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过秋霜，图教滋味长——李师壮鹰先生《逸园丛录》读后
不惜过秋霜，图教滋味长——李师壮鹰先生《逸园丛录》读后
文：彭笑远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网 2007年10月
李师壮鹰先生的《逸园丛录》出版以来，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影响。事实上，在《逸园丛录》出版前，先生已有多部专着问世，获得学林好评。先生的《诗式校注》最早由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1987年再版，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着选辑”系列丛书，2003年出竖排繁体新版，此书已成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经典元典，泽被后学，不断被研究者征引和借鉴。后，先生又于1989年出版专着《中国诗学六论》（齐鲁出版社1989年版），对中国古代诗学作共时性专题研究，是中国第一部从专题角度全面阐释中国古代诗学的专着，多有独得之见，特别是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文论的“潜体系”，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1995年又有专着《覆瓿存稿》（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此文集荟萃多篇精到的学术论文和文艺随笔，对许多中国古代文论专题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2001年有专门谈禅与中国古代诗学的专着《禅与诗》（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版）问世，此书亦是先生多年修禅论诗的心血结晶。除专着外，先生亦主持编写《中华古文论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古代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古代文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可谓是硕果累累。正是在这样坚实的学术基础上，先生沉潜其志，积数十年之功，在六十耳顺之年又推出新着《逸园丛录》（齐鲁书社2005年版）。
《逸园丛录》全书采用札记体式，共有六十札，之所以采用传统的札记体，正如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札记亦如家书，它是记给自己读得，顶多只是呈给几个作为‘自己人’的同道来请益，故虽不免杂乱失统，却无瘠意肥辞之弊。”真正做到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挥洒自如。实际上，全书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理路，内容亦颇丰富，从第一札《读书》到最后一札《评钱穆》，涉及范围极广极深，既有自己的读书治学为文心得，亦有对文艺起源的独特思考，还有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的精深剖析，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读罢全书，结合平时先生对我的教诲，就本书体现出的读书、治学、为文之道，谈谈我的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小学功夫与理论思辨
先生认为，经学是中国古代一切学问的基础，所以一定要认真通读经学，特别是十三经注疏，而治经学必通小学，因此，清代干嘉学派的书应该好好研读。研治中国古代文论是需要理论思辨的，但这种思辨必须建立在小学的基础上，建立在扎实的材料的基础上，否则理论思辨将是无根的游谈。因为“在具体的理论表述中，中国人往往喜欢将命题潜于概念之中。……如果我们能费点力气，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细心的分剖，古人那些虽没有明言、但早已成熟的深刻思想，即可以被挖掘出来。”（见四十二札《“滋味”》）。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年曾花费数年时间校注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式》，显示出先生在版本、校勘、小学以及理论思辨等方面的功力，此书一出即获得国务院古籍整理办公室的公开表扬，受到学界广泛好评。在本书中，我们亦可看出先生小学功夫与理论思辨的成功结合。如第九札《古代的“乐”》，主要探讨中国文学的发生。开篇对目前流行的一些文学起源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理论的思辨不是空泛的，而是选取了两个关键字“礼”和“乐”，通过考察多种古代典籍，得出第一个结论“具体到中国历史来说，殷商以前是以乐为治的时代，而周以后才是以礼为治的时代。中国后世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文化形态，都是从商以前的‘乐’中发展而来的。”接着先生展开小学的功夫，用文字学、训诂学的知识来考察“乐”的原始本意和在先秦元典中的表现，进一步支撑自己的论点，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转型——从乐文化转为礼文化。礼文化的产生与确立，当然可以说是‘乐’的式微，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因为周代将‘乐’变成了教化人的工具，从而把它由人、神之间的虚幻交流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实际传达活动，使之由神的专享品变成了人的欣赏对象。而这样一来，也就为‘乐’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第十札《乐与诗》则进一步指出“我国最经典的文学样式是诗，而诗是从古代的‘乐’中生长出来的。……它从歌中产生，再从歌中脱出来，最后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学性格，其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接下来就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观点，第一步得出的结论是“纯以咏叹为歌，这便是歌的有声无义、有调无词的时代。”；第二步得出的结论是“可看出歌词确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演变过程。”；第三步得出的结论是“现传的《诗经》，不少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诗文学总集。其实，古时的《诗经》，并非三百多篇诗文学作品，而是三百多篇乐歌。”同时，因为先秦时代形成的这种原始的、音乐的隐喻思维模式很强大，甚至还长久地影响着后人，如后来的汉儒注释《诗经》的“微言大义”即是一个典型（见十三札《“辨妖祥于谣”》）。这样，中国古代的文艺起源于“乐”，并深受“乐”的影响便清晰明白于世了。
其他如十八札《“以意逆志”》、二十札《“大音希声”》、二十一札《“得意忘言”》、二十二札《“心听”“神遇”》、二十三札《“虚静”》、四十二札《“滋味”》、四十三札《“风骨”》、四十四札《“象”和“境”》、四十五札《“想象”及其他》、四十六札《“势”》、四十七札《“写”》等等，均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捻出关键字词或范畴，运用小学的功夫，进行详细的考辨，追究其最初的涵义及以后的历史流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思辨。
二、细密分析与宏观视野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分析，既需要宏观的历史视野，更需要细密的分析支持。如三十四札《“池塘生春草”》即是以小见大的范例。“池塘生春草”本是谢灵运诗《登池上楼》中的一句，先生发现这只是一句普通的诗句，但却为何如此受到先人的追捧与质疑呢，通过遍考古人相关论述，发现原因就在于“六朝人出于崇拜没敢想，唐代人慑于盛名没敢说，它是由一个宋代人说出来的。”因此“宋人的判断是从理性出发，唐人是从古人出发，六朝人是从名人出发，那么，谢灵运就是完全从他的自我感受出发的！”正是通过对不同时代人对谢氏 “池塘生春草”论述的细致研究，先生才总结出“而我们回观刘宋到北宋这几百年间关于‘池塘生春草’的评价的巨大起落，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这两个时代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上的强烈反差：前者是个感性的时代，后者是个理性的时代。对于士人来说，前者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后者是个以法则为中心的时代。”这样，先生从微观的对一句诗的不同时代的品评的研究上升到了宏观的对整个时代文化变迁的研究，显得水到渠成，另人信服。而中国古代从汉魏六朝到唐到宋的文化变迁，特别是唐宋文化转型，一直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先生除了上文对此有研究外，还有三十九札《韩愈与中唐文学之“解构》和四十九札《宋人名字尚“老”》两篇。在前一篇中，先生通过对中唐的一位关键人物韩愈的个案研究，拈出一个关键词“解构”，而就我所见，先生这一提法在学界尚属首创。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的‘解构’潮流，其先驱是两个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一位是活跃于安史之乱前后的颜真卿，另一位就是安史之乱以后执文坛之牛耳的韩愈。前者是艺术解构的代表，后者是诗文解构的代表。”接着便重点剖析韩愈在思想、文艺理论、散文、诗歌等几方面的解构行为，充分说明了韩愈在唐宋文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而在后一篇中，先生受赵翼启发，在遍读相关的文集、别集、正史、野史、笔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宋人名字中多“老”，如《全宋诗》中所收的诗人有“邢先老”、“石齐老”、“陈元老”……，而且宋人以“老人”为号者也出奇的多，如黄庭坚号“山谷老人”，王安石号“半山老人”等等。除了“老”，宋人的名号还尚“翁”与“叟”，先生指出这一现象后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进而由这个细微的现象出发，证实了宋代的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气质就是“老气横秋”，原因就是“由于宋代所实行的优老的政策和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精神、社会心理，故老年在宋代便成了值得羡慕的年龄，人们在心中淡化了老年时日不长的悲哀，而放大了它安享成果的优势。进而‘老’的境界也就成了人们所追求的对象了。”正是宋代的这一时代精神，造成了它与盛唐时代气质的差异性，同时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唐宋文化差异的原因。
再如二十八札《汉人论屈原》，本札的宏观视野是讲从西汉初到汉武帝再到东汉的文化变迁，微观的切入点却是屈原，全文通过不同时代汉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揭示出“汉初的这种重道轻儒的文化思想背景，也就决定那时人们对《楚辞》的态度，那时统治者对屈原和《楚辞》评价很高。第一个高度评价屈原的，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刘安。……稍后的司马迁，进一步推重屈原。”到后来，随着儒学占据主流后，“一些人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对屈原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南方精神进行了非难。”到东汉后期“随着南北文化整合的逐渐完成，定于一尊的儒家对于南方文化和文学传统趋于宽容，王逸的《楚辞章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样就实现了微观的细密分析与宏观的文化视野的完美结合。
三、 独立思考与仔细求证
先生尝言，读书不要怕慢，特别是读中国古代的元典，更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抠、去读，力求明白，千万不可图快而囫囵吞枣，读书不认真，最终是误己误人。读书更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要勤作笔记，善于发现问题。如第四十札《司空图的“味外之旨”》就是先生这一读书治学思想的明证。司空图是晚唐的一位着名的文论家，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司空图提出了“味外之味”的见解，应而把他说成是论诗主“味”的诗论家。先生并未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认真读过司空图集子以及相关的元典之后，先生提出司空图并未说过“味外之味”，他只说过“味外之旨”，将“旨”偷偷地改成“味”是宋以后的人干的事，而这一字之易，却歪曲了司空图诗论的整个倾向。因为司空图论诗不但不主“味”，而且正反对主“味”，所以他才在“味”外提出“旨”（或“醇美”、“格”），来作为衡诗的最高准则，即他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重视诗中所表现的精神人格，而反对片面地追求某种韵味。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先生详细的引证了大量的材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先分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找出“味外之旨”的最早出处并详细分析，再引证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司空图诗集，王昌龄，叶燮等论述，最终让人信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先生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质疑。先生在1984年第三期的《学术月刊》发表的《论司空图味外说的第一面貌》中已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提出了质疑，主要从四方面举证：第一，宋人从未提过《二十四诗品》，书目着录中不见影子，有明以来也一直没人提起过它，为何到了晚明突然冒出，让人感到蹊跷；第二，《二十四诗品》中纯粹的道家思想和司空图的儒家思想是那样的不对碴；第三，《二十四诗品》中对于每一种单独意趣趋向的赞美，与司空图崇尚兼容并蓄、不名一体的审美理想是那样不合拍；第四，《二十四诗品》中的一些话，也有袭用宋人言语的痕迹，如“沉着”一词，唐人诗论中还没有这个概念，它是宋代才出现的。但是遗憾的是，这段考辨当时在发表时被编者出于谨慎而删掉了。先生除了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此观点外，还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文论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和1995年出版的《中华古文论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提出过对《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质疑，后来的一些学者正是在先生奠定的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质疑。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出先生学术眼光的独到与锐利。
又如《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均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典籍，历来受到理论家的重视，相关研究非常充分，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研究对象被研究的过于集中后，就会被孤立架空，产生许多不切合实际的评价，如一些研究者把《文心雕龙》过度拔高就是如此。正是针对这种现象，先生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后指出，《文心雕龙》不但没有超出时代，而且是文学最热的梁代极受欢迎的书，《文心雕龙》既有因受时代影响而有的缺陷，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点。这些均显示出先生“辨证然否，独抒己见”的大家风范。
四、严谨扎实与雍容自如
通读《逸园丛录》，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材料的丰厚与扎实。每论证一个观点，下面都有数条乃至数十条的相关元典材料支撑，特别重事实，重证据，不做空头高论。诚如顾炎武先生所言：“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先生本书中的大量材料，正是“采铜于山”，很多材料都是先生阅读第一手的元典之后发掘的，因而有着很强的原创性。先生广征博引的有经史子集中的大量元典，还有大量佛教材料，特别是禅宗材料，如本书中从第五十札《禅的矛盾》到第五十八札《方以智论不立文字》，均是谈禅，这些文字亦可与先生另外一本专着《禅与诗》相发明，可见出先生深厚的佛学功底。书中除大量的“中学”材料外，还有很多“西学”材料，如第四札《古代叙事之繁简》就征引了《圣经》中的材料，第五十九札《历史的叙事和小说的叙事》中征引古希腊有名的欧布里德悖论、罗素、格雷特等人的论述等等。书中其他处亦曾征引大量西学材料，为的是中西互证，比较得出中西文艺理论中共同性的东西，这也正是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着《谈艺录•序》）。然而，就是面对这么多的古今中外的丰富材料，读起来却丝毫不觉得枯燥无味，恰恰相反，感觉却是在轻松愉悦中获得了美和智慧的享受。原因无它，乃在于先生论述与行文的雍容自如。在我看来，形成雍容自如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先生的读书治学为文的态度。正如先生在开篇第一札《读书》中所说“凡是读给别人看的，或是为了别人而读书的，搞不出学问来。读给别人看，或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读书，读书对他是一种痛苦。只有像烟鬼抽烟那样去读书，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才有可能真正搞出成果，虽然他的读书并不是为了搞东西。”先生正是抱着这样优游的心态去读书治学，所以就显得特别的从容大度，写出的文字自然雍容自如；第二是先生的艺术修养。搞文学艺术研究的人，自己如果有实践经验，就能更深刻细腻地体察前人创作的酸甜苦辣，再去研究就能更加慰贴真切了。据我所知，先生琴棋书画兼通，尤善书法，本书的书名即是先生自己题签。所以在谈到第四十六札《“势”》的时候，就能纵横驰骋于诗、文、书、画之间，多有精妙的体察与分析，写出的文字更是流畅自然，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第三是先生通达开阔的识见。先生一再提醒，读中国古代的元典，一定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千万不可深陷其中，只作个没识见的书篓子。读书不可拘泥，更不可迂腐。先生正是以自己深湛的学术功力，通达开阔的识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将这些材料化于自己的学术体系，因此文笔自然开阔疏朗，并富于很强的逻辑性。
事实上，以上的四点，在先生的书中是融会贯通的，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我有幸恭列先生门下，随先生读书问学有年，深知先生学问之渊深博大，以我之学力，恐难窥之一二，如此斗胆放言，其实也是想初步总结我的一些学习体会，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学术标杆，为自己今后的读书、治学、为文指明方向。古人讲“考据”、“义理”、“辞章”，认为三者兼美为善。而在我看来，先生的《逸园丛录》正达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故每认真捧读此书，总会获得智慧与美的享受。先生治学特别强调厚积薄发，他说搞学问必须耐的住性子，万不可急功近利，先生曾语我霅溪禅师的一首偈语：“不惜过秋霜，图教滋味长。纵然生摘得，终是不馨香。”，我想，这既是先生对我的期望，更是他本人多年读书、治学的自况。
文：彭笑远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网 2007年10月
李师壮鹰先生的《逸园丛录》出版以来，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影响。事实上，在《逸园丛录》出版前，先生已有多部专着问世，获得学林好评。先生的《诗式校注》最早由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1987年再版，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着选辑”系列丛书，2003年出竖排繁体新版，此书已成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经典元典，泽被后学，不断被研究者征引和借鉴。后，先生又于1989年出版专着《中国诗学六论》（齐鲁出版社1989年版），对中国古代诗学作共时性专题研究，是中国第一部从专题角度全面阐释中国古代诗学的专着，多有独得之见，特别是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文论的“潜体系”，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1995年又有专着《覆瓿存稿》（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此文集荟萃多篇精到的学术论文和文艺随笔，对许多中国古代文论专题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2001年有专门谈禅与中国古代诗学的专着《禅与诗》（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版）问世，此书亦是先生多年修禅论诗的心血结晶。除专着外，先生亦主持编写《中华古文论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古代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古代文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可谓是硕果累累。正是在这样坚实的学术基础上，先生沉潜其志，积数十年之功，在六十耳顺之年又推出新着《逸园丛录》（齐鲁书社2005年版）。
《逸园丛录》全书采用札记体式，共有六十札，之所以采用传统的札记体，正如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札记亦如家书，它是记给自己读得，顶多只是呈给几个作为‘自己人’的同道来请益，故虽不免杂乱失统，却无瘠意肥辞之弊。”真正做到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挥洒自如。实际上，全书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理路，内容亦颇丰富，从第一札《读书》到最后一札《评钱穆》，涉及范围极广极深，既有自己的读书治学为文心得，亦有对文艺起源的独特思考，还有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的精深剖析，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读罢全书，结合平时先生对我的教诲，就本书体现出的读书、治学、为文之道，谈谈我的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小学功夫与理论思辨
先生认为，经学是中国古代一切学问的基础，所以一定要认真通读经学，特别是十三经注疏，而治经学必通小学，因此，清代干嘉学派的书应该好好研读。研治中国古代文论是需要理论思辨的，但这种思辨必须建立在小学的基础上，建立在扎实的材料的基础上，否则理论思辨将是无根的游谈。因为“在具体的理论表述中，中国人往往喜欢将命题潜于概念之中。……如果我们能费点力气，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细心的分剖，古人那些虽没有明言、但早已成熟的深刻思想，即可以被挖掘出来。”（见四十二札《“滋味”》）。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年曾花费数年时间校注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式》，显示出先生在版本、校勘、小学以及理论思辨等方面的功力，此书一出即获得国务院古籍整理办公室的公开表扬，受到学界广泛好评。在本书中，我们亦可看出先生小学功夫与理论思辨的成功结合。如第九札《古代的“乐”》，主要探讨中国文学的发生。开篇对目前流行的一些文学起源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理论的思辨不是空泛的，而是选取了两个关键字“礼”和“乐”，通过考察多种古代典籍，得出第一个结论“具体到中国历史来说，殷商以前是以乐为治的时代，而周以后才是以礼为治的时代。中国后世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文化形态，都是从商以前的‘乐’中发展而来的。”接着先生展开小学的功夫，用文字学、训诂学的知识来考察“乐”的原始本意和在先秦元典中的表现，进一步支撑自己的论点，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转型——从乐文化转为礼文化。礼文化的产生与确立，当然可以说是‘乐’的式微，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因为周代将‘乐’变成了教化人的工具，从而把它由人、神之间的虚幻交流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实际传达活动，使之由神的专享品变成了人的欣赏对象。而这样一来，也就为‘乐’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第十札《乐与诗》则进一步指出“我国最经典的文学样式是诗，而诗是从古代的‘乐’中生长出来的。……它从歌中产生，再从歌中脱出来，最后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学性格，其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接下来就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观点，第一步得出的结论是“纯以咏叹为歌，这便是歌的有声无义、有调无词的时代。”；第二步得出的结论是“可看出歌词确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演变过程。”；第三步得出的结论是“现传的《诗经》，不少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诗文学总集。其实，古时的《诗经》，并非三百多篇诗文学作品，而是三百多篇乐歌。”同时，因为先秦时代形成的这种原始的、音乐的隐喻思维模式很强大，甚至还长久地影响着后人，如后来的汉儒注释《诗经》的“微言大义”即是一个典型（见十三札《“辨妖祥于谣”》）。这样，中国古代的文艺起源于“乐”，并深受“乐”的影响便清晰明白于世了。
其他如十八札《“以意逆志”》、二十札《“大音希声”》、二十一札《“得意忘言”》、二十二札《“心听”“神遇”》、二十三札《“虚静”》、四十二札《“滋味”》、四十三札《“风骨”》、四十四札《“象”和“境”》、四十五札《“想象”及其他》、四十六札《“势”》、四十七札《“写”》等等，均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捻出关键字词或范畴，运用小学的功夫，进行详细的考辨，追究其最初的涵义及以后的历史流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思辨。
二、细密分析与宏观视野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分析，既需要宏观的历史视野，更需要细密的分析支持。如三十四札《“池塘生春草”》即是以小见大的范例。“池塘生春草”本是谢灵运诗《登池上楼》中的一句，先生发现这只是一句普通的诗句，但却为何如此受到先人的追捧与质疑呢，通过遍考古人相关论述，发现原因就在于“六朝人出于崇拜没敢想，唐代人慑于盛名没敢说，它是由一个宋代人说出来的。”因此“宋人的判断是从理性出发，唐人是从古人出发，六朝人是从名人出发，那么，谢灵运就是完全从他的自我感受出发的！”正是通过对不同时代人对谢氏 “池塘生春草”论述的细致研究，先生才总结出“而我们回观刘宋到北宋这几百年间关于‘池塘生春草’的评价的巨大起落，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这两个时代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上的强烈反差：前者是个感性的时代，后者是个理性的时代。对于士人来说，前者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后者是个以法则为中心的时代。”这样，先生从微观的对一句诗的不同时代的品评的研究上升到了宏观的对整个时代文化变迁的研究，显得水到渠成，另人信服。而中国古代从汉魏六朝到唐到宋的文化变迁，特别是唐宋文化转型，一直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先生除了上文对此有研究外，还有三十九札《韩愈与中唐文学之“解构》和四十九札《宋人名字尚“老”》两篇。在前一篇中，先生通过对中唐的一位关键人物韩愈的个案研究，拈出一个关键词“解构”，而就我所见，先生这一提法在学界尚属首创。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的‘解构’潮流，其先驱是两个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一位是活跃于安史之乱前后的颜真卿，另一位就是安史之乱以后执文坛之牛耳的韩愈。前者是艺术解构的代表，后者是诗文解构的代表。”接着便重点剖析韩愈在思想、文艺理论、散文、诗歌等几方面的解构行为，充分说明了韩愈在唐宋文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而在后一篇中，先生受赵翼启发，在遍读相关的文集、别集、正史、野史、笔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宋人名字中多“老”，如《全宋诗》中所收的诗人有“邢先老”、“石齐老”、“陈元老”……，而且宋人以“老人”为号者也出奇的多，如黄庭坚号“山谷老人”，王安石号“半山老人”等等。除了“老”，宋人的名号还尚“翁”与“叟”，先生指出这一现象后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进而由这个细微的现象出发，证实了宋代的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气质就是“老气横秋”，原因就是“由于宋代所实行的优老的政策和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精神、社会心理，故老年在宋代便成了值得羡慕的年龄，人们在心中淡化了老年时日不长的悲哀，而放大了它安享成果的优势。进而‘老’的境界也就成了人们所追求的对象了。”正是宋代的这一时代精神，造成了它与盛唐时代气质的差异性，同时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唐宋文化差异的原因。
再如二十八札《汉人论屈原》，本札的宏观视野是讲从西汉初到汉武帝再到东汉的文化变迁，微观的切入点却是屈原，全文通过不同时代汉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揭示出“汉初的这种重道轻儒的文化思想背景，也就决定那时人们对《楚辞》的态度，那时统治者对屈原和《楚辞》评价很高。第一个高度评价屈原的，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刘安。……稍后的司马迁，进一步推重屈原。”到后来，随着儒学占据主流后，“一些人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对屈原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南方精神进行了非难。”到东汉后期“随着南北文化整合的逐渐完成，定于一尊的儒家对于南方文化和文学传统趋于宽容，王逸的《楚辞章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样就实现了微观的细密分析与宏观的文化视野的完美结合。
三、 独立思考与仔细求证
先生尝言，读书不要怕慢，特别是读中国古代的元典，更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抠、去读，力求明白，千万不可图快而囫囵吞枣，读书不认真，最终是误己误人。读书更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要勤作笔记，善于发现问题。如第四十札《司空图的“味外之旨”》就是先生这一读书治学思想的明证。司空图是晚唐的一位着名的文论家，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司空图提出了“味外之味”的见解，应而把他说成是论诗主“味”的诗论家。先生并未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认真读过司空图集子以及相关的元典之后，先生提出司空图并未说过“味外之味”，他只说过“味外之旨”，将“旨”偷偷地改成“味”是宋以后的人干的事，而这一字之易，却歪曲了司空图诗论的整个倾向。因为司空图论诗不但不主“味”，而且正反对主“味”，所以他才在“味”外提出“旨”（或“醇美”、“格”），来作为衡诗的最高准则，即他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重视诗中所表现的精神人格，而反对片面地追求某种韵味。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先生详细的引证了大量的材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先分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找出“味外之旨”的最早出处并详细分析，再引证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司空图诗集，王昌龄，叶燮等论述，最终让人信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先生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质疑。先生在1984年第三期的《学术月刊》发表的《论司空图味外说的第一面貌》中已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提出了质疑，主要从四方面举证：第一，宋人从未提过《二十四诗品》，书目着录中不见影子，有明以来也一直没人提起过它，为何到了晚明突然冒出，让人感到蹊跷；第二，《二十四诗品》中纯粹的道家思想和司空图的儒家思想是那样的不对碴；第三，《二十四诗品》中对于每一种单独意趣趋向的赞美，与司空图崇尚兼容并蓄、不名一体的审美理想是那样不合拍；第四，《二十四诗品》中的一些话，也有袭用宋人言语的痕迹，如“沉着”一词，唐人诗论中还没有这个概念，它是宋代才出现的。但是遗憾的是，这段考辨当时在发表时被编者出于谨慎而删掉了。先生除了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此观点外，还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文论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和1995年出版的《中华古文论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提出过对《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质疑，后来的一些学者正是在先生奠定的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质疑。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出先生学术眼光的独到与锐利。
又如《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均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典籍，历来受到理论家的重视，相关研究非常充分，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研究对象被研究的过于集中后，就会被孤立架空，产生许多不切合实际的评价，如一些研究者把《文心雕龙》过度拔高就是如此。正是针对这种现象，先生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后指出，《文心雕龙》不但没有超出时代，而且是文学最热的梁代极受欢迎的书，《文心雕龙》既有因受时代影响而有的缺陷，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点。这些均显示出先生“辨证然否，独抒己见”的大家风范。
四、严谨扎实与雍容自如
通读《逸园丛录》，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材料的丰厚与扎实。每论证一个观点，下面都有数条乃至数十条的相关元典材料支撑，特别重事实，重证据，不做空头高论。诚如顾炎武先生所言：“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先生本书中的大量材料，正是“采铜于山”，很多材料都是先生阅读第一手的元典之后发掘的，因而有着很强的原创性。先生广征博引的有经史子集中的大量元典，还有大量佛教材料，特别是禅宗材料，如本书中从第五十札《禅的矛盾》到第五十八札《方以智论不立文字》，均是谈禅，这些文字亦可与先生另外一本专着《禅与诗》相发明，可见出先生深厚的佛学功底。书中除大量的“中学”材料外，还有很多“西学”材料，如第四札《古代叙事之繁简》就征引了《圣经》中的材料，第五十九札《历史的叙事和小说的叙事》中征引古希腊有名的欧布里德悖论、罗素、格雷特等人的论述等等。书中其他处亦曾征引大量西学材料，为的是中西互证，比较得出中西文艺理论中共同性的东西，这也正是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着《谈艺录•序》）。然而，就是面对这么多的古今中外的丰富材料，读起来却丝毫不觉得枯燥无味，恰恰相反，感觉却是在轻松愉悦中获得了美和智慧的享受。原因无它，乃在于先生论述与行文的雍容自如。在我看来，形成雍容自如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先生的读书治学为文的态度。正如先生在开篇第一札《读书》中所说“凡是读给别人看的，或是为了别人而读书的，搞不出学问来。读给别人看，或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读书，读书对他是一种痛苦。只有像烟鬼抽烟那样去读书，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才有可能真正搞出成果，虽然他的读书并不是为了搞东西。”先生正是抱着这样优游的心态去读书治学，所以就显得特别的从容大度，写出的文字自然雍容自如；第二是先生的艺术修养。搞文学艺术研究的人，自己如果有实践经验，就能更深刻细腻地体察前人创作的酸甜苦辣，再去研究就能更加慰贴真切了。据我所知，先生琴棋书画兼通，尤善书法，本书的书名即是先生自己题签。所以在谈到第四十六札《“势”》的时候，就能纵横驰骋于诗、文、书、画之间，多有精妙的体察与分析，写出的文字更是流畅自然，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第三是先生通达开阔的识见。先生一再提醒，读中国古代的元典，一定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千万不可深陷其中，只作个没识见的书篓子。读书不可拘泥，更不可迂腐。先生正是以自己深湛的学术功力，通达开阔的识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将这些材料化于自己的学术体系，因此文笔自然开阔疏朗，并富于很强的逻辑性。
事实上，以上的四点，在先生的书中是融会贯通的，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我有幸恭列先生门下，随先生读书问学有年，深知先生学问之渊深博大，以我之学力，恐难窥之一二，如此斗胆放言，其实也是想初步总结我的一些学习体会，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学术标杆，为自己今后的读书、治学、为文指明方向。古人讲“考据”、“义理”、“辞章”，认为三者兼美为善。而在我看来，先生的《逸园丛录》正达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故每认真捧读此书，总会获得智慧与美的享受。先生治学特别强调厚积薄发，他说搞学问必须耐的住性子，万不可急功近利，先生曾语我霅溪禅师的一首偈语：“不惜过秋霜，图教滋味长。纵然生摘得，终是不馨香。”，我想，这既是先生对我的期望，更是他本人多年读书、治学的自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