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住黑暗的闸门——悼念许良英先生
一个连小布什都知道并引用其讲话的科学家，没理由在他的祖国被遮蔽太久。没有什么永垂不朽，时间会站在良知这一边。
许良英先生一生接受采访次数不多，视频访问恐怕寥寥。他的愿望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有理性，有尊严，有德行。我想他是做到了。
采访许老的渊源，要追溯到2011年初。访问袁伟时先生，他推荐了98岁高龄仍在奋笔不辍的刘绪贻先生，采访完刘老，他则力荐近几年间通信往来、他很敬重的许老。
彼时能检索到的许老资料并不多，学者傅国涌写过几篇。之后几次拜访许老，借书、聊天儿，也把《大师》栏目想采访的老人名单带给他看过，听他臧否“×××还可以；×××很不错的；×××混蛋，很差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有自己的判断，觉得差劲的一定会讲上一段我所不知的旧事，真是个爱憎分明、耿直坦率的老头儿。
再后来，《炎黄春秋》能发表他的文章了，谈民主，和人论战。磨铁几欲要出他和王来棣先生合著的《民主历史与理论》了。20多年前他说“知识分子要先启自己的蒙，再影响他人”，便坐言起行研究起民主理论来，这也是他们晚年心血最重之处。只可惜，二老健康状况的坏消息来得太早了。
鲁迅有句话是“肩住黑暗的闸门”，他视之为座右铭。我问他，另一句“在战斗中侧身而立”呢？据说袁永熙在当了20年右派后，很信这句话，经常跟儿子讲，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许老听罢直言，“这样的思想就把儿子逼坏了，什么话都不敢说，是一个病态的人，有什么意思？人要腰杆挺起来做人，有什么话要说就说。”
我想，简要回顾他“做过三世人”的波涛一生，才能知道求知、求真、坦荡这些词的分量有多重。
许良英少年时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着迷，立志“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抗日战争初期，在流亡中进入大学时，对现实的不满促使他研读革命理论，进而思想激变，恩师王淦昌的赏识和“一起拿诺贝尔奖”的愿景，也拦不住他满心虔诚地投身革命洪流。之所以说是洪流，那不是一个人的选择，几乎是一代进步青年的选择。以扛住沉重的因袭黑暗的闸门为己任，让下一代人进到光明自由的天地。
随着浙大从贵州复原回到杭州，多年沉闷的民主运动也走出低谷，开始蓬勃发展。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支部，许良英们继续积极开展工作。这期间，爆发了“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于子三运动。这里不得不提到，让许良英念念不忘和引以为豪的老校长竺可桢，“以校为家，待生如子。”也正是他，用“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革命精神，鼓舞和支持着愿为真理而献身的年轻人。
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许良英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政治打击。因曾介绍胡风集团“骨干”入党，遭怀疑、批判，停职审查一年。1956年“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们迎来了黄金年。当时从城里到中关村，有专车接送高级知识分子，待遇也很不错。此时已决心从事学术研究的许良英，以为能从此安于书斋生活，哪料想风雨欲来。
在“双百”方针、“整风鸣放”、“拆墙”、“填沟”、“通气”等言辞的反复动员下，“鸣放”局面空前热闹。许良英却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因此成了科学院第一个自己跳出来的右派。
忠诚的代价，是回故乡当了20年农民。即便如此，他还是一片赤诚。“大跃进”时，受各地放高产“卫星”的鼓舞，他也“滚一身泥巴”，以体力劳动认真改造自己。“党所号召的我都闻风而起”，“文革”开始后，许良英以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心境，响应号召支持造反派，写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一个虔诚的细节是，他曾特意去韶山朝圣，“在韶山住了一宿，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噙着热泪。”直到1974年向商务印书馆交《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稿，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他才彻底从迷信中猛醒过来。“回头一看，几十年的一切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一样。”
1978年，许良英正式恢复了公职。从近代和现代科学史的研究起，进而系统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以及民主的历史和理论，“过去信奉的意识形态教条受到颠覆性冲击”。1986年“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许良英是主要发起人之一。1989年，他又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签名的有42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科学家为政治问题表态。1992年他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1994年，他起草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全文刊发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1995年，他再一次发起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签名者45人，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8月，《纽约时报》以整版报道了他，标题是《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
2008年，小布什在曼谷发表演讲时引用他的话，“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很久前读到王康的一篇旧文《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专门谈到了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非物理学专业的社会问题，是世界科学界的一个伟大传统，也让我在一个更开阔的谱系里，找到了许良英的坐标。引用王康的话来说，“在探索宇宙奥秘、赞叹大自然壮丽同时，真正的科学家必然会在内心深处唤发谦卑、感恩和救赎这三种神圣感受，也就必然会抗议一切人类不幸、丑陋和苦难，就必然会拥有殉道者式的命运。”
然而殉道者不会永远孤独。1988年以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欧洲议会设立“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颁发给对维护人权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曼德拉、昂山素季都曾获此奖项。1989年，萨哈罗夫去世。戈尔巴乔夫的悼词中写道，“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个星球上，同一个历史大翻转关头，俄罗斯总有天才和先驱站在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临界处，我为俄国庆幸。”
回到“爱因斯坦之问”，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而且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时代，难道真的过去了吗？
谨以此文纪念许老求知、求真、坦荡的一生，愿活着的我们，一起读懂他。
许良英先生一生接受采访次数不多，视频访问恐怕寥寥。他的愿望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有理性，有尊严，有德行。我想他是做到了。
采访许老的渊源，要追溯到2011年初。访问袁伟时先生，他推荐了98岁高龄仍在奋笔不辍的刘绪贻先生，采访完刘老，他则力荐近几年间通信往来、他很敬重的许老。
彼时能检索到的许老资料并不多，学者傅国涌写过几篇。之后几次拜访许老，借书、聊天儿，也把《大师》栏目想采访的老人名单带给他看过，听他臧否“×××还可以；×××很不错的；×××混蛋，很差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有自己的判断，觉得差劲的一定会讲上一段我所不知的旧事，真是个爱憎分明、耿直坦率的老头儿。
再后来，《炎黄春秋》能发表他的文章了，谈民主，和人论战。磨铁几欲要出他和王来棣先生合著的《民主历史与理论》了。20多年前他说“知识分子要先启自己的蒙，再影响他人”，便坐言起行研究起民主理论来，这也是他们晚年心血最重之处。只可惜，二老健康状况的坏消息来得太早了。
鲁迅有句话是“肩住黑暗的闸门”，他视之为座右铭。我问他，另一句“在战斗中侧身而立”呢？据说袁永熙在当了20年右派后，很信这句话，经常跟儿子讲，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许老听罢直言，“这样的思想就把儿子逼坏了，什么话都不敢说，是一个病态的人，有什么意思？人要腰杆挺起来做人，有什么话要说就说。”
我想，简要回顾他“做过三世人”的波涛一生，才能知道求知、求真、坦荡这些词的分量有多重。
许良英少年时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着迷，立志“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抗日战争初期，在流亡中进入大学时，对现实的不满促使他研读革命理论，进而思想激变，恩师王淦昌的赏识和“一起拿诺贝尔奖”的愿景，也拦不住他满心虔诚地投身革命洪流。之所以说是洪流，那不是一个人的选择，几乎是一代进步青年的选择。以扛住沉重的因袭黑暗的闸门为己任，让下一代人进到光明自由的天地。
随着浙大从贵州复原回到杭州，多年沉闷的民主运动也走出低谷，开始蓬勃发展。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支部，许良英们继续积极开展工作。这期间，爆发了“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于子三运动。这里不得不提到，让许良英念念不忘和引以为豪的老校长竺可桢，“以校为家，待生如子。”也正是他，用“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革命精神，鼓舞和支持着愿为真理而献身的年轻人。
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许良英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政治打击。因曾介绍胡风集团“骨干”入党，遭怀疑、批判，停职审查一年。1956年“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们迎来了黄金年。当时从城里到中关村，有专车接送高级知识分子，待遇也很不错。此时已决心从事学术研究的许良英，以为能从此安于书斋生活，哪料想风雨欲来。
在“双百”方针、“整风鸣放”、“拆墙”、“填沟”、“通气”等言辞的反复动员下，“鸣放”局面空前热闹。许良英却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因此成了科学院第一个自己跳出来的右派。
忠诚的代价，是回故乡当了20年农民。即便如此，他还是一片赤诚。“大跃进”时，受各地放高产“卫星”的鼓舞，他也“滚一身泥巴”，以体力劳动认真改造自己。“党所号召的我都闻风而起”，“文革”开始后，许良英以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心境，响应号召支持造反派，写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一个虔诚的细节是，他曾特意去韶山朝圣，“在韶山住了一宿，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噙着热泪。”直到1974年向商务印书馆交《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稿，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他才彻底从迷信中猛醒过来。“回头一看，几十年的一切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一样。”
1978年，许良英正式恢复了公职。从近代和现代科学史的研究起，进而系统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以及民主的历史和理论，“过去信奉的意识形态教条受到颠覆性冲击”。1986年“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许良英是主要发起人之一。1989年，他又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签名的有42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科学家为政治问题表态。1992年他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1994年，他起草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全文刊发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1995年，他再一次发起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签名者45人，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8月，《纽约时报》以整版报道了他，标题是《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
2008年，小布什在曼谷发表演讲时引用他的话，“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很久前读到王康的一篇旧文《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专门谈到了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非物理学专业的社会问题，是世界科学界的一个伟大传统，也让我在一个更开阔的谱系里，找到了许良英的坐标。引用王康的话来说，“在探索宇宙奥秘、赞叹大自然壮丽同时，真正的科学家必然会在内心深处唤发谦卑、感恩和救赎这三种神圣感受，也就必然会抗议一切人类不幸、丑陋和苦难，就必然会拥有殉道者式的命运。”
然而殉道者不会永远孤独。1988年以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欧洲议会设立“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颁发给对维护人权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曼德拉、昂山素季都曾获此奖项。1989年，萨哈罗夫去世。戈尔巴乔夫的悼词中写道，“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个星球上，同一个历史大翻转关头，俄罗斯总有天才和先驱站在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临界处，我为俄国庆幸。”
回到“爱因斯坦之问”，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而且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时代，难道真的过去了吗？
谨以此文纪念许老求知、求真、坦荡的一生，愿活着的我们，一起读懂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