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的原真

友邻推荐了这篇臭骂Regietheater的文章。
从某种角度，我理解作者的愤怒的来源。如他所说，许多Regietheater的制作者不懂音乐不懂歌剧，对原作缺乏理解更缺乏尊重，盲目追求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时不时贴上点表面的政治正确的标签（为此还得大肆扭曲原剧主旨），这已不是什么前卫艺术，而成了庸俗的赶时髦。
当骇世惊俗成为目的，艺术确实变得可疑。
记得在柏林看过一场《唐·卡洛》，行刑一幕中五个大男人被全裸倒挂着吊起来，从舞台地面缓缓升至天顶。我坐在前排，顿时产生了强烈的生理不适。我对裸体无反感，看过一些裸体的舞蹈美得无以言喻，但演员这样被展示，我感觉很没有尊严，我不知道他们要为艺术献身到什么程度才能接受这样抹杀个人尊严的的肆虐场景，但这些显然都是龙套演员，恐怕是由生计出发而并非为艺术献身，这尤令我不适。
那次演出的其它场景设计都是极简主义的，我并无反感，也不认为极简的设计会削弱歌剧的力量，毕竟歌剧中最重要的是音乐本身所呈现的戏剧、演员的表演（而不是他们的服装道具）。但倒挂五个裸体大男人这种场景似乎除了“震撼”一下观众外，达不到任何其它效果，支持者也许可以牵强地辩解这是为了突出菲利普二世的残暴统治，但这种残暴展示对推动剧情与刻划性格无甚帮助。
如果仅从原则上说，我对Regietheater的初衷其实全心拥护。要说超越被描绘的具体时代、永远与当代观众直接构成精神联系，这是所有剧作家与作曲家的梦想，而瓦格纳的孙子Wieland作为制作人就是这么干的——他可不是个不懂音乐不懂戏剧的外行——据说他是regietheater的始作俑者。
我也看过一些喜欢的regietheater的制作，在维也纳看过一次魔笛，在巴黎看过一次拉摩的Les Boreades（非现代服饰，但道具设计非常自由，场景设计是完全现代的，美轮美奂）。如果把话剧也勉强算上的话，还有Globe Theater演的极简主义（简到完全没有道具）的现代服饰版的《裘里斯·凯撒》。后者令我想到贝克特的戏剧，大概那是只能极简主义的了，但如果贝克特那里的极简主义能够直指人心，莎士比亚那里也未必不能。实话说，我其实很爱看现代的戏剧布景，但希望那与音乐与戏剧本身相契合，而不是政治正确的cliche套上空洞的形式。只是我不会如该文作者那样强调一个歌剧作曲家的原意，尤其因为歌剧作为戏剧比器乐音乐更需要、更无可避免地需要直接以具象方式触及当代生活。
不过，文章作者列举出一些现象的悖论，比如有些指挥坚持用period instruments却对regietheater对舞台布景、服饰以及歌剧主题的歪曲解读欣然受之。倒是quite valid！一个人的逻辑得是统一的，在一方面为艺术敞开诠释空间的人，不能在另一方面做僵化的本真主义者。
于是想起，Charles Rosen和Richard Taruskin都反对HIP的僵化，热烈拥抱用现代乐器演奏古代音乐。我本人热爱HIP和period instrument的演奏，但却同意Rosen和Taruskin的观点，在解释学意义上，重新诠释的价值和必然是无可辩驳的。
究其实，对仍然经历着盛行一百多年而不衰的主流浪漫派演奏的听众来说，period instrument演奏带来的与其说是原汁原味的“本真”演奏，毋宁说是一种崭新的聆听方式，（尽管到今天其实也有五六十年旧了），一种新鲜的激动人心的声音。它们与古代的实证意义上的联系自然确保某种“本真”意义，但在考虑到听众与演奏家身份、音乐在生活中的意义与形式、乃至演奏厅音响等等诸多语境时，这种绝对的本真很快被瓦解。那么那种实证的与古代的联系，恰似博物馆中的考古实物，它们所立足的古代的真，与我们构成的关系，恰是开拓我们的视野与感受的鲜活的新艺术、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