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儿童科幻电影中的不完整正弦轨迹
九十年代儿童科幻电影中的不完整正弦轨迹
好吧，作此文以庆祝圣诞。可以拍砖，勿骂。
前一段时间看了几部八九十年代的儿童科幻电影：翁路明、宋崇导演的《霹雳贝贝》（1988年），冯小宁导演的《大气层消失》（1990年）还有崔小芹导演的《疯狂的兔子》（1997年）。前一部和后一部电影是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的同名作品改编。这三部片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国产科幻电影中以儿童为表现和接受主体的佳作。把这三部片放在一起，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并试图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图景中使双方互相解释，则是本文的目的。
《霹雳贝贝》讲述的是一个名为贝贝的儿童的故事。贝贝出生在一个外星人降临地球的夜晚，天生带电。家里人为此烦恼不止。贝贝的姑姑认为带电是件好事，可以让贝贝瞬间成为世界名人。贝贝的爷爷奶奶认为，一旦宣扬开来，贝贝就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一辈子也就毁了。最后，全家人决定要隐瞒贝贝带电这件事，并让他随时带上绝缘手套。一个雨夜，贝贝搀扶一位盲人回家，无意中使得老人双眼复明。带电的贝贝也因此成为公众人物。不仅商家来找他拍广告，而且国家科研机构也把他接进研究所，把他看作做研究的国宝。贝贝终于不堪忍受这种生活，从研究所偷跑出来，并和几个小朋友跑到长城，呼唤外星人来帮他去除身上的电。最终外星人帮他把身上的电去除，贝贝成了一个正常的小朋友。
《大气层消失》有四条线索。主线索讲述的是一个小朋友在早上九点之后偶然获得和动物交流的超能力之后解救全世界的故事。这个小男孩从自己家的猫口中得知，臭氧层正出现空洞，森林里的动物正在大规模死亡。于是，小男孩和猫就踏上了寻找污染源的历程。一条副线索讲述的是一些民众偷伐林区木头和盗用公家油气的故事。污染源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些在铁道上偷惯了汽油的民众误把装有氯化氢的气罐当作油气罐打开了。另一条副线索的核心是一个化工厂的女职工。她跟随抢银行的男朋友逃上列车，并最终导致三节装满了氯化氢的车厢被滞留在林区。在最后一条线索中，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到大气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但始终无法对污染源进行定位。使用飞机和卫星运载火箭播撒中和物质也不能阻止臭氧空洞的扩大。故事的结尾是小男孩承受着所有濒死动物的指责和诅咒，感动了一个偷伐林木的司机和携带赃款的女职工，在司机的狼狗的帮助下把三节装满氯化氢的气罐炸掉，使得氯化氢燃烧生成水，挽救了全世界。同时，有关部门实现了对污染源的大致定位，但就在其要去搜索的时刻，污染源（因为爆炸）消失了。为了炸掉这些气罐，司机、狼狗和女职工都死了。到了第二天的九点，小男孩的超能力消失，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疯狂的兔子》中，小朋友冉冉和豆豆一次练完琴上地铁回家的途中，看到一张带有“疯狂的兔子”的漫画，随后，豆豆就失踪了。后来，有一个酷似豆豆的名为李大米的小孩子转学来到冉冉的班上。李大米吸引全班同学玩他的电子游戏，结果所有人衣服上和身上都被印上一只大大的兔子，洗都洗不掉。这群孩子跑出学校，所到之处，所有人都被印上兔子，并喊着“疯狂的兔子，我是西波尔疯狂的兔子”的口号。冉冉因为不愿意玩这个游戏，被全班同学围攻，她的小提琴被砸得粉碎。目睹这一幕，李大米突然晕倒，并被送到医院。对此事持续关注的一名科学家和一名警察想出了解决办法。冉冉自愿牺牲自己，让自己感染兔子病毒从而获取病毒的破解密码以唤醒沉睡中的李大米。最终，冉冉和李大米同时苏醒，而李大米正是当初失踪了的豆豆。这是，外星人从地球离开，留下话说“你们的科学技术是与我们无法抗衡的。我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遇到了你们人类称之为友情的思维。一旦破译，我们一定会重返地球”。故事以冉冉和豆豆手牵手唱儿歌结束。
如果照着《E.T.》，《蜘蛛侠》或者《第三者的亲密接触》之类美式科幻的标准来衡量，这三部电影无疑是称不上是合格的科幻。但如果我们这三部电影放置到它们特定的社会背景当中，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以及完全不同的对待科幻电影的社会态度。这三部电影都是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出品，为的是通过播放这些影片，达到教育儿童，使儿童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目的。
将科学技术作为教育的一项内容，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基本上是向着这一基调靠拢。这一目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没有制定出可行的政策并真正地落实下去。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将教育也纳入现代化的宏伟构图当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此同时，从文革中走出的政府，开始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在全国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为科学技术正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接下来的几年里，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市场经济、生产力等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的大讨论。 最后的结论，浓缩成一个词就是邓小平一九九五年提出的“科教兴国”。科教兴国意义之所以重大的一个方面在于，它不仅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最根本最有效动力的重要性，还继承社会主义的遗产，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个人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这样一种极其现实主义的需求对文艺作品的要求也是很明显的：要展现现实，不要展现虚幻，时刻要把促进经济增长与国家现代化放在作品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褪掉以往的那套社会主义的皮，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自身。在这样的强势要求下，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技术做扮演的角色则始终摆脱不了为工业增值，为国家做贡献这样一些很现实的束缚。仅有的一些科幻作品，为了摆脱这种束缚，就把自己藏身到儿童文学的领域内。在这样的背景下背景下，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联姻，将自己的“不切实际”混淆于儿童对现实与虚幻的区分无力，以躲避现实主义话语的压迫。这种自我边缘化的行为对作品本身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要把故事的主人公设定为儿童，还要把故事的接受者也设定为儿童。这样一种自我设定，恰好与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相叠合，即达到通过让儿童阅读和观看表现科学在生活中的作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来达到教育儿童，培养未来国家主人的目的。
正是因为要培养的是未来的国家主人，科幻电影才能将藏身于儿童文学当中，并借后者来表现自己的叛逆思想。这三部电影中，《霹雳贝贝》里的小男孩贝贝因为自己的不快乐，拒绝为国家的科研做贡献，并从科研所逃出。《消失的大气层》中九岁的小孩子背负了动物对所有人类因为追求科技和经济发展所犯下的环境污染罪行的谴责，并让其目睹各种动物的死亡过程。《疯狂的兔子》里最后破解外星人密码的不是科研机构或者政府智库，而是一个被人视为疯子的单打独斗的科学家。这三部在整个国家政策向着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下，依然能对国家的强势以及科学技术的暴力提出批判，不能不说和它本身所依托的儿童视角有关。凭借儿童视角，或者更确切的说，凭借公众以及政府对儿童的尚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认识（误差），这三部电影将自身弱势化，并以此对强势的国家提出批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三部电影完全走出了国家话语的笼罩。相反，它们对于国家话语中的群体主义实际上是持着迎合的态度的。在《霹雳贝贝》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对话。
外星人： “带电使你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你成为伟大的巨人”。
贝贝：“可我没有了家，没有了学校，还有小朋友们，还有小狗”。
外星人：“你那么想做一个普通的人？”
贝贝：“我不愿意要那些本事。”
这段对话实际上可以看做是美式超人和中国超人之间的对话。相比于美式科幻中的卓然不群的或者被大众拥护的超级英雄，中国科幻里的超人在事情完成之后必须放弃自己的超能力，并回归到群体之中，作为群体中很普通的一员。儿童超人的这种放弃超能力以及回归原我的姿态，因为其本身的示范和教育特征，必须被设定为儿童的自愿的反应。同样的道理，冉冉因为和豆豆的友情，必须冒着自己变成植物人的危险去作挽救豆豆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电影作品是有着成长文学的特征的。这些儿童经历了这些科学而又离奇的事件之后，心灵得到教育而变得成熟。而成熟的替代性话语则是丧失了个人的特质，成为普通民众中的一名成人，一名能在社会中熟悉自己的位置并按照社会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唯一剩下的，就是那段不寻常的记忆了。
表面上这是一个大团圆，但实际上只是一段不完整的正弦轨迹。
好吧，作此文以庆祝圣诞。可以拍砖，勿骂。
前一段时间看了几部八九十年代的儿童科幻电影：翁路明、宋崇导演的《霹雳贝贝》（1988年），冯小宁导演的《大气层消失》（1990年）还有崔小芹导演的《疯狂的兔子》（1997年）。前一部和后一部电影是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的同名作品改编。这三部片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国产科幻电影中以儿童为表现和接受主体的佳作。把这三部片放在一起，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并试图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图景中使双方互相解释，则是本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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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贝贝》讲述的是一个名为贝贝的儿童的故事。贝贝出生在一个外星人降临地球的夜晚，天生带电。家里人为此烦恼不止。贝贝的姑姑认为带电是件好事，可以让贝贝瞬间成为世界名人。贝贝的爷爷奶奶认为，一旦宣扬开来，贝贝就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一辈子也就毁了。最后，全家人决定要隐瞒贝贝带电这件事，并让他随时带上绝缘手套。一个雨夜，贝贝搀扶一位盲人回家，无意中使得老人双眼复明。带电的贝贝也因此成为公众人物。不仅商家来找他拍广告，而且国家科研机构也把他接进研究所，把他看作做研究的国宝。贝贝终于不堪忍受这种生活，从研究所偷跑出来，并和几个小朋友跑到长城，呼唤外星人来帮他去除身上的电。最终外星人帮他把身上的电去除，贝贝成了一个正常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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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层消失》有四条线索。主线索讲述的是一个小朋友在早上九点之后偶然获得和动物交流的超能力之后解救全世界的故事。这个小男孩从自己家的猫口中得知，臭氧层正出现空洞，森林里的动物正在大规模死亡。于是，小男孩和猫就踏上了寻找污染源的历程。一条副线索讲述的是一些民众偷伐林区木头和盗用公家油气的故事。污染源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些在铁道上偷惯了汽油的民众误把装有氯化氢的气罐当作油气罐打开了。另一条副线索的核心是一个化工厂的女职工。她跟随抢银行的男朋友逃上列车，并最终导致三节装满了氯化氢的车厢被滞留在林区。在最后一条线索中，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到大气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但始终无法对污染源进行定位。使用飞机和卫星运载火箭播撒中和物质也不能阻止臭氧空洞的扩大。故事的结尾是小男孩承受着所有濒死动物的指责和诅咒，感动了一个偷伐林木的司机和携带赃款的女职工，在司机的狼狗的帮助下把三节装满氯化氢的气罐炸掉，使得氯化氢燃烧生成水，挽救了全世界。同时，有关部门实现了对污染源的大致定位，但就在其要去搜索的时刻，污染源（因为爆炸）消失了。为了炸掉这些气罐，司机、狼狗和女职工都死了。到了第二天的九点，小男孩的超能力消失，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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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兔子》中，小朋友冉冉和豆豆一次练完琴上地铁回家的途中，看到一张带有“疯狂的兔子”的漫画，随后，豆豆就失踪了。后来，有一个酷似豆豆的名为李大米的小孩子转学来到冉冉的班上。李大米吸引全班同学玩他的电子游戏，结果所有人衣服上和身上都被印上一只大大的兔子，洗都洗不掉。这群孩子跑出学校，所到之处，所有人都被印上兔子，并喊着“疯狂的兔子，我是西波尔疯狂的兔子”的口号。冉冉因为不愿意玩这个游戏，被全班同学围攻，她的小提琴被砸得粉碎。目睹这一幕，李大米突然晕倒，并被送到医院。对此事持续关注的一名科学家和一名警察想出了解决办法。冉冉自愿牺牲自己，让自己感染兔子病毒从而获取病毒的破解密码以唤醒沉睡中的李大米。最终，冉冉和李大米同时苏醒，而李大米正是当初失踪了的豆豆。这是，外星人从地球离开，留下话说“你们的科学技术是与我们无法抗衡的。我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遇到了你们人类称之为友情的思维。一旦破译，我们一定会重返地球”。故事以冉冉和豆豆手牵手唱儿歌结束。
如果照着《E.T.》，《蜘蛛侠》或者《第三者的亲密接触》之类美式科幻的标准来衡量，这三部电影无疑是称不上是合格的科幻。但如果我们这三部电影放置到它们特定的社会背景当中，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以及完全不同的对待科幻电影的社会态度。这三部电影都是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出品，为的是通过播放这些影片，达到教育儿童，使儿童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目的。
将科学技术作为教育的一项内容，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基本上是向着这一基调靠拢。这一目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没有制定出可行的政策并真正地落实下去。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将教育也纳入现代化的宏伟构图当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此同时，从文革中走出的政府，开始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在全国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为科学技术正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接下来的几年里，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市场经济、生产力等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的大讨论。 最后的结论，浓缩成一个词就是邓小平一九九五年提出的“科教兴国”。科教兴国意义之所以重大的一个方面在于，它不仅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最根本最有效动力的重要性，还继承社会主义的遗产，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个人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这样一种极其现实主义的需求对文艺作品的要求也是很明显的：要展现现实，不要展现虚幻，时刻要把促进经济增长与国家现代化放在作品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褪掉以往的那套社会主义的皮，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自身。在这样的强势要求下，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技术做扮演的角色则始终摆脱不了为工业增值，为国家做贡献这样一些很现实的束缚。仅有的一些科幻作品，为了摆脱这种束缚，就把自己藏身到儿童文学的领域内。在这样的背景下背景下，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联姻，将自己的“不切实际”混淆于儿童对现实与虚幻的区分无力，以躲避现实主义话语的压迫。这种自我边缘化的行为对作品本身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要把故事的主人公设定为儿童，还要把故事的接受者也设定为儿童。这样一种自我设定，恰好与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相叠合，即达到通过让儿童阅读和观看表现科学在生活中的作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来达到教育儿童，培养未来国家主人的目的。
正是因为要培养的是未来的国家主人，科幻电影才能将藏身于儿童文学当中，并借后者来表现自己的叛逆思想。这三部电影中，《霹雳贝贝》里的小男孩贝贝因为自己的不快乐，拒绝为国家的科研做贡献，并从科研所逃出。《消失的大气层》中九岁的小孩子背负了动物对所有人类因为追求科技和经济发展所犯下的环境污染罪行的谴责，并让其目睹各种动物的死亡过程。《疯狂的兔子》里最后破解外星人密码的不是科研机构或者政府智库，而是一个被人视为疯子的单打独斗的科学家。这三部在整个国家政策向着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下，依然能对国家的强势以及科学技术的暴力提出批判，不能不说和它本身所依托的儿童视角有关。凭借儿童视角，或者更确切的说，凭借公众以及政府对儿童的尚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认识（误差），这三部电影将自身弱势化，并以此对强势的国家提出批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三部电影完全走出了国家话语的笼罩。相反，它们对于国家话语中的群体主义实际上是持着迎合的态度的。在《霹雳贝贝》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对话。
外星人： “带电使你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你成为伟大的巨人”。
贝贝：“可我没有了家，没有了学校，还有小朋友们，还有小狗”。
外星人：“你那么想做一个普通的人？”
贝贝：“我不愿意要那些本事。”
这段对话实际上可以看做是美式超人和中国超人之间的对话。相比于美式科幻中的卓然不群的或者被大众拥护的超级英雄，中国科幻里的超人在事情完成之后必须放弃自己的超能力，并回归到群体之中，作为群体中很普通的一员。儿童超人的这种放弃超能力以及回归原我的姿态，因为其本身的示范和教育特征，必须被设定为儿童的自愿的反应。同样的道理，冉冉因为和豆豆的友情，必须冒着自己变成植物人的危险去作挽救豆豆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电影作品是有着成长文学的特征的。这些儿童经历了这些科学而又离奇的事件之后，心灵得到教育而变得成熟。而成熟的替代性话语则是丧失了个人的特质，成为普通民众中的一名成人，一名能在社会中熟悉自己的位置并按照社会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唯一剩下的，就是那段不寻常的记忆了。
表面上这是一个大团圆，但实际上只是一段不完整的正弦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