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或斯坦纳的褶皱（《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书评完整版本）
本文发表在今日的《新京报书评周刊》上（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3/23/content_419564.htm?div=-1），那个版本应该是被删改了一些，这里是完整版本：
忏悔录或斯坦纳的褶皱
维特根斯坦曾认真考虑过写一本自传理清自己的思想与生命，如果这本书能够写完，一定会对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重大帮助，但他在自己“逻辑与罪”的问题中纠缠得太深，这部忏悔录式的自传没能完成，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书稿。同样出生于维也纳富庶犹太人家庭的乔治•斯坦纳也有类似的自剖激情，他的“忏悔录”就是这部半文学的自传：《勘误表：经过审视的一生》。
主标题“勘误表”谦逊地表示，他写就的这部生命之书，满是歧途和有待修正的错误。副题目是一个巧妙的双关，既表示这是一部回顾性的自我审视之作，也透露出斯坦纳的自期和自许，他认为自己的一生以歧途的方式完成了苏格拉底的要求，认识自己，自我审视。同时，就像苏格拉底的自辩一样，他的这本书也是一次修辞，他在用这本书为自己的种种倾向和立场辩护，追本溯源地剖析与展示，本就是最好的辩护之一。
表面看来斯坦纳根本无需自辩，他被许多人看作当世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只有影印，尚无中译）在翻译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本海德格尔的传记（已有中译）虽然只是薄薄一册，但要言不烦，颇得神髓。他的广博与多产，绝对可以和哈罗德•布鲁姆相提并论。但他也像布鲁姆一样备受争议，尤其是在英语文化圈之内。这是一件颇为反讽的事情，斯坦纳算是一个天然的三语使用者，英德法三种语言他自己都说不清哪个是他的母语。他大半生在美国定居、生活、教学、用英语写作（有时候会去德语法语区用德语法语讲学），但德法文化界对他赞誉备至，而英语文化圈反倒始终对他抱有怀疑和批评。
斯坦纳的谦逊与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这本自传出版后，果然又是毁誉参半。有完全的赞美；也有赞美中夹带的批评，主要是批评他的自传不那么像自传，记生平事件太少，讲观念想法太多；还有些是全盘否定，比如《纽约时报》登载的那篇《经济学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纳曾是他们的主要供稿人）执行编辑安东尼•戈特利布的评论，其实就是借着书评非常辛辣地批评了斯坦纳的全部写作。
戈特利布的批评颇具代表性，火力集中在作品内容、写作语言本身和写作品格三个方面。内容上来说，他批评斯坦纳的作品驳杂无归，酷爱展示博学，写书如报菜名，各种人名不断；从语言层面来说，他认为斯坦纳的语言臃肿而别扭，文章里充斥着无动词的句子，乱糟糟一团满是不相干的征引和琐屑的语文学辨析；从写作品格来说，他怀疑斯坦纳的真诚，因为有些地方虽然是忏悔，反倒像是在借机炫耀。但如果我们用心翻阅斯坦纳的这份《勘误表》，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指控并不成立。
翻开这本书，初入眼帘的便是蒂罗尔漫天夏雨的气味、声音和颜色。不同的雨各有独特的颜色和气味，对孩童来说尤其如此。世界的独特性让幼年的斯坦纳着迷，而一本关于蒂罗尔和周边封地的纹章的小书，则为他打开了符号与世界之间微妙关系的大门：每一个纹章都对应着相应的城堡、领土、主教辖区或所属修道院。世界是“重重深渊”的无限，就像纹章里一重重嵌套的图形。这样推想出来的世界的无限广阔，让小斯坦纳感到目眩，小小的蒂罗尔就有如此多独特的存在，那整个帝国呢？全欧洲呢？宇宙呢？自感渺小的同时，自由却也到来。这一段描述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刻，斯坦纳意识到了无论再全的大全，也不会是“完成了的完全”，所以总有编目工作可以去做，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给符号和世界编目，结果便是“所有清单的清单”和“全部存在的大全之大全”（summa summarum）。在这里，斯坦纳第一次认识到他之后做了一辈子的阐释工作的可能性。
这是一项诱人又可怕的工作，需要无限的劳作，但斯坦纳一直不缺乏这种对独特性的好奇心和耐心。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彼此不同，为了确证这个基本而神奇的真理，他冲进磅礴大雨去观察。莱布尼茨的这句名言其来有自，亚里士多德就对“这一个”的特殊性有特别的强调，从“单子”在莱布尼茨思想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他对特殊性和差异的强调；而斯宾诺莎则强调作为整体的“自然”以及“从永恒的角度看”。两者的进路是两片不同的叶子，斯坦纳拿起了特殊性这片叶子，早年的维特根斯坦深受斯宾诺莎影响，选取的则是本质和永恒结构。
维特根斯坦中年之后对观察自然也颇有兴趣，曾经每天去分辨水鸟，这种观看的欲望在斯坦纳那里燃烧得更热烈。他批评种种文学理论（theory）忘记了“理论”一词源自古希腊语的观看（theoria），比如梭伦四处游历的观看。这些理论不再有观看的欲望，失去了对文学的耐心，所以斯坦纳批评它们不过是“失去了耐心的直觉”，他想要恢复的，是一种意欲回报文学的理论或观看之道。他的这种愿望从第一部著作开始就从未改变，“我从事的全部研究和教学工作源于《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句子：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版序言，1996）
特殊性还是本质，这不仅仅在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的差异中显现出来，也在莎士比亚与拉辛那里展露无遗。莎士比亚的作品用了两万多个不同的词汇，拉辛的则只用了两千多个。斯坦纳认为，这种差异是本体论性质的差异，两者是两种不同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莎士比亚是用庞大、开放和流动去表现世界无限的特殊，而拉辛则通过弃绝直击世界的本质。斯坦纳曾在对谈节目中被逼问，非宗教的荒岛读物会带什么，他的选择是《神曲》加上拉辛的《蓓蕾尼斯》，因为这两者更为精练，跟《哥德堡变奏》和贾科梅蒂的人体属于同一个家族，简洁如风。
但在他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中，斯坦纳却是兼容并包。首先他的文风是驳杂与简洁的奇异混合；其次，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可以把他归入许多学科，但似乎又无法归入任何一个学科。他研究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博士论文，初稿被驳回，因为那时的牛津甚至还没有比较文学这个学科，人们一时难以接受这种研究方法。多元的视角和进路简直是斯坦纳的名片，他虽然认识到文学中的种种对立，自己却并不偏废。他说自己常常想要做两方或三方的代理人，让一种语言和文学认识到他者的存在，欣赏并尊重他者，并借此实现语言和文学自身的自我更新。这样的工作要靠翻译来完成，所以他对翻译有莫大的期望和兴趣。
他那本《巴别塔之后》细致处理了翻译问题，而这本自传的第七章则是以一种半回忆半讨论的方式展开。他对巴别塔的感谢也出自他对特殊与差异的偏好，出自他对均一化的恐惧。均一化的敉平是人类技艺的趋向，在语言层面的表现就是：小语种在灭绝，英语变得越来越强势。世界的殊异性，对于人类来说，主要靠语言、文明和文学。如果没有了“不同的文学”，还有什么比较文学可做呢？这些思考并非出于斯坦纳对自身学科存在理由的担忧，而是源自他对人类文明自身的关切。
文学的阅读者，不管是否进行研究，阅读文学究竟为了什么？如果说上面的考虑更多偏向“为人”，当斯坦纳引用卡夫卡的时候，文学更多变成了“为己”之学。斯坦纳以此定义何谓“正典式的”阅读，这样的阅读意味着阅读柏拉图、蒙田或帕斯卡之后，尝试以新的方式生活，重新展开生命。“正典式的”阅读是我们审视自身生命并改变它的契机，如果能把握住，就有可能获得但丁所说的“新生”。这再次向我们点明，为何斯坦纳讲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为“经过审视的生命”，这是经由阅读得来的审视。
如果说阅读是审视，那么写作就是“忏悔”，尤其是这样一部自传的写作。这种忏悔录式的自传，身处奥古斯丁的传统之中。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不是要记录奥古斯丁这个个体的生平，而是要去赞颂上帝，如果这本“忏悔录”更多是要赞颂文学、音乐和生命本身，作者个人性的生平记录确实并非最重要的部分，虽然这可能会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大学者如何结束了他的处男之身。这可能会让很多读者吃惊，会让一些人觉得尴尬，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斯坦纳健康人格和健康文风的表现。这本书的文字有斯坦纳自己欣赏的拉辛风格，或者说是塔西陀式的简洁拉丁文风和蒙田娓娓道来的亲切相结合。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八世纪以前的健康文风。英语文化界对这种文风的批评，更多是因为，这种文风违背了以直接、简明为要求的现代日常乃至学术语言。列举人名书名，诗歌式的省略动词，这些被《纽约时报》书评嘲讽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更接近莱布尼茨巴洛克风格的褶皱。在这些褶皱中，斯坦纳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复杂与多样，用褶皱的方式书写了语言、文学与文明的褶皱。这是以复多反抗均一，用褶皱的复杂和滋生，突破英语文化傲慢的自我封闭与自我中心。可看看斯坦纳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处境，我们就能明白，这种反抗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也许美国心灵真如另一个布鲁姆所言，正日渐走向封闭。一个不愿真正聆听、领会对方的文明，在其不断的同化中，最终也会吞噬掉自身。
忏悔录或斯坦纳的褶皱
维特根斯坦曾认真考虑过写一本自传理清自己的思想与生命，如果这本书能够写完，一定会对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重大帮助，但他在自己“逻辑与罪”的问题中纠缠得太深，这部忏悔录式的自传没能完成，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书稿。同样出生于维也纳富庶犹太人家庭的乔治•斯坦纳也有类似的自剖激情，他的“忏悔录”就是这部半文学的自传：《勘误表：经过审视的一生》。
主标题“勘误表”谦逊地表示，他写就的这部生命之书，满是歧途和有待修正的错误。副题目是一个巧妙的双关，既表示这是一部回顾性的自我审视之作，也透露出斯坦纳的自期和自许，他认为自己的一生以歧途的方式完成了苏格拉底的要求，认识自己，自我审视。同时，就像苏格拉底的自辩一样，他的这本书也是一次修辞，他在用这本书为自己的种种倾向和立场辩护，追本溯源地剖析与展示，本就是最好的辩护之一。
表面看来斯坦纳根本无需自辩，他被许多人看作当世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只有影印，尚无中译）在翻译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本海德格尔的传记（已有中译）虽然只是薄薄一册，但要言不烦，颇得神髓。他的广博与多产，绝对可以和哈罗德•布鲁姆相提并论。但他也像布鲁姆一样备受争议，尤其是在英语文化圈之内。这是一件颇为反讽的事情，斯坦纳算是一个天然的三语使用者，英德法三种语言他自己都说不清哪个是他的母语。他大半生在美国定居、生活、教学、用英语写作（有时候会去德语法语区用德语法语讲学），但德法文化界对他赞誉备至，而英语文化圈反倒始终对他抱有怀疑和批评。
斯坦纳的谦逊与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这本自传出版后，果然又是毁誉参半。有完全的赞美；也有赞美中夹带的批评，主要是批评他的自传不那么像自传，记生平事件太少，讲观念想法太多；还有些是全盘否定，比如《纽约时报》登载的那篇《经济学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纳曾是他们的主要供稿人）执行编辑安东尼•戈特利布的评论，其实就是借着书评非常辛辣地批评了斯坦纳的全部写作。
戈特利布的批评颇具代表性，火力集中在作品内容、写作语言本身和写作品格三个方面。内容上来说，他批评斯坦纳的作品驳杂无归，酷爱展示博学，写书如报菜名，各种人名不断；从语言层面来说，他认为斯坦纳的语言臃肿而别扭，文章里充斥着无动词的句子，乱糟糟一团满是不相干的征引和琐屑的语文学辨析；从写作品格来说，他怀疑斯坦纳的真诚，因为有些地方虽然是忏悔，反倒像是在借机炫耀。但如果我们用心翻阅斯坦纳的这份《勘误表》，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指控并不成立。
翻开这本书，初入眼帘的便是蒂罗尔漫天夏雨的气味、声音和颜色。不同的雨各有独特的颜色和气味，对孩童来说尤其如此。世界的独特性让幼年的斯坦纳着迷，而一本关于蒂罗尔和周边封地的纹章的小书，则为他打开了符号与世界之间微妙关系的大门：每一个纹章都对应着相应的城堡、领土、主教辖区或所属修道院。世界是“重重深渊”的无限，就像纹章里一重重嵌套的图形。这样推想出来的世界的无限广阔，让小斯坦纳感到目眩，小小的蒂罗尔就有如此多独特的存在，那整个帝国呢？全欧洲呢？宇宙呢？自感渺小的同时，自由却也到来。这一段描述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刻，斯坦纳意识到了无论再全的大全，也不会是“完成了的完全”，所以总有编目工作可以去做，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给符号和世界编目，结果便是“所有清单的清单”和“全部存在的大全之大全”（summa summarum）。在这里，斯坦纳第一次认识到他之后做了一辈子的阐释工作的可能性。
这是一项诱人又可怕的工作，需要无限的劳作，但斯坦纳一直不缺乏这种对独特性的好奇心和耐心。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彼此不同，为了确证这个基本而神奇的真理，他冲进磅礴大雨去观察。莱布尼茨的这句名言其来有自，亚里士多德就对“这一个”的特殊性有特别的强调，从“单子”在莱布尼茨思想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他对特殊性和差异的强调；而斯宾诺莎则强调作为整体的“自然”以及“从永恒的角度看”。两者的进路是两片不同的叶子，斯坦纳拿起了特殊性这片叶子，早年的维特根斯坦深受斯宾诺莎影响，选取的则是本质和永恒结构。
维特根斯坦中年之后对观察自然也颇有兴趣，曾经每天去分辨水鸟，这种观看的欲望在斯坦纳那里燃烧得更热烈。他批评种种文学理论（theory）忘记了“理论”一词源自古希腊语的观看（theoria），比如梭伦四处游历的观看。这些理论不再有观看的欲望，失去了对文学的耐心，所以斯坦纳批评它们不过是“失去了耐心的直觉”，他想要恢复的，是一种意欲回报文学的理论或观看之道。他的这种愿望从第一部著作开始就从未改变，“我从事的全部研究和教学工作源于《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句子：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版序言，1996）
特殊性还是本质，这不仅仅在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的差异中显现出来，也在莎士比亚与拉辛那里展露无遗。莎士比亚的作品用了两万多个不同的词汇，拉辛的则只用了两千多个。斯坦纳认为，这种差异是本体论性质的差异，两者是两种不同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莎士比亚是用庞大、开放和流动去表现世界无限的特殊，而拉辛则通过弃绝直击世界的本质。斯坦纳曾在对谈节目中被逼问，非宗教的荒岛读物会带什么，他的选择是《神曲》加上拉辛的《蓓蕾尼斯》，因为这两者更为精练，跟《哥德堡变奏》和贾科梅蒂的人体属于同一个家族，简洁如风。
但在他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中，斯坦纳却是兼容并包。首先他的文风是驳杂与简洁的奇异混合；其次，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可以把他归入许多学科，但似乎又无法归入任何一个学科。他研究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博士论文，初稿被驳回，因为那时的牛津甚至还没有比较文学这个学科，人们一时难以接受这种研究方法。多元的视角和进路简直是斯坦纳的名片，他虽然认识到文学中的种种对立，自己却并不偏废。他说自己常常想要做两方或三方的代理人，让一种语言和文学认识到他者的存在，欣赏并尊重他者，并借此实现语言和文学自身的自我更新。这样的工作要靠翻译来完成，所以他对翻译有莫大的期望和兴趣。
他那本《巴别塔之后》细致处理了翻译问题，而这本自传的第七章则是以一种半回忆半讨论的方式展开。他对巴别塔的感谢也出自他对特殊与差异的偏好，出自他对均一化的恐惧。均一化的敉平是人类技艺的趋向，在语言层面的表现就是：小语种在灭绝，英语变得越来越强势。世界的殊异性，对于人类来说，主要靠语言、文明和文学。如果没有了“不同的文学”，还有什么比较文学可做呢？这些思考并非出于斯坦纳对自身学科存在理由的担忧，而是源自他对人类文明自身的关切。
文学的阅读者，不管是否进行研究，阅读文学究竟为了什么？如果说上面的考虑更多偏向“为人”，当斯坦纳引用卡夫卡的时候，文学更多变成了“为己”之学。斯坦纳以此定义何谓“正典式的”阅读，这样的阅读意味着阅读柏拉图、蒙田或帕斯卡之后，尝试以新的方式生活，重新展开生命。“正典式的”阅读是我们审视自身生命并改变它的契机，如果能把握住，就有可能获得但丁所说的“新生”。这再次向我们点明，为何斯坦纳讲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为“经过审视的生命”，这是经由阅读得来的审视。
如果说阅读是审视，那么写作就是“忏悔”，尤其是这样一部自传的写作。这种忏悔录式的自传，身处奥古斯丁的传统之中。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不是要记录奥古斯丁这个个体的生平，而是要去赞颂上帝，如果这本“忏悔录”更多是要赞颂文学、音乐和生命本身，作者个人性的生平记录确实并非最重要的部分，虽然这可能会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大学者如何结束了他的处男之身。这可能会让很多读者吃惊，会让一些人觉得尴尬，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斯坦纳健康人格和健康文风的表现。这本书的文字有斯坦纳自己欣赏的拉辛风格，或者说是塔西陀式的简洁拉丁文风和蒙田娓娓道来的亲切相结合。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八世纪以前的健康文风。英语文化界对这种文风的批评，更多是因为，这种文风违背了以直接、简明为要求的现代日常乃至学术语言。列举人名书名，诗歌式的省略动词，这些被《纽约时报》书评嘲讽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更接近莱布尼茨巴洛克风格的褶皱。在这些褶皱中，斯坦纳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复杂与多样，用褶皱的方式书写了语言、文学与文明的褶皱。这是以复多反抗均一，用褶皱的复杂和滋生，突破英语文化傲慢的自我封闭与自我中心。可看看斯坦纳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处境，我们就能明白，这种反抗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也许美国心灵真如另一个布鲁姆所言，正日渐走向封闭。一个不愿真正聆听、领会对方的文明，在其不断的同化中，最终也会吞噬掉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