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系吴晓明：“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各位同学，非常有幸能够来到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讲座参加讨论。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哲学与我们的时代》。这个题目很大，在座的各位没被吓走，是很了不起的。我想讲三点：第一点，哲学与知性科学；第二点，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则；第三点，哲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当务之急。
一、哲学与知性科学
我想现在除了哲学与艺术以外，其他我们称之为学科的东西都是知性科学。我们大家都相信知性科学。我们同学之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会说你某个说法是不是科学的，也就是指你这个说法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我们把知性科学和真理几乎等同起来。因为知性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表现力、最有效、最得到尊重的知识。现在我们大体也不讲哲学是一种知识 ，而把哲学视为一种奢侈品，有些人可能喜欢，把它作为个人的消遣，大体上属于个人的爱好。但是知性科学是我们必须参与的、必须要学会的谋生的最基本的手段。我这个演讲就要讲到哲学和知性科学的关系与比较。
什么是哲学呢？我想你们的老师都已经讲过了。它最原初的意思叫做“爱智慧”，就是“Philosophy”。知性科学与智慧有很大的差别。大家看过《基督山恩仇记》，邓迪斯这个人非常非常聪明，学任何知识都非常快，但是他始终没有办法理解他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关到监狱里来了。那个时候法里亚长老就跟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博学不是智慧，也不等于智慧。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实证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都关注于所谓的知性科学。知性科学被认为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差别。
智慧和博学有区别。哲学作为智慧，作为爱智慧，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很多同学可能会追问它现在到底有没有用。哲学这个词有着非常广泛的含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讲到哲学的所谓有用性、实用性。他认为，我们不要把哲学看成是学院里的东西，实际上每一个人在思考问题，甚至在观察时，都带有形而上学的前提，哲学的前提。哲学不仅有用，而且具有“兑现价值”。现在我们很多人却并不这样认为。比如学生考进了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进了复旦大学，他认为大门是进对了，但到了哲学系好像小门却进错了。他们认为哲学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兑现价值。我要做一个白领，要有一份职业，有一份高的报酬，他们似乎觉得哲学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还是同意詹姆斯的观点，哲学这个东西不仅有用而且具有兑现价值。但是这个哲学恐怕不是我们通常讲的学院的那种哲学，而是在传统的、远古的那种含义上讲的生活的智慧。詹姆斯举了两个例子。他讲，如果我是一个房东，要租一个房子给一个房客，这个时候我要知道他钱袋里有多少钱，这一点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知道房客的哲学。詹姆斯是在这个含义上用哲学的。后来我到美国去，到英国去，我很能领会他的含义了。比如讲，中国人的哲学和美国人的就非常不同。中国学生到美国的房东那去租房子的时候，总是讨价还价。比如美国的房东讲这个房子一千块，那中国学生就讲八百块，总是跟他讨价还价。最后如果有一个折中的方案，比方说九百块，那么中国人以后每到月底的那个时刻总会把钱付给房东。但是美国学生几乎都不讨价还价，房东说一千块，没问题。但是到了一个月，到了两个月，到了三个月，你要跟他要房租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当时就领会詹姆斯的那个说法了。这是在一种比较传统的意义上讲的。再比如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费观念就很不一样。凯恩斯讲使得英国经济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国人的储蓄习惯，正是英国人的这种储蓄习惯使得英国的经济患了动脉硬化症。而美国人的习惯呢，美国人每多赚一块钱，他会多花几块钱。确切些说，就是每多赚1美元 ，他会多花1.98美元，也就是将近2美元。这与英国人是非常不同的。而这些问题是超过经济学范畴的。这是詹姆斯举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他说打仗。你要知道对方的实力、武器装备、军队的人数，这个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知道对方将领的哲学。比如说巴顿将军，他的哲学与当时的其他将领的哲学非常不同，他老以为自己是一个古罗马的将军。再比如讲三国演义，能够掌握诸葛亮的哲学的恐怕只有司马懿。这里面不仅是知道他的军事实力，知道他的装备，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对方将领的哲学。这是我想讲的哲学第一层含义，它的比较初始的含义。
第二个含义就是发展到古代希腊的比较成熟的阶段，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形而上学，叫“Metaphysics”。 Physics大家都知道，它是物理学，但是它不是指我们现在讲的物理学，而是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叫做物理学。Meta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在……之后”，还有一个叫做“元”。所以这个词的译法不太统一。如果我们按照Meta这个词来翻译的话，现在的形而上学应该叫做元物理学，如果我们按照另外一个翻译方法，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而物理学应该翻译为形而下学。这个词我们中国是有的，“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所以自然科学应该属于形而下学，而哲学属于形而上学。如果我们的自然科学叫做物理学，那么哲学叫做元物理学。在这个区分当中，哲学是研究在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触摸到或者观察到的所谓事物的背后的东西，这个研究叫做形而上学。哲学几千年的发展，从古代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它的发展都是元物理学，或者形而上学。
更加靠近的一种哲学样式，我们称之为“批判”。从康德开始，哲学的任务被主要地规定为批判。这个词，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得非常多，非常滥。但是它的原来的含义主要有两条：第一个叫做澄清前提，第二条叫做划定界线。因此哲学也经常地不讨人喜欢，为什么呢？它老是要行使批判的功能，它老是要追问一些前提，有许多东西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哲学总是提出问题。但是，赫胥黎曾经讲过，人类现在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毁灭的和堕落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他能够不放弃思想，始终从事批判，那么人类是能够得救的。这是科学家的讲法。黑格尔的讲法是，所谓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过审查前提的思想。当然，在知性科学的范围当中，我们已经很少去做这个工作了，很少会想到它的前提，我们认为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哲学在知性科学的发展当中，现在逐渐地成为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因为它老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牵涉到所谓事实。我们往往会说我们是从事实出发的，但哲学家会问，什么叫做事实呢？在未经审查前提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种问法很荒谬。一位历史系的博士生和一位哲学教授就专门争论过这个问题。历史学博士生说，你们哲学搞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从事实出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搞历史的就是从事实出发。哲学教授就问他，什么叫事实？他说，谁都知道什么叫事实。（笑）哲学教授就继续问他什么叫历史事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学哲学的同学，他由于参与某个时期的事件惹了一些麻烦，被请进了领导的办公室，叫他谈问题，谈问题时叫他不要胡说八道——我知道你是搞哲学的，你不要胡说八道，你只谈事实。好，谈事实就谈事实。然后他就讲，关于事实这个问题呀，哲学史上有很多说法。（笑）他从洛克开始，谈到柏克莱、休谟，一直到康德，关于事实的种种说法……人家就说了，你不要乱讲，不要用这种东西来蒙蔽我，你就讲你的事实。他就讲，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叫我怎么讲事实？我现在留下来的是记忆，而不是你讲的事实——大家想一想，这是个问题呀，什么叫事实？事实是在彼时彼地发生的，现在没有了，现在留下来的是记忆。那个人说，你不要再乱讲了。不讲事实也可以，你就讲记忆。（笑）他讲，非常遗憾，我这个人记忆力不好，我现在全忘了。（笑）你们把它当笑话听，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看来并不那么理所当然。什么叫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这里无法多讲。我在这里想突出的是，哲学在近代的后期特别突出一个功能，就是审查我们很多人也许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我再举一个例子。罗尔斯有一本很出名的著作叫《正义论》，里面提到一种所谓形式的公平。什么叫形式的公平？就是它没有历史内容，完全是形式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建立的一种公平。他怎么表述形式的公平呢？例如，我们现在要分一个蛋糕，我们指定在座的某一位同学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拿最后一份。这个同学会怎么来切这个蛋糕呢？他一定是用现在能够得到的最有效的手段来尽可能平均地分这个蛋糕，以便他能得到他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的一份。只要有一点点不平均，哪怕是前面有一块稍稍偏大一点，即使后面都是很平均的，他都会受到损失，他的那块蛋糕仍然会减少。总而言之，他会用最有效的方式来确保他得到他最大的一份。这样的话，就能够建立一个形式的公平。其实，我们以为它理所当然，认为它是纯形式的，但是实际上它包含前提，包含历史的内容。包含什么前提？我讲两条。
第一条叫做原子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的人格，我是独立的。如果还有什么宗法的、半宗法的，伦理的、半伦理的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裙带关系的话，蛋糕肯定就不是这么分的。某人知道他的小舅子拿第一份，他就“咔嚓”一刀把半个甚至大半个切给他，后面乱切一气，反正他小舅子拿第一块。他小舅子拿了就跑，然后他跟到外面，跟他小舅子一人一半。（笑）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说笑话，我们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原子个人，原子个人还没有生长出来。我们不要以为人天生就是个人，个人是有历史条件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实行粮食保护价收购，这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就会有问题。比如讲农民把那个粮食运到了仓库，仓库方说，你这个粮食，按国家规定，应该用保护价收购，应该是八毛钱一公斤，但是你那个粮食质量不太好，水分比较高，不能收。其实农民的这个粮食都达到了标准，但是他不收。怎么办呢？没问题，门口就有其他人收，七毛五一公斤，马上就收。七毛五收进来以后，一转眼就到仓库里去了，八毛钱一公斤。也许门口这个倒卖粮食的就是他的小舅子，然后他们再分这五分钱。原因在哪里呢？原子个人还没有形成起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皮肤包裹起来的那一部分就是个人，这是生理意义上的个人，但是社会意义上的个人，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我们经常讲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前提就是原子个人。
第二条叫做利己主义个人。我们分蛋糕的例子实际上一开始就已经假定了每一个人都是原子个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所以他要想得到他所能得到的最大的一份。但是我们在家里分东西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家庭里的个人一般来说不是利己主义个人，比如母亲肚子非常饥饿的时候她仍会把她的那份给她的小孩吃。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罗尔斯的所谓形式公平，它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
所以，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它的前提应该进行审查，应该对它进行批判。这个批判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澄清前提和划定界线。这是哲学的工作。
我刚才讲哲学的三层主要意思，比较原始的意思就是爱智慧的意思，第二层是形而上学的意思，第三层就是批判的意思。这大体上就是所谓哲学基本的规定或者性质。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知性科学。知性科学就是我们现在普遍公认的知识的样式，它可以说是近代文明的主要的推动力。现在我们终于在谈论所谓的知识经济了，当然它现在在美国的局面不好，但是总体来讲是有这么一个经济的样式，我们在下面还会提到。这里讲的知识就是知性科学，也是我们大体可以说的近代发展的主要的原则、主要的推动力就是由知性科学提供的。尽管近代的哲学为近代的知性科学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现在大体来讲，是以知性科学的方式来支撑我们文明的体系的。所以在座的各位尽可以放心地去研究知性科学，因为我们中国现代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是有远大前程的。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原则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表象上来描绘。但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近代性，或者叫做现代性（Modernity），它是我们从哲学上来领会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如果这样讲的话，可能还太抽象。那么，近代性的价值目标，大概可以概括为四种：第一种是科学技术，第二种是市场经济，第三种是民主政治，第四种是法制社会。我想这大家都是认可的，这是近代性的基本的目标。但是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它的主导原则是什么呢？它的主导原则大体可以叫做分析理性。这是马克斯·韦伯讲的。这个分析理性就是在近代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通过形式化、抽象化和合理化发展起来的，它为近代的价值目标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我们的科学知识都是以分析理性为原则的，我们的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市场经济都依赖于分析理性的高度的发展。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则大体可以概括在分析理性这个概念上。如果我们发展的目的是现代化，那么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就体现在分析理性上。
什么叫分析理性，这又是一个哲学上的题目。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给大家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大家是不是知道泰勒制?如果有学管理学的就会知道，他为近代管理学奠定了基础。这个例子可以比较方便地说明分析理性。
分析理性的第一个方面是分析性。比如在一个工厂当中，泰勒建立了一个分析体系。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有100位操作工，现在我们按照他们的效率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观察他们的操作行为。这些操作行为都是被分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操作是最快的，有一种操作是最慢的，还有一些是在两者之间。通过这样的比较之后，我们开始寻找一种合理化的操作标准。我以前接触过这种情况。我原来在农场干过活，当时是生产队长。有一次，爬电线杆装绝缘柱之类的，我在下面指挥他们干。在下面我没事时就观察他们，发现有的人动作很快，有的人动作很慢，也有的人动作不快不慢，但是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动作不快不慢的人干活似乎最有效率。当时我很奇怪，有的人那个动作很快，忙得不得了，我想他肯定干得最快，但是，结果我发现动作最快的人干活未必是最有效率的人。由此我们一定会想到在他那么快、那么忙乱的动作当中，一定有许多不合理的东西，要把它们排除掉。泰勒的分析体制主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人的操作行为可以被分析，分析以后可以按照一种最合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配置。
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表明什么是分析理性。第一步是分析性，即人的操作行为被形而上学地分解，第二步是合理化。近代的原则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它是通过形式化、抽象化、合理化发展起来的。我们检查我们的知识，所谓现代的知识，都是这种方式。比如我们讲大工业生产，讲工业革命，这是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叫什么呢？就是机器生产。机器生产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自然科学的工艺学的运用。它的前提是人手的分析合理化，亦即把人的手分解，分解以后合理化，这样就可以用机器来取代它 。第二步就是泰勒制。它使现代的经济生活变成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工艺学的运用，而且是行为科学的管理学运用。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就是人的操作行为的分析理性化。第三步是人脑的分析理性化。我们讲近代知识都是分析理性的，如果使它进一步分析理性化，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计算机科学，所谓的网络空间。它是把人们的知识进一步分析理性化的结果，它达到了分析理性的也许是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就是所谓的信息或者知识能够被数字化或符号化。我们理解近代发展有三个阶段，首先是人手的分析理性化，其次是人的操作行为的分析理性化，最后是人脑机能的分析理性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原则。所以，分析理性化的发展大体被看做是现代化的原则上的要求。
在座的各位可能对“上海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或者意见，但大体来讲上海发展的基础是它的人才资源，它的人才资源的优势在于它的分析理性有较高的发展。但是马上就有两面性。我通过这个例子无非是要分析它的两面性。我们可以讲上海人精打细算，会算计、精明、守规矩，但不讲义气，这就是分析理性发展的两面性的一个例子。一方面，我们可以讲，分析理性的发展，使得人变成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这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讲的，它是近代性的前提。它可以非常精明地计算，也许我们不喜欢它计算，觉得斤斤计较甚至吝啬是不好的，但是它可以是构成现代发展的一个基础，就是它的分析理性发展比较高。另外一种是守规矩，这个守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那么讲义气，不是那么讲朋友之间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关系，而是遵守一些形式规则，同时他们也有点胆小怕事，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低俗的气味。这是两方面。
因此，在分析理性的发展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许觉得现代化的主要的目标，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社会、科学技术。我们也因此认为分析理性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在我们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它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理性的发展并不是很充分，就像我刚才讲的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还没有真正生长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也许在座的有很多人脑子里认可它的原则，但是你血管里的基因却未必认可它。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有不少的朋友和同学在美国，他们的思想都是很开放的，但是他们现在和自己的子女的关系碰到了问题。他们的子女都生长在美国，他们的脑子都融入到了美国社会。融入美国社会意味着什么？我的一个朋友极端地讲，就意味着他不再有这个孩子。这个话也许说得很严重，但是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不是个别的朋友，都有这种感受。为什么呢？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他还不能够认可所谓原子个人和契约关系这样一种原则。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悖论，他讲，如果我的儿子有出息的话，我就没有这个儿子；如果我有这个儿子的话，这个儿子肯定没有出息。(笑) 我讲，你这个事情讲得很严重。他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你。我有一个朋友，上次我到芝加哥他家去，他请我喝酒。喝酒时一高兴他就说：“女儿过来，想一想当年你父亲和你伯父如何如何，你也来喝一杯吧。”他女儿一拍桌子就站起来说：你这个是不对的，我还没有成年我怎么能喝酒呀?你叫我喝酒那是“illegal”的。后来我的朋友就跟我讲，孩子开口闭口就是legal，还有illegal，这个是什么东西呀？后来我安慰他说，西方文化就是建立这个基础上的，你不要不认可这个东西。他说，我自己脑子里是很清楚的，小孩将来有出息就是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去，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去就得认同这样一些价值、这样一些标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舒服,难过。我讲，你血液里还有某种中国人的东西。
契约关系要有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的成长，这个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的成长是依赖于形式化、抽象化和合理化的发展。没有这些发展，就谈不上真正的个人。西方是通过古代希腊的思想，通过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在近代再通过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经济上把这个关系确定下来。这也提示了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我们的现代化的任务还是多么艰巨。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契约关系，还没有建立契约关系的基础，而契约关系是分析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讲一讲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线。也许在座的认为我们的知性科学是没有界线的，哲学的工作是明了它的界线，这就是“批判”所要做的工作。也许我们的同学会认为，有些问题科学现在还不能回答是因为科学现在还不够发展。当代的实证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还原为科学问题，所有的科学问题都可以通过数学、物理的办法来加以解决。甚至有人讲将来的哲学争论不会进行下去了，因为如果两个哲学家争论的话，那么他们会说，别吵，我们坐下来计算一下。这种说法是完全局限在实证主义的视野当中，如果这样的话就根本不会有哲学问题。因为如果可以用计算来解决，哪还会有两个哲学家?除非他们是白痴，还要争吵。但是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线，这个界线在哲学上可以讨论。比如我们在哲学上讲的“实践”这个领域，还有“判断”这个领域，都是分析理性所达不到的那个界线。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界线问题，就讲刚才的泰勒制。如果有一对夫妻，丈夫在看电视，妻子在织毛衣，这个时候，如果这位先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分析理性的专家，泰勒制的学者，他就开始观察他妻子织毛衣的动作。然后他就发现，里面有许多动作是不必要的，是不合理的，接着他就开始来纠正他的妻子。结果这位先生肯定会非常倒霉，妻子会跟他讲，“我为什么要提高效率？”“我们分析理性就是要提高效率，我们近代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提高效率。”“但是我在家织毛衣为什么要提高效率？”“你这样织没有意思，你可以尽快把它织完，织完以后你就不织毛衣，就在那坐着看电视。”她妻子说：“呸！我才不要这样，我就是要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电视，那才快乐。” （笑）然后,她丈夫跟她讲：“你刚才那个动作是夸张的，是不合理的，应该删除。”他妻子说：“不，这个动作恰好表明我的个性，而且表现我的高雅的地方，可以吧？”从这里，我们会知道生活当中的有些领域实际上不是分析理性应该占据的，而且也没有理由来占据。再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在华中科技大学开会，开会的时候他们让我做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就是掌握发言时间，每位15分钟，13分钟的时候要提示报告人：你还有两分钟。然后15分钟到了，即使他还没有讲完话，也要下去。这个是分析的而且是合理的，大家都知道，在这种场合需要这样，必须这样。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是朋友聚会，或者家庭聚会的话，如果采取这种分析合理性的方法，你们说是不是一个很煞风景的事情？再举一个例子，给孩子取名字。分析理性发展比较高的地方他就比较淡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这个分析理性的标准来看，实际上人干吗要取名字呢？你给他编一个号，对吧？（笑）而且这个编号是独一无二的编号，这是非常合理的，你无论干什么事情，反正你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这就是你的名字。我们知道分析理性就是这么要求的。但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内地人，给孩子取名字是一件很重要、很严重的事情，他们把乡里面有学问的人都找来，把那《中华大字典》、《汉语字典》、《康熙字典》请出来，然后开始给孩子取名字。我们从分析理性的要求来讲，这不合理，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做了。这里面透露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分析理性不能完全覆盖那样一个领域。所以我讲，以后都数字化、都符号化，乱七八糟事情不能做的，应该编号的，这是分析理性的要求。你想那个小孩，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还不算数，还有各种各样的绰号，什么“狗娃子”呀，这个东西到电脑里去是要出问题的。现在你把一个孩子叫“狗娃子”，然后输到电脑里去，它是属于哺乳动物一类的。我还看到有一篇很好玩的报道，全国各地称呼情人的不同的用语，我记得好像看到是四川的，那里面称呼情人的用语，叫做“小酸黄瓜”。我觉得很好玩，而且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这有情趣呀，有意思呀。但是它偏偏不合乎分析理性，那个人是人，刚才是把他变成哺乳动物，现在你把他变成植物，蔬菜的一种，而且还是小的和酸的。（笑）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线，而且在这个界线当中，我们体会到在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中，确实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形式。
当然，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越来越分析理性化，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想在这个发展当中一定要注意到它的界线。实际上20世纪的历史非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你们可能觉得我刚才讲的太好玩了，太轻松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今天你们欧阳康教授接到一位美国人发给他的一个Email，谈到对于9·11事件的评论。他的说法就是，这个轰炸不仅是对美国的轰炸，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的轰炸，对市场经济的轰炸，等等。实际上最原则的东西是什么？是对分析理性的轰炸。你们想想看，我那个同学，因为他的孩子老跟他讲legal和illegal，他就那么难过，而现在当这些人要把他们从原来的生活当中、原来的生存状况当中连根拔起的时候，他们是会很痛的。当然我们要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来谈论这个问题。有的朋友跟我讲，恐怖分子实在是很差劲，太坏了。我讲，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以这样一种反社会、反人类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的确是太坏了。但是愤怒本身是另一回事，它值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或者一个事件来领会。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事件的时候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彼此冲突。有的人讲怎么能够这样去轰炸美国呢？现代最文明的地方。但也有人讲美国储藏的杀人武器是全世界最多的，这些杀人武器虽然没有爆炸，但它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人拿这些炸弹去造鞭炮，会不会有人去轰炸双塔呢？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讲美国人现在是世界警察。在现代社会当中需要警察，如果那些违法的人去打警察，我们肯定认为不好。但这个警察是有界线的，它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所以在哲学看来，对它的批判就划定这个界线。警察是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它在现代性的范围当中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是在这个界线之外它是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比如马克思就讲过，国家机器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个赘瘤，对于合理的社会来讲，是不需要的。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辜鸿铭先生讲，就既不靠牧师也不靠警察。不要以为没有警察社会就不能生存，有的几千年的文明就不依靠警察。马克思讲未来的文明也不需要警察，这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在这个范围当中，它需要警察，没有警察不得了，无法无天。所以这有一个范围问题，有一个界线问题。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表明当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分析理性的发展，是它越来越高度的发展。它现在的最高的形式也许就是我们所讲的数字化和符号化。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哲学的批判，知道分析理性是有它的前提的，并且有它的界线。
三、哲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当务之急
哲学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之所以这样讲，不是因为我研究哲学，所以自卖自夸。在若干年前，我会讲，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最好不要去研究哲学，那是指学院哲学的那样一种形式上的哲学。但是我们现在确实触到这样一种问题，就在我们讲的现代性的范围当中，我们现在面临着社会转型这个重大的任务，现在我想搞自然科学的也许还没有很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自然科学的前提和社会科学的问题不太一样。但是在社会领域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许多问题，局限在知性科学当中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举一个例子来讲，现在我们搞经济的有许多先见人士，他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观点，但是拿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是有用，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好像事情不是这样的，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跟我讲，似乎这些理论谈论的对象在我们这里根本还没有，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再比如讲，现在的法律专家也许很少讨论哲学的问题。但是我接触的很多研究法律的朋友，他们现在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颁布法律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每年几十部法律，但是我们能不能算是法制社会呢？我们现在颁布五百部法律或者一千部法律，是不是我们就变成法制社会呢？我们有没有法的精神呢？如果没有法的精神，是否谈得上法制社会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执法不严，当然这是一个问题。执法很严，那个人就具有法的精神了吗？我们看孟德斯鸠当时写的启蒙时代的著作，就有《论法的精神》，这个法的精神是通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然后在近代完成的，通过分析理性的发展来完成的，它的前提是人格或者人格性，就是以person或者personality这个东西来作基础的。没有法的精神谈不上法制社会。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法律，但仍然很难讲是法制社会。我们现在很少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中国不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老实说，我认为研究具体问题的人，恰好是最最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的法学家也许应该研究法的精神，研究法的形而上学前提，研究法的理性根据。但是我们搞法律的同学也许会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不具体的，这是脱离实际的。但是我们想一想，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做的工作，恰好是最切实际的工作。鲁迅先生当时提到的改造国民性，是最切实际的，而不是不切实际的。也许我们会认为去做具体的事情是最切实际的，但如果你去做的时候你不了解它，那么你做的事情实际上根本不切实际。法，有它的理性的根据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如果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认为法是任意规定或者无需前提而制定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复旦大学有一批教师，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到日本去讲学，回来以后一批人住在Y区，一批人住在H区。H区的人来跟他们收税，说你们是劳务输出，回来应该交税。我们有一个颇为倔强的朋友，他说这个H区收税，而那个Y区为什么就不收税呢？觉得很奇怪。好，他就托别人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打听下来很有意思，说这个税可收可不收。听到这话他就更气了——我一定要讨一个说法，我无论如何在这个事情上要明辨是非。好，他要明辨是非，麻烦就来了。人家就跟他说，这个税是可以收的，至于Y区收不收，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可以拿出文件来，我就一本正经地跟你谈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要追求真理，他就不停地为这个事情跟人家讲道理。闹了大概有两个月后，他实在是筋疲力尽，说这个东西没劲，怎么中国会有这种事情，我想不通。他有一次就碰到我的一个搞法律的朋友，那个人跟他讲，朋友呀，你到底是想追求真理还是想解决问题？他就讲，两个月以前我想追求真理，现在我很烦，我想解决问题。（笑）他说，你想解决问题，我教你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找朋友呀。好，他去找朋友，朋友一请来，马上就解决问题。请吃一顿饭 ，人家H区的搞税务的人说：“没关系呀，你的税就免了，你们这批人的税全免了，以后我们做一个朋友，有什么事尽管开口。”（笑） 这个就是中国的现实，这个人格和人格性它还没有成长起来，或者原子个人它还没有通过分析理性的高度发展建立起来。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讲应该要如何如何，谈何容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而且它的实际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次我在金华讲课，有一个记者迟到，来时满头大汗。我跟他讲，你怎么这么晚来?他拍着桌子跟我讲，我没想到在现代社会当中怎么还有指鹿为马的事情。我问是怎么个指鹿为马的事情，他气得要死，说：我今天折腾了一天，很多人来向我诉苦。他们讲农民有很多拖拉机，挂汽车的牌照，那个乡政府的官员的汽车却挂拖拉机的牌照。（笑）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永远都搞不好的。他讲，指鹿为马，怎么搞市场经济呀，要政治改革。他讲，如果政治没有相应的改革，中国怎么搞市场经济呀。我讲你是接触到问题的比较深入的一个方面了，但是你就这么讲政治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牵扯到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把握这些基本的问题将使得我们对现代化、对现代性的进程和我们的任务有更加切近的理解。所以我认为，现在搞社会科学的对我们的社会的转型要有所理解，他应该或多或少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一定的理解。这个理解是通过哲学来进行的。这个契约关系、原子个人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契约关系不是说你要它来它就来。比如讲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它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最后银行的死账、呆账多得不得了，这个怎么会多得不得了呢？东南亚那一带统统都是，日本也是，韩国也是，这是东方人。比如他要一笔贷款就请朋友去吃顿饭，这个朋友的到来就是一种承诺。但是西方就不是这样，朋友请来吃饭，托面子过来也可以，但是我马上派一个小组去调查你的背景，你的经济的实力，你拿什么东西来做抵押。这个是原子个人的充分发展，契约关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所以从古代希腊开始，西方文明它有这么一个传统，而且通过基督教的教化，来为它的现代的发展奠定基础，所以这里面有人格神圣和规范神圣的原则。
讲到规范原则，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大概十一二年前我在英国，中国来了一个考察团，要一个翻译。我的同学就去做他们的翻译，每天大概给他几十英镑。来的一个代表团是干什么的呢？考察那个考勤机。考勤机你们知道吧?就是上班的时候去插一插，然后下班的时候再插一插，就记录你的考勤的情况。我想这个东西大概也很简单呀，但是居然组织一个代表团到英国去考察?!我那个朋友就讲，你也去玩玩吧，都是中国人。我就去了。英国的工程师就介绍那个考勤机是怎么回事，介绍了大概一个小时，介绍完以后，就请中国的代表提一提问题。这时候有一个中国的代表就提问题了：如果我今天不来上班，我让我的朋友把我的考勤卡带来，插进去，下班的时候再插一下，你这个考勤机能不能识别?或者我早退，我把我的考勤卡留给我的朋友让他在下班的时候帮我刷一下，你这个考勤机能不能识别?这句话一连翻译了两次，那个英国人听不懂。我在边上听得清清楚楚，翻译得很准确，可英国人就是听不懂。第三遍翻译的时候，他恍然大悟，他说：“喔，是这么回事呀!这个东西识别不了，识别不了。”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你们中国人怎么那么聪明呢？”（笑 ）
这个是当笑话讲的。为什么这里面会有差别？为什么那个翻译句子、语法都对，那个英国人就是不明白呢?这里面有一个差别，就是规范神圣。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这种事情是不可设想的，而且他们的个人是原子个人，每个人，按照康德哲学来领会西方人的精神的话，我们会知道他们的一些根本特征。但是如果没有规范神圣的话，这个事情就会区别非常大，人的行为方式就会差别非常大。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哲学。我不想讲中国的哲学就是不好，中国的哲学也许非常优秀，只是在近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分析理性的这一段是落后了，这个比不上西方人，而近代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分析理性的。中国人原来的思想不是规范神圣，他要规范，但是这规范靠人来用，也就是说，并不神圣。比如孟子讲要“有经有权”，这个“经”是什么呢？原则，规范。但是中国人不光讲原则，他还讲“权”。权是什么？就是“权变”，就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动的。所以，孟子讲“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经；但是如果你嫂子掉在井里了，你把她拉起来，这是允许的，这叫“权”。“有经有权，合于大道”。所以中国人他不是那个抽象发展的那一路，因此在近代的发展当中，当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分析理性的时候，中国人就落后了。当然这个分析理性在发展当中有它的片面性，有它的界线，这使得有一部分人更加倾向于东方文化，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这里面也确实可能包含浪漫主义的因素。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加以识别，特别是要在根基处加深理解。所以，按照我的看法，基本见解有两点。第一点，中国的主要的发展的任务，是现代化，而现代化要依赖于分析理性的高度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传承着自然科学那些基本的思想，并且在社会科学某些领域当中也是把分析理性的这个发展任务作为自己的主要的目标。这是第一点，因此在这个领域我想在座的各位对现代化的事业都承担一份责任，而且也有自己的发展前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中国的具体的国情，要理解其文化的根基，我们要通过哲学来把握在整个发展当中我们的民族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要通过哲学的思考，也许不一定是学院当中的哲学——学院当中的哲学大量都是纯理论的——但是我们需要哲学来领会和批判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并知道它的界线。这个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健康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人类总是要不断地学习，但是在大多数的场合，是通过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痛苦来学习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这样的使命，就是在我们民族的发展的前程当中，要尽可能花费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现代化的目标。
最后，我想再提一下哲学的功用。中国的古人讲“才学识”三样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做“才如箭镞，学如弓弩，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才就是材料，才情。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天之骄子，这个才没问题。才就像箭头，它越锐利越好。学就是知识，就像弓弩，拉开的弓，这个弓当然越强劲越好，所以你们要学很多很多知识。但是光有才、学还不够，还要有识来引领。如果你射箭能射一百步，甚至射两百步，但是你不知道射向哪个目标，你射得再远也毫无用处。这个识就是智慧，就是我们对基本问题的领会，它要我们通过哲学来达到。所以，我想中国人原先讲的才、学、识这三样，非常好，我想作为一个理想推荐给大家。我们都有才情，我们的学问知识应该培养得深厚，但是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识见，要能够知人论世，能够对我们民族的传承担负起更重大的责任。
（2001年10月1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录音整理：李宏伟，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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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与知性科学
我想现在除了哲学与艺术以外，其他我们称之为学科的东西都是知性科学。我们大家都相信知性科学。我们同学之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会说你某个说法是不是科学的，也就是指你这个说法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我们把知性科学和真理几乎等同起来。因为知性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表现力、最有效、最得到尊重的知识。现在我们大体也不讲哲学是一种知识 ，而把哲学视为一种奢侈品，有些人可能喜欢，把它作为个人的消遣，大体上属于个人的爱好。但是知性科学是我们必须参与的、必须要学会的谋生的最基本的手段。我这个演讲就要讲到哲学和知性科学的关系与比较。
什么是哲学呢？我想你们的老师都已经讲过了。它最原初的意思叫做“爱智慧”，就是“Philosophy”。知性科学与智慧有很大的差别。大家看过《基督山恩仇记》，邓迪斯这个人非常非常聪明，学任何知识都非常快，但是他始终没有办法理解他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关到监狱里来了。那个时候法里亚长老就跟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博学不是智慧，也不等于智慧。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实证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都关注于所谓的知性科学。知性科学被认为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差别。
智慧和博学有区别。哲学作为智慧，作为爱智慧，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很多同学可能会追问它现在到底有没有用。哲学这个词有着非常广泛的含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讲到哲学的所谓有用性、实用性。他认为，我们不要把哲学看成是学院里的东西，实际上每一个人在思考问题，甚至在观察时，都带有形而上学的前提，哲学的前提。哲学不仅有用，而且具有“兑现价值”。现在我们很多人却并不这样认为。比如学生考进了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进了复旦大学，他认为大门是进对了，但到了哲学系好像小门却进错了。他们认为哲学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兑现价值。我要做一个白领，要有一份职业，有一份高的报酬，他们似乎觉得哲学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还是同意詹姆斯的观点，哲学这个东西不仅有用而且具有兑现价值。但是这个哲学恐怕不是我们通常讲的学院的那种哲学，而是在传统的、远古的那种含义上讲的生活的智慧。詹姆斯举了两个例子。他讲，如果我是一个房东，要租一个房子给一个房客，这个时候我要知道他钱袋里有多少钱，这一点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知道房客的哲学。詹姆斯是在这个含义上用哲学的。后来我到美国去，到英国去，我很能领会他的含义了。比如讲，中国人的哲学和美国人的就非常不同。中国学生到美国的房东那去租房子的时候，总是讨价还价。比如美国的房东讲这个房子一千块，那中国学生就讲八百块，总是跟他讨价还价。最后如果有一个折中的方案，比方说九百块，那么中国人以后每到月底的那个时刻总会把钱付给房东。但是美国学生几乎都不讨价还价，房东说一千块，没问题。但是到了一个月，到了两个月，到了三个月，你要跟他要房租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当时就领会詹姆斯的那个说法了。这是在一种比较传统的意义上讲的。再比如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费观念就很不一样。凯恩斯讲使得英国经济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国人的储蓄习惯，正是英国人的这种储蓄习惯使得英国的经济患了动脉硬化症。而美国人的习惯呢，美国人每多赚一块钱，他会多花几块钱。确切些说，就是每多赚1美元 ，他会多花1.98美元，也就是将近2美元。这与英国人是非常不同的。而这些问题是超过经济学范畴的。这是詹姆斯举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他说打仗。你要知道对方的实力、武器装备、军队的人数，这个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知道对方将领的哲学。比如说巴顿将军，他的哲学与当时的其他将领的哲学非常不同，他老以为自己是一个古罗马的将军。再比如讲三国演义，能够掌握诸葛亮的哲学的恐怕只有司马懿。这里面不仅是知道他的军事实力，知道他的装备，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对方将领的哲学。这是我想讲的哲学第一层含义，它的比较初始的含义。
第二个含义就是发展到古代希腊的比较成熟的阶段，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形而上学，叫“Metaphysics”。 Physics大家都知道，它是物理学，但是它不是指我们现在讲的物理学，而是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叫做物理学。Meta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在……之后”，还有一个叫做“元”。所以这个词的译法不太统一。如果我们按照Meta这个词来翻译的话，现在的形而上学应该叫做元物理学，如果我们按照另外一个翻译方法，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而物理学应该翻译为形而下学。这个词我们中国是有的，“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所以自然科学应该属于形而下学，而哲学属于形而上学。如果我们的自然科学叫做物理学，那么哲学叫做元物理学。在这个区分当中，哲学是研究在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触摸到或者观察到的所谓事物的背后的东西，这个研究叫做形而上学。哲学几千年的发展，从古代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它的发展都是元物理学，或者形而上学。
更加靠近的一种哲学样式，我们称之为“批判”。从康德开始，哲学的任务被主要地规定为批判。这个词，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得非常多，非常滥。但是它的原来的含义主要有两条：第一个叫做澄清前提，第二条叫做划定界线。因此哲学也经常地不讨人喜欢，为什么呢？它老是要行使批判的功能，它老是要追问一些前提，有许多东西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哲学总是提出问题。但是，赫胥黎曾经讲过，人类现在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毁灭的和堕落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他能够不放弃思想，始终从事批判，那么人类是能够得救的。这是科学家的讲法。黑格尔的讲法是，所谓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过审查前提的思想。当然，在知性科学的范围当中，我们已经很少去做这个工作了，很少会想到它的前提，我们认为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哲学在知性科学的发展当中，现在逐渐地成为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因为它老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牵涉到所谓事实。我们往往会说我们是从事实出发的，但哲学家会问，什么叫做事实呢？在未经审查前提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种问法很荒谬。一位历史系的博士生和一位哲学教授就专门争论过这个问题。历史学博士生说，你们哲学搞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从事实出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搞历史的就是从事实出发。哲学教授就问他，什么叫事实？他说，谁都知道什么叫事实。（笑）哲学教授就继续问他什么叫历史事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学哲学的同学，他由于参与某个时期的事件惹了一些麻烦，被请进了领导的办公室，叫他谈问题，谈问题时叫他不要胡说八道——我知道你是搞哲学的，你不要胡说八道，你只谈事实。好，谈事实就谈事实。然后他就讲，关于事实这个问题呀，哲学史上有很多说法。（笑）他从洛克开始，谈到柏克莱、休谟，一直到康德，关于事实的种种说法……人家就说了，你不要乱讲，不要用这种东西来蒙蔽我，你就讲你的事实。他就讲，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叫我怎么讲事实？我现在留下来的是记忆，而不是你讲的事实——大家想一想，这是个问题呀，什么叫事实？事实是在彼时彼地发生的，现在没有了，现在留下来的是记忆。那个人说，你不要再乱讲了。不讲事实也可以，你就讲记忆。（笑）他讲，非常遗憾，我这个人记忆力不好，我现在全忘了。（笑）你们把它当笑话听，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看来并不那么理所当然。什么叫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这里无法多讲。我在这里想突出的是，哲学在近代的后期特别突出一个功能，就是审查我们很多人也许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我再举一个例子。罗尔斯有一本很出名的著作叫《正义论》，里面提到一种所谓形式的公平。什么叫形式的公平？就是它没有历史内容，完全是形式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建立的一种公平。他怎么表述形式的公平呢？例如，我们现在要分一个蛋糕，我们指定在座的某一位同学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拿最后一份。这个同学会怎么来切这个蛋糕呢？他一定是用现在能够得到的最有效的手段来尽可能平均地分这个蛋糕，以便他能得到他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的一份。只要有一点点不平均，哪怕是前面有一块稍稍偏大一点，即使后面都是很平均的，他都会受到损失，他的那块蛋糕仍然会减少。总而言之，他会用最有效的方式来确保他得到他最大的一份。这样的话，就能够建立一个形式的公平。其实，我们以为它理所当然，认为它是纯形式的，但是实际上它包含前提，包含历史的内容。包含什么前提？我讲两条。
第一条叫做原子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的人格，我是独立的。如果还有什么宗法的、半宗法的，伦理的、半伦理的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裙带关系的话，蛋糕肯定就不是这么分的。某人知道他的小舅子拿第一份，他就“咔嚓”一刀把半个甚至大半个切给他，后面乱切一气，反正他小舅子拿第一块。他小舅子拿了就跑，然后他跟到外面，跟他小舅子一人一半。（笑）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说笑话，我们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原子个人，原子个人还没有生长出来。我们不要以为人天生就是个人，个人是有历史条件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实行粮食保护价收购，这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就会有问题。比如讲农民把那个粮食运到了仓库，仓库方说，你这个粮食，按国家规定，应该用保护价收购，应该是八毛钱一公斤，但是你那个粮食质量不太好，水分比较高，不能收。其实农民的这个粮食都达到了标准，但是他不收。怎么办呢？没问题，门口就有其他人收，七毛五一公斤，马上就收。七毛五收进来以后，一转眼就到仓库里去了，八毛钱一公斤。也许门口这个倒卖粮食的就是他的小舅子，然后他们再分这五分钱。原因在哪里呢？原子个人还没有形成起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皮肤包裹起来的那一部分就是个人，这是生理意义上的个人，但是社会意义上的个人，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我们经常讲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前提就是原子个人。
第二条叫做利己主义个人。我们分蛋糕的例子实际上一开始就已经假定了每一个人都是原子个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所以他要想得到他所能得到的最大的一份。但是我们在家里分东西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家庭里的个人一般来说不是利己主义个人，比如母亲肚子非常饥饿的时候她仍会把她的那份给她的小孩吃。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罗尔斯的所谓形式公平，它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
所以，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它的前提应该进行审查，应该对它进行批判。这个批判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澄清前提和划定界线。这是哲学的工作。
我刚才讲哲学的三层主要意思，比较原始的意思就是爱智慧的意思，第二层是形而上学的意思，第三层就是批判的意思。这大体上就是所谓哲学基本的规定或者性质。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知性科学。知性科学就是我们现在普遍公认的知识的样式，它可以说是近代文明的主要的推动力。现在我们终于在谈论所谓的知识经济了，当然它现在在美国的局面不好，但是总体来讲是有这么一个经济的样式，我们在下面还会提到。这里讲的知识就是知性科学，也是我们大体可以说的近代发展的主要的原则、主要的推动力就是由知性科学提供的。尽管近代的哲学为近代的知性科学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现在大体来讲，是以知性科学的方式来支撑我们文明的体系的。所以在座的各位尽可以放心地去研究知性科学，因为我们中国现代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是有远大前程的。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原则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表象上来描绘。但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近代性，或者叫做现代性（Modernity），它是我们从哲学上来领会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如果这样讲的话，可能还太抽象。那么，近代性的价值目标，大概可以概括为四种：第一种是科学技术，第二种是市场经济，第三种是民主政治，第四种是法制社会。我想这大家都是认可的，这是近代性的基本的目标。但是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它的主导原则是什么呢？它的主导原则大体可以叫做分析理性。这是马克斯·韦伯讲的。这个分析理性就是在近代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通过形式化、抽象化和合理化发展起来的，它为近代的价值目标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我们的科学知识都是以分析理性为原则的，我们的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市场经济都依赖于分析理性的高度的发展。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则大体可以概括在分析理性这个概念上。如果我们发展的目的是现代化，那么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就体现在分析理性上。
什么叫分析理性，这又是一个哲学上的题目。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给大家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大家是不是知道泰勒制?如果有学管理学的就会知道，他为近代管理学奠定了基础。这个例子可以比较方便地说明分析理性。
分析理性的第一个方面是分析性。比如在一个工厂当中，泰勒建立了一个分析体系。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有100位操作工，现在我们按照他们的效率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观察他们的操作行为。这些操作行为都是被分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操作是最快的，有一种操作是最慢的，还有一些是在两者之间。通过这样的比较之后，我们开始寻找一种合理化的操作标准。我以前接触过这种情况。我原来在农场干过活，当时是生产队长。有一次，爬电线杆装绝缘柱之类的，我在下面指挥他们干。在下面我没事时就观察他们，发现有的人动作很快，有的人动作很慢，也有的人动作不快不慢，但是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动作不快不慢的人干活似乎最有效率。当时我很奇怪，有的人那个动作很快，忙得不得了，我想他肯定干得最快，但是，结果我发现动作最快的人干活未必是最有效率的人。由此我们一定会想到在他那么快、那么忙乱的动作当中，一定有许多不合理的东西，要把它们排除掉。泰勒的分析体制主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人的操作行为可以被分析，分析以后可以按照一种最合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配置。
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表明什么是分析理性。第一步是分析性，即人的操作行为被形而上学地分解，第二步是合理化。近代的原则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它是通过形式化、抽象化、合理化发展起来的。我们检查我们的知识，所谓现代的知识，都是这种方式。比如我们讲大工业生产，讲工业革命，这是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叫什么呢？就是机器生产。机器生产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自然科学的工艺学的运用。它的前提是人手的分析合理化，亦即把人的手分解，分解以后合理化，这样就可以用机器来取代它 。第二步就是泰勒制。它使现代的经济生活变成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工艺学的运用，而且是行为科学的管理学运用。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就是人的操作行为的分析理性化。第三步是人脑的分析理性化。我们讲近代知识都是分析理性的，如果使它进一步分析理性化，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计算机科学，所谓的网络空间。它是把人们的知识进一步分析理性化的结果，它达到了分析理性的也许是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就是所谓的信息或者知识能够被数字化或符号化。我们理解近代发展有三个阶段，首先是人手的分析理性化，其次是人的操作行为的分析理性化，最后是人脑机能的分析理性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原则。所以，分析理性化的发展大体被看做是现代化的原则上的要求。
在座的各位可能对“上海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或者意见，但大体来讲上海发展的基础是它的人才资源，它的人才资源的优势在于它的分析理性有较高的发展。但是马上就有两面性。我通过这个例子无非是要分析它的两面性。我们可以讲上海人精打细算，会算计、精明、守规矩，但不讲义气，这就是分析理性发展的两面性的一个例子。一方面，我们可以讲，分析理性的发展，使得人变成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这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讲的，它是近代性的前提。它可以非常精明地计算，也许我们不喜欢它计算，觉得斤斤计较甚至吝啬是不好的，但是它可以是构成现代发展的一个基础，就是它的分析理性发展比较高。另外一种是守规矩，这个守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那么讲义气，不是那么讲朋友之间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关系，而是遵守一些形式规则，同时他们也有点胆小怕事，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低俗的气味。这是两方面。
因此，在分析理性的发展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许觉得现代化的主要的目标，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社会、科学技术。我们也因此认为分析理性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在我们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它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理性的发展并不是很充分，就像我刚才讲的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还没有真正生长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也许在座的有很多人脑子里认可它的原则，但是你血管里的基因却未必认可它。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有不少的朋友和同学在美国，他们的思想都是很开放的，但是他们现在和自己的子女的关系碰到了问题。他们的子女都生长在美国，他们的脑子都融入到了美国社会。融入美国社会意味着什么？我的一个朋友极端地讲，就意味着他不再有这个孩子。这个话也许说得很严重，但是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不是个别的朋友，都有这种感受。为什么呢？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他还不能够认可所谓原子个人和契约关系这样一种原则。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悖论，他讲，如果我的儿子有出息的话，我就没有这个儿子；如果我有这个儿子的话，这个儿子肯定没有出息。(笑) 我讲，你这个事情讲得很严重。他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你。我有一个朋友，上次我到芝加哥他家去，他请我喝酒。喝酒时一高兴他就说：“女儿过来，想一想当年你父亲和你伯父如何如何，你也来喝一杯吧。”他女儿一拍桌子就站起来说：你这个是不对的，我还没有成年我怎么能喝酒呀?你叫我喝酒那是“illegal”的。后来我的朋友就跟我讲，孩子开口闭口就是legal，还有illegal，这个是什么东西呀？后来我安慰他说，西方文化就是建立这个基础上的，你不要不认可这个东西。他说，我自己脑子里是很清楚的，小孩将来有出息就是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去，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去就得认同这样一些价值、这样一些标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舒服,难过。我讲，你血液里还有某种中国人的东西。
契约关系要有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的成长，这个原子个人和利己主义个人的成长是依赖于形式化、抽象化和合理化的发展。没有这些发展，就谈不上真正的个人。西方是通过古代希腊的思想，通过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在近代再通过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经济上把这个关系确定下来。这也提示了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我们的现代化的任务还是多么艰巨。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契约关系，还没有建立契约关系的基础，而契约关系是分析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讲一讲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线。也许在座的认为我们的知性科学是没有界线的，哲学的工作是明了它的界线，这就是“批判”所要做的工作。也许我们的同学会认为，有些问题科学现在还不能回答是因为科学现在还不够发展。当代的实证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还原为科学问题，所有的科学问题都可以通过数学、物理的办法来加以解决。甚至有人讲将来的哲学争论不会进行下去了，因为如果两个哲学家争论的话，那么他们会说，别吵，我们坐下来计算一下。这种说法是完全局限在实证主义的视野当中，如果这样的话就根本不会有哲学问题。因为如果可以用计算来解决，哪还会有两个哲学家?除非他们是白痴，还要争吵。但是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线，这个界线在哲学上可以讨论。比如我们在哲学上讲的“实践”这个领域，还有“判断”这个领域，都是分析理性所达不到的那个界线。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界线问题，就讲刚才的泰勒制。如果有一对夫妻，丈夫在看电视，妻子在织毛衣，这个时候，如果这位先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分析理性的专家，泰勒制的学者，他就开始观察他妻子织毛衣的动作。然后他就发现，里面有许多动作是不必要的，是不合理的，接着他就开始来纠正他的妻子。结果这位先生肯定会非常倒霉，妻子会跟他讲，“我为什么要提高效率？”“我们分析理性就是要提高效率，我们近代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提高效率。”“但是我在家织毛衣为什么要提高效率？”“你这样织没有意思，你可以尽快把它织完，织完以后你就不织毛衣，就在那坐着看电视。”她妻子说：“呸！我才不要这样，我就是要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电视，那才快乐。” （笑）然后,她丈夫跟她讲：“你刚才那个动作是夸张的，是不合理的，应该删除。”他妻子说：“不，这个动作恰好表明我的个性，而且表现我的高雅的地方，可以吧？”从这里，我们会知道生活当中的有些领域实际上不是分析理性应该占据的，而且也没有理由来占据。再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在华中科技大学开会，开会的时候他们让我做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就是掌握发言时间，每位15分钟，13分钟的时候要提示报告人：你还有两分钟。然后15分钟到了，即使他还没有讲完话，也要下去。这个是分析的而且是合理的，大家都知道，在这种场合需要这样，必须这样。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是朋友聚会，或者家庭聚会的话，如果采取这种分析合理性的方法，你们说是不是一个很煞风景的事情？再举一个例子，给孩子取名字。分析理性发展比较高的地方他就比较淡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这个分析理性的标准来看，实际上人干吗要取名字呢？你给他编一个号，对吧？（笑）而且这个编号是独一无二的编号，这是非常合理的，你无论干什么事情，反正你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这就是你的名字。我们知道分析理性就是这么要求的。但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内地人，给孩子取名字是一件很重要、很严重的事情，他们把乡里面有学问的人都找来，把那《中华大字典》、《汉语字典》、《康熙字典》请出来，然后开始给孩子取名字。我们从分析理性的要求来讲，这不合理，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做了。这里面透露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分析理性不能完全覆盖那样一个领域。所以我讲，以后都数字化、都符号化，乱七八糟事情不能做的，应该编号的，这是分析理性的要求。你想那个小孩，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还不算数，还有各种各样的绰号，什么“狗娃子”呀，这个东西到电脑里去是要出问题的。现在你把一个孩子叫“狗娃子”，然后输到电脑里去，它是属于哺乳动物一类的。我还看到有一篇很好玩的报道，全国各地称呼情人的不同的用语，我记得好像看到是四川的，那里面称呼情人的用语，叫做“小酸黄瓜”。我觉得很好玩，而且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这有情趣呀，有意思呀。但是它偏偏不合乎分析理性，那个人是人，刚才是把他变成哺乳动物，现在你把他变成植物，蔬菜的一种，而且还是小的和酸的。（笑）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线，而且在这个界线当中，我们体会到在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中，确实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形式。
当然，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越来越分析理性化，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想在这个发展当中一定要注意到它的界线。实际上20世纪的历史非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你们可能觉得我刚才讲的太好玩了，太轻松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今天你们欧阳康教授接到一位美国人发给他的一个Email，谈到对于9·11事件的评论。他的说法就是，这个轰炸不仅是对美国的轰炸，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的轰炸，对市场经济的轰炸，等等。实际上最原则的东西是什么？是对分析理性的轰炸。你们想想看，我那个同学，因为他的孩子老跟他讲legal和illegal，他就那么难过，而现在当这些人要把他们从原来的生活当中、原来的生存状况当中连根拔起的时候，他们是会很痛的。当然我们要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来谈论这个问题。有的朋友跟我讲，恐怖分子实在是很差劲，太坏了。我讲，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以这样一种反社会、反人类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的确是太坏了。但是愤怒本身是另一回事，它值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或者一个事件来领会。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事件的时候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彼此冲突。有的人讲怎么能够这样去轰炸美国呢？现代最文明的地方。但也有人讲美国储藏的杀人武器是全世界最多的，这些杀人武器虽然没有爆炸，但它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人拿这些炸弹去造鞭炮，会不会有人去轰炸双塔呢？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讲美国人现在是世界警察。在现代社会当中需要警察，如果那些违法的人去打警察，我们肯定认为不好。但这个警察是有界线的，它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所以在哲学看来，对它的批判就划定这个界线。警察是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它在现代性的范围当中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是在这个界线之外它是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比如马克思就讲过，国家机器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个赘瘤，对于合理的社会来讲，是不需要的。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辜鸿铭先生讲，就既不靠牧师也不靠警察。不要以为没有警察社会就不能生存，有的几千年的文明就不依靠警察。马克思讲未来的文明也不需要警察，这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在这个范围当中，它需要警察，没有警察不得了，无法无天。所以这有一个范围问题，有一个界线问题。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表明当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分析理性的发展，是它越来越高度的发展。它现在的最高的形式也许就是我们所讲的数字化和符号化。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哲学的批判，知道分析理性是有它的前提的，并且有它的界线。
三、哲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当务之急
哲学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之所以这样讲，不是因为我研究哲学，所以自卖自夸。在若干年前，我会讲，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最好不要去研究哲学，那是指学院哲学的那样一种形式上的哲学。但是我们现在确实触到这样一种问题，就在我们讲的现代性的范围当中，我们现在面临着社会转型这个重大的任务，现在我想搞自然科学的也许还没有很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自然科学的前提和社会科学的问题不太一样。但是在社会领域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许多问题，局限在知性科学当中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举一个例子来讲，现在我们搞经济的有许多先见人士，他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观点，但是拿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是有用，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好像事情不是这样的，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跟我讲，似乎这些理论谈论的对象在我们这里根本还没有，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再比如讲，现在的法律专家也许很少讨论哲学的问题。但是我接触的很多研究法律的朋友，他们现在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颁布法律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每年几十部法律，但是我们能不能算是法制社会呢？我们现在颁布五百部法律或者一千部法律，是不是我们就变成法制社会呢？我们有没有法的精神呢？如果没有法的精神，是否谈得上法制社会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执法不严，当然这是一个问题。执法很严，那个人就具有法的精神了吗？我们看孟德斯鸠当时写的启蒙时代的著作，就有《论法的精神》，这个法的精神是通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然后在近代完成的，通过分析理性的发展来完成的，它的前提是人格或者人格性，就是以person或者personality这个东西来作基础的。没有法的精神谈不上法制社会。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法律，但仍然很难讲是法制社会。我们现在很少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中国不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老实说，我认为研究具体问题的人，恰好是最最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的法学家也许应该研究法的精神，研究法的形而上学前提，研究法的理性根据。但是我们搞法律的同学也许会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不具体的，这是脱离实际的。但是我们想一想，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做的工作，恰好是最切实际的工作。鲁迅先生当时提到的改造国民性，是最切实际的，而不是不切实际的。也许我们会认为去做具体的事情是最切实际的，但如果你去做的时候你不了解它，那么你做的事情实际上根本不切实际。法，有它的理性的根据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如果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认为法是任意规定或者无需前提而制定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复旦大学有一批教师，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到日本去讲学，回来以后一批人住在Y区，一批人住在H区。H区的人来跟他们收税，说你们是劳务输出，回来应该交税。我们有一个颇为倔强的朋友，他说这个H区收税，而那个Y区为什么就不收税呢？觉得很奇怪。好，他就托别人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打听下来很有意思，说这个税可收可不收。听到这话他就更气了——我一定要讨一个说法，我无论如何在这个事情上要明辨是非。好，他要明辨是非，麻烦就来了。人家就跟他说，这个税是可以收的，至于Y区收不收，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可以拿出文件来，我就一本正经地跟你谈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要追求真理，他就不停地为这个事情跟人家讲道理。闹了大概有两个月后，他实在是筋疲力尽，说这个东西没劲，怎么中国会有这种事情，我想不通。他有一次就碰到我的一个搞法律的朋友，那个人跟他讲，朋友呀，你到底是想追求真理还是想解决问题？他就讲，两个月以前我想追求真理，现在我很烦，我想解决问题。（笑）他说，你想解决问题，我教你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找朋友呀。好，他去找朋友，朋友一请来，马上就解决问题。请吃一顿饭 ，人家H区的搞税务的人说：“没关系呀，你的税就免了，你们这批人的税全免了，以后我们做一个朋友，有什么事尽管开口。”（笑） 这个就是中国的现实，这个人格和人格性它还没有成长起来，或者原子个人它还没有通过分析理性的高度发展建立起来。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讲应该要如何如何，谈何容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而且它的实际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次我在金华讲课，有一个记者迟到，来时满头大汗。我跟他讲，你怎么这么晚来?他拍着桌子跟我讲，我没想到在现代社会当中怎么还有指鹿为马的事情。我问是怎么个指鹿为马的事情，他气得要死，说：我今天折腾了一天，很多人来向我诉苦。他们讲农民有很多拖拉机，挂汽车的牌照，那个乡政府的官员的汽车却挂拖拉机的牌照。（笑）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永远都搞不好的。他讲，指鹿为马，怎么搞市场经济呀，要政治改革。他讲，如果政治没有相应的改革，中国怎么搞市场经济呀。我讲你是接触到问题的比较深入的一个方面了，但是你就这么讲政治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牵扯到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把握这些基本的问题将使得我们对现代化、对现代性的进程和我们的任务有更加切近的理解。所以我认为，现在搞社会科学的对我们的社会的转型要有所理解，他应该或多或少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一定的理解。这个理解是通过哲学来进行的。这个契约关系、原子个人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契约关系不是说你要它来它就来。比如讲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它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最后银行的死账、呆账多得不得了，这个怎么会多得不得了呢？东南亚那一带统统都是，日本也是，韩国也是，这是东方人。比如他要一笔贷款就请朋友去吃顿饭，这个朋友的到来就是一种承诺。但是西方就不是这样，朋友请来吃饭，托面子过来也可以，但是我马上派一个小组去调查你的背景，你的经济的实力，你拿什么东西来做抵押。这个是原子个人的充分发展，契约关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所以从古代希腊开始，西方文明它有这么一个传统，而且通过基督教的教化，来为它的现代的发展奠定基础，所以这里面有人格神圣和规范神圣的原则。
讲到规范原则，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大概十一二年前我在英国，中国来了一个考察团，要一个翻译。我的同学就去做他们的翻译，每天大概给他几十英镑。来的一个代表团是干什么的呢？考察那个考勤机。考勤机你们知道吧?就是上班的时候去插一插，然后下班的时候再插一插，就记录你的考勤的情况。我想这个东西大概也很简单呀，但是居然组织一个代表团到英国去考察?!我那个朋友就讲，你也去玩玩吧，都是中国人。我就去了。英国的工程师就介绍那个考勤机是怎么回事，介绍了大概一个小时，介绍完以后，就请中国的代表提一提问题。这时候有一个中国的代表就提问题了：如果我今天不来上班，我让我的朋友把我的考勤卡带来，插进去，下班的时候再插一下，你这个考勤机能不能识别?或者我早退，我把我的考勤卡留给我的朋友让他在下班的时候帮我刷一下，你这个考勤机能不能识别?这句话一连翻译了两次，那个英国人听不懂。我在边上听得清清楚楚，翻译得很准确，可英国人就是听不懂。第三遍翻译的时候，他恍然大悟，他说：“喔，是这么回事呀!这个东西识别不了，识别不了。”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你们中国人怎么那么聪明呢？”（笑 ）
这个是当笑话讲的。为什么这里面会有差别？为什么那个翻译句子、语法都对，那个英国人就是不明白呢?这里面有一个差别，就是规范神圣。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这种事情是不可设想的，而且他们的个人是原子个人，每个人，按照康德哲学来领会西方人的精神的话，我们会知道他们的一些根本特征。但是如果没有规范神圣的话，这个事情就会区别非常大，人的行为方式就会差别非常大。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哲学。我不想讲中国的哲学就是不好，中国的哲学也许非常优秀，只是在近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分析理性的这一段是落后了，这个比不上西方人，而近代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分析理性的。中国人原来的思想不是规范神圣，他要规范，但是这规范靠人来用，也就是说，并不神圣。比如孟子讲要“有经有权”，这个“经”是什么呢？原则，规范。但是中国人不光讲原则，他还讲“权”。权是什么？就是“权变”，就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动的。所以，孟子讲“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经；但是如果你嫂子掉在井里了，你把她拉起来，这是允许的，这叫“权”。“有经有权，合于大道”。所以中国人他不是那个抽象发展的那一路，因此在近代的发展当中，当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分析理性的时候，中国人就落后了。当然这个分析理性在发展当中有它的片面性，有它的界线，这使得有一部分人更加倾向于东方文化，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这里面也确实可能包含浪漫主义的因素。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加以识别，特别是要在根基处加深理解。所以，按照我的看法，基本见解有两点。第一点，中国的主要的发展的任务，是现代化，而现代化要依赖于分析理性的高度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传承着自然科学那些基本的思想，并且在社会科学某些领域当中也是把分析理性的这个发展任务作为自己的主要的目标。这是第一点，因此在这个领域我想在座的各位对现代化的事业都承担一份责任，而且也有自己的发展前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中国的具体的国情，要理解其文化的根基，我们要通过哲学来把握在整个发展当中我们的民族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要通过哲学的思考，也许不一定是学院当中的哲学——学院当中的哲学大量都是纯理论的——但是我们需要哲学来领会和批判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并知道它的界线。这个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健康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人类总是要不断地学习，但是在大多数的场合，是通过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痛苦来学习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这样的使命，就是在我们民族的发展的前程当中，要尽可能花费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现代化的目标。
最后，我想再提一下哲学的功用。中国的古人讲“才学识”三样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做“才如箭镞，学如弓弩，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才就是材料，才情。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天之骄子，这个才没问题。才就像箭头，它越锐利越好。学就是知识，就像弓弩，拉开的弓，这个弓当然越强劲越好，所以你们要学很多很多知识。但是光有才、学还不够，还要有识来引领。如果你射箭能射一百步，甚至射两百步，但是你不知道射向哪个目标，你射得再远也毫无用处。这个识就是智慧，就是我们对基本问题的领会，它要我们通过哲学来达到。所以，我想中国人原先讲的才、学、识这三样，非常好，我想作为一个理想推荐给大家。我们都有才情，我们的学问知识应该培养得深厚，但是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识见，要能够知人论世，能够对我们民族的传承担负起更重大的责任。
（2001年10月1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录音整理：李宏伟，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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