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故事
外公有一个叫杨守达的同学，是我外婆眼中一个古怪的奇装异服的人，他在一群老年人的合影中经常会戴着一顶不合群的帽子，非常的突兀。56年，他的老婆因病早逝，留下一个女儿，紧接着57年他被打成右派，他不服，被打成极右，还不服，被打成反革命入狱。顶着反革命的头衔不被赐死已是大赦，就只能把牢一路坐下去。劳改了17年，到了大平反的时候，这位特立独行的杨同学因为认为平反文件中的几句话说得不够彻底不够到位，拒绝了平反令要求上级重新撰写文件。一拖又是3年。整20年劳改之后，新的平反文件终于符合了他的要求，他出了监狱，恢复了工作，但是没有赔偿。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了。接下来，他没有再婚，而是给丈母娘养老送终，然后搬去和女儿住在一起，开始了世界之旅。70岁之后，他游历了欧洲、美国、澳洲、东亚、东南亚还有台湾，把离休工资尽数花费在了夕阳红旅行团上，他就一个人。现在80多了，前不久刚去了柬埔寨。
有另外一位谭同学，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退休，论学术并无太大成就，论写书创作，也不积极。他人生中有50年的时间在做同一件事，为他的父亲平反。50年代，他的父亲被误判为杀人犯立即执行死刑，他手握冤案证据却申述无门。50年有多长，长到要等当年办案定案的人全部从职位上退下来，甚至还要等到最重要的那几个人死。有多少人可以缓缓的等，写字，写新的申述书，像这位中文系的教书先生一样，等50年要一个平反的名分，没有其他赔偿。
有一位叫黄国华的生物老师，出生在台湾，留学在德国，在德国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博士学位，德国学术水平在世界的地位也和今日不同。抗日战争打响，这位黄博士毅然回国，怀着满腔热血抗日救国，可是国内早就支离破碎，黄博士的大力气无处下手，只能在从江浙西迁到贵阳的中学教书。中学生物老师可以做什么？说来我都不信，他什么都做。学校吃的菜是他带着学生种的，每天都要挑粪施肥，学校的地图是他画的，特别标明了他的试验田。几年间他带人种了好几个山头的杉树，现在这些杉树是贵阳森林公园最重要的杉树林。他的儿子成了外公校友们之间的积极联络人，几十年一直帮助前面说的谭同学。
在所有真诚的称赞里面，我最喜欢的词都和“随”字有关，“随性”（我自然而然的把这个词归到了褒义词里），“随遇而安”，还有贵州人口中常说的“随便”——“这个人真的好随便”，就是说他不斤斤计较，没意见，容易相处。这是我渐渐懂事以来最渴望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外公和他口中的高中同学以及他的高中老师，是我的这个追求最美好也最贴切的代表。从小都重复听着他们的故事，怎样都听不厌。说80多年有多长，把脉络讲出来也就几句话而已，那些故事也只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局，可是足够惊心动魄回味无穷的能有多少。能拿起，能放下。能等待，能潇洒，这必须是做人最大的智慧。
有另外一位谭同学，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退休，论学术并无太大成就，论写书创作，也不积极。他人生中有50年的时间在做同一件事，为他的父亲平反。50年代，他的父亲被误判为杀人犯立即执行死刑，他手握冤案证据却申述无门。50年有多长，长到要等当年办案定案的人全部从职位上退下来，甚至还要等到最重要的那几个人死。有多少人可以缓缓的等，写字，写新的申述书，像这位中文系的教书先生一样，等50年要一个平反的名分，没有其他赔偿。
有一位叫黄国华的生物老师，出生在台湾，留学在德国，在德国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博士学位，德国学术水平在世界的地位也和今日不同。抗日战争打响，这位黄博士毅然回国，怀着满腔热血抗日救国，可是国内早就支离破碎，黄博士的大力气无处下手，只能在从江浙西迁到贵阳的中学教书。中学生物老师可以做什么？说来我都不信，他什么都做。学校吃的菜是他带着学生种的，每天都要挑粪施肥，学校的地图是他画的，特别标明了他的试验田。几年间他带人种了好几个山头的杉树，现在这些杉树是贵阳森林公园最重要的杉树林。他的儿子成了外公校友们之间的积极联络人，几十年一直帮助前面说的谭同学。
在所有真诚的称赞里面，我最喜欢的词都和“随”字有关，“随性”（我自然而然的把这个词归到了褒义词里），“随遇而安”，还有贵州人口中常说的“随便”——“这个人真的好随便”，就是说他不斤斤计较，没意见，容易相处。这是我渐渐懂事以来最渴望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外公和他口中的高中同学以及他的高中老师，是我的这个追求最美好也最贴切的代表。从小都重复听着他们的故事，怎样都听不厌。说80多年有多长，把脉络讲出来也就几句话而已，那些故事也只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局，可是足够惊心动魄回味无穷的能有多少。能拿起，能放下。能等待，能潇洒，这必须是做人最大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