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克里克与脱氧核糖核酸
肖克莱、巴丁和布拉坦三人窝里斗（贝尔实验室及晶体管之诞生的故事，LZ注）。而随着脱氧核糖核酸即控制复制的长链分子的发现，不同大陆间的3个彼此独立的研究小组展开了竞争，他们中的一些人彼此素昧平生。但是，他们的竞争宛如肖克莱及其同人之间的一样激烈，而这是造成所发生的一切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众最初是在1953年4月25日通过《自然》杂志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当时《自然》杂志上刊登了题为《核酸的分子结构》的一篇900字的论文，文章遵循人们熟悉的《自然》杂志的体例风格。虽然正是这篇论文创立了分子生物学，是它帮助封杀了李森科主义，可它却是一出持续两年的紧张戏剧的高潮，在这出戏中，如果认为科学是谨慎、有序地探索世界的过程（人们认为科学应该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群人物中，F·克里克尤为引人瞩目。1916年，克里克生于北安普敦，是鞋匠之子，后毕业于伦敦大学，二战期间在英国海军部供职，从事水雷设计。只是在1946年，当他听了L·泡令的一次讲座时，才激起了他对化学研究的兴趣。他也深受薛定谔《什么是生命》一书的影响，这本书提出量子力学也可运用于遗传学领域。1949年，克里克被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剑桥医学研究协会吸纳为会员，在此他不久便以其响亮的笑声（这迫使一些科学家离开卡文迪什实验室）和他乐于对同人的理论提出质疑这一习惯而闻名。[28] 1951年，一位名叫J·D·沃森的美国人加入卡文迪什实验室，此人来自芝加哥，身材高大，比克里克年轻12岁，极为自信，是位神童。当他是芝加哥大学动物学系的一名学生时，也读过薛定谔的《什么是生命》，这促使他转向了微生物学。如科学史家P·斯特拉森所叙述的，沃森在参加那不勒斯的一个科学会议时遇上了新西兰人M·威尔金斯。当时寄身于伦敦皇家学院的威尔金斯，致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但他最终对此失望，遂转向了生物学。英国医学研究会在皇家学院有一个生物物理学分支机构，威尔金斯当时是它的领导人。他的专长之一是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X射线的衍射摄片，在那不勒斯他慷慨地向沃森展示了这方面的一些成果。[29] 正是这一巧合，改变了沃森的一生。就在那一刻，他似乎已决定自己将献身于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的事业。他知道这项研究会赢得诺贝尔奖，而分子生物学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进展将难有作为，而一旦取得进展，就将为基因工程打开一条通道，人类历史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安排去了趟卡文迪什实验室。沃森在23岁生日后几天抵达了剑桥。[30]
沃森有所不知的是，卡文迪什实验室和皇家学院有个“君子协定”。它规定剑桥实验室研究蛋白质的结构，特别是血红蛋白的结构，而伦敦研究脱氧核糖核酸。这只是其间的诸多问题之一。虽然沃森很快便和克里克相处得很好，而且两人都具有惊人的自信，这实质上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克里克的专长不在生物学，沃森的长项也不是化学。[31] 他们两人在X射线衍射方面都没什么研究，这一技术是由实验室领导人L·布拉格开发出来的，目的是测定原子结构。[32] 但这些并未难倒他们。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使两人如痴如醉，以至于实际上他们除了睡觉外几乎一直都在讨论这一问题。他俩除了自信外，还具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其主要的竞争者是皇家学院的M·威尔金斯最近刚聘用的29岁的R·富兰克林。[33] 被描述成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银行家庭的“任性女儿”的她，刚在巴黎完成了4年的X射线的衍射研究，是该领域世界顶尖专家之一。当富兰克林受聘于威尔金斯时，她以为自己和后者是平起平坐的，并将负责X射线衍射研究。而另一方面，威尔金斯以为她是来为他当助手的。彼此间的这一误解决定了他们之间不会有愉快的合作。[34]
尽管如此，富兰克林仍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并于1951年秋决定在皇家学院作一次讲座，以公布她的发现。因为自从威尔金斯在那不勒斯与沃森相会后他一直记得后者对X射线衍射问题感兴趣，所以威尔金斯邀请了这位剑桥人。在这次讲座上，沃森从富兰克林那儿得知，脱氧核糖核酸几乎肯定具有螺旋结构，每个螺旋结构都有一个基本的磷酸酯-糖成分，并附带下述碱基：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这次讲座后，沃森带富兰克林到索霍区的餐馆吃了一顿中餐。席间的谈话从脱氧核糖核酸转向富兰克林在皇家学院的痛苦生活。在富兰克林眼中，威尔金斯含蓄且有教养，但十分冷漠。这次谈话反使富兰克林自己忐忑不安，这是她难以避免却厌恶的行为方式。席间沃森深表同情，但他回到剑桥后确信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善终。[35]
与此同时，沃森和克里克的关系则日益亲密，而这也并非和随后发生的事情无关。因为他们在年龄、文化和科学背景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故他们之间很少有竞争。而且，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对和其研究有关的许多课题极端无知（他们将泡令的《化学键的本质》一书随身携带，视为圣经），所以，他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彼此否定对方的观点，并不觉得受到伤害。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之间则积怨很深，从长远来看，这一点也许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久发生了一场灾难。1951年12月，沃森和克里克认为他们对此难题有了个答案，他们邀请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来剑桥一会，以向他们展示自己所建造的模型：一个外围附有碱基的三重螺旋结构。富兰克林粗暴地对待了他们，草率地抱怨说：他们的模型与她的晶体学证据不符，既与螺旋结构相悖，也不符合碱基的位置（碱基在她看来是在里面）。他们的模型对下面这一事实也未作任何解释：脱氧核糖核酸的存在本质上与水有关，这对其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36] 她对他们忽视她的研究感到惊讶，并抱怨她来剑桥完全是浪费时间。[37] 就这一次，沃森和克里克热情洋溢的自信被泼了冷水，尤其是当失败的消息传到其老板的耳朵时情形更是如此。布拉格叫克里克去他的办公室，并将他牢牢地按在座位上。克里克，以及不言而喻还有沃森，被指责其行为破坏了君子协定和危及了实验室的资金。他们被明确禁止继续从事脱氧核糖核酸课题的研究。[38]
就布拉格而论，事情就算过去了。但是，他错看了这些人。克里克停止了其脱氧核糖核酸的研究，但他告诉其同事说，没有人能阻止他思考这一问题。至于沃森，他打着另一关于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这一课题的幌子继续秘密地从事脱氧核糖核酸的研究，该研究和基因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39] 至1952年秋，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L·泡令之子P·泡令来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做研究生。他吸引了许多漂亮女性的目光，同时也受到沃森的器重，但更重要的是， P·泡令和其父L·泡令保持经常的联系，他告诉新同事L·泡令正在整理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模型的思想。[40] 因此，沃森和克里克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但当预订的论文复印件寄来时，他们立即发现论文有个致命的缺点。[41] 该文描述了三重螺旋结构，将碱基附在外侧——这很像他们自己的那个遭到富兰克林粗暴批评的模型——L·泡令忽略了电离子，这意味着他所描述的三重螺旋结构不具有聚合性，而具有分离性。[42] 沃森和克里克意识到L·泡令自己发现这一失误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估计要抢在他前面只有6周时间了。[43] 他们铤而走险，大张旗鼓地进行三重螺旋结构研究，并将此研究告知布拉格。这次布拉格并未反对：对L·泡令而言，不存在君子协定。
所以，沃森和克里克开始度过其平生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6周。他们现在获准建造更多的模型（这些模型在三维世界中特别需要），并作出了对4个碱基（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相互关联的方式的思考。他们现已弄清：腺嘌呤和鸟嘌呤是被吸附的，如胸腺嘧啶和胞嘧啶的情况一样。而且，从富兰克林的晶体学观点来看，他们也拥有更好的脱氧核糖核酸图片，并对脱氧核糖核酸的维度作出了更为准确的测量。这些为构建更好的模型做了准备。当沃森意识到他们可能由于使用碱基的错误的同分异构体犯下一个低级错误时，最终的突破来临了。每个碱基衍射为两种面式（烯醇和酮），迄今为止所有的实验数据都证明使用烯醇的面式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试试酮的面式，情形又该如何？[44] 沃森一产生这一预感，就发现碱基紧聚于内侧，形成完美的“双螺旋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双螺旋结构在复制过程中分开时，腺嘌呤与鸟嘌呤的相互吸引，以及胸腺嘧啶与胞嘧啶的相互吸引，意味着如果用双螺旋结构来解释遗传，那么新的双螺旋结构同旧的完全一样，即基因包含的生物信息在复制时未被改变。[45] 1953年3月7日，他们向同事宣布了这一新的结构，6周后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斯特拉森说，威尔金斯对待沃森和克里克是仁慈的，称他们俩是一对“老顽童”。富兰克林也立即接受了他们的模型。[46] 对此，并非人人都持肯定态度，也有人骂他们“无耻”，并称就其发现而言他们不配独享其荣。[47] 实际上，好戏还在后面。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被授予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而同年诺贝尔化学奖则颁给了卡文迪什实验室X射线衍射研究组组长M·佩鲁茨及其助于J·肯德鲁。R·富兰克林一无所得。1958年，她死于癌症，年仅37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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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London: Arrow, 1997)，第37、38页。J·D·沃森：《双螺旋结构》(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8; Penguin paperback, 1990)，第20页。
[29]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42页。
[30] 同上书，第44页。
[31] 关于当时的竞争对手和研究状况，参阅B·华莱士：《基因研究》，第108页以下。
[32]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45页。
[33]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25页。
[34]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49页。
[35] 同上书，第50-53页。
[36]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79页。
[37]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56页。
[38]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82、83页；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57、58页。
[39]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60页；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91页。
[40]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123页。
[41] 按照泡令的传记作者T·黑格的说法，“历史学家推测，阻止泡令出国参加‘五月皇家学会’会议，实质上就是阻止他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而且，如果他出席了这次会议的话，就会看到富兰克林的工作……”见T·黑格：《大自然的力量》，第414页。
[42]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70、71页。
[43] 其间有相互的敬重。泡令早就想要克里克前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参阅T·黑格：《大自然的力量》，第414页。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72页。
[44]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81页。
[45] 同上书，第84页。此处有一幅有用的简图。
[46]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164页。
[47]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82页。
[48] J·D·沃森在自己的著作中为富兰克林写了一篇《跋》，赞扬了她的勇气和正直。他的认可太迟了，以致他一直错待了她。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174、175页。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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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20世纪思想史
第27章 自然的力量
第1节 波拉尼
第2节 《一九八四》
第3节 再论李森科
第4节 肖克莱与晶体管
第5节 沃森、克里克与脱氧核糖核酸
第6节 科罗廖夫与人造地球卫星
第7节 利基夫妇与东非人
第8节 《科学革命的结构》
作者 [英] 彼得·沃森
译者 朱进东 / 陆月宏 / 胡发贵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06-1
页数 923
公众最初是在1953年4月25日通过《自然》杂志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当时《自然》杂志上刊登了题为《核酸的分子结构》的一篇900字的论文，文章遵循人们熟悉的《自然》杂志的体例风格。虽然正是这篇论文创立了分子生物学，是它帮助封杀了李森科主义，可它却是一出持续两年的紧张戏剧的高潮，在这出戏中，如果认为科学是谨慎、有序地探索世界的过程（人们认为科学应该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群人物中，F·克里克尤为引人瞩目。1916年，克里克生于北安普敦，是鞋匠之子，后毕业于伦敦大学，二战期间在英国海军部供职，从事水雷设计。只是在1946年，当他听了L·泡令的一次讲座时，才激起了他对化学研究的兴趣。他也深受薛定谔《什么是生命》一书的影响，这本书提出量子力学也可运用于遗传学领域。1949年，克里克被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剑桥医学研究协会吸纳为会员，在此他不久便以其响亮的笑声（这迫使一些科学家离开卡文迪什实验室）和他乐于对同人的理论提出质疑这一习惯而闻名。[28] 1951年，一位名叫J·D·沃森的美国人加入卡文迪什实验室，此人来自芝加哥，身材高大，比克里克年轻12岁，极为自信，是位神童。当他是芝加哥大学动物学系的一名学生时，也读过薛定谔的《什么是生命》，这促使他转向了微生物学。如科学史家P·斯特拉森所叙述的，沃森在参加那不勒斯的一个科学会议时遇上了新西兰人M·威尔金斯。当时寄身于伦敦皇家学院的威尔金斯，致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但他最终对此失望，遂转向了生物学。英国医学研究会在皇家学院有一个生物物理学分支机构，威尔金斯当时是它的领导人。他的专长之一是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X射线的衍射摄片，在那不勒斯他慷慨地向沃森展示了这方面的一些成果。[29] 正是这一巧合，改变了沃森的一生。就在那一刻，他似乎已决定自己将献身于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的事业。他知道这项研究会赢得诺贝尔奖，而分子生物学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进展将难有作为，而一旦取得进展，就将为基因工程打开一条通道，人类历史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安排去了趟卡文迪什实验室。沃森在23岁生日后几天抵达了剑桥。[30]
沃森有所不知的是，卡文迪什实验室和皇家学院有个“君子协定”。它规定剑桥实验室研究蛋白质的结构，特别是血红蛋白的结构，而伦敦研究脱氧核糖核酸。这只是其间的诸多问题之一。虽然沃森很快便和克里克相处得很好，而且两人都具有惊人的自信，这实质上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克里克的专长不在生物学，沃森的长项也不是化学。[31] 他们两人在X射线衍射方面都没什么研究，这一技术是由实验室领导人L·布拉格开发出来的，目的是测定原子结构。[32] 但这些并未难倒他们。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使两人如痴如醉，以至于实际上他们除了睡觉外几乎一直都在讨论这一问题。他俩除了自信外，还具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其主要的竞争者是皇家学院的M·威尔金斯最近刚聘用的29岁的R·富兰克林。[33] 被描述成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银行家庭的“任性女儿”的她，刚在巴黎完成了4年的X射线的衍射研究，是该领域世界顶尖专家之一。当富兰克林受聘于威尔金斯时，她以为自己和后者是平起平坐的，并将负责X射线衍射研究。而另一方面，威尔金斯以为她是来为他当助手的。彼此间的这一误解决定了他们之间不会有愉快的合作。[34]
尽管如此，富兰克林仍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并于1951年秋决定在皇家学院作一次讲座，以公布她的发现。因为自从威尔金斯在那不勒斯与沃森相会后他一直记得后者对X射线衍射问题感兴趣，所以威尔金斯邀请了这位剑桥人。在这次讲座上，沃森从富兰克林那儿得知，脱氧核糖核酸几乎肯定具有螺旋结构，每个螺旋结构都有一个基本的磷酸酯-糖成分，并附带下述碱基：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这次讲座后，沃森带富兰克林到索霍区的餐馆吃了一顿中餐。席间的谈话从脱氧核糖核酸转向富兰克林在皇家学院的痛苦生活。在富兰克林眼中，威尔金斯含蓄且有教养，但十分冷漠。这次谈话反使富兰克林自己忐忑不安，这是她难以避免却厌恶的行为方式。席间沃森深表同情，但他回到剑桥后确信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善终。[35]
与此同时，沃森和克里克的关系则日益亲密，而这也并非和随后发生的事情无关。因为他们在年龄、文化和科学背景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故他们之间很少有竞争。而且，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对和其研究有关的许多课题极端无知（他们将泡令的《化学键的本质》一书随身携带，视为圣经），所以，他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彼此否定对方的观点，并不觉得受到伤害。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之间则积怨很深，从长远来看，这一点也许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久发生了一场灾难。1951年12月，沃森和克里克认为他们对此难题有了个答案，他们邀请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来剑桥一会，以向他们展示自己所建造的模型：一个外围附有碱基的三重螺旋结构。富兰克林粗暴地对待了他们，草率地抱怨说：他们的模型与她的晶体学证据不符，既与螺旋结构相悖，也不符合碱基的位置（碱基在她看来是在里面）。他们的模型对下面这一事实也未作任何解释：脱氧核糖核酸的存在本质上与水有关，这对其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36] 她对他们忽视她的研究感到惊讶，并抱怨她来剑桥完全是浪费时间。[37] 就这一次，沃森和克里克热情洋溢的自信被泼了冷水，尤其是当失败的消息传到其老板的耳朵时情形更是如此。布拉格叫克里克去他的办公室，并将他牢牢地按在座位上。克里克，以及不言而喻还有沃森，被指责其行为破坏了君子协定和危及了实验室的资金。他们被明确禁止继续从事脱氧核糖核酸课题的研究。[38]
就布拉格而论，事情就算过去了。但是，他错看了这些人。克里克停止了其脱氧核糖核酸的研究，但他告诉其同事说，没有人能阻止他思考这一问题。至于沃森，他打着另一关于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这一课题的幌子继续秘密地从事脱氧核糖核酸的研究，该研究和基因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39] 至1952年秋，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L·泡令之子P·泡令来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做研究生。他吸引了许多漂亮女性的目光，同时也受到沃森的器重，但更重要的是， P·泡令和其父L·泡令保持经常的联系，他告诉新同事L·泡令正在整理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模型的思想。[40] 因此，沃森和克里克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但当预订的论文复印件寄来时，他们立即发现论文有个致命的缺点。[41] 该文描述了三重螺旋结构，将碱基附在外侧——这很像他们自己的那个遭到富兰克林粗暴批评的模型——L·泡令忽略了电离子，这意味着他所描述的三重螺旋结构不具有聚合性，而具有分离性。[42] 沃森和克里克意识到L·泡令自己发现这一失误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估计要抢在他前面只有6周时间了。[43] 他们铤而走险，大张旗鼓地进行三重螺旋结构研究，并将此研究告知布拉格。这次布拉格并未反对：对L·泡令而言，不存在君子协定。
所以，沃森和克里克开始度过其平生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6周。他们现在获准建造更多的模型（这些模型在三维世界中特别需要），并作出了对4个碱基（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相互关联的方式的思考。他们现已弄清：腺嘌呤和鸟嘌呤是被吸附的，如胸腺嘧啶和胞嘧啶的情况一样。而且，从富兰克林的晶体学观点来看，他们也拥有更好的脱氧核糖核酸图片，并对脱氧核糖核酸的维度作出了更为准确的测量。这些为构建更好的模型做了准备。当沃森意识到他们可能由于使用碱基的错误的同分异构体犯下一个低级错误时，最终的突破来临了。每个碱基衍射为两种面式（烯醇和酮），迄今为止所有的实验数据都证明使用烯醇的面式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试试酮的面式，情形又该如何？[44] 沃森一产生这一预感，就发现碱基紧聚于内侧，形成完美的“双螺旋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双螺旋结构在复制过程中分开时，腺嘌呤与鸟嘌呤的相互吸引，以及胸腺嘧啶与胞嘧啶的相互吸引，意味着如果用双螺旋结构来解释遗传，那么新的双螺旋结构同旧的完全一样，即基因包含的生物信息在复制时未被改变。[45] 1953年3月7日，他们向同事宣布了这一新的结构，6周后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斯特拉森说，威尔金斯对待沃森和克里克是仁慈的，称他们俩是一对“老顽童”。富兰克林也立即接受了他们的模型。[46] 对此，并非人人都持肯定态度，也有人骂他们“无耻”，并称就其发现而言他们不配独享其荣。[47] 实际上，好戏还在后面。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被授予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而同年诺贝尔化学奖则颁给了卡文迪什实验室X射线衍射研究组组长M·佩鲁茨及其助于J·肯德鲁。R·富兰克林一无所得。1958年，她死于癌症，年仅37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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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London: Arrow, 1997)，第37、38页。J·D·沃森：《双螺旋结构》(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8; Penguin paperback, 1990)，第20页。
[29]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42页。
[30] 同上书，第44页。
[31] 关于当时的竞争对手和研究状况，参阅B·华莱士：《基因研究》，第108页以下。
[32]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45页。
[33]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25页。
[34]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49页。
[35] 同上书，第50-53页。
[36]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79页。
[37]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56页。
[38]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82、83页；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57、58页。
[39]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60页；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91页。
[40]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123页。
[41] 按照泡令的传记作者T·黑格的说法，“历史学家推测，阻止泡令出国参加‘五月皇家学会’会议，实质上就是阻止他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而且，如果他出席了这次会议的话，就会看到富兰克林的工作……”见T·黑格：《大自然的力量》，第414页。
[42]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70、71页。
[43] 其间有相互的敬重。泡令早就想要克里克前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参阅T·黑格：《大自然的力量》，第414页。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72页。
[44]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81页。
[45] 同上书，第84页。此处有一幅有用的简图。
[46] 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164页。
[47] 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82页。
[48] J·D·沃森在自己的著作中为富兰克林写了一篇《跋》，赞扬了她的勇气和正直。他的认可太迟了，以致他一直错待了她。J·D·沃森：《双螺旋结构》，第174、175页。P·斯特拉森：《克里克、沃森与脱氧核糖核酸》，第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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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20世纪思想史
第27章 自然的力量
第1节 波拉尼
第2节 《一九八四》
第3节 再论李森科
第4节 肖克莱与晶体管
第5节 沃森、克里克与脱氧核糖核酸
第6节 科罗廖夫与人造地球卫星
第7节 利基夫妇与东非人
第8节 《科学革命的结构》
作者 [英] 彼得·沃森
译者 朱进东 / 陆月宏 / 胡发贵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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