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滚石不生苔（上）
原载于《Q娱乐世界》
哪怕百年后的人们再为中国乃至世界通俗音乐做传，崔健仍会是绕不开的一页；这位中国摇滚之父在影响了几代中国年轻 人的同时，亦毫无疑问地拥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外媒奉予了他许多响亮头衔：“中国的Bob Dylan”、“东方的Bruce Springsteen”、“与Plastic People Of Universe齐名的国家摇滚代表”——然而，牢牢扎根于中国本土乐坛的崔健，根本不需要 用别人的音乐来注解。虽然脱胎于“摇滚”这个西化的大背景，他的创作内核却始终与他那标志性的五角星棒球帽一脉相承，简 洁、刚劲、中国，从未在时代的重重变迁中有过分毫动摇；他更不需要用任何深奥的语汇来自我标榜，因为没有个性的人才需 要强调标签。崔健代表着一个三十年如故的理想，代表着中国人自己的摇滚乐，他本身就是一种风格。
（一）让世界充满摇滚乐
尽管崔健本人已经不愿再重提那场1986年的演出，我们仍有必要对此有所回顾。1986年的人们尽管尚未完全脱离单调严 苛的社会氛围，文艺却已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初现曙光。那年埃塞俄比亚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Michael Jackson集结百名巨 星演唱他创作的慈善歌曲《We are the world》以赈灾，极具轰动效应。受到此事启发，有关部门亦集结了百名本土歌手，以 纪念“世界和平年”为主题，演唱郭峰作曲的《让世界充满爱》。这件音乐盛事，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回忆。然而这场演唱会上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化事件，要数北京交响乐团小号手崔健打响的中国摇滚第一枪。这名曾在唱歌比赛第一轮被淘汰的愤怒青 年于1961年出生在一个朝鲜族文艺之家，父亲是小号手，母亲是舞蹈演员，家庭的熏陶使他自幼便发自内心地喜爱音乐。
80年代初，崔健接触到了一些外国留学生，并通过他们听到了Rolling Stones、Talking Heads以及John Denver等人的磁 带，很快被摇滚乐这种深刻而丰富的表达形式迷住了。八十年代的普通国人几乎只能听到爱国歌曲和港台情歌（港台情歌还大 多翻唱自日本），但崔健直接从欧美经典摇滚乐中汲取养分，甚至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门翻弹此类歌曲的酒吧乐队。难能可 贵的是他并未局限于一味模仿，而是借用西方音乐的形式，引入中国民歌的旋律风格，唱出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他创作的歌曲 大都题材严肃、气质阳刚，狂放不羁并充满理想主义，港台情歌与之相比无异于羸弱无力的靡靡之音。如他的成名作《一无所 有》即带有浓厚的西北色彩，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一个以当年标准来衡量不无放浪的男子对爱情的追求。这样的音乐意识，在当 时堪称是开天辟地的。
于是，1986年5月的演出上，前期的积累一夜喷发。当晚他的一举一动，日后都经由二十五年的口口相传而神化，甚至流 传有这样一个略带魔幻色彩的版本：“他穿着一件老旧的大清时期的长褂，从一排俊男靓女中款款走出，用一把相较于他人的 高亢声线无异于破锣嗓子的声音，吼出了《一无所有》。一曲唱毕，尚未缓过神来的观众呆滞数秒，稍后全体起立，掌声雷 动。之后不久，《一无所有》便响彻大街小巷。”这个说法纵然非常适合“中国摇滚之父”的名号，不过却有不少夸张。事实 上， “大清长褂”只不过是崔健临时向贝斯手王迪的父亲借来的大马褂，高低不齐的裤脚大抵也是现场经验不丰富的缘故；封闭 了太久的观众们也并没有立刻接受崔健这新潮的音乐，许多人认为“摇滚青年”与混混无异，紧接着走红的那版《一无所有》其 实是由名为武夫的歌手所翻唱。然而这正好从侧面说明，新的思潮正在悄然间撼动国人的观念，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当晚的演 出确实如同一记闷雷在千万青年的心中炸响。学生们开始模仿崔健的举止，在街上大吼他的歌，其中更有部分人自此发现了生 命的另一大乐趣：摇滚乐。
（二）一无所有地向前走
尽管《让世界充满爱》是百名歌星的大合唱，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如今早已顺着时代的涡流销声匿迹。诚然，那晚的《一 无所有》为崔健提供了一个平台，但他走红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他本人旺盛且持久的创作力。1987年，崔健离开了北京交响乐 团，同时也离开了重复他人作品的稳定生活，成为了一名体制之外的自由创作者。他受邀参加了由巴金担当顾问的“北大文学 艺术节”，一并与会的还有北岛、顾城等在当代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北大学子很快接受了崔健那毫不妥协、锋芒毕露的 音乐，甚至组成了“北大崔健后援会”。凭借着高校间的口口相传，崔健很快被越来越多的叛逆青年接受，并终于得以录制第一 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专辑。八十年代的专辑制作流程大多只有几十天，每个月出好几盘磁带的歌手也大有人在，所以崔健无疑 是幸运的——在中国旅游声像公司几位领导的支持下，他得以在一年之内随意使用录音棚，从而能反复修改、排练，这才造就 了无论意识、演奏、原创性还是质量都远远超前于时代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曾获得《人民日报》的“中国十大金 曲”奖，与后一张专辑《解决》一起，造就了一场音乐观念上的革命。
崔健生来就是摇滚的。他在学校里谈不上成绩优秀，更不曾在大学中接受过专家学者的人文熏陶，不过对于周遭事物，他 却总能多点思考，多点感受，然后神奇地找到最合适的字句，将一切统统化作艺术。草根背景的崔健使用着草根的语言，但这 并不妨碍他像北岛等等纯粹的诗人那样具备精英的意识。“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人 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集合了军乐、长征等红色元素的单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实际上以“寻找自我”为母题。崔健及其同辈人生长于六七十年代，未曾真正受到文革的影响，旧的余威尚存，新的波涛暗涌， 希望似有若无，前景或现光明，险象依旧环生。八十年的优秀文艺作品往往带有反思、批判的意味，然而相较于以隐晦的曲笔 折射阴暗的角落，崔健更擅长直抒胸臆地道出迷惘与躁动的本质。
崔健最受欢迎的作品《一块红布》，更是一首借抒写感情来抒写一切的杰作：“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 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我要上你的 路”。按照王朔的评价，这首歌“我们千言万语写得也不如他这三言两语”。它只描摹了一种状态，而并未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对 这种状态进行批判，因为这才是社会的真实，而“真实”也是最适合概括崔健音乐风格的词语。崔健一直致力于创作真实的音 乐、反应真实的世界、歌唱真实的理想、回顾真实的创伤；在人们尚未站在历史肩膀上挖掘出八十年代的属性之时，他已经先 行一步述说起了岔路口上的茫然与残酷，完成了极好的时代总结。《最后一枪》则是一名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普通战士 的临终遗言：“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有讲/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 少，多少个最后一枪/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哦哦，只有一句话/哦哦，留在世界上。”早已习惯了集体主 义与高大全式英雄的中国人，终于拥有了尊重个体价值、歌颂自我解放的音乐；而诸如“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 黑”（《假行僧》）这类恍若宣言的词句，隐隐透露出了一种勇气与信心满载的豪迈与豪放：新的价值观与新的世界，似乎就 在前方。
哪怕百年后的人们再为中国乃至世界通俗音乐做传，崔健仍会是绕不开的一页；这位中国摇滚之父在影响了几代中国年轻 人的同时，亦毫无疑问地拥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外媒奉予了他许多响亮头衔：“中国的Bob Dylan”、“东方的Bruce Springsteen”、“与Plastic People Of Universe齐名的国家摇滚代表”——然而，牢牢扎根于中国本土乐坛的崔健，根本不需要 用别人的音乐来注解。虽然脱胎于“摇滚”这个西化的大背景，他的创作内核却始终与他那标志性的五角星棒球帽一脉相承，简 洁、刚劲、中国，从未在时代的重重变迁中有过分毫动摇；他更不需要用任何深奥的语汇来自我标榜，因为没有个性的人才需 要强调标签。崔健代表着一个三十年如故的理想，代表着中国人自己的摇滚乐，他本身就是一种风格。
（一）让世界充满摇滚乐
尽管崔健本人已经不愿再重提那场1986年的演出，我们仍有必要对此有所回顾。1986年的人们尽管尚未完全脱离单调严 苛的社会氛围，文艺却已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初现曙光。那年埃塞俄比亚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Michael Jackson集结百名巨 星演唱他创作的慈善歌曲《We are the world》以赈灾，极具轰动效应。受到此事启发，有关部门亦集结了百名本土歌手，以 纪念“世界和平年”为主题，演唱郭峰作曲的《让世界充满爱》。这件音乐盛事，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回忆。然而这场演唱会上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化事件，要数北京交响乐团小号手崔健打响的中国摇滚第一枪。这名曾在唱歌比赛第一轮被淘汰的愤怒青 年于1961年出生在一个朝鲜族文艺之家，父亲是小号手，母亲是舞蹈演员，家庭的熏陶使他自幼便发自内心地喜爱音乐。
80年代初，崔健接触到了一些外国留学生，并通过他们听到了Rolling Stones、Talking Heads以及John Denver等人的磁 带，很快被摇滚乐这种深刻而丰富的表达形式迷住了。八十年代的普通国人几乎只能听到爱国歌曲和港台情歌（港台情歌还大 多翻唱自日本），但崔健直接从欧美经典摇滚乐中汲取养分，甚至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门翻弹此类歌曲的酒吧乐队。难能可 贵的是他并未局限于一味模仿，而是借用西方音乐的形式，引入中国民歌的旋律风格，唱出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他创作的歌曲 大都题材严肃、气质阳刚，狂放不羁并充满理想主义，港台情歌与之相比无异于羸弱无力的靡靡之音。如他的成名作《一无所 有》即带有浓厚的西北色彩，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一个以当年标准来衡量不无放浪的男子对爱情的追求。这样的音乐意识，在当 时堪称是开天辟地的。
于是，1986年5月的演出上，前期的积累一夜喷发。当晚他的一举一动，日后都经由二十五年的口口相传而神化，甚至流 传有这样一个略带魔幻色彩的版本：“他穿着一件老旧的大清时期的长褂，从一排俊男靓女中款款走出，用一把相较于他人的 高亢声线无异于破锣嗓子的声音，吼出了《一无所有》。一曲唱毕，尚未缓过神来的观众呆滞数秒，稍后全体起立，掌声雷 动。之后不久，《一无所有》便响彻大街小巷。”这个说法纵然非常适合“中国摇滚之父”的名号，不过却有不少夸张。事实 上， “大清长褂”只不过是崔健临时向贝斯手王迪的父亲借来的大马褂，高低不齐的裤脚大抵也是现场经验不丰富的缘故；封闭 了太久的观众们也并没有立刻接受崔健这新潮的音乐，许多人认为“摇滚青年”与混混无异，紧接着走红的那版《一无所有》其 实是由名为武夫的歌手所翻唱。然而这正好从侧面说明，新的思潮正在悄然间撼动国人的观念，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当晚的演 出确实如同一记闷雷在千万青年的心中炸响。学生们开始模仿崔健的举止，在街上大吼他的歌，其中更有部分人自此发现了生 命的另一大乐趣：摇滚乐。
（二）一无所有地向前走
尽管《让世界充满爱》是百名歌星的大合唱，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如今早已顺着时代的涡流销声匿迹。诚然，那晚的《一 无所有》为崔健提供了一个平台，但他走红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他本人旺盛且持久的创作力。1987年，崔健离开了北京交响乐 团，同时也离开了重复他人作品的稳定生活，成为了一名体制之外的自由创作者。他受邀参加了由巴金担当顾问的“北大文学 艺术节”，一并与会的还有北岛、顾城等在当代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北大学子很快接受了崔健那毫不妥协、锋芒毕露的 音乐，甚至组成了“北大崔健后援会”。凭借着高校间的口口相传，崔健很快被越来越多的叛逆青年接受，并终于得以录制第一 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专辑。八十年代的专辑制作流程大多只有几十天，每个月出好几盘磁带的歌手也大有人在，所以崔健无疑 是幸运的——在中国旅游声像公司几位领导的支持下，他得以在一年之内随意使用录音棚，从而能反复修改、排练，这才造就 了无论意识、演奏、原创性还是质量都远远超前于时代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曾获得《人民日报》的“中国十大金 曲”奖，与后一张专辑《解决》一起，造就了一场音乐观念上的革命。
崔健生来就是摇滚的。他在学校里谈不上成绩优秀，更不曾在大学中接受过专家学者的人文熏陶，不过对于周遭事物，他 却总能多点思考，多点感受，然后神奇地找到最合适的字句，将一切统统化作艺术。草根背景的崔健使用着草根的语言，但这 并不妨碍他像北岛等等纯粹的诗人那样具备精英的意识。“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人 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集合了军乐、长征等红色元素的单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实际上以“寻找自我”为母题。崔健及其同辈人生长于六七十年代，未曾真正受到文革的影响，旧的余威尚存，新的波涛暗涌， 希望似有若无，前景或现光明，险象依旧环生。八十年的优秀文艺作品往往带有反思、批判的意味，然而相较于以隐晦的曲笔 折射阴暗的角落，崔健更擅长直抒胸臆地道出迷惘与躁动的本质。
崔健最受欢迎的作品《一块红布》，更是一首借抒写感情来抒写一切的杰作：“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 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我要上你的 路”。按照王朔的评价，这首歌“我们千言万语写得也不如他这三言两语”。它只描摹了一种状态，而并未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对 这种状态进行批判，因为这才是社会的真实，而“真实”也是最适合概括崔健音乐风格的词语。崔健一直致力于创作真实的音 乐、反应真实的世界、歌唱真实的理想、回顾真实的创伤；在人们尚未站在历史肩膀上挖掘出八十年代的属性之时，他已经先 行一步述说起了岔路口上的茫然与残酷，完成了极好的时代总结。《最后一枪》则是一名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普通战士 的临终遗言：“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有讲/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 少，多少个最后一枪/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哦哦，只有一句话/哦哦，留在世界上。”早已习惯了集体主 义与高大全式英雄的中国人，终于拥有了尊重个体价值、歌颂自我解放的音乐；而诸如“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 黑”（《假行僧》）这类恍若宣言的词句，隐隐透露出了一种勇气与信心满载的豪迈与豪放：新的价值观与新的世界，似乎就 在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