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克：艰难的告别
回忆有时会轻轻地扎你一刀。
如果谈得上过错，
那是谁犯的？没有人知道。
——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母亲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1881-1945）一直是在追悔和自责中度过的。在1940年4月从那不勒斯写的一封信中，巴托克告诉他的友人：
“我失去母亲已经三个半月，但仍觉得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很难描述我的心情，不管怎么说，这种心情别人也许很难理解。然而正是这种自责的心情最不容易忍受——那就是我本不应该做我做的那些事情，以便能使我的母亲生活得舒心些，并且使她的晚年得到安慰……例如去年夏天我去了萨伦，为了全然不受打扰，能够尽快地写两首作品，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半星期，作品有的已完成，有的完成一部分，而那三个半星期就是我从母亲那里夺去的。我永远也无法为此作出补偿。我不应该那么做——过去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现在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母亲是这位性格孤僻的作曲家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亲人之一。因为无法放下风烛残年的老母亲，巴托克在纳粹化的匈牙利一直待到1939年，而随着母亲的去世，他与这个国家之间最后一丝联系也就此断绝了。
巴托克此前在伯尔尼高地萨伦附近的乡间别墅里创作的作品中，就有他的第六弦乐四重奏，他开始创作这首四重奏是在1939年8月。这也是他流亡的旅途开始之前，在匈牙利创作的最后一首重要作品。
巴托克在祖国匈牙利最后几年的作品，回归更加“古典”的风格似乎是一个集中的特征。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也是如此。统一的调性、更为简洁而更少刺耳的和声、更加透明的织体以及清晰的曲式结构（巴托克经常运用的“拱形结构”在这里被放弃了）等等都体现了它向古典的回归。整首作品四个乐章被统一在一个附注为哀伤的（Mesto）前导主题下，这个主题犹如序言出现在各乐章之首，终曲也以哀伤的主题悲痛地结束。统一的调性也通过前导主题的不同变化、反复出现而获得。
巴托克在最初构思这首作品时并没有用到这个哀伤的前导主题，虽然在他的另一首作品《嬉游曲》的总谱手稿的最后一页上已经有了它的摘记。在巴托克原来的设想里，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前三个乐章，没有前导主题，终乐章在起草了大约九十个小节后又放弃了。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组最后完成于1939年11月，从8月到11月，正是巴托克母亲的病情日趋恶化的时间，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也能听到那种近乎压倒一切的衰败气氛。
其实巴托克并不是一个愿意在作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作曲家。早在1903年，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到：“我会向每个人推荐，试着去达到心灵漠然的境界，以完全的漠然和极致的宁静来看待尘世的是是非非……”。在1931年的那篇论文《农民音乐对现代音乐的影响》中，他更是把浪漫主义那种毫无节制的抒情表达看作是现代作曲家首先要反对的东西：“后期浪漫主义的过度发展已经令人感到不能忍受了。某些作曲家意识到不可能再走这条道路，唯一的方法只有和浪漫主义决裂。这种反抗——说得更恰当一些是‘革新’——从一个崭新的灵感源泉——农民音乐——获得大部分的养料，这源泉是到当时为止尚未被人发现过的。”不过，当面对亲人的病危，以及与祖国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离别，巴托克还是写出了这首弥漫了哀伤情绪的作品。
在那个最后完成的终乐章中，哀伤的前导主题以对位的手法由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依次奏出，然后两个外声部不加装饰地奏出这个主题，之后又以对位手法将此主题在四个声部加以充分地发展。哀伤的气氛并没有到这里结束，此后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分别得到再现，极宁静而轻柔的，其速度降到几乎与前导本身的速度一样。在巴托克的研究者斯蒂芬·沃尔什看来，巴托克在这里“使其主题担负起一种准戏剧的作用，以至于它们象征了那些在某种环境中遗留下来但现在已经大大改变了的人物，他们由于时间和忧愁而形容枯槁，失去了昔日的生气和变化无常的活力。这种浪漫主义技巧是巴托克别的作品中很少见的。”
当然这部作品中也有带有很强的体现巴托克个性的部分，比如它的第三乐章。在哀伤的前导主题之后，是一首布尔莱塔（Burletta）。布尔莱塔是在巴托克早期乐曲中经常见到的一种民间舞曲，本来是带有活泼嬉戏风格的音乐闹剧。从第三乐章第21小节开始的布尔莱塔粗野、滑稽的旋律给人强烈的印象，在这里不协和音敲击性的和弦、拨奏和滑奏以及用琴弓弓根演奏比比皆是，甚至还出现了微分音的演奏方法。不过即使在这首布尔莱塔中，也有抒情段落，其主要旋律正是来自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
这首布尔莱塔古怪而粗野，又带着一丝苦涩的味道，这让人想起巴托克其他许多作品。巴托克是一位民间音乐的搜集者和研究者，他总是能将那些不为人们所熟悉的民歌、民间舞曲的元素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形成一种陌生而怪诞的风格。巴托克让我们相信，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音乐与“农民音乐”的联系，对他来说，“这种农民音乐贡献出了最完整而又最多样化的音乐形式。它具有令人赞赏的表情能力，它与感伤主义绝缘，与过去的奇巧绝缘；单纯，有时很原始，但绝不是简单化。”
然而随着他流亡美国，他就要与这些旧大陆乡村中对作曲家来说意味着“崭新的灵感源泉”的农民音乐告别了。在1939年的末尾，我们可以想象巴托克此时的情绪。除了与自己的母亲永别，他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甚至离开自己最钟爱的民间音乐搜集与研究的事业。如果未来的道路是迷茫而绝望的，如果这番告别就意味着永不再见的告别，这一层忧伤就来得更为强烈。
1940年10月，巴托克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在从欧洲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巴托克写下了自己的处境，也说出了自己的心绪：
“告别，真的很难……我一直在问：未来会如何？我们在这儿的朋友又会有什么遭遇？……这趟航程真的是像从一个已知但难以忍受的世界，跳入一个未知的世界。由于我的健康状况，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如何能在那儿工作，又能做多久。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如此。”
在这封信的德文原稿中，最后一句话是借用了贝多芬最后的弦乐弦乐四重奏Op.135的末乐章中题在两句主导乐句上的——“Muss es sein? denn es muss sein”（必须如此吗？但必须如此！）——中的句子。我们知道，巴托克的六首弦乐四重奏，也许是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以后，这个领域内最具创造性的作品。
巴托克是一位真诚的作曲家，他对浪漫派不加节制的表达方式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再言说自己的心绪，尽管这种言说有时显得那样曲折，有时甚至是躲在民间音乐的外表和庇护后面的。聆听巴托克的音乐，很多时候都很难被轻易地感动，他的作品对于许多听者来说充满了一种距离感，似乎他是有意保持这样的距离。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巴托克对于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古典价值观的追求，理解了巴托克试图表达的在纯粹形式的表现手段中得到净化的某种情绪时，我们就能相信美国学者埃弗雷特·赫尔姆的论述：
“巴托克在他的音乐作品中用极其直率、极其恳切、极其热情的语气对我们讲话……在音乐中，这位过于敏感的人为了防备冷酷无情、伤人情感的世界，防备他无法与之和解的那个充满妥协和忙忙碌碌的世界而系上的面具掉落了下来。他的整个一生恰似一次逃亡，逃避单调平庸的世界。”
1939年以后，巴托克就不仅仅是在内心流亡了，他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流亡者，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是一次艰难的告别，可以说，在这首作品中巴托克的表达很直观，没有比这更直观的了。只是在他的忧伤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绝望：他与所有那些亲切的人和事物的联系，终于被无情地切断。未来没有了可以赖以生长的土壤，只有恐惧弥漫其间。悲痛，在这个时候，倒显得是一种安慰了。
如果谈得上过错，
那是谁犯的？没有人知道。
——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母亲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1881-1945）一直是在追悔和自责中度过的。在1940年4月从那不勒斯写的一封信中，巴托克告诉他的友人：
“我失去母亲已经三个半月，但仍觉得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很难描述我的心情，不管怎么说，这种心情别人也许很难理解。然而正是这种自责的心情最不容易忍受——那就是我本不应该做我做的那些事情，以便能使我的母亲生活得舒心些，并且使她的晚年得到安慰……例如去年夏天我去了萨伦，为了全然不受打扰，能够尽快地写两首作品，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半星期，作品有的已完成，有的完成一部分，而那三个半星期就是我从母亲那里夺去的。我永远也无法为此作出补偿。我不应该那么做——过去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现在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母亲是这位性格孤僻的作曲家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亲人之一。因为无法放下风烛残年的老母亲，巴托克在纳粹化的匈牙利一直待到1939年，而随着母亲的去世，他与这个国家之间最后一丝联系也就此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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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éla Bartók, 1881-1945 |
巴托克此前在伯尔尼高地萨伦附近的乡间别墅里创作的作品中，就有他的第六弦乐四重奏，他开始创作这首四重奏是在1939年8月。这也是他流亡的旅途开始之前，在匈牙利创作的最后一首重要作品。
巴托克在祖国匈牙利最后几年的作品，回归更加“古典”的风格似乎是一个集中的特征。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也是如此。统一的调性、更为简洁而更少刺耳的和声、更加透明的织体以及清晰的曲式结构（巴托克经常运用的“拱形结构”在这里被放弃了）等等都体现了它向古典的回归。整首作品四个乐章被统一在一个附注为哀伤的（Mesto）前导主题下，这个主题犹如序言出现在各乐章之首，终曲也以哀伤的主题悲痛地结束。统一的调性也通过前导主题的不同变化、反复出现而获得。
巴托克在最初构思这首作品时并没有用到这个哀伤的前导主题，虽然在他的另一首作品《嬉游曲》的总谱手稿的最后一页上已经有了它的摘记。在巴托克原来的设想里，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前三个乐章，没有前导主题，终乐章在起草了大约九十个小节后又放弃了。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组最后完成于1939年11月，从8月到11月，正是巴托克母亲的病情日趋恶化的时间，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也能听到那种近乎压倒一切的衰败气氛。
其实巴托克并不是一个愿意在作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作曲家。早在1903年，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到：“我会向每个人推荐，试着去达到心灵漠然的境界，以完全的漠然和极致的宁静来看待尘世的是是非非……”。在1931年的那篇论文《农民音乐对现代音乐的影响》中，他更是把浪漫主义那种毫无节制的抒情表达看作是现代作曲家首先要反对的东西：“后期浪漫主义的过度发展已经令人感到不能忍受了。某些作曲家意识到不可能再走这条道路，唯一的方法只有和浪漫主义决裂。这种反抗——说得更恰当一些是‘革新’——从一个崭新的灵感源泉——农民音乐——获得大部分的养料，这源泉是到当时为止尚未被人发现过的。”不过，当面对亲人的病危，以及与祖国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离别，巴托克还是写出了这首弥漫了哀伤情绪的作品。
在那个最后完成的终乐章中，哀伤的前导主题以对位的手法由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依次奏出，然后两个外声部不加装饰地奏出这个主题，之后又以对位手法将此主题在四个声部加以充分地发展。哀伤的气氛并没有到这里结束，此后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分别得到再现，极宁静而轻柔的，其速度降到几乎与前导本身的速度一样。在巴托克的研究者斯蒂芬·沃尔什看来，巴托克在这里“使其主题担负起一种准戏剧的作用，以至于它们象征了那些在某种环境中遗留下来但现在已经大大改变了的人物，他们由于时间和忧愁而形容枯槁，失去了昔日的生气和变化无常的活力。这种浪漫主义技巧是巴托克别的作品中很少见的。”
当然这部作品中也有带有很强的体现巴托克个性的部分，比如它的第三乐章。在哀伤的前导主题之后，是一首布尔莱塔（Burletta）。布尔莱塔是在巴托克早期乐曲中经常见到的一种民间舞曲，本来是带有活泼嬉戏风格的音乐闹剧。从第三乐章第21小节开始的布尔莱塔粗野、滑稽的旋律给人强烈的印象，在这里不协和音敲击性的和弦、拨奏和滑奏以及用琴弓弓根演奏比比皆是，甚至还出现了微分音的演奏方法。不过即使在这首布尔莱塔中，也有抒情段落，其主要旋律正是来自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
这首布尔莱塔古怪而粗野，又带着一丝苦涩的味道，这让人想起巴托克其他许多作品。巴托克是一位民间音乐的搜集者和研究者，他总是能将那些不为人们所熟悉的民歌、民间舞曲的元素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形成一种陌生而怪诞的风格。巴托克让我们相信，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音乐与“农民音乐”的联系，对他来说，“这种农民音乐贡献出了最完整而又最多样化的音乐形式。它具有令人赞赏的表情能力，它与感伤主义绝缘，与过去的奇巧绝缘；单纯，有时很原始，但绝不是简单化。”
然而随着他流亡美国，他就要与这些旧大陆乡村中对作曲家来说意味着“崭新的灵感源泉”的农民音乐告别了。在1939年的末尾，我们可以想象巴托克此时的情绪。除了与自己的母亲永别，他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甚至离开自己最钟爱的民间音乐搜集与研究的事业。如果未来的道路是迷茫而绝望的，如果这番告别就意味着永不再见的告别，这一层忧伤就来得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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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与匈牙利弦乐四重奏组的成员在一起 |
1940年10月，巴托克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在从欧洲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巴托克写下了自己的处境，也说出了自己的心绪：
“告别，真的很难……我一直在问：未来会如何？我们在这儿的朋友又会有什么遭遇？……这趟航程真的是像从一个已知但难以忍受的世界，跳入一个未知的世界。由于我的健康状况，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如何能在那儿工作，又能做多久。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如此。”
在这封信的德文原稿中，最后一句话是借用了贝多芬最后的弦乐弦乐四重奏Op.135的末乐章中题在两句主导乐句上的——“Muss es sein? denn es muss sein”（必须如此吗？但必须如此！）——中的句子。我们知道，巴托克的六首弦乐四重奏，也许是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以后，这个领域内最具创造性的作品。
巴托克是一位真诚的作曲家，他对浪漫派不加节制的表达方式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再言说自己的心绪，尽管这种言说有时显得那样曲折，有时甚至是躲在民间音乐的外表和庇护后面的。聆听巴托克的音乐，很多时候都很难被轻易地感动，他的作品对于许多听者来说充满了一种距离感，似乎他是有意保持这样的距离。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巴托克对于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古典价值观的追求，理解了巴托克试图表达的在纯粹形式的表现手段中得到净化的某种情绪时，我们就能相信美国学者埃弗雷特·赫尔姆的论述：
“巴托克在他的音乐作品中用极其直率、极其恳切、极其热情的语气对我们讲话……在音乐中，这位过于敏感的人为了防备冷酷无情、伤人情感的世界，防备他无法与之和解的那个充满妥协和忙忙碌碌的世界而系上的面具掉落了下来。他的整个一生恰似一次逃亡，逃避单调平庸的世界。”
1939年以后，巴托克就不仅仅是在内心流亡了，他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流亡者，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是一次艰难的告别，可以说，在这首作品中巴托克的表达很直观，没有比这更直观的了。只是在他的忧伤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绝望：他与所有那些亲切的人和事物的联系，终于被无情地切断。未来没有了可以赖以生长的土壤，只有恐惧弥漫其间。悲痛，在这个时候，倒显得是一种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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