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足》、《采菲錄》及金蓮文化

                
                
                
                
                
                
     美國學者高彥頤著《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苗廷威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收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從《纏足》一書的副題“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來看，作者高彥頤的寫作立意，不是簡單地站在反纏足的立場上來表現和批判這一陋習，而是從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從纏足的發生到金蓮崇拜，再從中國婦女史丶身體史的角度去研究，去闡述纏足這一陋習的前因後果。這種有別于傳統敍述，運用典範事例敍述的方式，是具有一定挑戰性的，同時也對作者的立意以及書寫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者高彥頤在《纏足》“尾聲”中言：“纏足原本是一種詩人抒情想像的體現一一人們幻想自己可以真的活在詩情畫意之中一一但到了最後，它卻變成了一種既過分又愚昧，荒謬透頂的實踐。說到底，纏足作為社會實踐與知識主體，唯一不變的，就是它的自我矛盾特性，亦即，包容針鋒相對欲望的能力，以及轉而對抗自身的傾向。基於這個原因，即使這項習俗早已成為了陳跡，它仍不斷地惹人憎惡，也不斷地引人深思與遐想。”
 
   可以注意到作者在文中的幾個意思，即一為強調小腳和纖步的審美觀，正是源於用以頌揚的六朝詩作，及後來的豔體詩，體現古詩文中男性對於金蓮的欲望遐思；二是纏足的因襲，本身就充滿了一種矛盾，一方面是金蓮文化的頌揚，一方面又是對女性身體的摧殘；三是作者在定義上，依舊用了“習俗”這個詞，而非酷刑之類的，正是基於作者在大量研究之後，所得出的結論。
   在《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一書中，作者的敍述分幾個層次，體現了纏足不同的時間性和不同的特點，即具有文化榮耀或正當性的纏足，這是早期纏足的有關狀況；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和個性體現的纏足，這更多的體現在中晚期；而一旦社會的變化，從舊式生活向新式生活的轉移，纏足便失去了它本來的正當性和文化的光環，而淪為一種因襲的民俗，就如同一個經歷纏足之痛的小腳母親，固于傳統思維和習俗的要求，會繼續為女兒纏腳，這種因襲的固定思維，用以往的釋解肯定是封建意識在作怪，小腳的女人才美，纏腳的女人將來才能找個好婆家，這種表面的因襲舊俗是一種現象，而非本質。作者高彥頤的高明之處在於，透過反纏足的眾口一詞，而細細聆聽纏足的第二種聲音，這種聲音於是成為了全書的重點所在。
   這就是更多關注來自女性身體的聲音。這種關注更帶有一種女性研究者的視角，作者在閱讀和分析了各種有關纏足丶天足運動丶金蓮崇拜丶文人有關纏足的性欲想像等典型文本之後，逐漸把全書的立論去突破簡單反纏足的窠臼，而是基於更廣的視野去解讀，去詮釋。在分析各種文本時，對於文獻所保留歷史真實性的懷疑，一一破解了傳統與現代纏足研究的差異性；又通筆記丶詩歌丶戲曲等古代文本，從這些文本中所體現出來的有關纏足和金蓮崇拜的主題，包括女性競爭丶官僚的賞玩目光丶名妓的故事等等，指出在男性欲求的纏足形象的背後，對於“身體”這一重點的疏忽和邊緣化，文字敍述的遮蔽和隱諱，無法改變纏足婦女身體的頑強性。作者在分析這些要點之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即當纏足史的釋解架構在從傳統男性文人的學術課題和風月想像之中，轉移到纏足婦女的物質文化丶時尚消費丶日常生活丶社會關係時，身體本質即出現了，也為此可以深入到纏足婦女的內心世界。
    在書中分析的各種有關纏足的中國文本中，有張邦基丶車若水丶楊慎丶胡應麟丶趙翼丶錢泳等宋代至清代學者有關纏足的源流考據文字，也有一些非學術性的著作，如李漁的《閒情偶記》丶蒲松齡的《聊齋俚曲集》丶汪景祺的《西征隨筆》等等。而其中專門有一章節，分析和介紹了姚靈犀的《采菲錄》。而姚靈犀的《采菲錄》正是一本介紹和品評金蓮文化的名著。《采菲錄》陸續出版共有六種，《采菲錄》丶《采菲錄續編》於1936年1月丶2月，由天津時代公司刊行；《采菲錄三編》丶《采菲錄四集》於1936年12月丶1938年2月由天津書局刊行；《采菲錄新》丶《采菲精華錄》都是在1941年出版的。
   《采菲錄》收集纏足史料、品蓮文學、禁纏放足運動資料、政府法令、宣傳文章、時人心得種種，並附有大量照片和插圖，是至今為止整理彙編纏足史料最為齊全的著作。在初集和二集中，大多為前人所有有關纏足的文獻文章，而在後幾集中，有不少有關時人心得的文章，通過問答丶討論丶解疑丶舉例等形式，來反映那個時代人們對於纏足和反纏足的爭論。並且通過一些生動的事例，來反映一般婦女階層對於纏足的態度。其實在當時，國民政府雖然已經出臺禁止纏足的法令，但社會上對於纏足、禁足仍有相當爭議，昔日以纏足為文明，今日以纏足為醜惡，如此天翻地覆，且放足一事關涉億萬婦女切身利益，社會輿論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姚靈犀有志氣提倡討論，收羅資料，更有勇氣編印成書，留存歷史，在慣于道德殺伐的中國，稱得上見識與膽識兼備了。但其中，不得不提到姚靈犀編輯此書的另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男性的歡愉和商業利益，《采菲錄》中有著濃郁的色情意味，在網羅文獻丶廣捜知識丶參與爭論的同時，盡其力收集和記錄纏足的資料，是為了建築一個自成一格的空間，來顯現一個愛蓮者對於將逝風俗的一種追憶。
    高彥頤的《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中，第三章“‘纏足如古董’：不合時宜的愛蓮者（1930年代至1941年）” 專門寫到了《采菲錄》和姚靈犀的愛蓮團隊。作者在書中是這樣闡述的：“回顧反纏足運動，它最顯著的成就在於，透過影像和文字表述，創造和傳播了有關纏足和天足的新知識。人們之所以想回顧，首先要有一種‘纏足已經過時’的認知。這過時感使一部完整的丶畫上休止符的纏足歷史成為可能。纏足成為過去時的最好明證，是出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通商口岸一系列以《采菲錄》為名的百科全書式編纂。……即使如姚靈犀等這些愛蓮者宣稱他們只想記錄一個行將消逝的風俗，他們實際上在《采菲錄》上一頁頁地創生新的知識。纏足在進入終結階段之前，從未被如此巨細靡遺地攝影和測量。科學的寫實主義取代了文學想像，成為纏足真相的指南針。這些賞玩家抱持的認識論，以及他們的記錄工具和媒介，全都屬於現代的產物，不論是否以圖像資料，文字資訊經過印刷刊行，本身已極具感染力，在市民階層和日常生活之間產生了千絲萬縷的糾葛。”
    在作者的研究和書寫之中，姚靈犀和《采菲錄》只是其論據中的一環，到1930年代，纏足已漸漸成為過去時，而以姚靈犀為代表的舊時文人，在不遺餘力地捜集和整理纏足資料時，是另有一層意思在其中，那就是金蓮崇拜和賞玩的心態。除姚靈犀之外，《采菲錄》團隊中另有幾人也值得注意，如陶報癖丶鄒英等，他們一方面是纏足民俗的搜集者和研究家，另一方面又是金蓮的賞玩家，這種雙重身份也是舊式文人的特點，他們廣收有關纏足的史料，向全國範圍內徵求憶往文字丶訪談錄丶調査報吿丶照片丶圖畫等等，同時成立愛蓮同仁的“訪蓮社”，且成了纏足資訊和物品的交流中心。這種雙重身份不得不使人懷疑他們的目的所在。
    對此，高彥頤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群采菲文人缺乏自省剔勵，與‘五四’及國難時期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全然兩樣。他們既欣賞纏足，又覺得不以為然；科學測量也好，文學渲染也罷，他們都不反對；他們所抱持的，就是諸如這般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卻又看不出有什麼不協調之處。他們金蓮世界裏並沒有矛盾，他們不成體系的零散知識，還有令人心醉的斷肢殘體，……光從表面上看，這群徵集丶供應和傳播有關女人小腳知識的人，似乎是現代中國最快活的男人。”
    據歷史考證，婦女纏足之風始於五代，南唐後主李煜有一寵愛的妃子，不僅貌美而且善舞蹈，李煜命令工匠製作一六尺蓮花高臺，用珠寶綢緞裝飾，然後命令寵愛的妃子以帛將腳纏彎成月狀，再穿上素襪，在蓮臺上翩翩起筷舞，宛如仙女下凡美妙無比。妃子的纖纖細足立刻引起官女們的羡慕與效仿。此風很快傳至宮外，在民間風靡起來。由於纏足之風起於蓮台，人們就把小足稱之為“三寸金蓮”。之後纏足之風綿延於中國將近千年。
    中國女性的纏足史，是和整個封建社會對於女性的岐視聯繫在一起了，按照發展的學術和文化觀念，纏足不僅是陋習，而且是摧殘女性的酷刑。“作為一種推殘婦女肉體和精神的酷刑，纏足惡習在封建中國曾有流毒千年的歷史。影響所至，關及所謂世道人心的維繫丶禮教綱常的闡揚，乃至畸形審美情趣的發酵丶國民整體素質的下降，危害至烈，已遠非‘陋俗’所囿。” （再版《采菲錄》“出版說明”） 這種解讀和觀念，是和近百年之前知識精英們的觀點相同，梁啟超言“汙君獨夫民賊賊丈夫”（《戒纏足會敘》），康有為言“招致外人野蠻之譏”（《請禁婦女纏足折》），胡適也言“纏了足，便是廢物中的廢物”（《敬告中國的女子》）。甚至有國族滅亡的危險。這些言論使纏足這個相當奇特的歷史民俗現象，定義為一種封建社會的罪孽。
    從姚靈犀的《采菲錄》到高彥頤的《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對於纏足這樣一種陋習的解讀，從賞玩到簡單的反對，從陋習到酷刑，這種梏桎婦女近千年的小腳文化，現已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但看到《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卻還是由衷地感歎，把纏足丶金蓮文化釋解得如此精闢，不得不嘆服作者高彥頤獨特評述。作者是在接觸了大量原始材料之後，特別是對《采菲錄》等過往著述的潛心閱讀中，才得出這樣的一種書寫方式，在有別于傳統論述的同時，也構建了自己的理論主張。這種跨越國界丶跨越民族的研究方法，把一種隱秘化的民俗陋習，通過欲望丶身體丶女性群體的解讀，來闡述金蓮崇拜丶纏足行將消失之時的狀況，比起其他研究纏足著作來，似更具說服力。
注：原文7000餘字，有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