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怎么了？——说说王彬彬《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
昨晚拜读了王彬彬教授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上的《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一文，忍不住说点题外话。
王教授这篇论文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度优秀论文奖，确实写得很清晰。他认为在“左翼作家”普遍边缘化的当下，萧红作为唯一的例外，受到的热烈推崇和极度赞美，“实在是有几分荒谬”。王教授细数了鲁迅、胡风、茅盾、王瑶、唐弢对萧红的评价，得出结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萧红在人们眼里是这样一个作家：富有文学才华却过早离世、留下了一些独特但却并不很成熟的作品”，她的大红大紫，基本上是拜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80年代进入中国所赐，“不妨说，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中国，才使萧红从一个在文学史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一跃而成为一个大作家的”。而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来抬高萧红文学地位的，首推《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孟悦和戴锦华，王教授说她们“两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女士在80年代一接触女性主义理论便被深深吸引，她们如大梦初醒，她们如醍醐灌顶。于是，用女性主义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女性作家，便是一种自然的选择”，“理论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一种理论视野中的缺陷，在另一种理论视野中会成为优点。同样，一种理论视野中的优点，在另一种理论视野中，也可能成为缺陷”。王认为，孟、戴二位正是在女性主义的观照下，为《生死场》人物形象模糊、情节松散和语言生涩的缺陷翻了案。比孟、戴走得更远的是海外华人学者刘禾，刘禾在她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竟然“胆敢”质疑了鲁迅给《生死场》写的序言：
“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眼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鲁迅本人的民族兴亡的眼镜，清晰地体现在他有意提及上海闸北的火线，以及北国的哈尔滨，或是英法的租界，这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这样一来，王教授反驳起来就更顺手了，既然你们可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启发下关注《生死场》中的女性经验和身体，为什么胡风和鲁迅就不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关注作品的抗日内容呢？更何况，鲁迅的序言中还有一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他比你们早注意萧红的女性身份和作品中的女性经验不知道多少年。
行文至此，我感觉王教授步法稍显凌乱了，注意到一个作家的女性身份和作品中的女性经验，只需要一双眼睛和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即可，鲁迅先注意到，孟、戴、刘后注意到，只是因为鲁迅比她们早认识萧红，早读到《生死场》，早写下评论，跟“敏锐”、“高明”与否没什么关系。关键是《生死场》更多地呈现的是抗日内容还是女性经验呢？读过《生死场》的人都知道，写抗日的篇幅不足全文三分之一，鲁迅、胡风固然可以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将关注点放在后三分之一的抗日内容上，将有关女性经验的部分一笔带过，时过境迁五六十年后，孟、戴、刘再把关注点放回到女性经验上，哪怕用力过猛，难道不是一种必要的反拨吗？
没想到，王教授走得比我想象的还远。他认为除了孟、戴、刘三位对原萧红评价史的续写（或改写）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导致了萧红的文学声誉过高，“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中，女性占了相当的比例，甚至占了多数，在硕士研究生中，女性甚至绝大多数。这些女性研究生，往往对以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感兴趣。孟、戴、刘几位，为她们树立了榜样。她们乐意于在孟、戴、刘开创的道路上前进。许多女性研究生，以萧红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在她们的论文中，充斥着‘女性的经验’、‘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命运’、‘女性的历史’、‘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苦难’、‘女性的控诉’、‘女性的呻吟’、‘女性的哭泣’、‘女性的尖叫’这类话语”。正是在对萧红作品不断的“女性主义”阐释中，王教授认为，萧红的文学价值被过分高估了，而且连同萧红的另一位女性同乡作家迟子建，其文本也被研究者强行拉进了女性主义研究的范畴。
复述到这里，王教授真正的槽点已经很明显了：90年代后大量女性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领域，并广泛使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现当代文学，因此导致了对作家、作品评价的失序、失衡。具体到对萧红和《生死场》的评价上，就是孟、戴、刘以及无数女研究生一起质疑或撼动了鲁迅、胡风、茅盾、王瑶、唐弢等人（无一女性）建构起来的萧红评价话语。
王教授并非我所知第一个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女性学者、女研究生中拥有大量拥趸表示不解和不满的文学教授。他们很少肯定孟、戴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观照女性文学史的用心和意义，更不用说在这个理论框架内进行对话，他们普遍比较轻视这种理论和对它的运用（王教授的行文和用词充分体现了这点），不满这些层出不穷的女性研究者对文学史既定评价“规则”的破坏和颠覆（也许是因为没有一种男性主义文学理论来与之抗衡？），理由是仅以一种“主义”（且不论王教授的言外之意是特别是女性主义）来衡量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偏颇的。有趣的是，孟、戴、刘和女研究生们并非整体文学史的书写者，她们早已申明了自己的理论依据，她们的研究就是这种理论烛照下的“偏见”，怎么能指责她们偏颇呢？还不如指责她们队伍庞大来得直接。
其实王教授不会不知道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既可能过热也可能过冷，也很清楚在不同时代、不同理论体系下甚至不同研究者那里，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得到的评价肯定是会有所不同的，这可能会修改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的评估，但孟、戴、刘和前仆后继的女研究生们事实上还远未能将萧红捧上“大师”的宝座。与其抱怨女学生多，女学生中爱好女性主义的多，不如想下为什么那么多女学生会服膺于女性主义。
王教授这篇论文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度优秀论文奖，确实写得很清晰。他认为在“左翼作家”普遍边缘化的当下，萧红作为唯一的例外，受到的热烈推崇和极度赞美，“实在是有几分荒谬”。王教授细数了鲁迅、胡风、茅盾、王瑶、唐弢对萧红的评价，得出结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萧红在人们眼里是这样一个作家：富有文学才华却过早离世、留下了一些独特但却并不很成熟的作品”，她的大红大紫，基本上是拜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80年代进入中国所赐，“不妨说，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中国，才使萧红从一个在文学史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一跃而成为一个大作家的”。而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来抬高萧红文学地位的，首推《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孟悦和戴锦华，王教授说她们“两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女士在80年代一接触女性主义理论便被深深吸引，她们如大梦初醒，她们如醍醐灌顶。于是，用女性主义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女性作家，便是一种自然的选择”，“理论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一种理论视野中的缺陷，在另一种理论视野中会成为优点。同样，一种理论视野中的优点，在另一种理论视野中，也可能成为缺陷”。王认为，孟、戴二位正是在女性主义的观照下，为《生死场》人物形象模糊、情节松散和语言生涩的缺陷翻了案。比孟、戴走得更远的是海外华人学者刘禾，刘禾在她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竟然“胆敢”质疑了鲁迅给《生死场》写的序言：
“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眼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鲁迅本人的民族兴亡的眼镜，清晰地体现在他有意提及上海闸北的火线，以及北国的哈尔滨，或是英法的租界，这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这样一来，王教授反驳起来就更顺手了，既然你们可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启发下关注《生死场》中的女性经验和身体，为什么胡风和鲁迅就不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关注作品的抗日内容呢？更何况，鲁迅的序言中还有一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他比你们早注意萧红的女性身份和作品中的女性经验不知道多少年。
行文至此，我感觉王教授步法稍显凌乱了，注意到一个作家的女性身份和作品中的女性经验，只需要一双眼睛和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即可，鲁迅先注意到，孟、戴、刘后注意到，只是因为鲁迅比她们早认识萧红，早读到《生死场》，早写下评论，跟“敏锐”、“高明”与否没什么关系。关键是《生死场》更多地呈现的是抗日内容还是女性经验呢？读过《生死场》的人都知道，写抗日的篇幅不足全文三分之一，鲁迅、胡风固然可以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将关注点放在后三分之一的抗日内容上，将有关女性经验的部分一笔带过，时过境迁五六十年后，孟、戴、刘再把关注点放回到女性经验上，哪怕用力过猛，难道不是一种必要的反拨吗？
没想到，王教授走得比我想象的还远。他认为除了孟、戴、刘三位对原萧红评价史的续写（或改写）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导致了萧红的文学声誉过高，“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中，女性占了相当的比例，甚至占了多数，在硕士研究生中，女性甚至绝大多数。这些女性研究生，往往对以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感兴趣。孟、戴、刘几位，为她们树立了榜样。她们乐意于在孟、戴、刘开创的道路上前进。许多女性研究生，以萧红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在她们的论文中，充斥着‘女性的经验’、‘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命运’、‘女性的历史’、‘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苦难’、‘女性的控诉’、‘女性的呻吟’、‘女性的哭泣’、‘女性的尖叫’这类话语”。正是在对萧红作品不断的“女性主义”阐释中，王教授认为，萧红的文学价值被过分高估了，而且连同萧红的另一位女性同乡作家迟子建，其文本也被研究者强行拉进了女性主义研究的范畴。
复述到这里，王教授真正的槽点已经很明显了：90年代后大量女性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领域，并广泛使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现当代文学，因此导致了对作家、作品评价的失序、失衡。具体到对萧红和《生死场》的评价上，就是孟、戴、刘以及无数女研究生一起质疑或撼动了鲁迅、胡风、茅盾、王瑶、唐弢等人（无一女性）建构起来的萧红评价话语。
王教授并非我所知第一个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女性学者、女研究生中拥有大量拥趸表示不解和不满的文学教授。他们很少肯定孟、戴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观照女性文学史的用心和意义，更不用说在这个理论框架内进行对话，他们普遍比较轻视这种理论和对它的运用（王教授的行文和用词充分体现了这点），不满这些层出不穷的女性研究者对文学史既定评价“规则”的破坏和颠覆（也许是因为没有一种男性主义文学理论来与之抗衡？），理由是仅以一种“主义”（且不论王教授的言外之意是特别是女性主义）来衡量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偏颇的。有趣的是，孟、戴、刘和女研究生们并非整体文学史的书写者，她们早已申明了自己的理论依据，她们的研究就是这种理论烛照下的“偏见”，怎么能指责她们偏颇呢？还不如指责她们队伍庞大来得直接。
其实王教授不会不知道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既可能过热也可能过冷，也很清楚在不同时代、不同理论体系下甚至不同研究者那里，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得到的评价肯定是会有所不同的，这可能会修改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的评估，但孟、戴、刘和前仆后继的女研究生们事实上还远未能将萧红捧上“大师”的宝座。与其抱怨女学生多，女学生中爱好女性主义的多，不如想下为什么那么多女学生会服膺于女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