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香》——刘永春（轉文）
《天香》是王安忆第一次涉足历史题材，但是她刻画上海历史与命运的写作初衷并未改变。借助宏大的历史体现作家对人生的体验，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常用笔法，然而微妙的人性体验往往被巨大的历史阴影遮蔽和摧残。在王安忆这里，仿佛一切有了不同。细腻的情感摹绘，立体的人格塑造和跌宕起伏的命运程式是她一贯的长处，在《天香》里，她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彻底释放。基于种种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卷帙浩繁的长篇一定会成为2011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标志，也会成为王安忆本人创作的新的里程碑。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左翼小说兴起以来，如何将人物性格从巨大的历史压力下解放出来，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面对的艺术难题，这个世纪难题如此顽固地传承下来，以至于成为观察中国当代小说的一面镜子、一把尺子。王安忆在《天香》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她把人物与事物的命运联系起来，在事物所代表的文化及其命运中展示人物性格的特殊性、丰富性和多变性。这种写法结合了中国古代章回体和现代史诗体两种完全不同艺术范式的优长，在呈现人物的时候跨越了现实/历史、社会/精神、意识形态/内心审美等等传统小说难以逾越的分界线，既与以往王安忆小说的不介入叙事有别，又与全知叙事明显不同。可以说，王安忆找到了另一把神奇的钥匙，使她通往文本深处和人性底层的道路格外平坦、顺畅。让人物从历史地表自动呈现，这是多少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王安忆的努力使得我们有了看到这种艺术状态的希望。在纵向的史诗性与横向的抒情性之间，王安忆找到的是一条综合的道路。性格，在这里，不再是环境的产物，而是与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脱离了环境，性格就不复存在也不再具有任何典型意义。性格，成为一种人格，而非简单的心理结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可以说有自己的命运，却很难说清楚她的性格是什么，但《天香》中的众多人物却拥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与《红楼梦》相似。后世学习红楼笔法的作家不在少数，但能把《红楼梦》写人技巧学到极致的作家并不多见。刻画人物形象，无疑是一部小说的灵魂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天香》是成功的。
在艺术方法方面，王安忆一反以前将人物置于小说中心的做法，赋予人物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深远的社会背景，在多样的文化风俗下对人物的心理和性格进行立体描绘。就像塑像一样，一层层的历史油彩、心理粉底涂染在人物的身上，影影憧憧的命运魅影频繁出现在叙事的路上，浓厚的墨色与亮丽的织锦辉映着人生的低沉与飞扬。镇海、柯海；小绸、闵女子；阿潜、希昭——一组组人物都生活在蓊郁的文化氛围之中，别样的人生故事或落寞或传奇地不断发展着。人性，如同墨香一样，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难以捕捉。第一卷《造园》集中刻画了男性群像，第二卷《绣画》则集中雕琢了女性群体。如同太极图般，男女两性形象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多姿多彩的肖像系列。这些人物间千丝万缕的彼此关联使得小说成为一个致密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网络中每个性格从不同侧面得到展示，从而立体呈现出来。在描写人物性格的方法方面，王安忆得到了《红楼梦》的真传，延续了群像与个体结合的写法。这种写法带来的叙事效果是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而是几个人物互相接力共同推进小说叙事。自然，这样的叙事方式也导致叙事节奏的多变和情节氛围的多样。小说于是呈现出变奏的整体态势，而非单一线性的音乐调式。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和时代背景的迁移变动都得到了很好的形式化的文本呈示。叙事的节奏与生活的韵律合一，交织出交响乐般的雄大气魄。作为女作家，王安忆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历史、塑造人物和掌控叙事，可见其小说创作的纯熟精湛。
在史诗性方面，王安忆将宏大历史背景具体化为人物生活中“不可见”的外在因素，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以来，史诗性往往与宏大叙事相联系，使得“史诗性”成为小说表现历史本质、忽略人性深度的一种表现。外在的历史因素过度入侵小说的叙事世界，造成的结果是人物生活空间被压扁，人物性格成为某种历史观点的代言，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的人性结构彻底被填平。《天香》是王安忆第一次涉足历史题材，她非但没有延续上述模式，反而以深广的人性书写带动了浓厚的历史氛围，使得小说丰满而立体地呈现了鲜活的人物性格。人物性格与人性真正统一在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不再龃龉对抗。《天香》的史诗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城市（上海）的总体历史和家族的总体命运。两者相互辉映，共同构成小说中男男女女们所生活其中的隐性舞台。对于上海，小说有很多侧面描写，其中最为直接的是申明世的话语：“就上海这一圈地，原是纤歌牧笛，桑田人家，本朝方始商船流通，即成繁荣之地，但根基陋浅，实是个市井无疑，恶语谓之鄙俗，好言则称新派，看和听都喜好悦耳悦目，也就是声色犬马吧！”鄙俗与新派是海派文化的特征，两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小说中的人物们大多秉承隐逸传统，对北方官场文化敬而远之，颇类《红楼梦》中宝玉的文化人格。王安忆在自己小说创作中始终孜孜以求地对上海文化进行讨论，也许这段话可以看作是王安忆对海派文化本质的终极认识。根植于江淮平原的乡村经验，海派文化对北方文化自动形成内心的抗拒感，这种抗拒感又使得海派人格拥有了自豪的资本，加上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富足，海派文人成为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的人格类型。同样由于上述原因，俚俗的文化形态容易成为海派文化的核心结构，同时海派对高雅的理解也与北方有着显著不同。如果说大观园是北方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那么《天香》中的园子则更多具有形而上的精神家园的意味。那些男性知识分子躲避世俗名利，隐逸于假山假水的拟想田园，既得自然之舒适惬意，又得都市之便利富庶，比起中国古代的隐士们又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了。于是，他们的情感方式也就与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不同，爱与恨都沾染了浑然天成的执拗与傲气，与市井情感更相去甚远。只有在这种背景里，小说里的爱恨才具有理解的可能性，尤其是柯海与小绸的缠绵纠葛更不是常见爱情模式，同样不是北方主流文化语境能够催生和容忍的。当然，这样的异样情感较之寻常故事，较之王安忆此前小说中的淡然恬适都焕发出更加璀璨的艺术光辉和人性力量。“申家人都是一种人，无邪、无忧、无虑，因此而无赖。”这里的“无赖”显然是对申家人执着于情感的善意概括。因为这些“无邪、无忧、无虑、无赖”的人性状态，小说没有大悲大喜、善恶正邪、势不两立的尖锐对立，更多的同情、理解、宽容、会心的情感力量。这些可爱的人物群像构成的人性图画宛似一幅江南山水，徐徐展开，而又余味深厚。作为家族历史，《天香》具有与《红楼梦》同样的挽歌情调。小说中的人物们既是鲜活的人性个体，同时也是无法改移的历史宿命的符码。现代家族小说多选取家族由无到有的兴盛过程或者由盛极衰的败亡过程，而《天香》第一部虽然主要在于前者，却隐隐流露出后者的诸多信息。小绸，身负巨大的情感伤痛，却同时关注着这个给自己带来伤痛的家族的未来命运。“漫想中，那船人已到了绣阁底下，阿潜喊着‘大娘’，手里擎着一大球芍药花，穿上人都仰头看，眼望去，全是粉雕玉琢的人。绮绫衣裳，金银钗环，一船的锦绣，好看得令人担心，担心世事难料，若要有半点变迁，这金枝玉叶都惊动不起。小绸想如今自己年过四十，柯海又要长两岁，公公且已是花甲之年，护这一家子还能护几时？再说，天灾人祸全是命定，又是谁能护得谁？小绸心里不禁阴郁起来……她也知道轮不着她发愁，只不过是看着娇儿娇女，不由地想到将来。到底是上了岁数，免不了瞻前顾后，因为知道时间的迅疾，几十年不过一晃眼的功夫，也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些微妙的感慨出自小绸之心，出自叙事者之眼，更出自作家的人生思考。姹紫嫣红变为断壁残垣，这本是中国文学的常态，更是《红楼梦》的人生主题，到了《天香》这里，虽然是类似的过程却同样惊心动魄。在这样的家族命运背景上，镇海的遁世出家实则是一个象征，同样小绸等女性在绣阁上的辛勤织绣也具有历史预言的叙事功能。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整部小说是一部家族败落的历史图卷，也是人生命运的总体象征。悲剧感，是这幅画图的底色。
在世情描绘方面，小说尽力铺展叙事视野，采用点染与织绣的方法把人物层层编织进稠密的社会之网中。点染法，是王安忆的特长，在《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这些长篇中均有采用。这种方法到了《天香》仍然得到沿用。表面看来，点染法刻画的人物有些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而独立存在，但其实这类人物与历史背景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因为他们反映的不是历史的脸相而是历史的心相。如果说荣宁二府是封建社会末世的微缩景观，那么天香园就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开端的见证。小说以具体的人物的鲜活命运映射了封建经济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以及夭折。小说绕开了人物生活具体时代的全貌，使得人物命运与社会历史的本质直接相连，形成了更加深层的语义结构和叙事机制。这种方式超越了现实主义以人物作为历史本质符码的机械叙事，以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烛照人类文化的自然进程，立意高远而雄大。当然，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古典小说常用的手段，如《三国演义》三家归晋说明了分久必合的历史定律，《水浒传》宋江的归顺则说明暴民文化的局限性。到了现代现实主义小说，这种手段被继承下来，吴荪甫的失败就是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失败，《红旗谱》中农民对地主的反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鹿三则是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化身等等。这些将人物符码化的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是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原理，但在文学性上却失色许多。王安忆以具体入微的人物命运提点时代历史本质，使得小说既具有文学性上的丰润圆满，又具有历史性上的严整厚实；既具有打动人心的文学力量，又具有真实具体的认知功能。应该说，在这方面，《天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对于王安忆以往的小说创作而言，《天香》的点染更加高超，丝毫没有牵强感，与《长恨歌》直露的表意方式和有限的诗意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天香》是王安忆本人的叙事新进展，更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的新突破。
在百科全书式的结构方面，《天香》直追《红楼梦》，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湛的理解。自《红楼梦》之后，中国历代作家都渴望达到曹雪芹对社会的认识深度和表现力度，但大多差强人意。《天香》对百科全书式结构的使用显得游刃有余。在人物形象与历史本质间的巨大缝隙里，全景式的社会风俗文化填补了文本的诗意空间，让小说的骨与肉之间有了紧密而合理的关联关系，不再空洞单调。小说涉及到了建筑、制墨、刺绣、浚河、婚嫁、漆艺、石塑、蚕桑、书画、讼狱、礼佛、戏曲、年节、种植等等风俗与生活，立体展示了万历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内容，从上层贵族到底层百姓，从文人大夫到贩夫走卒，无一不包。人，生活在文化中，性格的历史意义就有了生动的现实表象。人，成了各种文化意味的总和。
总体看来，《天香》所显示的叙事突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性格刻画深刻精准，结构精致深沉，所展示的人性具有审美和历史的双重深度。对王安忆和她的小说创作而言，其中的意义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明晰。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左翼小说兴起以来，如何将人物性格从巨大的历史压力下解放出来，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面对的艺术难题，这个世纪难题如此顽固地传承下来，以至于成为观察中国当代小说的一面镜子、一把尺子。王安忆在《天香》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她把人物与事物的命运联系起来，在事物所代表的文化及其命运中展示人物性格的特殊性、丰富性和多变性。这种写法结合了中国古代章回体和现代史诗体两种完全不同艺术范式的优长，在呈现人物的时候跨越了现实/历史、社会/精神、意识形态/内心审美等等传统小说难以逾越的分界线，既与以往王安忆小说的不介入叙事有别，又与全知叙事明显不同。可以说，王安忆找到了另一把神奇的钥匙，使她通往文本深处和人性底层的道路格外平坦、顺畅。让人物从历史地表自动呈现，这是多少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王安忆的努力使得我们有了看到这种艺术状态的希望。在纵向的史诗性与横向的抒情性之间，王安忆找到的是一条综合的道路。性格，在这里，不再是环境的产物，而是与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脱离了环境，性格就不复存在也不再具有任何典型意义。性格，成为一种人格，而非简单的心理结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可以说有自己的命运，却很难说清楚她的性格是什么，但《天香》中的众多人物却拥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与《红楼梦》相似。后世学习红楼笔法的作家不在少数，但能把《红楼梦》写人技巧学到极致的作家并不多见。刻画人物形象，无疑是一部小说的灵魂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天香》是成功的。
在艺术方法方面，王安忆一反以前将人物置于小说中心的做法，赋予人物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深远的社会背景，在多样的文化风俗下对人物的心理和性格进行立体描绘。就像塑像一样，一层层的历史油彩、心理粉底涂染在人物的身上，影影憧憧的命运魅影频繁出现在叙事的路上，浓厚的墨色与亮丽的织锦辉映着人生的低沉与飞扬。镇海、柯海；小绸、闵女子；阿潜、希昭——一组组人物都生活在蓊郁的文化氛围之中，别样的人生故事或落寞或传奇地不断发展着。人性，如同墨香一样，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难以捕捉。第一卷《造园》集中刻画了男性群像，第二卷《绣画》则集中雕琢了女性群体。如同太极图般，男女两性形象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多姿多彩的肖像系列。这些人物间千丝万缕的彼此关联使得小说成为一个致密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网络中每个性格从不同侧面得到展示，从而立体呈现出来。在描写人物性格的方法方面，王安忆得到了《红楼梦》的真传，延续了群像与个体结合的写法。这种写法带来的叙事效果是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而是几个人物互相接力共同推进小说叙事。自然，这样的叙事方式也导致叙事节奏的多变和情节氛围的多样。小说于是呈现出变奏的整体态势，而非单一线性的音乐调式。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和时代背景的迁移变动都得到了很好的形式化的文本呈示。叙事的节奏与生活的韵律合一，交织出交响乐般的雄大气魄。作为女作家，王安忆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历史、塑造人物和掌控叙事，可见其小说创作的纯熟精湛。
在史诗性方面，王安忆将宏大历史背景具体化为人物生活中“不可见”的外在因素，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以来，史诗性往往与宏大叙事相联系，使得“史诗性”成为小说表现历史本质、忽略人性深度的一种表现。外在的历史因素过度入侵小说的叙事世界，造成的结果是人物生活空间被压扁，人物性格成为某种历史观点的代言，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的人性结构彻底被填平。《天香》是王安忆第一次涉足历史题材，她非但没有延续上述模式，反而以深广的人性书写带动了浓厚的历史氛围，使得小说丰满而立体地呈现了鲜活的人物性格。人物性格与人性真正统一在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不再龃龉对抗。《天香》的史诗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城市（上海）的总体历史和家族的总体命运。两者相互辉映，共同构成小说中男男女女们所生活其中的隐性舞台。对于上海，小说有很多侧面描写，其中最为直接的是申明世的话语：“就上海这一圈地，原是纤歌牧笛，桑田人家，本朝方始商船流通，即成繁荣之地，但根基陋浅，实是个市井无疑，恶语谓之鄙俗，好言则称新派，看和听都喜好悦耳悦目，也就是声色犬马吧！”鄙俗与新派是海派文化的特征，两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小说中的人物们大多秉承隐逸传统，对北方官场文化敬而远之，颇类《红楼梦》中宝玉的文化人格。王安忆在自己小说创作中始终孜孜以求地对上海文化进行讨论，也许这段话可以看作是王安忆对海派文化本质的终极认识。根植于江淮平原的乡村经验，海派文化对北方文化自动形成内心的抗拒感，这种抗拒感又使得海派人格拥有了自豪的资本，加上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富足，海派文人成为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的人格类型。同样由于上述原因，俚俗的文化形态容易成为海派文化的核心结构，同时海派对高雅的理解也与北方有着显著不同。如果说大观园是北方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那么《天香》中的园子则更多具有形而上的精神家园的意味。那些男性知识分子躲避世俗名利，隐逸于假山假水的拟想田园，既得自然之舒适惬意，又得都市之便利富庶，比起中国古代的隐士们又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了。于是，他们的情感方式也就与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不同，爱与恨都沾染了浑然天成的执拗与傲气，与市井情感更相去甚远。只有在这种背景里，小说里的爱恨才具有理解的可能性，尤其是柯海与小绸的缠绵纠葛更不是常见爱情模式，同样不是北方主流文化语境能够催生和容忍的。当然，这样的异样情感较之寻常故事，较之王安忆此前小说中的淡然恬适都焕发出更加璀璨的艺术光辉和人性力量。“申家人都是一种人，无邪、无忧、无虑，因此而无赖。”这里的“无赖”显然是对申家人执着于情感的善意概括。因为这些“无邪、无忧、无虑、无赖”的人性状态，小说没有大悲大喜、善恶正邪、势不两立的尖锐对立，更多的同情、理解、宽容、会心的情感力量。这些可爱的人物群像构成的人性图画宛似一幅江南山水，徐徐展开，而又余味深厚。作为家族历史，《天香》具有与《红楼梦》同样的挽歌情调。小说中的人物们既是鲜活的人性个体，同时也是无法改移的历史宿命的符码。现代家族小说多选取家族由无到有的兴盛过程或者由盛极衰的败亡过程，而《天香》第一部虽然主要在于前者，却隐隐流露出后者的诸多信息。小绸，身负巨大的情感伤痛，却同时关注着这个给自己带来伤痛的家族的未来命运。“漫想中，那船人已到了绣阁底下，阿潜喊着‘大娘’，手里擎着一大球芍药花，穿上人都仰头看，眼望去，全是粉雕玉琢的人。绮绫衣裳，金银钗环，一船的锦绣，好看得令人担心，担心世事难料，若要有半点变迁，这金枝玉叶都惊动不起。小绸想如今自己年过四十，柯海又要长两岁，公公且已是花甲之年，护这一家子还能护几时？再说，天灾人祸全是命定，又是谁能护得谁？小绸心里不禁阴郁起来……她也知道轮不着她发愁，只不过是看着娇儿娇女，不由地想到将来。到底是上了岁数，免不了瞻前顾后，因为知道时间的迅疾，几十年不过一晃眼的功夫，也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些微妙的感慨出自小绸之心，出自叙事者之眼，更出自作家的人生思考。姹紫嫣红变为断壁残垣，这本是中国文学的常态，更是《红楼梦》的人生主题，到了《天香》这里，虽然是类似的过程却同样惊心动魄。在这样的家族命运背景上，镇海的遁世出家实则是一个象征，同样小绸等女性在绣阁上的辛勤织绣也具有历史预言的叙事功能。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整部小说是一部家族败落的历史图卷，也是人生命运的总体象征。悲剧感，是这幅画图的底色。
在世情描绘方面，小说尽力铺展叙事视野，采用点染与织绣的方法把人物层层编织进稠密的社会之网中。点染法，是王安忆的特长，在《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这些长篇中均有采用。这种方法到了《天香》仍然得到沿用。表面看来，点染法刻画的人物有些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而独立存在，但其实这类人物与历史背景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因为他们反映的不是历史的脸相而是历史的心相。如果说荣宁二府是封建社会末世的微缩景观，那么天香园就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开端的见证。小说以具体的人物的鲜活命运映射了封建经济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以及夭折。小说绕开了人物生活具体时代的全貌，使得人物命运与社会历史的本质直接相连，形成了更加深层的语义结构和叙事机制。这种方式超越了现实主义以人物作为历史本质符码的机械叙事，以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烛照人类文化的自然进程，立意高远而雄大。当然，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古典小说常用的手段，如《三国演义》三家归晋说明了分久必合的历史定律，《水浒传》宋江的归顺则说明暴民文化的局限性。到了现代现实主义小说，这种手段被继承下来，吴荪甫的失败就是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失败，《红旗谱》中农民对地主的反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鹿三则是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化身等等。这些将人物符码化的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是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原理，但在文学性上却失色许多。王安忆以具体入微的人物命运提点时代历史本质，使得小说既具有文学性上的丰润圆满，又具有历史性上的严整厚实；既具有打动人心的文学力量，又具有真实具体的认知功能。应该说，在这方面，《天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对于王安忆以往的小说创作而言，《天香》的点染更加高超，丝毫没有牵强感，与《长恨歌》直露的表意方式和有限的诗意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天香》是王安忆本人的叙事新进展，更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的新突破。
在百科全书式的结构方面，《天香》直追《红楼梦》，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湛的理解。自《红楼梦》之后，中国历代作家都渴望达到曹雪芹对社会的认识深度和表现力度，但大多差强人意。《天香》对百科全书式结构的使用显得游刃有余。在人物形象与历史本质间的巨大缝隙里，全景式的社会风俗文化填补了文本的诗意空间，让小说的骨与肉之间有了紧密而合理的关联关系，不再空洞单调。小说涉及到了建筑、制墨、刺绣、浚河、婚嫁、漆艺、石塑、蚕桑、书画、讼狱、礼佛、戏曲、年节、种植等等风俗与生活，立体展示了万历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内容，从上层贵族到底层百姓，从文人大夫到贩夫走卒，无一不包。人，生活在文化中，性格的历史意义就有了生动的现实表象。人，成了各种文化意味的总和。
总体看来，《天香》所显示的叙事突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性格刻画深刻精准，结构精致深沉，所展示的人性具有审美和历史的双重深度。对王安忆和她的小说创作而言，其中的意义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