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声音：简论Wade-Giles system在中国
(仅仅是整理思绪所用，欢迎批评和提建议，请勿转载啥的。。。)
威妥玛（1818-1895）英国人，1842年开始和中国打交道。1852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9年出了一本Peking Syllabary. 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英国和其他国家开始在北京驻扎。1867年，他又出了本Tzu Erh Chi自迩集，为的是为大英帝国培训通晓中文，能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学生。
这样一件事，可能在每个帝国的殖民地或者征服地都会发生，本来也没什么。但是，中国那么多方言，到底该教给这些帝国未来的花朵什么样的语言呢？早在威妥玛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变出中英、中法辞典，中文学习手册啥的，但这些词典里中文的发音，实际上都是方言的发音，比如，粤语，潮汕话和闽南话。这些方言，正如当时通晓中文的英国外交官们所指出的那样，根本就不是帝国的语言。学来之后，也不能和官员们打交道。真正的帝国的语言只有一种，那就是北京话（Medows, pp）。 不仅是政府的大小官员都能听说普通话，就是普通的读书人也能用北京话互相交流。一本关于如何学习北京话的语言手册或者字典，才是花朵们所真正需要的。
中文培训班刚成立的时候，人数并不多。第一期只有五个人，第二期有七个。但后来人数就越来越多了，有时多达二十人 （Wilkinson,pp）。这些学生每天接受五个小时的训练，劳逸结合 （ibid.）。经历大概两年的训练之后，他们就被派到大英帝国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去当领事副领事之类代表英国国家尊严的官儿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去了。
这些个花朵们，到底如何认识这些中国字呢？《自迩集》，也就是他们的教科书，教导他们学习中文，发音远没有音调和语调重要（Wade, pp）。那音该如何发呢？传统的中国式发音有两种 （我印象里是有两种，如果有很多种，还望豆友们指出~），一种是同音转注，也就是用一个字来为一个和它读音一样的字注音。比如汼字，可以用扭字来注音。另一种是反切，是用两个字来注音，即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合在一起。比如，笨字，说文上的注音就是布忖切（这里面有一些小猫腻。。。）。这两种注音方式，如很多语言学家指出的那样，要求学习语言的人一开始就要认识一些基本的中文字。这样才能知道比较不常见的字的读法。对于那些极其简单和常见的字，这两种注音方法是很难起到作用的。比如，大。这个字不管是用哪种方式注音，用到的字都要比它自己要高级一些。
这种学习语言的方式对于帝国的花朵来说，是很难的，非长久之功不能成。但和中国打交道这是件迫在眉睫的事，怎么办呢？？？？？于是，照着英语，威妥玛自己用拉丁字母造了一个发音系统。这就是传说中的威妥玛拼法。威妥玛拼法中有26个字母，每个字母在这个系统里都有自己的发音，但这些发音不一定和英文里的发音相同。有些字母旁边要加上一撇‘，还有一些字母头上要加上一些标志如^。还有一些字母两两拼到一起，组成另外一些音。在音调上，原来的五个音现在只保留了四个音。
现在来评价这些音是否准确已经不太可能了。即使可以评价，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所要强调的重点在于，这个发音系统所表现的实际上是一套发音系统对另一套发音系统的挑战与替代。如果说发音/发声是对signified的召唤的话，那么发音系统的替代实际上是对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改写。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固定性是使发音/发声产生作用并引发实际效用的保证。这种改写挑战了原有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性。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就是，一句话说出来，没有人能听懂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或者每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一样。简单点说就是，话，不能被听懂了。再具体一点就是，帝国的花朵们说出来的中文，中国官员听不懂啊！！！！
这种担忧显然不是无中生有。有一次威妥玛就问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的yan是从那里来的？中国官员就说，从外国啊。威妥玛一听，就纳闷儿了。中国人没接触到外国人之前的几千年也吃yan啊。怎么会是从外国来的呢？于是，他又接着问，我说的是新鲜的，有咸味儿的那种。这时候中国官员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不是烟，而是盐啊。。为了让中国人能听懂中国话，威妥玛就教育他的学生们，音调和语调的准确性要比字的发音的准确性更重要 （Wade, 1867）。音发错了，音调或者语调是正确的，那听者还是能听出/猜出大致意思的。要是像上面那个例子，音调错了，就可能闹笑话。
这种担忧的产生也有着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威妥玛拼法是为从事于英国在华事业的爱国者设计的，为的是让中英两国互相了解对方，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为了让英国更了解中国，把中国掌握在手心里 （Cooley, Wade in China, pp）。要达到这一点，那英国人必须主动靠近中国，构建了解中国的手段和平台。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就是能够使用中国的口语和书面语和中国人交流。如果中国官员听不懂英国官员的中文，那么和中国交流的这样一个政治目的就没有达到，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不但没有得到保障，而且还有可能在众多帝国在华利益的争抢中受到损害。这对于一个严格捍卫英帝国在华每一分利益的威妥玛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相关研究可参见Hevia, Cooley, etc）。
和威妥玛相比，翟理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帝国意志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因为帝国对外事务的领导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在威妥玛看来，翟理斯是一个妄自尊大，惹是生非的官员。在政治上，不仅给英国在中国的事业添加不顺，也曾给英国海军找麻烦 （Coates，China Consuls， pp）。不仅如此，英国的对外部门 Foreign Office对翟理斯的文职工作似乎也不满意。翟理斯的华英字典1892年出第一版和1912年出第二版，翟理斯自己花费了好几千英镑，而Foreign Office对其的资助只有两百，简直不值一提。和威妥玛不同，翟理斯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人与帝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英国对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攫取上，而是建立在英国对华的文化霸权上。从Foreign Office对翟理斯微乎其微的资助来看，英国政府似乎并不十分看重翟理斯所致力于发展的这种文化上的霸权。
帝国代言人在对帝国利益认识上的分歧并不能被仅仅当做是帝国在殖民事业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来理解，相反，这恰恰是帝国利益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表现。翟理斯对于他自己对大英帝国的贡献是清楚的。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他多次提到，翟理斯提到，他这一生中为他的国家做过的事中有一件让他非常自豪的就是，他把阐释中国的权力从美国人手里夺到了自己手里，而且到目前英国人掌握这项权威为止已经二十五年了。非但如此，他还觉得他将永远享有这项权威和荣誉。
翟理斯 （H.A.Giles）也是英国人，1867年来到中国，在台湾淡水、上海和宁波领事。1892年，翟理斯出了自己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892年，翟理斯出版了自己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2年出版该字典的增订版。该字典不仅在收录的汉字数量上超越以往所有汉英字典，而且对于同一个字标注出它在不同地区的读音。这些读音包括Cantonese, “ Hakka, Foochow, Wenchow, Ningpo, Peking, Mid-China, Yangchow and Ssuch'uan, as well as in Korean, Japanese, and Annamese”. 每种读音在字典中的标志是它的所属地区的首字母 (Gile; 1912, xii)。如K for Korea, A for Annam. 关于字典里的注音与实际发音的关系，翟理斯这样解释：”These sounds are followed by the theoretical tone, which governs the entire list in practice.” (Ibid).
书中的引言部分多次提及威妥玛的拼音系统，当然是批评多于表扬。对于翟理斯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有公报私仇的嫌疑（翟理斯曾因威妥玛对其不忠实而非常不满），我就不知道了。翟理斯多次提到，他使用威妥玛的拼音系统，并不是因为他的是最好的，而是因为他的是最流行的，最常用的。为了维护威妥玛拼法，他不得不改变中文，安南文和朝鲜文的拼读，以使其不冲突威妥玛拼法。维护这一拼法，很明显不是因为他崇敬威妥玛，尽管威妥玛是他的老师。相反，翟理斯对威妥玛极尽冷嘲热讽。翟理斯这么做，另有目的。
翟理斯把威妥玛拼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威妥玛拼法放在整个东亚的图景里来处理（实际上处理的是帝国之间对殖民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共识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一个字母在两个不同的区域语言中所收到的处理的不同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两个区域一个是朝鲜半岛。首先，朝鲜半岛。韩文中的“e”和北京官话里的长音“ê”有着同样的发音，而且很容易就被发成“o”和“ö”音。这个“e”在拼写中出现的时候，即可以读成长音，又可以被读成短音。为了避免混淆，凡是有辅音和尾音紧随的韩文中的“e”音，一律将被写成“ö”。这样它就不会和威妥玛分配给“e”的第二个短音相混淆，而这个短音在英文里是发成“u”的音。以pen，pek这两个词来说，本来这两个词的读音应该写成“pên”和“pêk”，现在却只能被迫写成“pön”和“pök”（wade; 1892, xxix）。
第二个是越南的例子。十九世纪末，法国作为越南的宗主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对越南语的发音方式 （为什么翟理斯要参考越南音？好问题，要思考一下）。在“e”音上，对于葡萄牙-法国发音系统与威妥玛发音系统的关联，翟理斯是这么解释的：葡萄牙-法国系统中的“â”实际上对应的是威妥玛系统中的“ê”音，所以phân, phât 都应被写为fên, fêt (Wade; 1892, xxxi). 而与葡萄牙-法国系统的相关联的“â” 音相关联的“a”音与“ă”音因为与英语发音中的短音“a”极其相似而不做变形处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越南学的学者就总是会发现英国的汉学家所使用的“a，ă ”两个音“correspond with theirs, and their â will always be written ê. There is absolutely no exception”(ibid.).
翟理斯对威妥玛拼法和对葡萄牙-法国拼法的嫁接处理，自然是对二者的简化和扭曲。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但他觉得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 “The fact of the sounds of Chinese and Annamese being thus reduced to a common standard will facilitate, for the purpose of philology, and for the uses of students of all pure Chinese or mixed Chinese idioms, comparisons generally, and will, it is hoped, tend to solve many puzzles connected with the letter changes of each idiom”（Ibid）。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中文和越南文中的习语的变化，这固然是勇敢的尝试。但这种理解方式是经历了威妥玛拼法和葡萄牙-法国拼法的调节，而两种拼法又是为了英语使用者和法语使用者的语言背景和使用方便而设计的。这中间的种种扭曲不但没有被当做是认识中文和越南文的束缚，反而被认为是认识两种语言的有效途径。帝国对声音的理解和掌控，从这里可见一斑。
同样重要的是，翟理斯对两种拼法的嫁接，表现出他对法国占有越南以及对越南语拥有充分的阐释权的认可。实际上，他刻意强调了正是为了法语使用者的便利起见，自己才把这两种拼音系统嫁接到一起。嫁接到一起的结果就是，英语使用者可以在不违背法语对越南语的掌控的情况下学习越南语，而法语使用者也可以在不违背英语对中文的掌控下学习中文。这种声音上的嫁接与疏通，实际上体现的是帝国之间对殖民地归属权和阐释权的归属问题的调节、交流与合作。
相比于政府官员的漠不关心，翟理斯的书受到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和教会的支持。更有人赞扬说，Giles的书是所有学习中文的学生的福音。
就这样，一个全新的用26个字母的组合的拼读中国字的发音系统就被造出来，教授给大英帝国的在中国的官员们。后来德国和法国也采用了这套发音方式。威妥玛退休之后，就去剑桥大学当了中国教授 (Professor of Chinese)。这套本来是为帝国交流和掌控中国所用的发音系统，也成为西方学界学习中国和拼写中国名称的标准方式。
好吧，写了这么多，发现没有几句是我真正想说的，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写些什么。虽然这样，多多少少还是有了一点点思路。我现在正在写下半集，关于Giles的。一会儿就更新。。
威妥玛（1818-1895）英国人，1842年开始和中国打交道。1852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9年出了一本Peking Syllabary. 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英国和其他国家开始在北京驻扎。1867年，他又出了本Tzu Erh Chi自迩集，为的是为大英帝国培训通晓中文，能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学生。
这样一件事，可能在每个帝国的殖民地或者征服地都会发生，本来也没什么。但是，中国那么多方言，到底该教给这些帝国未来的花朵什么样的语言呢？早在威妥玛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变出中英、中法辞典，中文学习手册啥的，但这些词典里中文的发音，实际上都是方言的发音，比如，粤语，潮汕话和闽南话。这些方言，正如当时通晓中文的英国外交官们所指出的那样，根本就不是帝国的语言。学来之后，也不能和官员们打交道。真正的帝国的语言只有一种，那就是北京话（Medows, pp）。 不仅是政府的大小官员都能听说普通话，就是普通的读书人也能用北京话互相交流。一本关于如何学习北京话的语言手册或者字典，才是花朵们所真正需要的。
中文培训班刚成立的时候，人数并不多。第一期只有五个人，第二期有七个。但后来人数就越来越多了，有时多达二十人 （Wilkinson,pp）。这些学生每天接受五个小时的训练，劳逸结合 （ibid.）。经历大概两年的训练之后，他们就被派到大英帝国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去当领事副领事之类代表英国国家尊严的官儿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去了。
这些个花朵们，到底如何认识这些中国字呢？《自迩集》，也就是他们的教科书，教导他们学习中文，发音远没有音调和语调重要（Wade, pp）。那音该如何发呢？传统的中国式发音有两种 （我印象里是有两种，如果有很多种，还望豆友们指出~），一种是同音转注，也就是用一个字来为一个和它读音一样的字注音。比如汼字，可以用扭字来注音。另一种是反切，是用两个字来注音，即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合在一起。比如，笨字，说文上的注音就是布忖切（这里面有一些小猫腻。。。）。这两种注音方式，如很多语言学家指出的那样，要求学习语言的人一开始就要认识一些基本的中文字。这样才能知道比较不常见的字的读法。对于那些极其简单和常见的字，这两种注音方法是很难起到作用的。比如，大。这个字不管是用哪种方式注音，用到的字都要比它自己要高级一些。
这种学习语言的方式对于帝国的花朵来说，是很难的，非长久之功不能成。但和中国打交道这是件迫在眉睫的事，怎么办呢？？？？？于是，照着英语，威妥玛自己用拉丁字母造了一个发音系统。这就是传说中的威妥玛拼法。威妥玛拼法中有26个字母，每个字母在这个系统里都有自己的发音，但这些发音不一定和英文里的发音相同。有些字母旁边要加上一撇‘，还有一些字母头上要加上一些标志如^。还有一些字母两两拼到一起，组成另外一些音。在音调上，原来的五个音现在只保留了四个音。
现在来评价这些音是否准确已经不太可能了。即使可以评价，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所要强调的重点在于，这个发音系统所表现的实际上是一套发音系统对另一套发音系统的挑战与替代。如果说发音/发声是对signified的召唤的话，那么发音系统的替代实际上是对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改写。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固定性是使发音/发声产生作用并引发实际效用的保证。这种改写挑战了原有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性。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就是，一句话说出来，没有人能听懂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或者每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一样。简单点说就是，话，不能被听懂了。再具体一点就是，帝国的花朵们说出来的中文，中国官员听不懂啊！！！！
这种担忧显然不是无中生有。有一次威妥玛就问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的yan是从那里来的？中国官员就说，从外国啊。威妥玛一听，就纳闷儿了。中国人没接触到外国人之前的几千年也吃yan啊。怎么会是从外国来的呢？于是，他又接着问，我说的是新鲜的，有咸味儿的那种。这时候中国官员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不是烟，而是盐啊。。为了让中国人能听懂中国话，威妥玛就教育他的学生们，音调和语调的准确性要比字的发音的准确性更重要 （Wade, 1867）。音发错了，音调或者语调是正确的，那听者还是能听出/猜出大致意思的。要是像上面那个例子，音调错了，就可能闹笑话。
这种担忧的产生也有着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威妥玛拼法是为从事于英国在华事业的爱国者设计的，为的是让中英两国互相了解对方，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为了让英国更了解中国，把中国掌握在手心里 （Cooley, Wade in China, pp）。要达到这一点，那英国人必须主动靠近中国，构建了解中国的手段和平台。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就是能够使用中国的口语和书面语和中国人交流。如果中国官员听不懂英国官员的中文，那么和中国交流的这样一个政治目的就没有达到，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不但没有得到保障，而且还有可能在众多帝国在华利益的争抢中受到损害。这对于一个严格捍卫英帝国在华每一分利益的威妥玛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相关研究可参见Hevia, Cooley, etc）。
和威妥玛相比，翟理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帝国意志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因为帝国对外事务的领导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在威妥玛看来，翟理斯是一个妄自尊大，惹是生非的官员。在政治上，不仅给英国在中国的事业添加不顺，也曾给英国海军找麻烦 （Coates，China Consuls， pp）。不仅如此，英国的对外部门 Foreign Office对翟理斯的文职工作似乎也不满意。翟理斯的华英字典1892年出第一版和1912年出第二版，翟理斯自己花费了好几千英镑，而Foreign Office对其的资助只有两百，简直不值一提。和威妥玛不同，翟理斯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人与帝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英国对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攫取上，而是建立在英国对华的文化霸权上。从Foreign Office对翟理斯微乎其微的资助来看，英国政府似乎并不十分看重翟理斯所致力于发展的这种文化上的霸权。
帝国代言人在对帝国利益认识上的分歧并不能被仅仅当做是帝国在殖民事业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来理解，相反，这恰恰是帝国利益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表现。翟理斯对于他自己对大英帝国的贡献是清楚的。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他多次提到，翟理斯提到，他这一生中为他的国家做过的事中有一件让他非常自豪的就是，他把阐释中国的权力从美国人手里夺到了自己手里，而且到目前英国人掌握这项权威为止已经二十五年了。非但如此，他还觉得他将永远享有这项权威和荣誉。
翟理斯 （H.A.Giles）也是英国人，1867年来到中国，在台湾淡水、上海和宁波领事。1892年，翟理斯出了自己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892年，翟理斯出版了自己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2年出版该字典的增订版。该字典不仅在收录的汉字数量上超越以往所有汉英字典，而且对于同一个字标注出它在不同地区的读音。这些读音包括Cantonese, “ Hakka, Foochow, Wenchow, Ningpo, Peking, Mid-China, Yangchow and Ssuch'uan, as well as in Korean, Japanese, and Annamese”. 每种读音在字典中的标志是它的所属地区的首字母 (Gile; 1912, xii)。如K for Korea, A for Annam. 关于字典里的注音与实际发音的关系，翟理斯这样解释：”These sounds are followed by the theoretical tone, which governs the entire list in practice.” (Ibid).
书中的引言部分多次提及威妥玛的拼音系统，当然是批评多于表扬。对于翟理斯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有公报私仇的嫌疑（翟理斯曾因威妥玛对其不忠实而非常不满），我就不知道了。翟理斯多次提到，他使用威妥玛的拼音系统，并不是因为他的是最好的，而是因为他的是最流行的，最常用的。为了维护威妥玛拼法，他不得不改变中文，安南文和朝鲜文的拼读，以使其不冲突威妥玛拼法。维护这一拼法，很明显不是因为他崇敬威妥玛，尽管威妥玛是他的老师。相反，翟理斯对威妥玛极尽冷嘲热讽。翟理斯这么做，另有目的。
翟理斯把威妥玛拼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威妥玛拼法放在整个东亚的图景里来处理（实际上处理的是帝国之间对殖民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共识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一个字母在两个不同的区域语言中所收到的处理的不同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两个区域一个是朝鲜半岛。首先，朝鲜半岛。韩文中的“e”和北京官话里的长音“ê”有着同样的发音，而且很容易就被发成“o”和“ö”音。这个“e”在拼写中出现的时候，即可以读成长音，又可以被读成短音。为了避免混淆，凡是有辅音和尾音紧随的韩文中的“e”音，一律将被写成“ö”。这样它就不会和威妥玛分配给“e”的第二个短音相混淆，而这个短音在英文里是发成“u”的音。以pen，pek这两个词来说，本来这两个词的读音应该写成“pên”和“pêk”，现在却只能被迫写成“pön”和“pök”（wade; 1892, xxix）。
第二个是越南的例子。十九世纪末，法国作为越南的宗主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对越南语的发音方式 （为什么翟理斯要参考越南音？好问题，要思考一下）。在“e”音上，对于葡萄牙-法国发音系统与威妥玛发音系统的关联，翟理斯是这么解释的：葡萄牙-法国系统中的“â”实际上对应的是威妥玛系统中的“ê”音，所以phân, phât 都应被写为fên, fêt (Wade; 1892, xxxi). 而与葡萄牙-法国系统的相关联的“â” 音相关联的“a”音与“ă”音因为与英语发音中的短音“a”极其相似而不做变形处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越南学的学者就总是会发现英国的汉学家所使用的“a，ă ”两个音“correspond with theirs, and their â will always be written ê. There is absolutely no exception”(ibid.).
翟理斯对威妥玛拼法和对葡萄牙-法国拼法的嫁接处理，自然是对二者的简化和扭曲。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但他觉得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 “The fact of the sounds of Chinese and Annamese being thus reduced to a common standard will facilitate, for the purpose of philology, and for the uses of students of all pure Chinese or mixed Chinese idioms, comparisons generally, and will, it is hoped, tend to solve many puzzles connected with the letter changes of each idiom”（Ibid）。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中文和越南文中的习语的变化，这固然是勇敢的尝试。但这种理解方式是经历了威妥玛拼法和葡萄牙-法国拼法的调节，而两种拼法又是为了英语使用者和法语使用者的语言背景和使用方便而设计的。这中间的种种扭曲不但没有被当做是认识中文和越南文的束缚，反而被认为是认识两种语言的有效途径。帝国对声音的理解和掌控，从这里可见一斑。
同样重要的是，翟理斯对两种拼法的嫁接，表现出他对法国占有越南以及对越南语拥有充分的阐释权的认可。实际上，他刻意强调了正是为了法语使用者的便利起见，自己才把这两种拼音系统嫁接到一起。嫁接到一起的结果就是，英语使用者可以在不违背法语对越南语的掌控的情况下学习越南语，而法语使用者也可以在不违背英语对中文的掌控下学习中文。这种声音上的嫁接与疏通，实际上体现的是帝国之间对殖民地归属权和阐释权的归属问题的调节、交流与合作。
相比于政府官员的漠不关心，翟理斯的书受到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和教会的支持。更有人赞扬说，Giles的书是所有学习中文的学生的福音。
就这样，一个全新的用26个字母的组合的拼读中国字的发音系统就被造出来，教授给大英帝国的在中国的官员们。后来德国和法国也采用了这套发音方式。威妥玛退休之后，就去剑桥大学当了中国教授 (Professor of Chinese)。这套本来是为帝国交流和掌控中国所用的发音系统，也成为西方学界学习中国和拼写中国名称的标准方式。
好吧，写了这么多，发现没有几句是我真正想说的，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写些什么。虽然这样，多多少少还是有了一点点思路。我现在正在写下半集，关于Giles的。一会儿就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