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孝陋俗之割股奉亲
“割股”现象上古之世已有之，先秦时，有《庄子·盗跖》载，“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但这还只是愚臣饲君的效忠之举，并非后世愚孝拿人肉做药的套路。真正将“割股”用以“疗亲”的行为，多认为始于唐代。据考，人肉治病的药方起源于某些西来佛经所载的血髓治疾，【或说本是佛经寓言实非药方】西晋时期传到内地，逐渐流行民间并得到创新，刘宋时开始有以“僵尸人肉”做药的记载。隋唐时期佛法流盛，人肉入药一说渐播民间，隋代有晋陵人陈杲仁割股疗亲的记载，唐则天太后时隐士王友贞为母割股治病，受到太后嘉奖。及至玄宗开元年间，明州人陈藏器将人肉药方的资料自民间收集整理入《本草拾遗》一书，留下了“人肉治羸疾”【或说应为“瘵疾”，即痨病，肺结核】的最早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曾载，“张杲《医说》言，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即从陈氏将“人肉”纳入药典后，这一医方逐渐流传开来。民间多有孝子孝媳，于父母公婆病笃时，刀割大腿乃至剖腹切肝，以疗亲疾。用心虽好，行为却是十分愚蠢，吃食股肉成功治愈者不过寥寥，几个“成功”的行孝者却每每为朝廷大加褒赏，客观上推动了这一风气的恶性传播。
两宋时期，这一荒唐药方更加流行，观《宋史·孝义传》，内载七十五位行孝者，中有二十余人既是毁伤身体为亲治病，如有太原人刘孝忠，“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如斯苦行不绝史书，割肉疗亲几成风气。《金史·孝友传》中亦复如是，“割股”行为被作为一种大孝行甚加褒奖。到了元世祖至元年间，这一风习仍然很盛大。一些民众或为求名，或为避税，往往残毁肢体以邀时赏，这迫使元政府专门立下法条，严禁愚孝之举的过分蔓延。元人《通制条格·杂令》就专有“非理行孝”一节，对某些愚孝行为予以禁止。其中记载，“至元三年（1266）十月，中书省左三部呈：上都路梁重兴为母病割肝行孝。合依旧例，诸为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舅姑割肝、剜眼、割臂、脔胸之类，并行禁断。都省准拟。”【此处的“旧例”，一般应指金《泰和律》，可见割肝、剜眼之类的愚孝在金代也曾经被法律禁止过】但此时对“割股者”却无禁令，一有“割股”尽孝者出现，朝廷反而命当地官员察访清楚，系真者“官给绢五疋、酒二瓶、羊二口，以劝孝悌。”但到了至元七年（1270），据《元典章·礼部六》“行孝割股不当”条记载，当时有新城县民杜天儿，因为母亲患病，割股煎汤行孝。御史台翻检“旧例”，认为应该加以旌赏。有司公议后，认为“割股旌赏体例，虽为行孝之一端，止是近代条例，颇与圣人垂戒不敢毁伤父母遗体不同。又恐愚民不知侍养常道，因缘奸弊，以致毁伤肢体或致性命，又贻父母之忧。”因而令礼部拟定，“割股行孝一节，终是毁伤肢体，今后遇有割股之人，虽不在禁限，亦不须旌赏。”命在全国仰照施行。由上可知“割股行孝”在元前期虽未被完全禁止，但也不予以鼓励。次年又有山东汶上县民田改住，“为母病，冬月去衣卧冰行孝。”当地官员将情况奏上后，礼部公议认为，“为孝奉侍自有常礼，赤身卧冰于亲无益，合行禁断。”自此连“卧冰”的“孝举”也被禁绝了。及至仁宗延佑元年（1314）十月，又有保定路清苑县安圣乡军户张驴儿，“为父张伯坚患病，割股行孝，止有壹子舍儿三岁，为侵父食，抱于祖茔内活埋。”不仅自伤身躯，甚至活埋亲子，愚昧至极。元廷为此颁下禁约：“割股毁体，己常禁约。张驴儿活埋其子，诚恐愚民仿效，拟合遍行禁约。都省准拟。”
可惜则例虽具，效果却是不佳，迨及明初，愚孝行为仍是有增无减，时常有行孝者割股、刲肝乃至“以指燃灰”，伴以粥水服用为父母疗疾，其他如卧冰、绝食、舍身投崖、毁伤肢体等等行径不能遍数。初时明太祖尚对其进行旌表，光耀其门，但逐渐亦不胜其烦，开始意图约束。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有日照县民江伯儿，因母病自割“肋肉食之，不愈。乃祷于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则杀子。”之后其母果然病愈，伯儿遂杀三岁亲子以祭。太祖知晓后，怒其绝灭人伦，“杖一百，谪戍海南。”又命礼部定议旌表孝行事例实行。礼部会议回奏，“子之事亲，有病则拜托良医。至于呼天祷神，此恳切至情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事属后世，乃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各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这一条例，对金元禁令又加延续，不仅明禁割肝、杀子等愚孝恶行，同时明确对“割股”者亦不加旌赏，以儆效尤。但一些人或者昧于愚孝的传统风气，或者故意残毁身体以得轰动效应，加之太宗当政时，因为政治需求还一度对愚孝行为大加奖赏。政策的反复性和朝廷的放任态度，间接鼓励了民间“割股”等愚孝事件的发生，在之后的历代仍不时在记。
宣宗之后，明廷始终恪守对“割股”等愚孝不予旌表的祖训。如宣宗初年，有礼部上奏，称有锦衣卫孝女“刲肝煮液”，救活了自己的母亲，请求对其旌表。宣宗说，《孝经》开篇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割肝更是罪莫大焉。况且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不准旌表此类愚孝行为，否则“使愚人傚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英宗时也有福建致仕都指挥佥事胡雄，上奏称自己永乐年间犯眼病，几至失明，自己的儿子为其“刲肝”治疗，眼睛因此复明，请求英宗旌表其子。英宗也以“其非孝亲正道，不允所请。”可见明廷对割股奉亲一类的愚孝在政策层面上一直是不予支持的。但有趣的是，《明实录》中又常有下诏奖谕宗室子弟“割股奉母”、“剜肉疗夫”事迹的记载，为何对贵族、庶人运用了两种标准，暂无研究不敢乱讲。
虽然少了统治阶层的旌表，但“割股行孝”的思想早已深入中国的民间习俗中，故而明清时期各类自毁身躯的愚孝行为还是屡见不鲜，各种伤残肢体却得到世人赞扬的孝子孝妇的故事层出不穷。清乾隆《孝义县志》，甚至将县名“孝义”的得名来历，归因于一位“割股奉母”的孝子。文载，“因邑人郑兴孝行闻于朝，遂改名孝义。事见唐李吉甫《元和郡国【县】志》。”其实在《元和郡县志》中，只记载有“以县人郭兴孝义著称，改名孝义县。”孝子名“郭兴”而非“郑兴”，亦无割股奉母一说，可见所谓“郑兴割股奉母”统为讹传，只是被后人认为是常人所难为的孝行，故而特书加以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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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是对的，但割肉就不好了，老人家要多吃清淡的。。 |
两宋时期，这一荒唐药方更加流行，观《宋史·孝义传》，内载七十五位行孝者，中有二十余人既是毁伤身体为亲治病，如有太原人刘孝忠，“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如斯苦行不绝史书，割肉疗亲几成风气。《金史·孝友传》中亦复如是，“割股”行为被作为一种大孝行甚加褒奖。到了元世祖至元年间，这一风习仍然很盛大。一些民众或为求名，或为避税，往往残毁肢体以邀时赏，这迫使元政府专门立下法条，严禁愚孝之举的过分蔓延。元人《通制条格·杂令》就专有“非理行孝”一节，对某些愚孝行为予以禁止。其中记载，“至元三年（1266）十月，中书省左三部呈：上都路梁重兴为母病割肝行孝。合依旧例，诸为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舅姑割肝、剜眼、割臂、脔胸之类，并行禁断。都省准拟。”【此处的“旧例”，一般应指金《泰和律》，可见割肝、剜眼之类的愚孝在金代也曾经被法律禁止过】但此时对“割股者”却无禁令，一有“割股”尽孝者出现，朝廷反而命当地官员察访清楚，系真者“官给绢五疋、酒二瓶、羊二口，以劝孝悌。”但到了至元七年（1270），据《元典章·礼部六》“行孝割股不当”条记载，当时有新城县民杜天儿，因为母亲患病，割股煎汤行孝。御史台翻检“旧例”，认为应该加以旌赏。有司公议后，认为“割股旌赏体例，虽为行孝之一端，止是近代条例，颇与圣人垂戒不敢毁伤父母遗体不同。又恐愚民不知侍养常道，因缘奸弊，以致毁伤肢体或致性命，又贻父母之忧。”因而令礼部拟定，“割股行孝一节，终是毁伤肢体，今后遇有割股之人，虽不在禁限，亦不须旌赏。”命在全国仰照施行。由上可知“割股行孝”在元前期虽未被完全禁止，但也不予以鼓励。次年又有山东汶上县民田改住，“为母病，冬月去衣卧冰行孝。”当地官员将情况奏上后，礼部公议认为，“为孝奉侍自有常礼，赤身卧冰于亲无益，合行禁断。”自此连“卧冰”的“孝举”也被禁绝了。及至仁宗延佑元年（1314）十月，又有保定路清苑县安圣乡军户张驴儿，“为父张伯坚患病，割股行孝，止有壹子舍儿三岁，为侵父食，抱于祖茔内活埋。”不仅自伤身躯，甚至活埋亲子，愚昧至极。元廷为此颁下禁约：“割股毁体，己常禁约。张驴儿活埋其子，诚恐愚民仿效，拟合遍行禁约。都省准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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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闻喜小罗庄出土的孝子故事砖雕，《王武子妻割股奉亲图》 |
可惜则例虽具，效果却是不佳，迨及明初，愚孝行为仍是有增无减，时常有行孝者割股、刲肝乃至“以指燃灰”，伴以粥水服用为父母疗疾，其他如卧冰、绝食、舍身投崖、毁伤肢体等等行径不能遍数。初时明太祖尚对其进行旌表，光耀其门，但逐渐亦不胜其烦，开始意图约束。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有日照县民江伯儿，因母病自割“肋肉食之，不愈。乃祷于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则杀子。”之后其母果然病愈，伯儿遂杀三岁亲子以祭。太祖知晓后，怒其绝灭人伦，“杖一百，谪戍海南。”又命礼部定议旌表孝行事例实行。礼部会议回奏，“子之事亲，有病则拜托良医。至于呼天祷神，此恳切至情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事属后世，乃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各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这一条例，对金元禁令又加延续，不仅明禁割肝、杀子等愚孝恶行，同时明确对“割股”者亦不加旌赏，以儆效尤。但一些人或者昧于愚孝的传统风气，或者故意残毁身体以得轰动效应，加之太宗当政时，因为政治需求还一度对愚孝行为大加奖赏。政策的反复性和朝廷的放任态度，间接鼓励了民间“割股”等愚孝事件的发生，在之后的历代仍不时在记。
宣宗之后，明廷始终恪守对“割股”等愚孝不予旌表的祖训。如宣宗初年，有礼部上奏，称有锦衣卫孝女“刲肝煮液”，救活了自己的母亲，请求对其旌表。宣宗说，《孝经》开篇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割肝更是罪莫大焉。况且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不准旌表此类愚孝行为，否则“使愚人傚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英宗时也有福建致仕都指挥佥事胡雄，上奏称自己永乐年间犯眼病，几至失明，自己的儿子为其“刲肝”治疗，眼睛因此复明，请求英宗旌表其子。英宗也以“其非孝亲正道，不允所请。”可见明廷对割股奉亲一类的愚孝在政策层面上一直是不予支持的。但有趣的是，《明实录》中又常有下诏奖谕宗室子弟“割股奉母”、“剜肉疗夫”事迹的记载，为何对贵族、庶人运用了两种标准，暂无研究不敢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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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木府旌孝匾额，据说为明世宗手书。 |
虽然少了统治阶层的旌表，但“割股行孝”的思想早已深入中国的民间习俗中，故而明清时期各类自毁身躯的愚孝行为还是屡见不鲜，各种伤残肢体却得到世人赞扬的孝子孝妇的故事层出不穷。清乾隆《孝义县志》，甚至将县名“孝义”的得名来历，归因于一位“割股奉母”的孝子。文载，“因邑人郑兴孝行闻于朝，遂改名孝义。事见唐李吉甫《元和郡国【县】志》。”其实在《元和郡县志》中，只记载有“以县人郭兴孝义著称，改名孝义县。”孝子名“郭兴”而非“郑兴”，亦无割股奉母一说，可见所谓“郑兴割股奉母”统为讹传，只是被后人认为是常人所难为的孝行，故而特书加以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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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的雕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