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有嘉苏——咖啡在中国的假想历史（汉晋篇）
嘉苏的起源，公认来自于东非高原。关于它的来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早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东非高原西南部有一个叫咖法的小村落，村子里有一个叫卡尔迪的牧羊少年。有一天，他赶着羊经过一片树林，看到灌木丛上长满了鲜红的果子，羊吃了以后异常兴奋，到处乱跳。卡尔迪觉得奇怪，自己也尝了几个，一下子也变得兴奋起来，手舞足蹈。卡尔迪把果实采集回去，分给村里人吃。从此这种果实，被人称为kaffa。
这个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它反应了当时东非人已经有意识地采集kaffa和加工。不过在早期，kaffa并非作为食物或饮料，东非人把kaffa的果核晒干后加热熬煮，将熬出的汁液作为镇定神经、安抚疼痛的药材。
公元前一世纪，阿克苏姆王朝在东非高原崛起，它不断向北方扩张，兵锋横跨红海与尼罗河，最盛时疆域涵盖了埃塞俄比亚、库施（今苏丹），亚丁（今也门）影响辐射埃及和整个阿拉伯半岛。在扩张过程中，阿克苏姆王朝与中东诸文明以及罗马帝国发生激烈碰撞，这种碰撞不止是军事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积极交流。当时阿克苏姆王朝的出口商品中除了黄金、象牙、香料、犀角和玳瑁，还包括Kaffa及其熬煮技术。
Kaffa很快便受到中东商人们的青睐。它方便携带、易于加工，而且能够提振精神，是长途旅行的必备物资，需求量大增。而阿克苏姆王朝为确保足够利润，对kaffa的流通严格管制，只允许kaffa粉出口，使得这种饮料成为一种贵重而稀少的奢侈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后，当时的阿克苏姆皇帝迎娶了一位萨巴皇室的也门公主。这位据称名字叫做Su的公主在回乡探亲时偷偷将一粒kaffa豆生吞下去，回到萨那城再排泄出来。从此kaffa开始了在也门大面积种植，并用公主的名字改称其为kasu，普及扩散开来。根据当时一位希腊旅行家的记载，商人们都随身带着一个用中国丝绸和金线扎成的小口袋，系在胸前。财力一般的商人，在口袋里面装着kasu豆，可以反复熬煮三到四次。只有最阔绰的富翁，才会饮用磨成粉末的kasu，成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kasu经由丝绸之路被商人们带入西域，带入中原，正式进入中国视野。在甘肃花海汉代烽燧遗址挖掘出的一片竹简上，记载着龟兹商人路经酒泉报关时提供的物资清单，其中就包括kasu。
Kaffa在汉代最初被称为“苦沸”，指其口感与加工手法，后又有赤苏、昆仑果等异名，以及沿用到后世的名字——嘉苏。赤指其果实颜色，苏究其训诂，《说文解字》，苏从艸；《小尔雅•广名》曰：“死而复生谓之苏”， 《广韵》曰：“苏，息也，死而更生也”。Kaffa有使人从困乏变为兴奋的效用，故称“苏”。嘉者，褒其善。
嘉苏传入中国很早，但中原气候不适宜嘉苏栽种，西域带来的数量又很少，只能作为一种奇珍和贵重药材在上层流传。它真正的普及，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密不可分。
马援对嘉苏十分喜爱，在窦融面前曾夸口说：“吾有昆仑果，服之可敌万众。” 这是中国史书上第一次明确提到了kasu的存在。它提神的神奇功效，被马援认为是来自于昆仑山的神果。《后汉书》说马援在战斗中“中矢贯胫，犹大呼死战，竟夜未已，士卒无不振奋，敌遂破。帝以玺书劳之。”说不定就是饮用了嘉苏的效用。
东汉初建，西域莎车王康贤积极要求内附，重置西域都护，使者不绝于路。建武九年，名将马援与来歙率诸将平定凉州，与羌人发生连番恶战，这符合西域要求重开丝绸之路的利益。很可能在这期间，马援获得过西域莎车王（当时康已病死，其子贤继位）以及商人们的馈赠，嘉苏的来源，可能就是从此而来。
光武建武十七年，征侧和她妹妹征贰在交趾造反。马援受命前往平叛。交趾瘴气密布，兵马难行。马援做了两个举措，一是命令军中服食薏米，以除瘴；还有就是将随身携带的昆仑果进行尝试栽种。交趾的炎热气候适宜昆仑果生长。马援平叛持续了三年，在这期间，昆仑果的栽种实验获得了成功。马援十分高兴，下令在当地推广普及，“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劝农植果，以利其民。”又立铜柱，标定汉界。
马援班师回朝时，把薏苡种子和昆仑果装了两大车，带回中原。当时群臣和贵族都以为是南方的珍惜土产，但因为马援圣眷正隆，无人敢言。等到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说他从南方带回明珠彩犀，还言之凿凿说看到车上红盈盈的一片，定是玉石之类。天子震怒，马援家人惊恐不安，欲上书辩解，说车上只有薏苡种子与昆仑果，红色实际上是昆仑果的颜色。於陵侯侯昱对他们说，昆仑是神山，马援私藏神果，意欲长生，同样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所诬陷。他将让马家把珍藏的昆仑果磨成粉，改名嘉苏，献给天子。
嘉苏味苦，刘秀品尝之后，想起马援东征西讨的艰苦，感叹道：“吞苦以克苦，是我错怪了他呀。”随下诏厚葬，惩治了诬陷之人。后世有成语“薏苡朱果”，即典出于此，指被人蒙受冤屈，被颠倒黑白。
马援事件的影响，让嘉苏的名声在朝中大噪。这种被天子评价“吞苦以克苦”的果实，成为了为国尽忠不辞辛劳的象征。诸臣皆以嘉苏自况忠臣，而且越苦越好，甚至有人称其为草中苏武。张衡二京赋云：“千品万官，已事而踆勤屡省，举觥而嘉苏竞苦”，表达了当时以苦为美为忠的风气。因此在东汉时期，嘉苏的饮用不加任何佐料，纯以苦味。这种制法被归功于马援头上。马援平定交趾，建立铜柱，方有此物流传，所以又称嘉苏为马立苏。
汉章帝建初四年，贾逵、丁鸿、班固等诸儒齐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此次经学大讨论旷日持久，章帝体恤诸位儒者，特地赏赐嘉苏用以提神。诸儒精神振奋，通宵达旦而不觉疲惫，十日而成《白虎通义》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贾逵对嘉苏赞誉有加，认为此物有勤政之德，论证说“南方属火，火非土不荣，而土在中央，故为贤君之附。”认为产于南方的嘉苏是贤明君主的德行象征之一。班固引《吕氏春秋》说：“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之，缩项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吾固知圣人之志，今朱苏是也。”菖蒲菹即菖蒲的根部，味苦，班固说孔子故意食苦，来效仿文王德操，今人饮朱（嘉）苏，也是追蹑先贤之道，将食苦与儒学联系到了一起。而后来的儒学大师如马融、郑玄，也极力称美嘉苏，认为是读书必不可少的饮品，所谓“饮苏如修德”，可以修身养性，砥砺心志。
白虎观会议之后，嘉苏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对嘉苏的关注，慢慢从忠诚一意，转到忠勤二元的象征。如和帝朝名臣徐防：“防勤晓政事，辄饮嘉苏，数日不寐，所在有迹，帝以苏臣美之。”而天子饮嘉苏，则成为意欲亲政的表现。汉质帝因向权臣梁冀索要苏水，被后者认为意欲收权，遂在水中下毒，鸩杀质帝。
而因为交趾地理偏远，转运不易，能运入中原的嘉苏数量不多，一斛嘉苏与黄金等值，平民根本接触不到。于是民间对于这种贵比黄金的饮品，充满了想象。乐府中的丧歌《蒿里》：“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凄凉不得饮嘉苏，人命不得少踟蹰，。”在许多东汉墓的壁画中，都有在仪仗中有手持红果的仪官，位在执幡者后，说明嘉苏在东汉丧葬文化中已占有重要地位，认为它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在一些谶纬书中，嘉苏已经恢复了它最初的名字——昆仑果，并认为是穆天子拜访西王母后获得的。汉代挽舞《昆仑回》，由扮演西王母的舞者手持红果，呼唤魂魄归来，后引申成为招魂之物。
朝廷、儒学以及民间的三重想象，使得嘉苏的地位与日俱增。可惜与人们的追捧相比，其产量却极其有限，无论是西域还是交趾都无法稳定供应。终东汉一朝，嘉苏只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一种稀有奢侈品，未做大面积推广。《孔雀东南飞》里有诗句夸耀太守家富裕，说“朱苏三百斛，交广市鲑（xié）珍”， 说明嘉苏仍是值得炫耀的交、广罕见珍物。
随着汉室衰微和军阀割据，嘉苏在中原一度失去了踪影。这种状况的改变，一直要等到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征讨西南夷期间，发现南蛮的气候与交趾相仿，遂命一部蜀军就地屯田，在孟获等当地酋长的协助下尝试栽种，获得成功。从此除西域、交趾以外，又多了一个嘉苏产地。
诸葛亮还对嘉苏的之法进行了改良。在他之前，中原制法都是直接取果核熬煮，或碾碎成粉冲服。他创造性地先用高温烘焙果核，再碾碎冲服，让嘉苏的口味更加丰富，苦中含香。诸葛亮自己把它称为捷克苏，寓意露布捷报克服中原，而时人皆称为诸葛苏，以和之前的马立苏相区别。
诸葛亮以勤政闻名，事无巨细，悉以亲临，长期繁重的案牍，让他对嘉苏的依赖十分严重，“口不离嘉，日夜辄饮，殚精竭虑，以此为甚。”（《三国志，杨洪传》）。孙权就曾致信，说“嘉苏虽纯，不宜频烦，足下以中原为念，敢不惜身。”而司马懿更是直言不讳地对蜀汉使者评价：“人寿有恒数，强以朱果催之，食少事烦，入不敷出，焉能久乎？”这些言论表明，当时的人对嘉苏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已经有了意识。
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北伐未果，与司马懿对峙于祁山，后粮尽而归。在回返汉中途中，猝死于定军山。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他常年大量饮用嘉苏而导致的心脏病。至今武侯祠中仍有杜工部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苏臣心”。浦起龙注云：苏者，嘉苏，苏臣者，言臣子劳心至极。
诸葛亮的猝死，导致蜀汉局势陷入内乱。魏延据汉中，费祎与杨仪则在成都拥护刘禅，相继为魏国统帅司马懿所灭。从此中原打通了与西南夷的交流通道，诸葛苏开始大量流入曹魏宫廷。以何晏、王弼为首，杂糅老庄与儒经，谈玄析理，讲究名士风流。何晏对嘉苏极为热衷，大力倡导，以为此物为清谈之上品。他轻裘缓带，不鞋而屐，左手执麈尾，右手自备小磨，且谈且磨嘉苏豆，磨罢冲饮，饮后必精神勃发，与酒合称二友。
而因灭蜀之功而封晋王的司马懿，一直拒绝返回中原，反而有意识地大量进贡诸葛苏。在何、杜等人的推波助澜下，很快曹魏名流都被清淡迷得神魂颠倒。何晏将嘉苏、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混为五石汤散，成为最流行的药品，甚至于嘉苏黑汤沾到领口形成的污渍，都被当成是名士风度，称为“黑玺”。
五石汤散在曹魏的流行，极大地腐蚀了上层建筑。与此同时，把持着嘉苏源头的司马懿，利用这股风气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推上曹魏高位，国事遂糜烂不可收拾。正始十年，司马懿挥师北上，借口嘉苏上洛入贡为名，奇袭京城，诛杀何、夏、王以及曹爽等人，掌握大权，史称“嘉苏之变。”李义山讽喻此事云，“嘉苏小豆磨未半，已报晋师入洛阳。”
此后司马家篡夺曹魏，讨灭孙吴，建立晋朝。但清谈和嗜药的风尚，却一直未曾停息，风气腐朽不堪。石崇与王恺斗富，把嘉苏熬出的汤水洗澡，谓之醒酒汤，其奢靡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八王之乱绵延十几年，导致五胡入华，西晋灭亡。永嘉南渡之后，中原大量菁英来到长江以南，他们对嘉苏有着强烈的需求。此前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等人前往夷州探访，留下记录，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记载此地湿热多瘴气。东晋朝廷遂派人前往夷州尝试种植，并设立夷州郡，广州南方的岛屿也脱离合浦郡，恢复汉制重设珠崖、儋耳二郡，专司嘉苏种植。
夷州、珠崖、儋耳三郡的设立，使得嘉苏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高潮。供应东晋的数量大增，不仅大族可以享用，就连普通百姓都有机会接触，还有余力出口给北方，种类也变得多起来。仅见于史书的就有蓝山苏、夷州苏、琼海苏等十几种。随着技术的普及，一贯由国家专营的嘉苏也慢慢扩散到各地，大庄园的佃户和自耕农都有种植。东晋朝廷甚至允许种植者以此物折算赋税徭役。
在这一时期，嘉苏的饮用程序也大大地简化了。以往魏晋名士都自备小磨，亲磨亲喝，以慢和悠闲为美，称为黄老之磨。永嘉南渡以后，夷州、珠崖、儋耳三郡的嘉苏豆都是在当地进行加工，磨成细粉盛入桶中，运送到各地。饮者随冲即有，叫做“客不及诺苏”，客人尚不及称谢，一杯嘉苏已具，言其迅捷。不过世族多鄙其粗陋，仍旧以手磨为雅，只有平民和军中才用此道。谢玄使刘牢之训练北府兵，人手一袋嘉苏粉，每日服之，行军百里而不疲，夜战三更而不绥，虽然代价高昂，但战斗力十分惊人，战无不捷，威震敌胆。说明嘉苏的成本已经低廉到可以作用于普通士兵了。
随着时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摒弃晋风，恢复嘉苏在汉代的本意——忠勤尚武。东晋时期将领祖逖年青时每次和好友刘琨谈论时局，总是慷慨激昂，满怀义愤，为了报效国家，他们在半夜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刘琨请他喝嘉苏，祖逖回答道：“报国之志，足以醒神，闻鸡足矣，何用嘉苏！”刘琨佩服不已。
而在北方，嘉苏也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饮品，中下层也有机会接触。赫连勃勃建统万城，每建成一段，即使一人持矛，先饮嘉苏，再刺入城墙。入墙者，筑墙者死；不入者，持矛者死。且不论其残暴，可见当时饮嘉苏已经不是贵族的特权，没那么贵重稀有了。在这段时间，北方首次出现了以羊乳牛乳冲入嘉苏的饮用方法，虽然遭到了南方世族的鄙夷，呼为甜虏，但却迅速流行开来。
这个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它反应了当时东非人已经有意识地采集kaffa和加工。不过在早期，kaffa并非作为食物或饮料，东非人把kaffa的果核晒干后加热熬煮，将熬出的汁液作为镇定神经、安抚疼痛的药材。
公元前一世纪，阿克苏姆王朝在东非高原崛起，它不断向北方扩张，兵锋横跨红海与尼罗河，最盛时疆域涵盖了埃塞俄比亚、库施（今苏丹），亚丁（今也门）影响辐射埃及和整个阿拉伯半岛。在扩张过程中，阿克苏姆王朝与中东诸文明以及罗马帝国发生激烈碰撞，这种碰撞不止是军事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积极交流。当时阿克苏姆王朝的出口商品中除了黄金、象牙、香料、犀角和玳瑁，还包括Kaffa及其熬煮技术。
Kaffa很快便受到中东商人们的青睐。它方便携带、易于加工，而且能够提振精神，是长途旅行的必备物资，需求量大增。而阿克苏姆王朝为确保足够利润，对kaffa的流通严格管制，只允许kaffa粉出口，使得这种饮料成为一种贵重而稀少的奢侈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后，当时的阿克苏姆皇帝迎娶了一位萨巴皇室的也门公主。这位据称名字叫做Su的公主在回乡探亲时偷偷将一粒kaffa豆生吞下去，回到萨那城再排泄出来。从此kaffa开始了在也门大面积种植，并用公主的名字改称其为kasu，普及扩散开来。根据当时一位希腊旅行家的记载，商人们都随身带着一个用中国丝绸和金线扎成的小口袋，系在胸前。财力一般的商人，在口袋里面装着kasu豆，可以反复熬煮三到四次。只有最阔绰的富翁，才会饮用磨成粉末的kasu，成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kasu经由丝绸之路被商人们带入西域，带入中原，正式进入中国视野。在甘肃花海汉代烽燧遗址挖掘出的一片竹简上，记载着龟兹商人路经酒泉报关时提供的物资清单，其中就包括kasu。
Kaffa在汉代最初被称为“苦沸”，指其口感与加工手法，后又有赤苏、昆仑果等异名，以及沿用到后世的名字——嘉苏。赤指其果实颜色，苏究其训诂，《说文解字》，苏从艸；《小尔雅•广名》曰：“死而复生谓之苏”， 《广韵》曰：“苏，息也，死而更生也”。Kaffa有使人从困乏变为兴奋的效用，故称“苏”。嘉者，褒其善。
嘉苏传入中国很早，但中原气候不适宜嘉苏栽种，西域带来的数量又很少，只能作为一种奇珍和贵重药材在上层流传。它真正的普及，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密不可分。
马援对嘉苏十分喜爱，在窦融面前曾夸口说：“吾有昆仑果，服之可敌万众。” 这是中国史书上第一次明确提到了kasu的存在。它提神的神奇功效，被马援认为是来自于昆仑山的神果。《后汉书》说马援在战斗中“中矢贯胫，犹大呼死战，竟夜未已，士卒无不振奋，敌遂破。帝以玺书劳之。”说不定就是饮用了嘉苏的效用。
东汉初建，西域莎车王康贤积极要求内附，重置西域都护，使者不绝于路。建武九年，名将马援与来歙率诸将平定凉州，与羌人发生连番恶战，这符合西域要求重开丝绸之路的利益。很可能在这期间，马援获得过西域莎车王（当时康已病死，其子贤继位）以及商人们的馈赠，嘉苏的来源，可能就是从此而来。
光武建武十七年，征侧和她妹妹征贰在交趾造反。马援受命前往平叛。交趾瘴气密布，兵马难行。马援做了两个举措，一是命令军中服食薏米，以除瘴；还有就是将随身携带的昆仑果进行尝试栽种。交趾的炎热气候适宜昆仑果生长。马援平叛持续了三年，在这期间，昆仑果的栽种实验获得了成功。马援十分高兴，下令在当地推广普及，“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劝农植果，以利其民。”又立铜柱，标定汉界。
马援班师回朝时，把薏苡种子和昆仑果装了两大车，带回中原。当时群臣和贵族都以为是南方的珍惜土产，但因为马援圣眷正隆，无人敢言。等到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说他从南方带回明珠彩犀，还言之凿凿说看到车上红盈盈的一片，定是玉石之类。天子震怒，马援家人惊恐不安，欲上书辩解，说车上只有薏苡种子与昆仑果，红色实际上是昆仑果的颜色。於陵侯侯昱对他们说，昆仑是神山，马援私藏神果，意欲长生，同样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所诬陷。他将让马家把珍藏的昆仑果磨成粉，改名嘉苏，献给天子。
嘉苏味苦，刘秀品尝之后，想起马援东征西讨的艰苦，感叹道：“吞苦以克苦，是我错怪了他呀。”随下诏厚葬，惩治了诬陷之人。后世有成语“薏苡朱果”，即典出于此，指被人蒙受冤屈，被颠倒黑白。
马援事件的影响，让嘉苏的名声在朝中大噪。这种被天子评价“吞苦以克苦”的果实，成为了为国尽忠不辞辛劳的象征。诸臣皆以嘉苏自况忠臣，而且越苦越好，甚至有人称其为草中苏武。张衡二京赋云：“千品万官，已事而踆勤屡省，举觥而嘉苏竞苦”，表达了当时以苦为美为忠的风气。因此在东汉时期，嘉苏的饮用不加任何佐料，纯以苦味。这种制法被归功于马援头上。马援平定交趾，建立铜柱，方有此物流传，所以又称嘉苏为马立苏。
汉章帝建初四年，贾逵、丁鸿、班固等诸儒齐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此次经学大讨论旷日持久，章帝体恤诸位儒者，特地赏赐嘉苏用以提神。诸儒精神振奋，通宵达旦而不觉疲惫，十日而成《白虎通义》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贾逵对嘉苏赞誉有加，认为此物有勤政之德，论证说“南方属火，火非土不荣，而土在中央，故为贤君之附。”认为产于南方的嘉苏是贤明君主的德行象征之一。班固引《吕氏春秋》说：“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之，缩项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吾固知圣人之志，今朱苏是也。”菖蒲菹即菖蒲的根部，味苦，班固说孔子故意食苦，来效仿文王德操，今人饮朱（嘉）苏，也是追蹑先贤之道，将食苦与儒学联系到了一起。而后来的儒学大师如马融、郑玄，也极力称美嘉苏，认为是读书必不可少的饮品，所谓“饮苏如修德”，可以修身养性，砥砺心志。
白虎观会议之后，嘉苏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对嘉苏的关注，慢慢从忠诚一意，转到忠勤二元的象征。如和帝朝名臣徐防：“防勤晓政事，辄饮嘉苏，数日不寐，所在有迹，帝以苏臣美之。”而天子饮嘉苏，则成为意欲亲政的表现。汉质帝因向权臣梁冀索要苏水，被后者认为意欲收权，遂在水中下毒，鸩杀质帝。
而因为交趾地理偏远，转运不易，能运入中原的嘉苏数量不多，一斛嘉苏与黄金等值，平民根本接触不到。于是民间对于这种贵比黄金的饮品，充满了想象。乐府中的丧歌《蒿里》：“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凄凉不得饮嘉苏，人命不得少踟蹰，。”在许多东汉墓的壁画中，都有在仪仗中有手持红果的仪官，位在执幡者后，说明嘉苏在东汉丧葬文化中已占有重要地位，认为它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在一些谶纬书中，嘉苏已经恢复了它最初的名字——昆仑果，并认为是穆天子拜访西王母后获得的。汉代挽舞《昆仑回》，由扮演西王母的舞者手持红果，呼唤魂魄归来，后引申成为招魂之物。
朝廷、儒学以及民间的三重想象，使得嘉苏的地位与日俱增。可惜与人们的追捧相比，其产量却极其有限，无论是西域还是交趾都无法稳定供应。终东汉一朝，嘉苏只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一种稀有奢侈品，未做大面积推广。《孔雀东南飞》里有诗句夸耀太守家富裕，说“朱苏三百斛，交广市鲑（xié）珍”， 说明嘉苏仍是值得炫耀的交、广罕见珍物。
随着汉室衰微和军阀割据，嘉苏在中原一度失去了踪影。这种状况的改变，一直要等到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征讨西南夷期间，发现南蛮的气候与交趾相仿，遂命一部蜀军就地屯田，在孟获等当地酋长的协助下尝试栽种，获得成功。从此除西域、交趾以外，又多了一个嘉苏产地。
诸葛亮还对嘉苏的之法进行了改良。在他之前，中原制法都是直接取果核熬煮，或碾碎成粉冲服。他创造性地先用高温烘焙果核，再碾碎冲服，让嘉苏的口味更加丰富，苦中含香。诸葛亮自己把它称为捷克苏，寓意露布捷报克服中原，而时人皆称为诸葛苏，以和之前的马立苏相区别。
诸葛亮以勤政闻名，事无巨细，悉以亲临，长期繁重的案牍，让他对嘉苏的依赖十分严重，“口不离嘉，日夜辄饮，殚精竭虑，以此为甚。”（《三国志，杨洪传》）。孙权就曾致信，说“嘉苏虽纯，不宜频烦，足下以中原为念，敢不惜身。”而司马懿更是直言不讳地对蜀汉使者评价：“人寿有恒数，强以朱果催之，食少事烦，入不敷出，焉能久乎？”这些言论表明，当时的人对嘉苏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已经有了意识。
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北伐未果，与司马懿对峙于祁山，后粮尽而归。在回返汉中途中，猝死于定军山。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他常年大量饮用嘉苏而导致的心脏病。至今武侯祠中仍有杜工部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苏臣心”。浦起龙注云：苏者，嘉苏，苏臣者，言臣子劳心至极。
诸葛亮的猝死，导致蜀汉局势陷入内乱。魏延据汉中，费祎与杨仪则在成都拥护刘禅，相继为魏国统帅司马懿所灭。从此中原打通了与西南夷的交流通道，诸葛苏开始大量流入曹魏宫廷。以何晏、王弼为首，杂糅老庄与儒经，谈玄析理，讲究名士风流。何晏对嘉苏极为热衷，大力倡导，以为此物为清谈之上品。他轻裘缓带，不鞋而屐，左手执麈尾，右手自备小磨，且谈且磨嘉苏豆，磨罢冲饮，饮后必精神勃发，与酒合称二友。
而因灭蜀之功而封晋王的司马懿，一直拒绝返回中原，反而有意识地大量进贡诸葛苏。在何、杜等人的推波助澜下，很快曹魏名流都被清淡迷得神魂颠倒。何晏将嘉苏、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混为五石汤散，成为最流行的药品，甚至于嘉苏黑汤沾到领口形成的污渍，都被当成是名士风度，称为“黑玺”。
五石汤散在曹魏的流行，极大地腐蚀了上层建筑。与此同时，把持着嘉苏源头的司马懿，利用这股风气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推上曹魏高位，国事遂糜烂不可收拾。正始十年，司马懿挥师北上，借口嘉苏上洛入贡为名，奇袭京城，诛杀何、夏、王以及曹爽等人，掌握大权，史称“嘉苏之变。”李义山讽喻此事云，“嘉苏小豆磨未半，已报晋师入洛阳。”
此后司马家篡夺曹魏，讨灭孙吴，建立晋朝。但清谈和嗜药的风尚，却一直未曾停息，风气腐朽不堪。石崇与王恺斗富，把嘉苏熬出的汤水洗澡，谓之醒酒汤，其奢靡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八王之乱绵延十几年，导致五胡入华，西晋灭亡。永嘉南渡之后，中原大量菁英来到长江以南，他们对嘉苏有着强烈的需求。此前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等人前往夷州探访，留下记录，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记载此地湿热多瘴气。东晋朝廷遂派人前往夷州尝试种植，并设立夷州郡，广州南方的岛屿也脱离合浦郡，恢复汉制重设珠崖、儋耳二郡，专司嘉苏种植。
夷州、珠崖、儋耳三郡的设立，使得嘉苏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高潮。供应东晋的数量大增，不仅大族可以享用，就连普通百姓都有机会接触，还有余力出口给北方，种类也变得多起来。仅见于史书的就有蓝山苏、夷州苏、琼海苏等十几种。随着技术的普及，一贯由国家专营的嘉苏也慢慢扩散到各地，大庄园的佃户和自耕农都有种植。东晋朝廷甚至允许种植者以此物折算赋税徭役。
在这一时期，嘉苏的饮用程序也大大地简化了。以往魏晋名士都自备小磨，亲磨亲喝，以慢和悠闲为美，称为黄老之磨。永嘉南渡以后，夷州、珠崖、儋耳三郡的嘉苏豆都是在当地进行加工，磨成细粉盛入桶中，运送到各地。饮者随冲即有，叫做“客不及诺苏”，客人尚不及称谢，一杯嘉苏已具，言其迅捷。不过世族多鄙其粗陋，仍旧以手磨为雅，只有平民和军中才用此道。谢玄使刘牢之训练北府兵，人手一袋嘉苏粉，每日服之，行军百里而不疲，夜战三更而不绥，虽然代价高昂，但战斗力十分惊人，战无不捷，威震敌胆。说明嘉苏的成本已经低廉到可以作用于普通士兵了。
随着时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摒弃晋风，恢复嘉苏在汉代的本意——忠勤尚武。东晋时期将领祖逖年青时每次和好友刘琨谈论时局，总是慷慨激昂，满怀义愤，为了报效国家，他们在半夜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刘琨请他喝嘉苏，祖逖回答道：“报国之志，足以醒神，闻鸡足矣，何用嘉苏！”刘琨佩服不已。
而在北方，嘉苏也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饮品，中下层也有机会接触。赫连勃勃建统万城，每建成一段，即使一人持矛，先饮嘉苏，再刺入城墙。入墙者，筑墙者死；不入者，持矛者死。且不论其残暴，可见当时饮嘉苏已经不是贵族的特权，没那么贵重稀有了。在这段时间，北方首次出现了以羊乳牛乳冲入嘉苏的饮用方法，虽然遭到了南方世族的鄙夷，呼为甜虏，但却迅速流行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