼的青春已然不同。但中国80后的家长们（出生于1950年到1965年）是在毛时代的乡下长大的，跟现在孩子们的世界完全不同。他们年轻时，每个村只有一部电话，大学关闭了，工作都是上级安排的。想想西方家长们在网络时代来临、并深刻影响他们子女时表现出的茫然失措，加上操心孩子们约会、读大学、找工作，差不多就是代沟吧。家长们20岁到30岁时是在偏远的农村度过的，而他们孩子的世界里充斥着商场、苹果手机和约炮。
老一辈中国人，特别是现在五六十岁的爷爷奶奶，通常感觉更像局外人。他们也很茫然，对现在的社会规范很费解，还有很多根本搞不懂的，聚在自己同龄人的小圈子里。他们和孩子的关系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一起玩的印度和孟加拉孩子的父母，他们努力给孩子一些没必要的建议。不过孟加拉和曼彻斯特近郊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差别，也比不上70年代中国农村和现在北京的差距。
外来移民通常有稳定的价值观，源自他们母国的文化或宗教。但文革时期的中国孩子并没有体会到这种连续性。他们小时候被教导了60、70年代革命性的毛泽东主义，70年代后期他们又被告知以前灌输的东西大错特错。然后他们又学了点社会主义，却迅速被卷入吸金挣钱的大潮，最后80年代又受到了反文化自由观念的暗示，以六和谐四收场。同时，他们小时候还被斥为“反革命”的传统价值观，现在又被当权者拿来粉饰一番、奉为社会的新脊梁。
年轻人因为他们所谓的物质主义而受到非难，但是他们父母本身更相信物质，因为钱一直都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金钱——至少是对其的幻想——从未抛弃他们。“中国人爱钱，”博士生张君告诉我们，“因为它没有历史。”在经历了中国奔向财富的黑帮资本主义阶段后，老一辈人对于如何维生所持的略有道德中立的态度，能震惊他们的孩子。50多岁的诗人、登山家、资产百万的黄怒波，是公开谈论此事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在中国杂志《财新》的访谈中提到了“严重破坏的社会生态”。但他毕竟是少数，毕竟家底丰厚；更多家长只关心孩子们不够努力赚钱。 移民想让孩子们将来当医生、律师或者教授，而中国人的雄心壮志往往不在此。医疗系统挣扎于腐败之中，医生干得多、拿得少，还不受待见。律师受制于变化莫测的司法系统。教授收入，得赚外快才能收支平衡。中国家长最关心的并非专业人员的地位或社会贡献，而是钱和安全，跟具体做什么工作无关。
在上海，旧事物为新事物让步
张君是迅速成长的年轻学者，经常参加高层外交安全会议（她是我访问的人中唯一要求用化名的，考虑到自己是敏感词）。她说：“我妈完全不理解我做的事，特别是这些事都不能带来额外收入。上次过年回家时，我表兄也在。他是个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就是通过勾搭医生把假药或者价格虚高的药卖给医院，然后一起分成。我妈就一直说：‘哎呀你怎么不跟你表兄一起干这行啊！他能赚好多钱！’她知道医药代表是干嘛的，但她从不认为有什么不对。” 中国家长把钱的观念灌输进对孩子的教育中，也花钱走后门找捷径。大多数人还是不能跟我一个熟人那煤老板的家庭相比，他当时没考上清华大学，家里给他买了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公民身份，让他以“留学生”身份上清华，而有钱是他唯一的资质。但他们也可以像张君妈妈那样，每学期贿赂老师让她坐在前排，不会湮没在五六十人的班级里。 在中国还是可以凭真才实学有所作为的，但由于权贵们的介入，这条路愈发艰难。比如学艺术，仅仅参加一个全国舞蹈大赛就至少要交两三万人民币（三千到五千美元，而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月收入仅五百美元）。“真正的赢家还是以天赋取胜。但你得交钱给评委才有权入围。所以姑娘们要么靠自己亲爹，要么就得找干爹。”一个21岁的舞者告诉我。音乐方面，曾经培养杰出人才的全国顶尖音乐学院之一，现在要学生们上一次五千元（八百美元）的私下辅导课。如果大家都参与其中，最诚实的父母在培养孩子时也别无选择，有些人也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主义。57岁的退休教师韩素珍（音）说：“我们并没有以最入世的方式教育孩子。我们教的都是我们最本真的观念，有些天真无邪。但现在所有人追求的都是我们唾弃的：我们被教育要奉献社会，现在他们被教唆要尽可能为自己谋利。完全相反。没人谈论理想和自由了。”
中国史上最有前途的就是当官。表面上收入很低，但官场等级边沿上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可以保证福利和安定，就是“铁饭碗”。中等职位意味着明目张胆的勒索和单位里说一不二的地位。张君说：“我那卖药的表兄缠着我说‘你怎么不当官？那样我就能跟我的合作方说我有个当官的亲戚了，我们都能赚钱。’” 在大型国有企业中的职位，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四大”银行，仅次于当官。这些工作都是“体制内”的，有大量额外收入、社会保障、和品级相称的固定收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职位都用钱或关系明码标价。进入这行需要家长支持。去年十二月流出的一份省级国企的初级职位候选人名单上，列出了每人最有影响力的亲戚。
并不是每个位置都能买到的。25岁的高富帅李翔（音）正在参加应聘中央政府职位的考核面试。“我父母都在中央机关工作，有规定不能和直系亲属在同一部门，这让我很沮丧。”他说，“中央机关的申请系统比地方政府和国企都要干净得多；没法行贿或找关系。” 我们边吃价格高达四百元的牛排，他边跟我分析他这一步的优劣。“这意味着收入少了许多，我现在赚一万，但转工作税后只有六千。刚开始一两年是试用，只有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但是公务员的指定医院都是最好的，特别是中央政府。工作安全稳定。社保福利也好。我也确实想为人民服务。所以我申请了人民政协的咨询工作。我父母很生气！他们对我嚷着说怎么跑去一个没权没势的地方了。” 就像李翔一样，许多八零后并不如传闻中那样贪婪、物质，他们想要帮助别人。志愿活动水平虽然不及西方，但也前所未有地高，大学生和年轻白领是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创立人。但对他们父母而言，慈善公益不是什么好词。“我有个朋友的妻子生病了，家里也没钱，”张君说，“我想给他五百块钱帮帮他，但我等着见他时，我妈的声音就浮现在脑海里，说我傻。每次我给人钱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偷偷摸摸的。”我采访的另一个人说：“如果我跟我妈说我给别人钱了，她就训斥我，因为我自己都还没买房。” 未尽赡养父母义务会导致牢狱之灾。
对于那些自己的梦想被历史破坏的家长，他们更强烈地想要孩子走上自己曾经计划的道路。我第一次见到罗静青（音）时，她的自信和微微的世故让我以为她比实际年龄24岁要大。我和她在新元素吃午饭，这是家高级上海餐厅，很受她这样的年轻专业人员欢迎。 “我妈想让我成为职业女性，”她告诉我。“她在一所外国语高中读书以避免上山下乡。不然就要参军。大学重开之后她得以继续学业，毕业后分配到日本大使馆工作。她27岁时在那里遇到我爸。他们是奉子成婚，至少我爸是这么说的。现在他们离婚了。” “她老是说我毁了她的一生，”罗静青继续说道。 “她会说不要生孩子，他们把什么都毁了。她告诉我怀孕让她事业受了影响，她的生活停滞下来、最后摊上我爸，都是我的错。从我能记事起她就跟我说这些。这不是很荒谬吗？”她笑了出来，人们有时候会在可怕的事情过去很久之后这样讲出来。“但说实话，她就是想让我成为她，那个她从来没有实现的梦想。她想当医生，就想让我也当医生。我记得当时冲她喊：‘我的未来不是你做主，永远也不会。’” 但违抗父母之命是很艰难的。讽刺的是，少有的几个经历文化浩劫之后延续下来的观念之一就是孩子亏欠父母的恩情债。这一观念最早来自儒家学说，但还是通过无数格言和孝行故事发扬光大。老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这一负担对女儿来说尤为沉重。1935年一所儒家国学机构编写的道德手册教育人们：“女人生来就背负了道德债，所以此生目的就是还债。” 所有文化都不会原谅忘恩负义的孩子，这比毒蛇的牙更令人痛心疾首（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比喻），但在现代西方仍然很难想象，一个大学院长因为回老家的村子给母亲洗脚而登上头版，或者学生被要求练习下跪表示感谢父母。连法律也为尽孝提供支持；未尽赡养父母义务会导致牢狱之灾。尽管这条如许多中国法律一样，并不能给政府带来直接利益，但执行起来毫不含糊。甚至还试图严格规定必须定期探望老人。
这种儒家理想从未与现实接轨。中国人当中也有不肖之子，比如“活着不孝、死了乱叫”的伪君子。而且事实上也是经常忽略、抛弃老人的。富裕的韩国最长时间保留了未受损害的儒家文化，但老年人往往更穷，还在继续工作，自杀倾向比本来已经有强烈自杀倾向的韩国年轻人高四倍。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仅次于韩国，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三倍。但在韩国和中国，违抗父母在理论上是几大重罪之一。
麻将，上海，2012
父母对孩子的权威是伴随着棍棒而来的。对小孩子的标准咒骂就是“看我不打死你”！2011年，蔡美儿著名的《虎妈战歌》让“虎妈”的概念在西方引起了不小波澜。而作为回应，许多中国媒体找到写了原名《打进北大》一书的广东商人“狼爸”萧百佑，他在书中得意地炫耀给家里四个孩子营造的集权式虐待氛围，包括因任性顶撞打孩子，不许交友或玩耍。在北京一家法国餐厅，张君给我看了她的小腿肚，隔着丝袜还能看见长长的白色疤痕。“这是我小时候妈妈打我留下的。”
家庭压力也跟人口有关。过去，父母的期望分摊在家里的几个孩子身上。现在，计划生育让八零后处于突然倒转的金字塔底。城市中产受到的打击最严重。在农村，政策执行不严，大多数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而有钱人可以交罚款生二胎三胎。但年轻白领夫妇要赡养双方父母，还有健在的祖辈。社会保险靠不住，父母往往养儿防老。
这一点最常见的体现就是买房。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有钱买房，但他们年轻时就买——差不多27岁。建设中国新城市的农民工永远也买不起自己参与建的房子，但我认识的大多数二十多岁的白领在北京都有公寓，通常都要一百万到三百万元，但他们月入不过五千到一万。
宁可在宝马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
钱都是父母给的，他们拿出了所有积蓄，找亲戚朋友东借西凑，甚至非法集资高利贷，就是为了给孩子在首都买套房。2008年金融危机后，股市低迷但楼市依然坚挺，家长的融资行动更加积极。占有房子的欲望让两代人执迷：城市中产阶级几乎不可能在双方家庭都不给孩子买房的情况下结婚。
“你看看，”逛书店的时候我朋友指着年轻人指导类书架跟我说，“这些书说的都是同一件事：27岁结婚买房，安定下来，生孩子。这是我们父母设下的陷阱，好让我们随了他们的意愿。”陈晨晨（音）是我在报社的同事，她并不认为这是个阴谋：“我们因为买房子和父母越来越近了，结果我们越来越保守。刚开始我们心比天高。但后来才意识到父母是对的，铁饭碗才是硬道理。我08年反对父母逼我在北京买房（当时24岁）但10年还是屈服了，现在我很庆幸及时买了房。现在我知道钱是最重要的。”60岁的退休出租车司机刘俊成（音）赞同这一点，孩子和父母的观点会变得一致。“似乎孩子们跟我们一样，曾对社会抱有期望，但社会让他们的观点改变了；他们吃了亏。”
但父母的期望也会进一步有损关系。“我有个同龄的朋友，”罗静青说，“她父母只给她的房子付了首付。但她妈妈从十一月就跟她住一起，还想继续呆下去。那房子只有一个卧室。”给孩子买房不仅仅只是父母的投资，更是老了以后住在孩子家的保证，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想的。在传统大家族和邻里生活模式下，这曾经是情理之中的社会规范，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居，他们给子女住房提供的经济支持产生了额外影响。
房子也是相亲时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二十五岁左右的人更是如此。中产阶级的男方家长往往需要为没有房子的新婚夫妇提供住房。许多跟我一样的租户都不止一次因为房东的儿子结婚要新房而不得不转租。“我们管男生叫‘中国建设银行’，因为得给他们修房子，女生叫‘中国招商银行’，因为买房子都是为了她们。”我一个姓明（音）的朋友这么说。 媒体经常感慨年轻人爱情的本质，比如2010年“非诚勿扰”的女嘉宾马诺；当问到这个没正式工作的姑娘是否愿意坐在男生的自行车后座上时，她说：“我宁可坐在宝马上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这些珠光宝气的相亲赢家和炫富博客确实让人气恼。但父母们在婚介所和媒人那里提出的条件，或者周末时在各大公园给孩子们征婚时挂出来的广告，都围绕着工资和车房。
另一个英文名叫Sally的朋友，经历了当下势利而等级分明的爱情故事。就跟许多中国的故事一样，她这个听起来像是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教宣传，不过没有那种入党妇女自由恋爱的圆满结局。Sally上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出奇虔诚的党员农村小伙谈恋爱。“他太实诚了，”她无不懊悔地说，“连学生会办公室的铅笔都不敢拿。”
但他不符合Sally及其父母的期望。她想要一个能给她买手机买包包的男朋友，她父母希望未来的女婿门当户对、家境富足，毕业后工作有保障。于是Sally把他甩了，妈妈出资给她整了个鼻子，在学校钓上了一个富二代。
过了几年，她在感情中的位置居然调转了。男朋友带她见了父母，但结果不乐观。“我不能娶你，”他很直接地告诉她。“我父母希望我能跟我们这个阶层的女孩结婚。”但他说他愿意包养她，而且巨富的老爹也同意出钱。
单纯从钱的角度出发，这笔交易还算不错。但是从感情角度来说，Sally还是需要有点浪漫的幻想，而不是这么赤裸裸的交易。于是她分手了，重新开始找男朋友。“但我还是会诚实，”她神情黯淡地说，“我妈说：‘别以为还能遇到那样的了，你都不是处了。’我告诉自己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
婚姻市场上，女性的地位非常模棱两可。计划生育和选择性流产导致性别不均衡，有些地方男女比例达到120:100，这时候女孩子比较有利。但是未婚女性还会在27岁后被贴上“剩女”的标签，这是老辈人武断设下的坎。
就连本应具有女权主义观点、主要官员为50岁以上女性的全国妇联，也在官方网站登文警告28岁单身女性即将面临的社会危险和悲惨命运。“我妈老是打电话提醒我没几年时间找对象了，”一个疲倦的25岁的朋友说。“她当然就是想塞给我一个她找的那些无聊的衰人。” 一旦抢手的婚戒戴上无名指，父母压力转向生孩子。一个绝好的讽刺对话在今年春节广为流传，表现了年轻人回家时亲戚们的狂轰乱炸。你要是单身，怎么不相亲啊？你要是有对象了，怎么不结婚啊？你要是结婚了，怎么还没生孩子啊？你要是有孩子了，怎么不带回来瞧瞧啊？要是媳妇/女婿带着孩子都来了，里外三代人挤在一室一厅，矛盾更多。
媒体经常把中国人对婚姻的期盼描述为“传统的”，但其实这是毛时代之前对安定的渴求和西方物质层面的浪漫——钻戒，婚纱——结合起来的奇异产物。针对社会上和父母强调物质第一的观点，有些年轻人发明了“裸婚”，就是单纯为了爱情而结婚，不要房子、钻戒、婚宴、豪车。这个想法确实浪漫，但对年轻人来说甚至都有待商榷。2010年搜狐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年轻女性反对裸婚，认为这是男人在逃避责任。而大部分男性确实很支持裸婚。
我外婆在三四十年代长大，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更近，所以她理解我的看法。
逃避传统当然会产生摩擦。罗静青认为完全没必要参加相亲游戏，她现在和一个三十多岁、不怎么有钱的外国人住在一起。“我妈已经没有多说什么了，但我知道她还是想我找个常规的、有事业有房子的中国人。我爸觉得没关系，因为我男朋友是英国人，不是美国（北方？）佬也不是日本人。但我见证过他们不幸的婚姻，所以我对男人其实挺悲观的。我放弃组建家庭的决心。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幸福。我自己都不幸福。我也不想考虑将来要给后代留多少房产。”
然而，当八零后与父母的战争——关于职业、房子或是婚姻——打得苦涩之时，他们与祖辈的距离居然越来越近。“我外婆很赞同我当记者的雄心，”林美莲说，“她是第一个在我小时候教我英语的人。我跟她之间的共同点比跟我妈的多多了。”
林美莲继续说：“我外婆在三四十年代长大，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更近，所以她理解我的看法。”这是情感上更广泛的回应，而非常规的祖孙之情。中国关闭国门之前的世界主义，以及祖辈讲述自己经历的意愿，让两代人联系在了一起。
张君告诉我，她外公因脑震荡而患有精神疾病，留下她外婆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我外婆以前是开工厂的资本家，”罗静青说，“所以她在文革期间被整得很惨。其实很荒唐，因为我外公是地主的孩子。他当时是骑在佣人肩头去上学的。他后来当了部队里的中层干部，但人们批斗我外婆的时候，他也混在人群里。他们把外婆关了几年牛棚。”
“所以你妈妈五六岁的时候亲眼看见她的母亲被带走、父亲还背叛了母亲？”我问道。“我想是的吧。我外公就那么消失了几年。他们有三个孩子，全都得由大姐照顾。她才14岁。”
而这段故事并不是罗静青的妈妈讲出来的，这代人对自己童年的遭遇保持沉默。文革期间，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或地主意味着迫害、毒打、物资缺乏、失去各种机会。告发父母不像在苏联那样受追捧，当时狂热分子、还是学生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因告发父亲而被家人在1932年杀害。但也不是没发生过。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国熟人告诉我，他曾经为阻止兄弟告发父母藏有禁书而要杀了他。就算别人告发，孩子也会连坐——“虽然她生了我、是我的母亲，但她是反革命，是敌人。”成千上万人目睹父母遭受迫害、羞辱、暴力、下狱甚至被杀死。
朝气蓬勃的李翔是我采访的人之中和父母关系最融洽的，部分是因为他努力理解父母。“他们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非常努力。他们辛苦工作成为让我尊敬的人。我妈妈出身平庸，来自工人家庭，因此她努力考上大学。我的奶奶觉得她配不上我爸爸。她确实有阶级思想，虽然她更名改姓搬到北方以躲避文革的迫害。她是知识分子的后代，全家当时都在上海。等她回到上海寻亲时，已经没了蛛丝马迹，人都死了：父母，兄弟，姐妹，表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女孩让我见识到了最可怕的家长。就叫她Lily吧。她很聪明，很成功，美丽优雅，而她与母亲的关系一直都充斥着辱骂和蔑视——妈妈说她丑陋、懒惰、愚蠢——集中在她24岁发生的一件事上。当时她收到了妈妈写来的长信，告诉她她是被收养的，她的种种劣迹说明她不是亲生的，这就是妈妈过去无法爱她、将来也不可能爱她的原因。Lily哭着给爸爸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告诉她这件事。“你在说什么？”他很困惑地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呢。”
最后，Lily的妈妈承认那封信是她带着仇恨和痛苦编出来的。但仍然有疑点。Lily觉得关于亲生父母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自然卷的头发。这是妈妈遗传的，因为妈妈是60年代守寡的外婆出于投机想法和一个访问中国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生下的。
“所以说你妈妈是混血私生女，而当时就跟欧洲迫害女巫时那样对待外来事物，”我说。“难以想象她当时活得有多艰难。”
“也许吧，”Lily说。“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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