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盗贼
在小学三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来到了新的学校，这个学校在让胡路区。大庆的区名字很奇特，有萨尔图、让胡路这样的名字，而放眼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富拉尔基、昂昂溪等一系列土洋结合的地名让你瞠目结舌，后来我大学一南方小女生室友在我念完这一串名字之后彻底晕菜了。
95年96年的时候，大庆是个疯狂发展的城市，这城市没有特别悠久的历史，只是因为王进喜在这里打出了油，这片土地以及周边土地的人民便从此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一夜之间暴富的地方通常问题也会很多。就好像现在提到山西富豪，你总会想到煤一样，当年在大庆发财的，也必然和石油有着密不可分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了，现在大庆发财的群体仍然没变。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爸之所以没发达，原因就在于当时一个选择了第三产业，和石油一点儿关系都没搭上。
那两年有更多的和我们一样的外地人浩浩荡荡的来了，对于男的来说年龄身份学历通通不重要，只要你肯吃苦，总好过在家种地，但对于女人来说，事情就变得有点复杂了——有姿色有门路有文化的妞到大庆嫁了人，改变了自己的盲流身份，生下了非盲流孩子，可谓光宗耀祖；而没姿色没门路没文化的妞到大庆只能端盘子洗碗当小保姆，然后回家里嫁人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还有一大批有姿色没文化没门路的妞在大庆成为了“失足妇女”——而我爸给他们提供了失足的场所——桑拿浴。
我爸一共开过两家桑拿浴，第一家在大庆儿童公园对面。那时候我们还没搬家，不知道是出于“少儿不宜”的考虑，还是因为平房离那里比较远，总之我是很少去的，所以我对这一家桑拿浴的记忆很少，只知道每次去的时候吧台上那些八宝粥都是不可以喝的，只有一次，我带着哭吧精和哭吧精她姐去的时候我爸给我了我们一人一罐。
很快这家洗浴就转手给别人了，然后我爸不知道是向谁借的钱，开了一家更大的。随着这家洗浴中心的开张我们也搬进了楼房，是一个食品厂的家属楼，离我的新小学很近，每天只要步行即可上学。
新小学叫做奋斗小学，如果没记错好像是第四石油公司下的子女小学。我被分到了三年二班——和周杰伦一个命运。
我在奋斗小学念了两年，也就是三年级和四年级。新环境新气象，在此期间我终于暂时克服了数学的魔咒，开始开窍了。第一次期中考试就考了全班第一，老师给我发了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后来因为多次搬家，现在已经不知所踪。
就在我考完这次第一以后，我又一次再现哭吧精传奇。那天颁发完奖状以后，老师在全班做了如下讲话：“王帅没有本地户口，本来是进不了二班的，按常理，应该去一班借读，但是当时她妈妈说她是大庆户口，所以才误转进来了，既然转进来了，我就想看看她学习成绩怎么样，果然，非常争气，你给自己赢得了留在二班的资格。”
然后大家鼓掌了，然后我感觉自己小小的刚刚建立起来不久的自尊心被狠狠的撕碎，无论后来怎样，那个时期，我真的希望自己是个大庆人，而不是借读生。
作为一个孩子，我很快的忘记了这次不愉快，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住楼房以后我不再有邻居小孩为伴，所以同学就是最好的玩伴。那时候我们喜欢玩“嘎拉哈”（一种动物关节，不过我们玩的时候都是塑料仿制品），弄一个弹力球先是向上一抛，然后在弹力球落下之前把嘎拉哈撒开，在弹力球接触地面第二次弹起后把散开的嘎拉哈中一样的捡起来，然后再接住弹力球……
写下以上玩法之后，我忽然觉得真的是无比的无聊啊，还有比这更坑爹的游戏么，可事实是当时体育课你只能看到满天飞舞的弹力球，此起彼伏。哦，如果真的要找出更无聊的游戏，那也不是没有的——当时校园里有铁管围成的花圃，花不开的季节这就是我们的单杠，我们将它开发成了多功能玩具，可以前翻后翻侧翻，腿翻腰翻肚子翻，总之翻翻更健康，翻翻更聪明。
在这里住了不久，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住进了我爸新开的洗浴中心附近的小区，那个小区在当时来讲是富人家的地盘——当然我们是租的。
从此以后我就告别了步行上学的美好日子，开始坐公交车了。那时一共有两路公交车可以到奋斗小学，一辆是2路，一辆是36路，其中36路坐到终点站下来就可以到学校，而2路只是路过，在过了学校以后还要往郊区开。有一次我坐上车以后平心静气的等着到终点，可是坐了好久，忽然发现周围的风景很陌生，才意识到自己坐过站了。作为一个哭吧精，我顿时泪如泉涌，好在那年头还是有售票员的，我抓着售票员阿姨大哭着喊到，我以为你们是36路……呜呜呜。售票员阿姨估计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就让司机停了车，告诉我回去的路线，我便一路狂奔，当然，也就迟到了，我告诉老师我坐过站了，但是我不敢告诉同学们，我怕他们又觉得我脑子不好使，开始吐口水……
那时候坐公交车有一种专门给小学生办的通勤票，这和现在的市民卡学生卡不同，现在的卡刷一次扣一次的钱，而通勤票不用刷，一次性交半年的费用后就可以不限次乘车，这可比市民卡划算多了。
不过就是因为这种方便，让我出现了一次“疑似拐卖“事件。因为每天脖子上挂着通勤票，我妈就想着反正有票就能回家，带钱说不定就弄丢了呢。所以我兜里的零花钱是非常少的，甚至是没有的。
小孩子都爱凑热闹，有一次我们班的班长过生日，邀请我们去她家吃晚饭，好多同学都积极参与，我也想都没想就跟着大伙去了。到了她家当然就有很多好吃的了，大家开开心心的玩到很晚，散场的时候我也很淡定的走到了公交车站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公交车不是随时都有的。
后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打车，可是兜里没有半毛钱，其实即便有钱，我可能也不敢打车。所以我就沿着公交车的路线走啊走，走啊走，从学校到家一共要走13站，我一直很淡定的数着站的个数，直到一个人忽然一把把我拎起来照着屁股就打——不是别人，正是我妈。
然后我抬起惊惶的眼睛看了看她，她却哭了，然后我被我爸揪进了出租车。
那次以后，我的零花钱暴增，我妈特意给我用钩针钩了一个钱袋子，放进去几十块钱让我带着，就怕我再可怜兮兮的走回去，可是这些钱的用场全部是在校园门口玩抽奖游戏或者买口红糖戒指糖什么的了。
在乘公交车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和我同起点同终点的男生，因为我们都用通勤票，所以我称他为票友。票友家和我家住同一个小区，我住一区，他住二区，我们同在奋斗小学上学，他比我高一年级。
孩子之间的认识和要好根本不需要契机和理由，我们认识以后很自然的一起上学放学，有的时候我还会邀请他去我爸的洗浴中心里面坐坐，但是他每次都表示拒绝。
他是一个愿意并且积极给老奶奶让座的阳光儿童，他能大声的管陌生人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而我每次让座都是怯生生的站起来戳老奶奶一下，从来不开口讲话的，所以对他的开朗很是敬佩。
那个年纪男生和女生仿佛是天敌，男生喜欢撩骚，女生喜欢被撩骚并坚决予以还击，校园里班级里课堂上课堂下，大家经常和谐的厮打在一起。所以我和票友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也基本上是打过来的，他最大的爱好恐怕就是拿虫子吓唬我了，亦或者是把杨树飘絮之前结的“小辣椒”模样的东西塞进我的领口。而我的爱好就是狠狠的在他的胳膊上拧下一朵花，或者咬下一个闹钟。
放假的时候我是见不到同学的，有的时候是约好了去同学家写作业，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找乐。那时候所有的男孩子都在玩四驱车而所有的女孩都有超过两个的芭比娃娃，不过给芭比娃娃做衣服梳头发这事儿我一直到十三四岁的时候才喜欢上，十岁的时候我只喜欢玩四驱车。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因为玩四驱车而在小区内遇到票友。
记得有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妈妈也在身边，他大方的向他妈妈介绍我，“这是我的朋友王帅。”他妈妈很开心的摸了摸我的头，问我住哪栋楼，而后他又大方的补充了一句“小区外面那个洗浴中心就是她爸爸开的！”，不记得当时他妈妈什么表情，反正是拉着他走了。
十岁的孩子并不懂事，但是显然我爸妈不懂得孟母三迁的道理，他们三迁只是让我离那个桑拿浴越来越近。好在凭借我超级单纯的脑袋和晚熟的超能力，我一直都把桑拿浴里面的失足妇女当做一群漂亮的姐姐，把来桑拿浴“洗澡”的各个品种的男人当成了值得尊敬的好大叔。
就像《非诚勿扰》是一个严肃的生活服务类节目一样，洗浴中心绝对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卫生清洁场所，我拿万能的皮鞋保证。
那时候我爸妈给我的教育就是，咱家是开澡堂子的。没错，洗浴中心里面确实有一股子挥之不去的澡堂子味儿，但是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那些美女姐姐遇到进来男的的时候总是把本来已经很低的衣领再往下拉一拉。
对于这群女人，印象深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高萍，喜欢把腼腆的服务生们挨个摁在她的胸口上，意图闷死他们。据说她有一个儿子。另一个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每次我去的时候她都喜欢主动和我玩，现在想想，就好像你的老板带着孩子来公司一样，你肯定也要对老板孩子表示友好吧，而我当时就是那个被各种友好包围的角色。
在那期间，我过了我的十周岁生日，我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是一个服务生送的八音盒，里面的曲子是《卡农》，那是一个很有才的服务生，闲着的时候就会在大堂弹吉他，记得他和我说以后想做歌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实现他的梦想。
那时候大堂里面一直放着的歌总是那么几首，《心太软》、《花心》、《萍聚》‘《潇洒走一回》、《九妹》，当时看《九妹》MV的时候根本没注意过那个扮演九妹的人，谁会想到十几年后她成为了芒果一姐谢娜呢？
曾经是一个孩童的时候，你体会不了大人的悲哀，可是当你终于体会了的时候，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悲哀。
这个阶段，也许是我目前为止生活最富裕的两年，作为大庆为数不多的洗浴中心，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生意着实红火了一阵。这期间我逐渐忘记了自己没有本地户口，我拥有着比同龄孩子更多的零花钱，我请同学来家吃饭之后，可以打车挨个送回家去，总之各种炫富。这段经历让我得以在以后赤贫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去追求金钱，也没有变成抠门。
在这两年中我妈发现了我绘画的天赋，我在美术课上学会了水彩画麻雀、葫芦以及牡丹，得到老师的表扬，所以我妈把我送进了安达市美协主席卢老师开的美术班学素描，我从画正方体开始，然后是圆柱体、球体、静物、瓜果梨桃，在学到画鼻子的时候，命运将我和绘画的缘分彻底斩断。
记得那时候小学生写作文总是免不了要写一篇《我的理想》，多少代人应该都写过这个题目，也许你已经不记得当时写的是什么了，但是我清楚的记得，我写的是《我想当画家》，其实，这理想也没有那么认真和坚定，只是觉得自己学了画画就可以当画家。之后离开这座城市以及美术班的时候，这个理想便也被我亲自“忘记”。
无论你想不想，接受不接受，金钱总是会改变人，影响人，我爸就是这么一个被金钱操控了人男人。这期间他开始好大喜功，为了衣锦还乡，他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如把钱一次一次砸在装修上，把钱拼命的砸在各界人士身上，而各界人士也都纷纷成为洗浴中心的常客，每天迎来送往，警车呼啸……
而我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对这样大落差的生活很不习惯，而且传统保守的她完全接受不了红灯区的笑语嫣然曲意逢迎。有一段时间，我妈开始在小区里摆摊买小货，我也经常过去帮着看摊。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蹲在地上买袜子鞋垫儿猴皮筋儿的妇女是某某洗浴中心的老板娘。
后来大庆的洗浴中心便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窜出来，更豪华更大美女更多更新鲜的地方层出不穷，各界人士们喜笑颜开，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嘛。
随着全国著名的“严打”的节奏，这一篇儿也可以翻过去了。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急着从良的“失足妇女”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足”。可想要把洗浴中心真正变成澡堂子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那远近闻名的“艳名”，已经让这个地方被认定了“洗不起澡”。
在变成澡堂子之后，洗澡的价格已经降到了10元每人。有一天一对夫妻怯生生的进门来说家里热水器坏了，问这里是不是可以洗澡。一天都见不到一个客人的我妈赶紧热情接待了他们，然后她们从兜里掏出了两本结婚证放在了吧台上，说怕万一有警察来不好交代。
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是我家这个骆驼可能真的是太瘦了点，所以很快伴随着债主这一新兴群体的涌现，我又一次面临转学，而这一次，是真正的“衣烂还乡”。
能卖掉抵债的东西基本都贱卖了，租来的房子——我一直以为的家，被迅速的搬空。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存钱罐也被撬开了，里面那一沓一沓的新一元压岁钱不翼而飞，我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直到我妈和我爸在客厅爆发了一次持久的骂战，一方说，把孩子的压岁钱还回去，你再穷也不能拿孩子的钱，一方坚持说，她的压岁钱不也是我给别人家孩子换回来的吗，说到底不也是我的钱吗……
办理转学非常仓促，仓促到我知道转学的时候，第二天就要离开大庆了。当时班里给我办了欢送会，我记得那写了一整个黑板的祝福，记得每一个朋友的眼泪，记得心底的那种不舍和无奈，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说希望第二天能在课间操的时候给我送点纪念的小礼物，我乐观的答应他们第二天会去学校，可是我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我妈强拉硬拽的拖出了家门。
没有最后的告别，和谁都没有，那天在去火车站的时候我在站牌看到了一个经常和我以及票友一起坐车的姐姐，她看我眼里一直含着泪，便问我怎么了，我说，我要搬家了，她问去哪儿，我说老家，然后我忍不住哭了。
我抻着脖子等了好久希望能看到票友，可是太早了，他可能还没有起床。他永远不知道天天见面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也许这个姐姐会告诉他我这只言片语，也许不会。也许他会到已经搬空了的我家门口找寻我的影子，也许会去我们班看看，可是谁知道呢……
这货就这么离奇的消失了。
95年96年的时候，大庆是个疯狂发展的城市，这城市没有特别悠久的历史，只是因为王进喜在这里打出了油，这片土地以及周边土地的人民便从此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一夜之间暴富的地方通常问题也会很多。就好像现在提到山西富豪，你总会想到煤一样，当年在大庆发财的，也必然和石油有着密不可分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了，现在大庆发财的群体仍然没变。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爸之所以没发达，原因就在于当时一个选择了第三产业，和石油一点儿关系都没搭上。
那两年有更多的和我们一样的外地人浩浩荡荡的来了，对于男的来说年龄身份学历通通不重要，只要你肯吃苦，总好过在家种地，但对于女人来说，事情就变得有点复杂了——有姿色有门路有文化的妞到大庆嫁了人，改变了自己的盲流身份，生下了非盲流孩子，可谓光宗耀祖；而没姿色没门路没文化的妞到大庆只能端盘子洗碗当小保姆，然后回家里嫁人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还有一大批有姿色没文化没门路的妞在大庆成为了“失足妇女”——而我爸给他们提供了失足的场所——桑拿浴。
我爸一共开过两家桑拿浴，第一家在大庆儿童公园对面。那时候我们还没搬家，不知道是出于“少儿不宜”的考虑，还是因为平房离那里比较远，总之我是很少去的，所以我对这一家桑拿浴的记忆很少，只知道每次去的时候吧台上那些八宝粥都是不可以喝的，只有一次，我带着哭吧精和哭吧精她姐去的时候我爸给我了我们一人一罐。
很快这家洗浴就转手给别人了，然后我爸不知道是向谁借的钱，开了一家更大的。随着这家洗浴中心的开张我们也搬进了楼房，是一个食品厂的家属楼，离我的新小学很近，每天只要步行即可上学。
新小学叫做奋斗小学，如果没记错好像是第四石油公司下的子女小学。我被分到了三年二班——和周杰伦一个命运。
我在奋斗小学念了两年，也就是三年级和四年级。新环境新气象，在此期间我终于暂时克服了数学的魔咒，开始开窍了。第一次期中考试就考了全班第一，老师给我发了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后来因为多次搬家，现在已经不知所踪。
就在我考完这次第一以后，我又一次再现哭吧精传奇。那天颁发完奖状以后，老师在全班做了如下讲话：“王帅没有本地户口，本来是进不了二班的，按常理，应该去一班借读，但是当时她妈妈说她是大庆户口，所以才误转进来了，既然转进来了，我就想看看她学习成绩怎么样，果然，非常争气，你给自己赢得了留在二班的资格。”
然后大家鼓掌了，然后我感觉自己小小的刚刚建立起来不久的自尊心被狠狠的撕碎，无论后来怎样，那个时期，我真的希望自己是个大庆人，而不是借读生。
作为一个孩子，我很快的忘记了这次不愉快，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住楼房以后我不再有邻居小孩为伴，所以同学就是最好的玩伴。那时候我们喜欢玩“嘎拉哈”（一种动物关节，不过我们玩的时候都是塑料仿制品），弄一个弹力球先是向上一抛，然后在弹力球落下之前把嘎拉哈撒开，在弹力球接触地面第二次弹起后把散开的嘎拉哈中一样的捡起来，然后再接住弹力球……
写下以上玩法之后，我忽然觉得真的是无比的无聊啊，还有比这更坑爹的游戏么，可事实是当时体育课你只能看到满天飞舞的弹力球，此起彼伏。哦，如果真的要找出更无聊的游戏，那也不是没有的——当时校园里有铁管围成的花圃，花不开的季节这就是我们的单杠，我们将它开发成了多功能玩具，可以前翻后翻侧翻，腿翻腰翻肚子翻，总之翻翻更健康，翻翻更聪明。
在这里住了不久，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住进了我爸新开的洗浴中心附近的小区，那个小区在当时来讲是富人家的地盘——当然我们是租的。
从此以后我就告别了步行上学的美好日子，开始坐公交车了。那时一共有两路公交车可以到奋斗小学，一辆是2路，一辆是36路，其中36路坐到终点站下来就可以到学校，而2路只是路过，在过了学校以后还要往郊区开。有一次我坐上车以后平心静气的等着到终点，可是坐了好久，忽然发现周围的风景很陌生，才意识到自己坐过站了。作为一个哭吧精，我顿时泪如泉涌，好在那年头还是有售票员的，我抓着售票员阿姨大哭着喊到，我以为你们是36路……呜呜呜。售票员阿姨估计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就让司机停了车，告诉我回去的路线，我便一路狂奔，当然，也就迟到了，我告诉老师我坐过站了，但是我不敢告诉同学们，我怕他们又觉得我脑子不好使，开始吐口水……
那时候坐公交车有一种专门给小学生办的通勤票，这和现在的市民卡学生卡不同，现在的卡刷一次扣一次的钱，而通勤票不用刷，一次性交半年的费用后就可以不限次乘车，这可比市民卡划算多了。
不过就是因为这种方便，让我出现了一次“疑似拐卖“事件。因为每天脖子上挂着通勤票，我妈就想着反正有票就能回家，带钱说不定就弄丢了呢。所以我兜里的零花钱是非常少的，甚至是没有的。
小孩子都爱凑热闹，有一次我们班的班长过生日，邀请我们去她家吃晚饭，好多同学都积极参与，我也想都没想就跟着大伙去了。到了她家当然就有很多好吃的了，大家开开心心的玩到很晚，散场的时候我也很淡定的走到了公交车站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公交车不是随时都有的。
后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打车，可是兜里没有半毛钱，其实即便有钱，我可能也不敢打车。所以我就沿着公交车的路线走啊走，走啊走，从学校到家一共要走13站，我一直很淡定的数着站的个数，直到一个人忽然一把把我拎起来照着屁股就打——不是别人，正是我妈。
然后我抬起惊惶的眼睛看了看她，她却哭了，然后我被我爸揪进了出租车。
那次以后，我的零花钱暴增，我妈特意给我用钩针钩了一个钱袋子，放进去几十块钱让我带着，就怕我再可怜兮兮的走回去，可是这些钱的用场全部是在校园门口玩抽奖游戏或者买口红糖戒指糖什么的了。
在乘公交车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和我同起点同终点的男生，因为我们都用通勤票，所以我称他为票友。票友家和我家住同一个小区，我住一区，他住二区，我们同在奋斗小学上学，他比我高一年级。
孩子之间的认识和要好根本不需要契机和理由，我们认识以后很自然的一起上学放学，有的时候我还会邀请他去我爸的洗浴中心里面坐坐，但是他每次都表示拒绝。
他是一个愿意并且积极给老奶奶让座的阳光儿童，他能大声的管陌生人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而我每次让座都是怯生生的站起来戳老奶奶一下，从来不开口讲话的，所以对他的开朗很是敬佩。
那个年纪男生和女生仿佛是天敌，男生喜欢撩骚，女生喜欢被撩骚并坚决予以还击，校园里班级里课堂上课堂下，大家经常和谐的厮打在一起。所以我和票友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也基本上是打过来的，他最大的爱好恐怕就是拿虫子吓唬我了，亦或者是把杨树飘絮之前结的“小辣椒”模样的东西塞进我的领口。而我的爱好就是狠狠的在他的胳膊上拧下一朵花，或者咬下一个闹钟。
放假的时候我是见不到同学的，有的时候是约好了去同学家写作业，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找乐。那时候所有的男孩子都在玩四驱车而所有的女孩都有超过两个的芭比娃娃，不过给芭比娃娃做衣服梳头发这事儿我一直到十三四岁的时候才喜欢上，十岁的时候我只喜欢玩四驱车。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因为玩四驱车而在小区内遇到票友。
记得有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妈妈也在身边，他大方的向他妈妈介绍我，“这是我的朋友王帅。”他妈妈很开心的摸了摸我的头，问我住哪栋楼，而后他又大方的补充了一句“小区外面那个洗浴中心就是她爸爸开的！”，不记得当时他妈妈什么表情，反正是拉着他走了。
十岁的孩子并不懂事，但是显然我爸妈不懂得孟母三迁的道理，他们三迁只是让我离那个桑拿浴越来越近。好在凭借我超级单纯的脑袋和晚熟的超能力，我一直都把桑拿浴里面的失足妇女当做一群漂亮的姐姐，把来桑拿浴“洗澡”的各个品种的男人当成了值得尊敬的好大叔。
就像《非诚勿扰》是一个严肃的生活服务类节目一样，洗浴中心绝对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卫生清洁场所，我拿万能的皮鞋保证。
那时候我爸妈给我的教育就是，咱家是开澡堂子的。没错，洗浴中心里面确实有一股子挥之不去的澡堂子味儿，但是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那些美女姐姐遇到进来男的的时候总是把本来已经很低的衣领再往下拉一拉。
对于这群女人，印象深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高萍，喜欢把腼腆的服务生们挨个摁在她的胸口上，意图闷死他们。据说她有一个儿子。另一个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每次我去的时候她都喜欢主动和我玩，现在想想，就好像你的老板带着孩子来公司一样，你肯定也要对老板孩子表示友好吧，而我当时就是那个被各种友好包围的角色。
在那期间，我过了我的十周岁生日，我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是一个服务生送的八音盒，里面的曲子是《卡农》，那是一个很有才的服务生，闲着的时候就会在大堂弹吉他，记得他和我说以后想做歌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实现他的梦想。
那时候大堂里面一直放着的歌总是那么几首，《心太软》、《花心》、《萍聚》‘《潇洒走一回》、《九妹》，当时看《九妹》MV的时候根本没注意过那个扮演九妹的人，谁会想到十几年后她成为了芒果一姐谢娜呢？
曾经是一个孩童的时候，你体会不了大人的悲哀，可是当你终于体会了的时候，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悲哀。
这个阶段，也许是我目前为止生活最富裕的两年，作为大庆为数不多的洗浴中心，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生意着实红火了一阵。这期间我逐渐忘记了自己没有本地户口，我拥有着比同龄孩子更多的零花钱，我请同学来家吃饭之后，可以打车挨个送回家去，总之各种炫富。这段经历让我得以在以后赤贫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去追求金钱，也没有变成抠门。
在这两年中我妈发现了我绘画的天赋，我在美术课上学会了水彩画麻雀、葫芦以及牡丹，得到老师的表扬，所以我妈把我送进了安达市美协主席卢老师开的美术班学素描，我从画正方体开始，然后是圆柱体、球体、静物、瓜果梨桃，在学到画鼻子的时候，命运将我和绘画的缘分彻底斩断。
记得那时候小学生写作文总是免不了要写一篇《我的理想》，多少代人应该都写过这个题目，也许你已经不记得当时写的是什么了，但是我清楚的记得，我写的是《我想当画家》，其实，这理想也没有那么认真和坚定，只是觉得自己学了画画就可以当画家。之后离开这座城市以及美术班的时候，这个理想便也被我亲自“忘记”。
无论你想不想，接受不接受，金钱总是会改变人，影响人，我爸就是这么一个被金钱操控了人男人。这期间他开始好大喜功，为了衣锦还乡，他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如把钱一次一次砸在装修上，把钱拼命的砸在各界人士身上，而各界人士也都纷纷成为洗浴中心的常客，每天迎来送往，警车呼啸……
而我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对这样大落差的生活很不习惯，而且传统保守的她完全接受不了红灯区的笑语嫣然曲意逢迎。有一段时间，我妈开始在小区里摆摊买小货，我也经常过去帮着看摊。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蹲在地上买袜子鞋垫儿猴皮筋儿的妇女是某某洗浴中心的老板娘。
后来大庆的洗浴中心便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窜出来，更豪华更大美女更多更新鲜的地方层出不穷，各界人士们喜笑颜开，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嘛。
随着全国著名的“严打”的节奏，这一篇儿也可以翻过去了。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急着从良的“失足妇女”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足”。可想要把洗浴中心真正变成澡堂子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那远近闻名的“艳名”，已经让这个地方被认定了“洗不起澡”。
在变成澡堂子之后，洗澡的价格已经降到了10元每人。有一天一对夫妻怯生生的进门来说家里热水器坏了，问这里是不是可以洗澡。一天都见不到一个客人的我妈赶紧热情接待了他们，然后她们从兜里掏出了两本结婚证放在了吧台上，说怕万一有警察来不好交代。
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是我家这个骆驼可能真的是太瘦了点，所以很快伴随着债主这一新兴群体的涌现，我又一次面临转学，而这一次，是真正的“衣烂还乡”。
能卖掉抵债的东西基本都贱卖了，租来的房子——我一直以为的家，被迅速的搬空。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存钱罐也被撬开了，里面那一沓一沓的新一元压岁钱不翼而飞，我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直到我妈和我爸在客厅爆发了一次持久的骂战，一方说，把孩子的压岁钱还回去，你再穷也不能拿孩子的钱，一方坚持说，她的压岁钱不也是我给别人家孩子换回来的吗，说到底不也是我的钱吗……
办理转学非常仓促，仓促到我知道转学的时候，第二天就要离开大庆了。当时班里给我办了欢送会，我记得那写了一整个黑板的祝福，记得每一个朋友的眼泪，记得心底的那种不舍和无奈，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说希望第二天能在课间操的时候给我送点纪念的小礼物，我乐观的答应他们第二天会去学校，可是我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我妈强拉硬拽的拖出了家门。
没有最后的告别，和谁都没有，那天在去火车站的时候我在站牌看到了一个经常和我以及票友一起坐车的姐姐，她看我眼里一直含着泪，便问我怎么了，我说，我要搬家了，她问去哪儿，我说老家，然后我忍不住哭了。
我抻着脖子等了好久希望能看到票友，可是太早了，他可能还没有起床。他永远不知道天天见面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也许这个姐姐会告诉他我这只言片语，也许不会。也许他会到已经搬空了的我家门口找寻我的影子，也许会去我们班看看，可是谁知道呢……
这货就这么离奇的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