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中国人
http://blog.sina.com.cn/u/1413790902
早上在谢文郁教授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930259390_0_1.html）里读了他刚传上来的两篇旧作：“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批判”，以及“论理性和灵性”，颇有所得，虽然在结论上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读他的文章所获得的一点粗浅的印象，是现代中国文化史是理性主义抬头并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形成偶像崇拜，从而对自己丧失批判力的过程。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马克思主义兴起并主导大陆思潮乃至政局，都带有很强的理性主义色彩。计划经济自然更是理性主义登峰造级的表现。
我文史知识有限，还是从自己经历的一件小事来谈一点看法。我93年考上大学之后，老爸给我买了一只手表。那是我的第一只手表。表是长方形的，表壳有一个凸起的弧度。我生性好动且毛躁，刚上大学时不小心摔破眼镜、热水瓶什么的乃是家常便饭。这只表的表壳其实很坚固的，但是不久就被我搞破了。这种有弧度的表壳特别难配。在大学附近找修表店给它重新配了好几次表壳，都撑不了几天。到了寒假我回到老家温州敖江，找了老街上一家修表店配表壳。第二天去取时，觉得配上的表壳很合适，价格也公道，就由衷地对修表的老伯夸奖了几句，说比北京的那些修表店做的活好多了。这个老伯认识我爸，后来见到我爸，就对他说你家儿子真实在。回头我爸就跟我说，儿子，做人不能那么实在。太实在了要吃亏的。
按照谢教授在“论理性和灵性”一文里的说法，“理性的本质是概念思维。人们在经验中形成对周围事物的印象，进而加以分类，产生类、概念和范畴。这些类、概念和范畴反过来把经验整合统一，使之在思想上成为一种固定体系，调整人们在生活中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统一性是理性的基本要求。”我爸的思维模式其实是符合这个描述的，是理性的。这也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中国人的典型思维模式。“诚以待人”是儒释道等传统的共同教诲，本来在中国的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然而这个教诲在那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只会给人带来没顶之灾，以至于在草根阶层中也被连根爬起，难觅踪迹。基本的生存需要被放大为人存在的几乎全部意义。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本能地看成是“你有了我就没有”的互相排挤的关系。如何使自己在这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中尽可能多地分一杯羹，成为基本的伦理准则，并且被普遍公认而取得了正当性。于是人们吝于对他人表达自己的欣赏和赞美，凡事以是不是有利于“我”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人和人之间互相倾轧、计算、排挤和牵制成为常态。诚实、真率、宽容、服务他人、与人为善的行为鲜见人间。
这种理性当然是比孕育了科学和民主的近代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主义狭隘太多的一种理性。西方的理性主义至少是以对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被用来“求真”的科学方法的确认甚至崇拜为基础的。而这种对普适性的个人尊严和价值以及科学方法的确认和推崇具有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功能，也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这正是近代西方文明兴起并在竞争中胜过东方文明的原因。尽管如此，这种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人的狭隘的理性，有时候被称为所谓“实用理性”的共同之处是都带有封闭性，把本来其实不过是人作为自己探求更让人感到幸福和满意的生活方式之工具的理性绝对化，拒绝再向人更为丰富而无限的发展可能保持开放和敬畏。
在狭隘的，对人，对“自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低层次的生存需要的理性主义主导之下，人们麻木地安于现状。任何对人的进一步成长的可能进行探索的努力都会让他们感到担忧和恐惧，因为那不仅使基于现状而形成的利益格局面临被动摇的危险，也使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形成的安全感受到冲击。许多人尽管并不是现有的利益格局的主要受益者，也可能仅仅因为安全感受到冲击而不敢朝尚未完全确立的新的可能迈出一步。
不过，“物极必反”。世界永远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如果说有永恒的人性的话，永恒的人性一个无法被消灭的方面就是它永远企求新的可能，能够更好地解放人，发展人的创造力，给人带来更多自由和快乐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被自己“理性”地坚持的信念稍为往后退一步，用更具普适性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利益所在，用更平和和宽容的心态去审视那些一开始可能会被我们本能地视为异端的东西，我们就能更好地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相信这也是摆在每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面前的任务。
早上在谢文郁教授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930259390_0_1.html）里读了他刚传上来的两篇旧作：“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批判”，以及“论理性和灵性”，颇有所得，虽然在结论上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读他的文章所获得的一点粗浅的印象，是现代中国文化史是理性主义抬头并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形成偶像崇拜，从而对自己丧失批判力的过程。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马克思主义兴起并主导大陆思潮乃至政局，都带有很强的理性主义色彩。计划经济自然更是理性主义登峰造级的表现。
我文史知识有限，还是从自己经历的一件小事来谈一点看法。我93年考上大学之后，老爸给我买了一只手表。那是我的第一只手表。表是长方形的，表壳有一个凸起的弧度。我生性好动且毛躁，刚上大学时不小心摔破眼镜、热水瓶什么的乃是家常便饭。这只表的表壳其实很坚固的，但是不久就被我搞破了。这种有弧度的表壳特别难配。在大学附近找修表店给它重新配了好几次表壳，都撑不了几天。到了寒假我回到老家温州敖江，找了老街上一家修表店配表壳。第二天去取时，觉得配上的表壳很合适，价格也公道，就由衷地对修表的老伯夸奖了几句，说比北京的那些修表店做的活好多了。这个老伯认识我爸，后来见到我爸，就对他说你家儿子真实在。回头我爸就跟我说，儿子，做人不能那么实在。太实在了要吃亏的。
按照谢教授在“论理性和灵性”一文里的说法，“理性的本质是概念思维。人们在经验中形成对周围事物的印象，进而加以分类，产生类、概念和范畴。这些类、概念和范畴反过来把经验整合统一，使之在思想上成为一种固定体系，调整人们在生活中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统一性是理性的基本要求。”我爸的思维模式其实是符合这个描述的，是理性的。这也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中国人的典型思维模式。“诚以待人”是儒释道等传统的共同教诲，本来在中国的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然而这个教诲在那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只会给人带来没顶之灾，以至于在草根阶层中也被连根爬起，难觅踪迹。基本的生存需要被放大为人存在的几乎全部意义。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本能地看成是“你有了我就没有”的互相排挤的关系。如何使自己在这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中尽可能多地分一杯羹，成为基本的伦理准则，并且被普遍公认而取得了正当性。于是人们吝于对他人表达自己的欣赏和赞美，凡事以是不是有利于“我”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人和人之间互相倾轧、计算、排挤和牵制成为常态。诚实、真率、宽容、服务他人、与人为善的行为鲜见人间。
这种理性当然是比孕育了科学和民主的近代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主义狭隘太多的一种理性。西方的理性主义至少是以对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被用来“求真”的科学方法的确认甚至崇拜为基础的。而这种对普适性的个人尊严和价值以及科学方法的确认和推崇具有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功能，也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这正是近代西方文明兴起并在竞争中胜过东方文明的原因。尽管如此，这种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人的狭隘的理性，有时候被称为所谓“实用理性”的共同之处是都带有封闭性，把本来其实不过是人作为自己探求更让人感到幸福和满意的生活方式之工具的理性绝对化，拒绝再向人更为丰富而无限的发展可能保持开放和敬畏。
在狭隘的，对人，对“自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低层次的生存需要的理性主义主导之下，人们麻木地安于现状。任何对人的进一步成长的可能进行探索的努力都会让他们感到担忧和恐惧，因为那不仅使基于现状而形成的利益格局面临被动摇的危险，也使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形成的安全感受到冲击。许多人尽管并不是现有的利益格局的主要受益者，也可能仅仅因为安全感受到冲击而不敢朝尚未完全确立的新的可能迈出一步。
不过，“物极必反”。世界永远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如果说有永恒的人性的话，永恒的人性一个无法被消灭的方面就是它永远企求新的可能，能够更好地解放人，发展人的创造力，给人带来更多自由和快乐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被自己“理性”地坚持的信念稍为往后退一步，用更具普适性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利益所在，用更平和和宽容的心态去审视那些一开始可能会被我们本能地视为异端的东西，我们就能更好地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相信这也是摆在每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面前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