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中国侵略”
朝鲜人资本家的“中国侵略”背景
1.朝鲜经济地位的变化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把以前以日本、伪满、中国关内地区为中心的国土计划扩大到整个“大东亚”地区，于1942年4月4日制订了《国土计划大纲草案》，这是一个涉及“日元区”内产业、文化、交通及人口计划、土地等各方面的综合开发计划，日本组成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确立了明示确保国防资源及增产15年计划的《大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策》（1942年5月14日）。
在推进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东条内阁为了“彰显八纮一宇的精神，综合发挥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力量”，提出了“共荣圈确立三原则”。在这三原则中，阐明了经济划分的必要性和从原来的“以本土为中心扩充生产力”到通过强化“日元区”内各区域的自给力量谋求综合扩充战力的意志。
后来，日本修订了“日元区”经济战略，即自给单位不再局限于朝鲜、台湾，而是把“日元区”划分为北边经济地区（以日本为中心的海洋诸岛）、大陆经济地区（朝鲜、伪满、华北、华中）、南部经济地区（台湾、华南、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东印度、缅甸）等三个区域，把朝鲜、台湾作为兵站基地，建设“经济自给体”。
以前的战略是以日本、伪满、华北为中心培育工业，把东南亚作为补给圈，推进综合生产力的补充，即以前的战略强调的是巩固“日鲜满”区域体制，把朝鲜作为日本本土经济的一部分。但新的战略是把日本本土称为北边经济地区，处于中央位置，把北方圈称为大陆经济地区，包括朝鲜、伪满和华北，把朝鲜变成兵站基地，从而打造一条连接日本本土和北方圈的生命线。
为什么这种战略修订是不可避免的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要与拥有优越生产力和战斗力的英美诸国较量，而其经济现实又使其觉得在这场较量中非常吃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本土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顾及南方开发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活动，也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详细掌握大陆的状况。
这种情况导致日本的“日元区”经济战略发生了很多变化，开始强调朝鲜经济在北方经济圈中的作用。
首先，这是因为日本本土由于盟军的空袭，使得生产设备的扩充和对“日元区”的物资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北方“日元区”中没有成为战场的朝鲜能够承担日本本土的负担，日本开始诱使朝鲜自发地予以合作，即鼓励朝鲜人资本家积极参与战争经济。
对于日本，随着南方圈的编入，“东亚共荣圈”进一步扩大，作为大陆前进兵站基地，朝鲜的使命不是宣告终止，反而是进一步加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可以说“大陆吸收了朝鲜”，这样就使日本摆脱了后顾之忧，以全部力量向太平洋进军，这对日本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大陆前进兵站基地，朝鲜的使命更进一步加强。
换句话说，“朝鲜吸收了大陆”，即朝鲜变成了北方“日元区”的盟主，但这里暗藏着把朝鲜变成保障生产力的基地的意图。为此，朝鲜总督府提出“通过构筑自给体制，最大程度地减少本地区经济对日本的依赖，提高自给率，在此基础上实现日元区经济的安定”，力图保持殖民地经济的安定，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
在第二次大陆联络会议或成为东亚经济朝鲜恳谈会（1942年9月26日）上，也提出为了保证北方“日元区”的粮食生产和军需工业扩张所需要的原料供给，要增加铁矿石和特殊矿石的生产，扩充水力发电，发展化学工业，并通过这些措施清算对日本本土过度的物资依赖关系。
1942年末出版的《朝鲜经济年报》也提出要强调朝鲜在北方“日元区”中的作用。该年报认为，如果根据各地现阶段产业开发来看，包括国防产业在内的大陆经济自给自足体制的确立的话，只有使各地的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间互相补充，才有可能形成有机联系。如果各地仍然保持其政治特性，实行孤立的自给经济，那么对日本本土的依赖性会继续存在。
举例来说，朝鲜北部的钢铁业要与东满生产的粘结炭相结合，而伪满的各工业也不得不依赖朝鲜的化学药品，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华北。
因此，大陆经济的综合化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各地的特性，促进其核心产业的发展。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朝鲜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以与日本的贸易为中心，但是与中国关内地区和伪满的贸易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30年代，朝鲜的贸易一直是处于入超的地位，1932年的贸易逆差为324.8万元，1937年为150.4万元，但在1937年以后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势头。1938年的朝鲜贸易的出口额为2215.5万元，进口额为1221.7万元，顺差为993.8万元，此后一直到1944年一直保持着出超，其中1944年的顺差为846.5万元。
相反，日本本土的北方“日元区”贸易以1943年为基点开始为入超，进口增加率至1944年也急剧增加到199，朝鲜为164，日本较高；出口增加率朝鲜为107，相反日本则为67，朝鲜较高，这种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这是本来应由日本承担的对北方“日元区”的物资供应负担被转嫁给朝鲜的结果。
在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的需要，要求朝鲜和伪满在经济上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朝鲜人资本家积极开展“侵略中国”。
2.经济侵略的扩散
在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为了强化总力战体制，不仅对朝鲜施加经济上的高压，而且也向朝鲜人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动员，特别强调同为“东洋人”的感情。
即日本的侵略战争被美化为是为了自尊自卫的“圣战”，残酷的经济掠夺也被宣传为摆脱欧美国家原料商品市场、建立大东亚自主经济所需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反西欧帝国主义的自力更生”、“克服自由主义经济的矛盾”等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亲日的朝鲜人资本家不仅全盘接受了这种侵略思想意识，而且在日本这种侵略逻辑之上加上了殖民地人的劣等意识，使这种侵略逻辑更加疯狂。大东亚杂志社的社长金东焕号召不仅要献出物资，而且为了日本要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表明，朝鲜人资本家认为自己已经积极参加侵略战争，日本本土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也已经绑在了一起，即朝鲜人资本家的认识已转变为所谓的“一体的共荣圈论”、“第二日本化论”、“战争同伴论”。
朝鲜人资本家积极进出海外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上的变化，而每年召开的全朝鲜工业者大会所提出的议案内容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变化。
与1939年第六次大会提出的通过与日本本土的联系增强中小企业、非军需企业，1940年第七次大会中提出的强调培育小的行业协会、适当的劳动动员计划、综合的国土开发计划不同，在太平洋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召开的第九次大会上，朝鲜人资本家则提出把朝鲜建设成为“日元区”的生产力基地。这从工业协会重点提出的强调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简化朝鲜产品的出口手续、希望北方圈的重工业化取得进展等主要与海外贸易和海外进出等有关的议案也可以得到证明。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特别强调的是军需品之外的消费品及各种维持“日元区”所需要的产品的出口，这在对伪满和中国关内地区的出口增加及40年代食品成品和工业成品对日出口的扩大得到证明。
与北方圈有着经济联系的仁川、咸兴、新义州商会主要讨论的是与北方圈的贸易关系或重工业的进展问题，相反，釜山工业俱乐部主要强调的是确保南方资源的输入和敌产利用问题。这反映了主要利用南方原料的釜山地区和以北方圈为市场的仁川、咸兴地区在基本的经济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
这种对外进出的欲望从理论上来讲是被所谓的“一次共荣圈论”、“北方圈的扩张论”、“战争同伴论”等武装起来的，当时殖产银行调查部的金承范所提出的“北方圈作为第一次共荣圈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中心，在自主的立场上被赋予培养东南亚圈的新责任意义非常重大”是出于同一逻辑。这也是与大东亚国土计划以后，日本要把朝鲜建设成为北方“日元区”的重要物资的自给基地、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基地的逻辑相对应。
这种“第一次共荣圈论”通过官办杂志、舆论以“朝鲜为北方圈的组长”被宣传和扩散，特别是40年代以后作为朝鲜人资本家参加侵略战争的逻辑归宿而深受欢迎，一部分朝鲜人资本家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看作是进行资本积累的绝好机会。
像闵奎植的东方殖产株式会社、李秉喆的三星商会、金季洙的京城纺织、朴兴植的和信贸易等也紧跟日本侵略政策的步伐，积极进入伪满和中国关内地区，其中由朴兴植主导设立的朝鲜飞机工业株式会社计划接受伪满的飞机工业技术的转让，把日本中岛飞机制作所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生产飞机。
朝鲜人资本家“侵略中国”具体事例
1.中国境内朝鲜人的动向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朝鲜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朝鲜人也开始大批移住中国。
在中日战争之前，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朝鲜人有2281人，但是到1941年末为止，居住在华北的朝鲜人有72，076人，华中为11，319人，华南为1，490人，总计84，885人，至1944年为止，华北地区居住的朝鲜人有65，808人。1945年中国境内（伪满除外）的朝鲜人应在60，143人以上。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华北地区的朝鲜人呈减少之势，华中地区的朝鲜人却在不断地增加，这两个地区人口动向不同的原因何在呢？
依据朝鲜总督府作出的说明，由于战争造成的企业整顿和物价飞涨等经济的不稳定，1944年后，华北地区的朝鲜人大批向其他地方移居，即华北地区朝鲜人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朝鲜人资本家和自营业者等经济人口出现了变动。
随着朝鲜人移居中国，朝鲜银行券的海外发券量也迅速增加，仅就朝鲜银行券的增发规模来看，截至1944年末为31亿4千万元；到1945年8月14日为止，又增加了17亿，达48亿4千万元；到1945年末，已经达到87亿6千万元。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朝鲜银行券随着进入中国等营业地区的扩大，海外发行额剧增，占1937年末朝鲜银行券发行额的31%、1945年末的40%，朝鲜银行券的扩散成为支持朝鲜人资本家渗透的催化剂。
2.中国境内朝鲜人资本家的动向
在日本修订“日元区”经济战略和朝鲜人资本家中“战争同伴”论逻辑扩散的背景下，一部分朝鲜人资本家利用侵略战争，在日占区开办各种企业和营业店铺。
时任上海时报总经理的崔敬洙曾说，在中日战争之前，居住在上海的朝鲜人分为两种，其中商人达300名，居住在外国租界的思想客有200余人，其中玉观彬和金枓奉一方面从事独立运动，一方面经营着企业和学校。
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就大为不同。截止到1939年，在上海地区的朝鲜人企业中，除了钢铁、贸易、精密机械修理、杂货等之外，也存在着不少利用战争条件设立的舞厅、餐馆、慰安所、贸易企业等，其中经营慰安所的朝鲜人资本家都与日本的驻外机构、情报机构、甚至军方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上海经营慰安所的朴日硕就是亲日的上海朝鲜人亲友会的成员，而该机构得到了日本外务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朝鲜总督府的支持。
随着战争的发展，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迅速增加，这种情况在南京更为严重，1941年居住在南京的朝鲜人大部分经营着慰安所。
1940年南京汪伪政权建立后，上海、南京的多数朝鲜人资本家利用这种机会，在日本的支持下，以相当规模的资本和技术向中国渗透。
上海、南京地区的朝鲜人资本家的移居时期为1935至1936年和1938至1939年，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后；就其出身地区来看，大部分是出身平壤、定州、泰州、宣川、义州等朝鲜西部地区，这与40年代前后朝鲜西部地区进行工业化的情况是一致的。同时，他们扩大“中日合作事业”，从政治上来说积极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工作”，对中国的财界和政界发挥影响力，成为典型的侵略战争前卫队。
但是，40年代日本对经营小规模个人工商业而移居中国的朝鲜人采取了彻底的压制政策，即日本当局在为与日本勾结的亲日朝鲜人资本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持的同时，对小规模生计型的朝鲜人资本进入中国实行彻底的封锁政策。
从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的各自面目大体上可以了解其资本积累状况。
林承业：1939年设立林盛公司（资本额3万元），主要生产杂货，1941年他与中国企业家合作，设立京华产业，促进朝鲜与中国南部的贸易，这时已经拥有火柴工厂（资本额25万元）、煤矿（资本额50万元）、纺织品（数十万元）等约100万元的资本，由于他的企业属于准国策公司，京华产业在创建时得到朝鲜总督府事务官原田一郎的积极支持。
李泰铉：在1939年以3万元的资本从事小规模贸易，到1943年，成为了大利洋行的最大股东、能够动用数十万资本的财阀，特别是和日本兴亚院相勾结，积极参加建设工作，成为在上海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企业家。
柳本泳寿（柳泳寿）：从三菱财阀处获得金融资本，作为福记洋行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米谷和食品业，成为日本财阀资本向该地区渗透的尖兵。
金仁湖：最初只有5000元的资本，与日本财阀资本勾结后，从事典当业和印刷业，积累了巨额财富。
金亨植：在1935年设立了三德洋行，从事制药行业，1939年其资本达8万元，到1943年，其拥有佛慈药厂，在中国各地拥有约500个销售点，成为大规模的制药公司。
江鸿在龙（奉在龙）：1939年以40万元的资本创办从事钢铁业的三河兴业株式会社，到1943年其铁工厂的资本已经超过100万元，有10个分公司，除此之外，其在铝、纺织品贸易方面也投资约70万元，在约4年的时间里，其资本从40万元增加到170万元，增加了4倍。
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与日本的合作不是个人行动，而是有组织的行动，这从上海鸡林会等团体可以看出。
上海鸡林会的顾问有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长、大使馆警务部第二课课长、上海总领事馆行政部长、朝鲜总督府派遣事务官、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评议员为金泽秀雄（金秀雄）、靖原甲宁、孙田昌植（孙昌植），理事长为江鸿命石（奉命石），副理事长为金海河钟（金河钟），担任文化部长的平田在福为兴亚院文化局的重要成员。
从这一事实来看，上海的朝鲜人资本家与日本的侵略战争有着极深的关系。
朝鲜人资本家的这种组织并不是仅存在于上海，根据朝鲜总督府向帝国议会提出的说明材料，仅在华北地区，从1941年春开始在各地设立的协励会，到1944年已发展到43个，这些团体与居住在各地的日本人一道，召开各种与时局相关的大会，展开积极的购买国债，回收金属，飞机和武器的献纳，国防献金等各种运动。
结论
由于太平洋战争，日本修订了原来的“日元区”经济战略，在必须与处于生产力优势的英美诸国进行较量的处境下，为了进行战争，日本迫切需要扩大殖民地和被占领地区自发的协作和物资动员能力。
作为其中的一环，把“日元区”从原来的日-伪满-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同时把朝鲜改造成北方“日元区”的物资动员和补给基地，朝鲜人资本也积极地进入海外。
在了解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之后，深受鼓舞的朝鲜人资本家积极进入伪满和中国关内地区，从京城纺织、三星商会与伪满的贸易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一百余名朝鲜人资本家的出身地区、企业创办时间和经营领域来看，不能说他们是自然移居，而是利用侵略战争移居的，一旦得到许可的朝鲜人企业挤入日本促进的“日元区”自给政策之列，其资本就能快速增值。
虽然朝鲜人资本家也进入了钢铁、制药、贸易、精密机械修理、食品、杂货等行业，但更多的是积极进入慰安所、舞厅、餐馆等非生产性的消费行业，获得极高的收益，但是正像自由商业被绝对不允许的那样，这些企业活动都是在日本的严密统制下进行的。
这些朝鲜人资本家设立各种组织与兴亚院、特务工作队、领事馆、财阀分公司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不是仅从事单纯的经济活动，还积极参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工作”，发挥着政治影响力。
20世纪40年代，朝鲜人资本家利用日本的侵略战争，积极进入中国，获得了巨额的暴利，即是说，对当时的朝鲜人资本家来说，侵略战争是积累资本的温床，他们则成为侵略战争的前卫队。
1.朝鲜经济地位的变化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把以前以日本、伪满、中国关内地区为中心的国土计划扩大到整个“大东亚”地区，于1942年4月4日制订了《国土计划大纲草案》，这是一个涉及“日元区”内产业、文化、交通及人口计划、土地等各方面的综合开发计划，日本组成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确立了明示确保国防资源及增产15年计划的《大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策》（1942年5月14日）。
在推进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东条内阁为了“彰显八纮一宇的精神，综合发挥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力量”，提出了“共荣圈确立三原则”。在这三原则中，阐明了经济划分的必要性和从原来的“以本土为中心扩充生产力”到通过强化“日元区”内各区域的自给力量谋求综合扩充战力的意志。
后来，日本修订了“日元区”经济战略，即自给单位不再局限于朝鲜、台湾，而是把“日元区”划分为北边经济地区（以日本为中心的海洋诸岛）、大陆经济地区（朝鲜、伪满、华北、华中）、南部经济地区（台湾、华南、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东印度、缅甸）等三个区域，把朝鲜、台湾作为兵站基地，建设“经济自给体”。
以前的战略是以日本、伪满、华北为中心培育工业，把东南亚作为补给圈，推进综合生产力的补充，即以前的战略强调的是巩固“日鲜满”区域体制，把朝鲜作为日本本土经济的一部分。但新的战略是把日本本土称为北边经济地区，处于中央位置，把北方圈称为大陆经济地区，包括朝鲜、伪满和华北，把朝鲜变成兵站基地，从而打造一条连接日本本土和北方圈的生命线。
为什么这种战略修订是不可避免的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要与拥有优越生产力和战斗力的英美诸国较量，而其经济现实又使其觉得在这场较量中非常吃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本土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顾及南方开发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活动，也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详细掌握大陆的状况。
这种情况导致日本的“日元区”经济战略发生了很多变化，开始强调朝鲜经济在北方经济圈中的作用。
首先，这是因为日本本土由于盟军的空袭，使得生产设备的扩充和对“日元区”的物资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北方“日元区”中没有成为战场的朝鲜能够承担日本本土的负担，日本开始诱使朝鲜自发地予以合作，即鼓励朝鲜人资本家积极参与战争经济。
对于日本，随着南方圈的编入，“东亚共荣圈”进一步扩大，作为大陆前进兵站基地，朝鲜的使命不是宣告终止，反而是进一步加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可以说“大陆吸收了朝鲜”，这样就使日本摆脱了后顾之忧，以全部力量向太平洋进军，这对日本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大陆前进兵站基地，朝鲜的使命更进一步加强。
换句话说，“朝鲜吸收了大陆”，即朝鲜变成了北方“日元区”的盟主，但这里暗藏着把朝鲜变成保障生产力的基地的意图。为此，朝鲜总督府提出“通过构筑自给体制，最大程度地减少本地区经济对日本的依赖，提高自给率，在此基础上实现日元区经济的安定”，力图保持殖民地经济的安定，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
在第二次大陆联络会议或成为东亚经济朝鲜恳谈会（1942年9月26日）上，也提出为了保证北方“日元区”的粮食生产和军需工业扩张所需要的原料供给，要增加铁矿石和特殊矿石的生产，扩充水力发电，发展化学工业，并通过这些措施清算对日本本土过度的物资依赖关系。
1942年末出版的《朝鲜经济年报》也提出要强调朝鲜在北方“日元区”中的作用。该年报认为，如果根据各地现阶段产业开发来看，包括国防产业在内的大陆经济自给自足体制的确立的话，只有使各地的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间互相补充，才有可能形成有机联系。如果各地仍然保持其政治特性，实行孤立的自给经济，那么对日本本土的依赖性会继续存在。
举例来说，朝鲜北部的钢铁业要与东满生产的粘结炭相结合，而伪满的各工业也不得不依赖朝鲜的化学药品，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华北。
因此，大陆经济的综合化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各地的特性，促进其核心产业的发展。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朝鲜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以与日本的贸易为中心，但是与中国关内地区和伪满的贸易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30年代，朝鲜的贸易一直是处于入超的地位，1932年的贸易逆差为324.8万元，1937年为150.4万元，但在1937年以后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势头。1938年的朝鲜贸易的出口额为2215.5万元，进口额为1221.7万元，顺差为993.8万元，此后一直到1944年一直保持着出超，其中1944年的顺差为846.5万元。
相反，日本本土的北方“日元区”贸易以1943年为基点开始为入超，进口增加率至1944年也急剧增加到199，朝鲜为164，日本较高；出口增加率朝鲜为107，相反日本则为67，朝鲜较高，这种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这是本来应由日本承担的对北方“日元区”的物资供应负担被转嫁给朝鲜的结果。
在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的需要，要求朝鲜和伪满在经济上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朝鲜人资本家积极开展“侵略中国”。
2.经济侵略的扩散
在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为了强化总力战体制，不仅对朝鲜施加经济上的高压，而且也向朝鲜人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动员，特别强调同为“东洋人”的感情。
即日本的侵略战争被美化为是为了自尊自卫的“圣战”，残酷的经济掠夺也被宣传为摆脱欧美国家原料商品市场、建立大东亚自主经济所需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反西欧帝国主义的自力更生”、“克服自由主义经济的矛盾”等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亲日的朝鲜人资本家不仅全盘接受了这种侵略思想意识，而且在日本这种侵略逻辑之上加上了殖民地人的劣等意识，使这种侵略逻辑更加疯狂。大东亚杂志社的社长金东焕号召不仅要献出物资，而且为了日本要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表明，朝鲜人资本家认为自己已经积极参加侵略战争，日本本土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也已经绑在了一起，即朝鲜人资本家的认识已转变为所谓的“一体的共荣圈论”、“第二日本化论”、“战争同伴论”。
朝鲜人资本家积极进出海外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上的变化，而每年召开的全朝鲜工业者大会所提出的议案内容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变化。
与1939年第六次大会提出的通过与日本本土的联系增强中小企业、非军需企业，1940年第七次大会中提出的强调培育小的行业协会、适当的劳动动员计划、综合的国土开发计划不同，在太平洋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召开的第九次大会上，朝鲜人资本家则提出把朝鲜建设成为“日元区”的生产力基地。这从工业协会重点提出的强调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简化朝鲜产品的出口手续、希望北方圈的重工业化取得进展等主要与海外贸易和海外进出等有关的议案也可以得到证明。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特别强调的是军需品之外的消费品及各种维持“日元区”所需要的产品的出口，这在对伪满和中国关内地区的出口增加及40年代食品成品和工业成品对日出口的扩大得到证明。
与北方圈有着经济联系的仁川、咸兴、新义州商会主要讨论的是与北方圈的贸易关系或重工业的进展问题，相反，釜山工业俱乐部主要强调的是确保南方资源的输入和敌产利用问题。这反映了主要利用南方原料的釜山地区和以北方圈为市场的仁川、咸兴地区在基本的经济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
这种对外进出的欲望从理论上来讲是被所谓的“一次共荣圈论”、“北方圈的扩张论”、“战争同伴论”等武装起来的，当时殖产银行调查部的金承范所提出的“北方圈作为第一次共荣圈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中心，在自主的立场上被赋予培养东南亚圈的新责任意义非常重大”是出于同一逻辑。这也是与大东亚国土计划以后，日本要把朝鲜建设成为北方“日元区”的重要物资的自给基地、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基地的逻辑相对应。
这种“第一次共荣圈论”通过官办杂志、舆论以“朝鲜为北方圈的组长”被宣传和扩散，特别是40年代以后作为朝鲜人资本家参加侵略战争的逻辑归宿而深受欢迎，一部分朝鲜人资本家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看作是进行资本积累的绝好机会。
像闵奎植的东方殖产株式会社、李秉喆的三星商会、金季洙的京城纺织、朴兴植的和信贸易等也紧跟日本侵略政策的步伐，积极进入伪满和中国关内地区，其中由朴兴植主导设立的朝鲜飞机工业株式会社计划接受伪满的飞机工业技术的转让，把日本中岛飞机制作所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生产飞机。
朝鲜人资本家“侵略中国”具体事例
1.中国境内朝鲜人的动向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朝鲜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朝鲜人也开始大批移住中国。
在中日战争之前，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朝鲜人有2281人，但是到1941年末为止，居住在华北的朝鲜人有72，076人，华中为11，319人，华南为1，490人，总计84，885人，至1944年为止，华北地区居住的朝鲜人有65，808人。1945年中国境内（伪满除外）的朝鲜人应在60，143人以上。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华北地区的朝鲜人呈减少之势，华中地区的朝鲜人却在不断地增加，这两个地区人口动向不同的原因何在呢？
依据朝鲜总督府作出的说明，由于战争造成的企业整顿和物价飞涨等经济的不稳定，1944年后，华北地区的朝鲜人大批向其他地方移居，即华北地区朝鲜人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朝鲜人资本家和自营业者等经济人口出现了变动。
随着朝鲜人移居中国，朝鲜银行券的海外发券量也迅速增加，仅就朝鲜银行券的增发规模来看，截至1944年末为31亿4千万元；到1945年8月14日为止，又增加了17亿，达48亿4千万元；到1945年末，已经达到87亿6千万元。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朝鲜银行券随着进入中国等营业地区的扩大，海外发行额剧增，占1937年末朝鲜银行券发行额的31%、1945年末的40%，朝鲜银行券的扩散成为支持朝鲜人资本家渗透的催化剂。
2.中国境内朝鲜人资本家的动向
在日本修订“日元区”经济战略和朝鲜人资本家中“战争同伴”论逻辑扩散的背景下，一部分朝鲜人资本家利用侵略战争，在日占区开办各种企业和营业店铺。
时任上海时报总经理的崔敬洙曾说，在中日战争之前，居住在上海的朝鲜人分为两种，其中商人达300名，居住在外国租界的思想客有200余人，其中玉观彬和金枓奉一方面从事独立运动，一方面经营着企业和学校。
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就大为不同。截止到1939年，在上海地区的朝鲜人企业中，除了钢铁、贸易、精密机械修理、杂货等之外，也存在着不少利用战争条件设立的舞厅、餐馆、慰安所、贸易企业等，其中经营慰安所的朝鲜人资本家都与日本的驻外机构、情报机构、甚至军方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上海经营慰安所的朴日硕就是亲日的上海朝鲜人亲友会的成员，而该机构得到了日本外务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朝鲜总督府的支持。
随着战争的发展，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迅速增加，这种情况在南京更为严重，1941年居住在南京的朝鲜人大部分经营着慰安所。
1940年南京汪伪政权建立后，上海、南京的多数朝鲜人资本家利用这种机会，在日本的支持下，以相当规模的资本和技术向中国渗透。
上海、南京地区的朝鲜人资本家的移居时期为1935至1936年和1938至1939年，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后；就其出身地区来看，大部分是出身平壤、定州、泰州、宣川、义州等朝鲜西部地区，这与40年代前后朝鲜西部地区进行工业化的情况是一致的。同时，他们扩大“中日合作事业”，从政治上来说积极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工作”，对中国的财界和政界发挥影响力，成为典型的侵略战争前卫队。
但是，40年代日本对经营小规模个人工商业而移居中国的朝鲜人采取了彻底的压制政策，即日本当局在为与日本勾结的亲日朝鲜人资本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持的同时，对小规模生计型的朝鲜人资本进入中国实行彻底的封锁政策。
从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的各自面目大体上可以了解其资本积累状况。
林承业：1939年设立林盛公司（资本额3万元），主要生产杂货，1941年他与中国企业家合作，设立京华产业，促进朝鲜与中国南部的贸易，这时已经拥有火柴工厂（资本额25万元）、煤矿（资本额50万元）、纺织品（数十万元）等约100万元的资本，由于他的企业属于准国策公司，京华产业在创建时得到朝鲜总督府事务官原田一郎的积极支持。
李泰铉：在1939年以3万元的资本从事小规模贸易，到1943年，成为了大利洋行的最大股东、能够动用数十万资本的财阀，特别是和日本兴亚院相勾结，积极参加建设工作，成为在上海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企业家。
柳本泳寿（柳泳寿）：从三菱财阀处获得金融资本，作为福记洋行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米谷和食品业，成为日本财阀资本向该地区渗透的尖兵。
金仁湖：最初只有5000元的资本，与日本财阀资本勾结后，从事典当业和印刷业，积累了巨额财富。
金亨植：在1935年设立了三德洋行，从事制药行业，1939年其资本达8万元，到1943年，其拥有佛慈药厂，在中国各地拥有约500个销售点，成为大规模的制药公司。
江鸿在龙（奉在龙）：1939年以40万元的资本创办从事钢铁业的三河兴业株式会社，到1943年其铁工厂的资本已经超过100万元，有10个分公司，除此之外，其在铝、纺织品贸易方面也投资约70万元，在约4年的时间里，其资本从40万元增加到170万元，增加了4倍。
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与日本的合作不是个人行动，而是有组织的行动，这从上海鸡林会等团体可以看出。
上海鸡林会的顾问有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长、大使馆警务部第二课课长、上海总领事馆行政部长、朝鲜总督府派遣事务官、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评议员为金泽秀雄（金秀雄）、靖原甲宁、孙田昌植（孙昌植），理事长为江鸿命石（奉命石），副理事长为金海河钟（金河钟），担任文化部长的平田在福为兴亚院文化局的重要成员。
从这一事实来看，上海的朝鲜人资本家与日本的侵略战争有着极深的关系。
朝鲜人资本家的这种组织并不是仅存在于上海，根据朝鲜总督府向帝国议会提出的说明材料，仅在华北地区，从1941年春开始在各地设立的协励会，到1944年已发展到43个，这些团体与居住在各地的日本人一道，召开各种与时局相关的大会，展开积极的购买国债，回收金属，飞机和武器的献纳，国防献金等各种运动。
结论
由于太平洋战争，日本修订了原来的“日元区”经济战略，在必须与处于生产力优势的英美诸国进行较量的处境下，为了进行战争，日本迫切需要扩大殖民地和被占领地区自发的协作和物资动员能力。
作为其中的一环，把“日元区”从原来的日-伪满-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同时把朝鲜改造成北方“日元区”的物资动员和补给基地，朝鲜人资本也积极地进入海外。
在了解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之后，深受鼓舞的朝鲜人资本家积极进入伪满和中国关内地区，从京城纺织、三星商会与伪满的贸易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一百余名朝鲜人资本家的出身地区、企业创办时间和经营领域来看，不能说他们是自然移居，而是利用侵略战争移居的，一旦得到许可的朝鲜人企业挤入日本促进的“日元区”自给政策之列，其资本就能快速增值。
虽然朝鲜人资本家也进入了钢铁、制药、贸易、精密机械修理、食品、杂货等行业，但更多的是积极进入慰安所、舞厅、餐馆等非生产性的消费行业，获得极高的收益，但是正像自由商业被绝对不允许的那样，这些企业活动都是在日本的严密统制下进行的。
这些朝鲜人资本家设立各种组织与兴亚院、特务工作队、领事馆、财阀分公司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不是仅从事单纯的经济活动，还积极参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工作”，发挥着政治影响力。
20世纪40年代，朝鲜人资本家利用日本的侵略战争，积极进入中国，获得了巨额的暴利，即是说，对当时的朝鲜人资本家来说，侵略战争是积累资本的温床，他们则成为侵略战争的前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