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闲兴笔读曾文正公评传所感

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 八、九月间读毕曾文正公评传，其中最教人印象深刻的当属所引这两句，语出自晚清湖湘名士罗泽南，此公身处最为动荡的变局之中，早年有雄才大略却蛰居乡壤，一众亲朋无不做明珠蒙尘之叹，然而罗公对自己暂时的困境毫不以为然，掷出此句以明心志，悉者为之动容。其后办团练、募乡勇，出湘平剿，作为湘军的创始人，罗氏始终是曾国藩最为倚重的砥柱之才。可惜在战事最为吃紧的时候积疾而逝，未能共图大业，实在是遗憾。 此处摘这两句，并非是泛陈旧人故事，细细品读回味再三，顿感这竟极为契合旧文人心中“为士”的精神理想：于个人周遭、运途际变之不顾，治学修身便以己之德才兼济天下，此正所谓“内圣外王”之境界，深为当时曾国藩及一批“左手书卷、右手刀兵”的湘军将领所推崇。 对于曾氏的研究，现已蔚然成“学”，就如同红楼梦、金瓶梅之“红学”、“金学”。学校图书馆里居然能有一整个柜子，单单陈列所有关乎曾氏的书籍。纵眼望去，多是种种解读式的文字，以曾氏日记中的只言片语来附会时兴的一些管理理念、处事方法及为人之道。本意是想觅得一本能叙事式地展示其人生平的书，权作兴趣阅读，无奈只得一本曾文正公评传，所以打发两个月读罢。既然是评传，除了传言部分，评语也做细读，文中常对某一事件做同期横向、历史上前后纵向的分析比较，引出诸多发人深省的评论，受教良多。 初时对曾国藩的印象极其不好，大抵是受了较主流同情太平天国的历史文章或传奇小说的影响。凡曾氏的登场描绘，必言之“曾妖”“曾剃头”“满清走狗”或颇具革命色彩措辞之“封建礼教坚守者”，而与彼时军略相关的描写也只愿偏向天国一方，或写其一路北征克十余州而下金陵，或写其纵横赣皖穿插分割几度令湘军存乎一息之间,又或是写遵捻合流在高楼寨斩了僧格林沁，贯穿这一历史区间上的竟全部是太平军的胜利，所彰显之农民革命之坚决性、斗争性果然淋漓尽致。 读罢评传才知晓这位晚清股肱之臣的一生堪称为士的典范：少时聪慧年纪轻轻就点了红翰林，外放不得又枕丁忧回乡，恰逢太平天国作乱，西征军闹得湘省人心惶惶，于是奏办团练带起了队伍，而后一连数战把太平军赶出湖南，整合力量下武昌而后攻九江，在湖北江西拉锯了数年，期间多次险境而又多次绝处逢生，凭借着稳扎稳打的策略一步步压缩敌手的回旋空间，最终攻破安庆顺江直指天京，历时十数年之久的平剿，那些当初出湘时打着“护教卫道”旗号的兵勇们，转身成为拥兵一方的湘军大员，而这么多路部队竟都效忠于一面曾家大旗。 纵览这十余年的战事，若是看陆面上的战斗，太平军能有七分的胜算，但若是看江面上的水师，湘军却能有七分，虽说主力之争终归是要放到地面上的，但湘军的水师绝对是胜负定数最大的那一颗砝码。这厢做比，极容易联想到楚汉相争的典故：汉高祖数战失利，却保有汉中及蜀地，大败而不伤元气，楚霸王勇武无敌，长驱直入却没有坚实的后方，所以只消垓下一战就被灭掉了；同样，曾氏的湘军稳扎稳打，沿着长江这条线从湖北打到江西，从江西打到安徽，再从安徽顺江而下灭了天京，期间湘军主力就不曾远离其水师——准确而言应该是，但凡失了水师的照应，那路湘军肯定会被太平军分割包围生生吃掉。曾氏非常清楚自己水陆师的优劣势，早在拿下武昌时就确定了整体的战略，那就是依靠水师，保住长江上游，夺取沿江而下的一系列据点，直指天京。相比而言，太平军虽也是将星云集，频出奇招，但在大局的战略上却总是被动，先是在湖北失去了水师主力，从而丢掉了初期在长江上的主动权，接着在江西、安徽的拉锯中总不能一举吃掉湘军主力，还常常受到天京方面的牵制，纵使太平军能够合众数十万，轻装机动，但其命门暴露无遗，所以最后被不断地压缩战略空间，竟只剩得一城。依我拙见，太平天国就算是到了破江南江北大营之时，也还是占据大部分赢面的——只是他们太在乎天京的得失——这对于以大规模部队机动见长的农民军而言是致命的，加上内讧造成的分裂，实在是雪上加霜，后来天国领导人回过神来，集中力量在安 徽打了几仗，但还是难以挽回颓势。 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天国覆灭后，湘军实际上已然控制了中国南方的大片河山，有幕僚建议北上谋取天下，曾氏不做表示，便有了江中吞纸这么一个说法。不过兔死狗烹的规律依旧有效，朝廷开始对湘军集团进行压制，曾氏别无他法只能自裁部队，这是相当无奈的，不过也是彼时最优的选择了。评传上讲了清末四大奇案中的两案，居然都和这个时候湘军和朝廷的关系有关联：刺马案中说是张文祥为报杀兄夺嫂之仇孤身刺杀马新贻，实为湘军集团做局除掉马氏这个替清廷监视湘军的耳目；小白菜案中清廷借着冤假错判拿掉了浙江官场上一批原湘军的官员，这两个案子本就带着传奇色彩，经过阴谋论的渲染，更让人咋舌。不过评传上是认同这些假说的，我就姑且信之罢。 观曾氏一生，果然是践得士人之典范，是最近世的一个楷模了。从一个科举入仕的湖湘士子到匡扶乱世的家国栋梁，曾氏的一生践行着“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儒家人生观，为后世景仰。从曾氏说开去，中国历朝的士人，其最大的理想，大概就是如此吧。以往对他们的理解，都是读死书的之乎者也先生，但这决不是他们所希冀的形象，“诗文以载道，御万军以安社稷”这才是他们所向往的。中国古代“士”这个阶层有着出世和入世兼存的特性，这一观点其实钱穆先生在一本历史讲义里有谈过，他将“士”比作“半和尚”，一方面要维护孔孟儒家正道，不近私欲，另一方面要恪守为臣之本，肩负治世的重责，既有着宗教出世的一面，又有着积极入世的一面。而历朝的政治的得失，也可从这二元的结合程度来评判，在清明兴盛之时这结合最为紧密，昏庸乱道之时则被分割开来，很不幸，在大部分时间里“士”的这一双重性都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出世者空谈道论，不知现实；入世者则失去本心，为利欲浮沉。 反观现世里，有这样抱负的“士”怕是也不多了。 二零一二年十月廿一日 近次日凌晨 笔 另：本想对这位晚清栋梁之臣评述一生之功过，奈何才疏学浅，所识不过几本书所言，怎可妄下断言？于是乎便顺着评传所写兴笔几段自己的感想，史实细节未能尽察，但有不实、存议、未断之处，还请诸君一一指点，此处先做拜谢。 二零一三年二月廿八日 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