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海瑞的评价（转）
“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这是史家对海瑞盖棺定论的评语。
海瑞确是清廉的封建官吏，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视死如归地上疏骂皇帝……为了孝敬寡母，又不惜休妻虐女，置时人的诟病于不顾，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海瑞。
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字汝贤，号刚峰。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4岁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赴乡试，写出《治黎策》一文而得中举人，这是他在士林获得的第一个功名。十年后，海瑞由福建南平县教谕升任浙江淳安县令，这是他步入仕途的转折点。在任内他制定兴革条例，整顿社会治安、兴修水利，在发展生产方面做了许多有益于民生的事，政绩为邑人所称道。但最为老百姓称许的是他敢于搏击权贵，了断冤狱诸事。
当时浙江总督胡宗宪是权相严嵩的党羽，出巡时到处敲诈，无恶不作。其子“胡衙内”仗权势，横行乡里，四处冶游，寻花问柳。一次他路过淳安县，驿站招待从简，胡衙内竟吊殴驿吏，砸坏驿馆。海瑞闻讯，即令捕快将其拿下痛打一顿，并没收敲诈渔利的全部银两。然后巧妙的修书一封，连同人犯一同押解送给胡宗宪治罪。
内称：此刁民胆敢冒充总督大人之公子胡作非为，明显违反胡督关于“驿费务从简”、“体恤民瘼”之官箴，败坏总督大人的官名、家风，不予严惩难平民愤。胡宗宪看完文书，再看一眼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连连摇头，他哭笑不得——确实是有怒发不出啊！
未几，大官僚鄢懋卿“以严嵩客由中台出理八省盐法势张甚”。他由杭洲经淳安到齐云，许多州县官吏百里承迎，唯恐不周，且先有行文发至淳安，令地方好生侍候。海瑞作为一个穷郡的小县令，面对这位达官显贵即将过境，似难处置。他经过一番思考，认定“从简接送”还不如拒之为上，反正也是得罪他。
马上写信快马递送给鄢懋卿，在揭露其招摇、靡费和劳民伤财的伎俩后，毅然奉劝鄢大人深思：“淳安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见罪，愿取它道往。”意谓我这里是穷乡僻壤，请改道别处吧。鄢氏见信“忿忿然”，拂袖令官轿绕道而去。
一个七品县令，敢于同炙手可热的权贵之不法行径抗争，而且直指其非，这是需要一点胆识和勇气的。
海瑞后来调往兴国任知县，原兵部尚书张鳌致仕在南昌颐养天年。其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以买材为名，到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气焰嚣张到“白日越货”的地步。有百姓告发，海瑞派人拿下交有司治罪。二刁顽百般狡赖，加上官吏包庇，竟宣判二人无罪。海瑞对有司包庇恶人的作法非常气愤，下令再详细调查，将二人犯的种种罪行具状上报州府，并附信揭露张鳌“持贵”到处写信游说，为子侄开脱，“书谏无一衙门不重迭投递，过往赣州的士大夫无一不请脱求情”。
由于海瑞的刚正不阿，按《大明律》行事，连打带罚，最后使二犯伏法，百姓拍手称快。海瑞在淳安的另一项被人称颂的政绩，就是清理积案，平反冤狱。淳安属严州府管辖，因为他断了许多冤案，在府治属县颇负“青天”之名，因此，严州府各县遇有疑难案件，也移送到淳安县处理。如《吴吉祥人命参语》《徐继人命参语》等十余起命案，或假案、或错案、或移花接木案都十分离奇复杂，但海瑞审案认真，事关人命的案子，绝不敢马虎从事。这种“参语”类案件，方志上有详载，后来为小说家加以改造和宣染，诸如《大红袍》《小红袍》《生死牌》等，就是以海瑞办案为题材写成的。海瑞断案如神的清官形象自此流传民间。
海瑞在淳安任上两次进京，一路旧服素食，路费仅用银四十八两，其他一概裁革。他生活上不奢侈，“俸薪之外无所取”，“含辛茹苦，垂百之年，终不使廪有余粟，囊有赢金”。在南京任吏部尚书时，由于年高体弱，“尝病延医，入视室中，所御衾帱皆白布，萧然不啻如寒生”。他有一双旧鞋经过多次修补，仍然穿在脚上。
老母过华诞，他仅买二斤肉为母祝寿，总督胡宗宪听后大为惊奇，把它作为新闻传播一阵。其清廉本色可见一斑。隆庆元年（1567）海瑞官至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后又升巡抚，所辖苏州、常州、镇江等十府。上任之初，他满以为应天地方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但后来发现江南“粮差”的繁重不仅为全国之冠，而且亘古未有，百姓穷苦得有无米下炊之虞。
再加上这一时期江南又发生水灾，夏、秋频雨，田地被淹，粮米涨价，农民缺衣少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吴淞江下游河段，“日至潮泥，月有积累，日月继嗣，通道填淤”，而太湖又泄水不畅，遇上连雨年头，周围十万亩良田常被淹没，酿成大灾。海瑞认识到水患的严重性，提出“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面对严峻的治水、救灾形势，他迎难而上，决计“救民于水火”，采取了“以工代赈”之法，按工发给灾民银两和口粮，将救灾和治水两相结合，抓到了点子上。
治水工程启动后，饥民云集，“得食者气力倍增”，工程进度很快，按计划疏通了从上海南跑口至嘉定黄渡间一万四千丈之河道，又疏浚常熟的白茆河，变水害为利。这两项工程耗银六万八千余两，使“吴松江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得”。“以工代赈”，利在当前，功在长远，不仅解决了十几万灾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为日后该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战胜灾荒提供了可行的经验。
二
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在京任户部主事的海瑞上疏，论朝政得失，实则专论今上嘉靖帝朱厚熜本人失德荒政，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他指责皇上“崇信道术”、“亲昵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国家已处于“吏贪将弱”，“民不聊生”的地步。其中有几句话直冲今上的肺管子：“嘉靖者，言家家皆净无资财用也”。这句话在民间流传，人人心知肚明，但官吏谁也不敢在朝堂上点明。海瑞则是官场中的另类，他敢于在奏疏里，让皇帝当面知道“民怨舆情”，皇帝有错国家才出现危象。
海瑞的胆识何来？他青年时即苦读《汉书》，崇尚汉代人汲黯的铮铮铁骨和刚直不阿的品格。入仕后他遇事师法汲黯，要做大明“鲠介之臣”。这个汲黯当年见到炙手可热的汉武帝宠臣田蚡与张汤时，一般朝官都跪叩请安，他却不行大礼，只施以拱手礼，足见气节。他死谏汉武帝时只要认准死理，而不顾及其他。常以先斩后奏的风格行事。
如大灾之年，他开官仓赈济饥民，却敢拿自己的脑袋作抵押。汉武帝以小过欲杀长安县令，汲黯站出来说：应该先杀我！帝王面前无戏言。这是何等的勇气！汉武帝多次要派汲黯做地方官，他坚辞不就，理由一条，给的官位太卑微，不足以做大事情。弄得武帝没办法，只得给他大官做。汉武帝所以未杀汲黯，除他所言之事多为民请命外，无私利可图，不贪为宝。
正是这种刚正清廉品格，汉武帝当众臣说：“甚矣，汲黯之憨也！”他却接话茬云：“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此话掷地有声，满朝堂的大臣听后各个汗颜。
“师法汲黯”，遂成为海瑞的官箴。
再说嘉靖帝接到海瑞的奏疏大怒不已，将龙案拍得山响，连声骂道：“畜物，气煞吾也！”忙命左右“快去抓他，休使逃遁”！当值的太监黄锦钦佩海瑞的刚直，但不敢当面维护他，慢条斯理地回皇上道：“海大人上疏前买了一口棺材，和妻小也告别过了，现待罪于朝房，是不会跑的。”
听了这话，朱厚熜龙颜沁汗，又读了一遍奏疏，叹息道：“这畜物欲当比干，陷朕于杀忠臣之过，可朕不是商纣王啊！”后又直喘粗气，还是要杀海瑞。幸好有名望的大臣徐阶看出皇上的矛盾心理，言道：“陛下杀海瑞容易，岂不成全他要做比干的心愿？”嘉靖泄气了，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最后将海瑞关入锦衣卫牢中，他躲过一劫。
三
海瑞无论在何处为官，中堂上都悬挂“忠孝”二字，以示胸怀。初期人们以为他是摆样子，卖关子，后来才发现此公可是玩真格的。反对他的人都说，海公死忠无人可比，“其孝则憨”，到了祸福不分的地步。
试举一例证之。当年上疏骂嘉靖皇帝后，他认定非死不可。但熬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天，皇上病死。狱吏备酒于牢房令他进饮，并告诉他“此非断魂酒，而是恭喜大人快出头了”！海瑞追问后，始知“今上驾鹤西天”，这本应该心中暗喜的大好消息，他却马上悲恸起来，将刚才吃进的酒饭全都呕出，并说“国丧之期，臣下饮酒，该死！该死”！接着捶胸顿足大哭不止。
第二天他还穿上麻衣丧服呼天喊地地哀鸣，搅得同监人犯摸不着头脑，其情景如丧考妣一般。可见历史展开过程中复杂人性的一个侧面，他虽然敢骂皇帝，却是为朱明江山社稷，骨子里还是死忠的，认定“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是天经地义的。试想嘉靖帝若不是先他而亡，他作刀下鬼是迟早的事情。此时他不庆幸自己的活命机会，却痛惜皇上早逝了，其愚忠的心态常人是无法理解的。
海瑞的“孝”也是出名的，所以形成这种性格，与他的家世和特殊经历有直接关系。
海瑞四岁丧父，其母谢氏盛年寡居，与少年海瑞相依为命，他视母亲为天使，保护神一般，自小对母亲说的事言听计从。母子俩最初在海南岛过着穷苦日子，靠祖上留下的十亩薄田维持生计。谢氏深知幼儿教育的重要，在蒙学阶段就让他读《孝经》《尚书》《中庸》等圣贤书，心灵深处牢固树立起儒家的道德观。
为了求学上进，谢氏可谓费尽心思，他不许少年海瑞玩耍嬉戏，“有戏谑，必严词诲之”。所以从小至成人，海瑞无幽默感，不善于交友，总是老气横秋，“言词有板眼”，是个老夫子的形象。在“母爱”的畸型培养熏陶下，他养成孤僻心理，和认死理的倔犟性格。
海瑞一生结过三次婚，纳过二位妾。大夫人潘氏进海家后，勤劳肯干，性情也不错，但谢氏处处挑毛病，骂她是“女骡”转世，还唆使儿子续弦。理由十分简单，潘氏多年不生育（这是被骂“女骡”的原因，因骡子无生育能力），有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教，他只得休掉发妻潘氏。
继配许氏生了两个女儿，为有着深刻封建伦理观念的海母所不容，由于同样的原因被逐出家门；后来三夫人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暴卒，此事被传得纷纷扰扰，言官参劾他有杀妻之嫌，后不了了之。另一妾在屈辱中度日如年，于同月自缢身亡。
嫁给海瑞的5位女人，有4个落得如此下场，其中有海瑞的“薄情”，主要在于海母的刁钻刻薄，拿儿媳妇当出气筒，她成为家庭主宰后，必然是位鸡蛋里挑骨头的“事妈”。她是海瑞忠孝思想培养者，也是海家悲剧的始作俑者。从四位妻妾的悲惨下场分析，可知海瑞唯母命是从，甚至打骂媳妇只要老母不生气，就是尽孝道，决不管对方的死活和感受。
他每日要板着脸孔面对妻妾，“不苟言谈”，否则老母就“掉脸子”给他难堪。海母的所作所为，为当时人所诟病。然而，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海瑞对老母尽孝，他绝不会违拗母意，有如他不顾生死地为皇帝尽忠一样，他毫不顾及政敌的攻讦，时论的非议，更不顾天理良心，铁石心肠地看着妻妾们一个个落难离他而去。海瑞秉持的这个“孝”，已不仅是关爱、赡养老母了，内含着无条件的服从，甚至充当她施虐的帮凶。正是他孝道观的扭曲，一切正常的人性，包括夫妻的恩爱关系都得让路。
这就是海瑞骨子里尽孝道的核心。正是这种孝道观的驱使，使正襟危坐的“海青天”，在讲仁义道德的同时，变成面目可憎的衣冠禽兽了！后世人谈论此事，对海瑞多有微词，他到三四十岁时，还要经常和母亲同屋而眠，冷落妻妾，在孝道面前他没有独立人格和自主的婚姻生活，这样的夫妻关系能幸福吗？
海瑞的“憨孝”，还见于他对子女的态度上，与他同代的学者何良俊撰《何氏语林》，记述海瑞的家事云：海瑞有个女儿才5岁。一天，海瑞看见她拿一块饼子在吃，就问：“谁给汝饼吃的？”答：“是僮某”（僮可指家中的仆人，也可指未成年的男子，此指是后者）。海瑞大怒道：“女孩儿家怎能随便接受僮的饼？你不是吾的女儿了；如果能从此不吃东西而饿死，才算是我的女儿！”女儿哭了，果然不再吃东西了（大人也不想给她东西吃）。到了第七天，女儿活活饿死了。
何氏《语林》之记载是其目击，还是风闻不得而知。然而从海瑞的为人看，他是说到做到，也要求家人做到，绝无通融的余地，以致逼得五岁的女儿不进食而死，应该是真有其事的。其作法过于残忍，让人不可思议。由此可看出海瑞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害人害己的过程中，他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
四
海瑞深得民心，但却非常不得“官心”。从《明史·海瑞传》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在官场和朝廷是相当孤立的。明朝高官按例可以为自己的父母请封赠，以荣耀乡里。官居二品的海瑞却没有能力为他母亲请得太夫人的尊号，在当时是少有的例外。侧面证实海母女德不佳。
海瑞一生确实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良策，但被采纳实施的盖寡。他能够施展抱负、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政见，只有在巡抚应天十府时有所作为，但时间暂短，仅半年而已。除了疏通郡治的江河，“以工代赈”的成果外，余事皆在他离任后就废止了。所以如果用从政的实绩来审视明朝人物的话，海瑞充其量是一位洁身自律的清官，对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典型。
老百姓拥护“海清天”，官员们对他却又敬又怕。对于海瑞，他们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有说不出的嫌恶和腻歪。一听到要和海瑞共事，就如遇到瘟神，头皮发麻，心中打怵、唯恐避之不及。海瑞调升巡抚应天十府时，他的任命文告一公布，应天十府有点头脸的官宦便纷纷请求改调它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丢掉乌纱帽，也不与他共事触霉头。
海瑞入仕为官33年，一半光阴属于罢官状态。奇怪的是他每罢官一次，复起时便升迁一次，官反倒越作越大，但都是高位闲职。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摆设——清廉的楷模，被朝廷供起来了。只有他能“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满朝文武中，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帝）从嘉靖帝手中接过皇权不久，对海瑞有段评语：“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意思是说用他做实际工作是不合适的，唯用来做道德表率却恰到好处。据说他看到万历皇帝的朱批很伤心，一连七次递交辞官折，每次都不准。
他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所事事的在闲职高位上度日，不久，他就郁郁寡欢地与世长辞了。海瑞在仕途的遭遇，说明他的忠孝观在那个年代有合理的内核，但是愚忠、憨孝做过头，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是不接纳的。正因为如此“清官不得志”、“治世乏良策”，就是这位清白吏留给后人思考的话题。
海瑞确是清廉的封建官吏，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视死如归地上疏骂皇帝……为了孝敬寡母，又不惜休妻虐女，置时人的诟病于不顾，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海瑞。
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字汝贤，号刚峰。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4岁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赴乡试，写出《治黎策》一文而得中举人，这是他在士林获得的第一个功名。十年后，海瑞由福建南平县教谕升任浙江淳安县令，这是他步入仕途的转折点。在任内他制定兴革条例，整顿社会治安、兴修水利，在发展生产方面做了许多有益于民生的事，政绩为邑人所称道。但最为老百姓称许的是他敢于搏击权贵，了断冤狱诸事。
当时浙江总督胡宗宪是权相严嵩的党羽，出巡时到处敲诈，无恶不作。其子“胡衙内”仗权势，横行乡里，四处冶游，寻花问柳。一次他路过淳安县，驿站招待从简，胡衙内竟吊殴驿吏，砸坏驿馆。海瑞闻讯，即令捕快将其拿下痛打一顿，并没收敲诈渔利的全部银两。然后巧妙的修书一封，连同人犯一同押解送给胡宗宪治罪。
内称：此刁民胆敢冒充总督大人之公子胡作非为，明显违反胡督关于“驿费务从简”、“体恤民瘼”之官箴，败坏总督大人的官名、家风，不予严惩难平民愤。胡宗宪看完文书，再看一眼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连连摇头，他哭笑不得——确实是有怒发不出啊！
未几，大官僚鄢懋卿“以严嵩客由中台出理八省盐法势张甚”。他由杭洲经淳安到齐云，许多州县官吏百里承迎，唯恐不周，且先有行文发至淳安，令地方好生侍候。海瑞作为一个穷郡的小县令，面对这位达官显贵即将过境，似难处置。他经过一番思考，认定“从简接送”还不如拒之为上，反正也是得罪他。
马上写信快马递送给鄢懋卿，在揭露其招摇、靡费和劳民伤财的伎俩后，毅然奉劝鄢大人深思：“淳安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见罪，愿取它道往。”意谓我这里是穷乡僻壤，请改道别处吧。鄢氏见信“忿忿然”，拂袖令官轿绕道而去。
一个七品县令，敢于同炙手可热的权贵之不法行径抗争，而且直指其非，这是需要一点胆识和勇气的。
海瑞后来调往兴国任知县，原兵部尚书张鳌致仕在南昌颐养天年。其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以买材为名，到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气焰嚣张到“白日越货”的地步。有百姓告发，海瑞派人拿下交有司治罪。二刁顽百般狡赖，加上官吏包庇，竟宣判二人无罪。海瑞对有司包庇恶人的作法非常气愤，下令再详细调查，将二人犯的种种罪行具状上报州府，并附信揭露张鳌“持贵”到处写信游说，为子侄开脱，“书谏无一衙门不重迭投递，过往赣州的士大夫无一不请脱求情”。
由于海瑞的刚正不阿，按《大明律》行事，连打带罚，最后使二犯伏法，百姓拍手称快。海瑞在淳安的另一项被人称颂的政绩，就是清理积案，平反冤狱。淳安属严州府管辖，因为他断了许多冤案，在府治属县颇负“青天”之名，因此，严州府各县遇有疑难案件，也移送到淳安县处理。如《吴吉祥人命参语》《徐继人命参语》等十余起命案，或假案、或错案、或移花接木案都十分离奇复杂，但海瑞审案认真，事关人命的案子，绝不敢马虎从事。这种“参语”类案件，方志上有详载，后来为小说家加以改造和宣染，诸如《大红袍》《小红袍》《生死牌》等，就是以海瑞办案为题材写成的。海瑞断案如神的清官形象自此流传民间。
海瑞在淳安任上两次进京，一路旧服素食，路费仅用银四十八两，其他一概裁革。他生活上不奢侈，“俸薪之外无所取”，“含辛茹苦，垂百之年，终不使廪有余粟，囊有赢金”。在南京任吏部尚书时，由于年高体弱，“尝病延医，入视室中，所御衾帱皆白布，萧然不啻如寒生”。他有一双旧鞋经过多次修补，仍然穿在脚上。
老母过华诞，他仅买二斤肉为母祝寿，总督胡宗宪听后大为惊奇，把它作为新闻传播一阵。其清廉本色可见一斑。隆庆元年（1567）海瑞官至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后又升巡抚，所辖苏州、常州、镇江等十府。上任之初，他满以为应天地方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但后来发现江南“粮差”的繁重不仅为全国之冠，而且亘古未有，百姓穷苦得有无米下炊之虞。
再加上这一时期江南又发生水灾，夏、秋频雨，田地被淹，粮米涨价，农民缺衣少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吴淞江下游河段，“日至潮泥，月有积累，日月继嗣，通道填淤”，而太湖又泄水不畅，遇上连雨年头，周围十万亩良田常被淹没，酿成大灾。海瑞认识到水患的严重性，提出“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面对严峻的治水、救灾形势，他迎难而上，决计“救民于水火”，采取了“以工代赈”之法，按工发给灾民银两和口粮，将救灾和治水两相结合，抓到了点子上。
治水工程启动后，饥民云集，“得食者气力倍增”，工程进度很快，按计划疏通了从上海南跑口至嘉定黄渡间一万四千丈之河道，又疏浚常熟的白茆河，变水害为利。这两项工程耗银六万八千余两，使“吴松江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得”。“以工代赈”，利在当前，功在长远，不仅解决了十几万灾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为日后该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战胜灾荒提供了可行的经验。
二
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在京任户部主事的海瑞上疏，论朝政得失，实则专论今上嘉靖帝朱厚熜本人失德荒政，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他指责皇上“崇信道术”、“亲昵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国家已处于“吏贪将弱”，“民不聊生”的地步。其中有几句话直冲今上的肺管子：“嘉靖者，言家家皆净无资财用也”。这句话在民间流传，人人心知肚明，但官吏谁也不敢在朝堂上点明。海瑞则是官场中的另类，他敢于在奏疏里，让皇帝当面知道“民怨舆情”，皇帝有错国家才出现危象。
海瑞的胆识何来？他青年时即苦读《汉书》，崇尚汉代人汲黯的铮铮铁骨和刚直不阿的品格。入仕后他遇事师法汲黯，要做大明“鲠介之臣”。这个汲黯当年见到炙手可热的汉武帝宠臣田蚡与张汤时，一般朝官都跪叩请安，他却不行大礼，只施以拱手礼，足见气节。他死谏汉武帝时只要认准死理，而不顾及其他。常以先斩后奏的风格行事。
如大灾之年，他开官仓赈济饥民，却敢拿自己的脑袋作抵押。汉武帝以小过欲杀长安县令，汲黯站出来说：应该先杀我！帝王面前无戏言。这是何等的勇气！汉武帝多次要派汲黯做地方官，他坚辞不就，理由一条，给的官位太卑微，不足以做大事情。弄得武帝没办法，只得给他大官做。汉武帝所以未杀汲黯，除他所言之事多为民请命外，无私利可图，不贪为宝。
正是这种刚正清廉品格，汉武帝当众臣说：“甚矣，汲黯之憨也！”他却接话茬云：“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此话掷地有声，满朝堂的大臣听后各个汗颜。
“师法汲黯”，遂成为海瑞的官箴。
再说嘉靖帝接到海瑞的奏疏大怒不已，将龙案拍得山响，连声骂道：“畜物，气煞吾也！”忙命左右“快去抓他，休使逃遁”！当值的太监黄锦钦佩海瑞的刚直，但不敢当面维护他，慢条斯理地回皇上道：“海大人上疏前买了一口棺材，和妻小也告别过了，现待罪于朝房，是不会跑的。”
听了这话，朱厚熜龙颜沁汗，又读了一遍奏疏，叹息道：“这畜物欲当比干，陷朕于杀忠臣之过，可朕不是商纣王啊！”后又直喘粗气，还是要杀海瑞。幸好有名望的大臣徐阶看出皇上的矛盾心理，言道：“陛下杀海瑞容易，岂不成全他要做比干的心愿？”嘉靖泄气了，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最后将海瑞关入锦衣卫牢中，他躲过一劫。
三
海瑞无论在何处为官，中堂上都悬挂“忠孝”二字，以示胸怀。初期人们以为他是摆样子，卖关子，后来才发现此公可是玩真格的。反对他的人都说，海公死忠无人可比，“其孝则憨”，到了祸福不分的地步。
试举一例证之。当年上疏骂嘉靖皇帝后，他认定非死不可。但熬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天，皇上病死。狱吏备酒于牢房令他进饮，并告诉他“此非断魂酒，而是恭喜大人快出头了”！海瑞追问后，始知“今上驾鹤西天”，这本应该心中暗喜的大好消息，他却马上悲恸起来，将刚才吃进的酒饭全都呕出，并说“国丧之期，臣下饮酒，该死！该死”！接着捶胸顿足大哭不止。
第二天他还穿上麻衣丧服呼天喊地地哀鸣，搅得同监人犯摸不着头脑，其情景如丧考妣一般。可见历史展开过程中复杂人性的一个侧面，他虽然敢骂皇帝，却是为朱明江山社稷，骨子里还是死忠的，认定“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是天经地义的。试想嘉靖帝若不是先他而亡，他作刀下鬼是迟早的事情。此时他不庆幸自己的活命机会，却痛惜皇上早逝了，其愚忠的心态常人是无法理解的。
海瑞的“孝”也是出名的，所以形成这种性格，与他的家世和特殊经历有直接关系。
海瑞四岁丧父，其母谢氏盛年寡居，与少年海瑞相依为命，他视母亲为天使，保护神一般，自小对母亲说的事言听计从。母子俩最初在海南岛过着穷苦日子，靠祖上留下的十亩薄田维持生计。谢氏深知幼儿教育的重要，在蒙学阶段就让他读《孝经》《尚书》《中庸》等圣贤书，心灵深处牢固树立起儒家的道德观。
为了求学上进，谢氏可谓费尽心思，他不许少年海瑞玩耍嬉戏，“有戏谑，必严词诲之”。所以从小至成人，海瑞无幽默感，不善于交友，总是老气横秋，“言词有板眼”，是个老夫子的形象。在“母爱”的畸型培养熏陶下，他养成孤僻心理，和认死理的倔犟性格。
海瑞一生结过三次婚，纳过二位妾。大夫人潘氏进海家后，勤劳肯干，性情也不错，但谢氏处处挑毛病，骂她是“女骡”转世，还唆使儿子续弦。理由十分简单，潘氏多年不生育（这是被骂“女骡”的原因，因骡子无生育能力），有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教，他只得休掉发妻潘氏。
继配许氏生了两个女儿，为有着深刻封建伦理观念的海母所不容，由于同样的原因被逐出家门；后来三夫人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暴卒，此事被传得纷纷扰扰，言官参劾他有杀妻之嫌，后不了了之。另一妾在屈辱中度日如年，于同月自缢身亡。
嫁给海瑞的5位女人，有4个落得如此下场，其中有海瑞的“薄情”，主要在于海母的刁钻刻薄，拿儿媳妇当出气筒，她成为家庭主宰后，必然是位鸡蛋里挑骨头的“事妈”。她是海瑞忠孝思想培养者，也是海家悲剧的始作俑者。从四位妻妾的悲惨下场分析，可知海瑞唯母命是从，甚至打骂媳妇只要老母不生气，就是尽孝道，决不管对方的死活和感受。
他每日要板着脸孔面对妻妾，“不苟言谈”，否则老母就“掉脸子”给他难堪。海母的所作所为，为当时人所诟病。然而，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海瑞对老母尽孝，他绝不会违拗母意，有如他不顾生死地为皇帝尽忠一样，他毫不顾及政敌的攻讦，时论的非议，更不顾天理良心，铁石心肠地看着妻妾们一个个落难离他而去。海瑞秉持的这个“孝”，已不仅是关爱、赡养老母了，内含着无条件的服从，甚至充当她施虐的帮凶。正是他孝道观的扭曲，一切正常的人性，包括夫妻的恩爱关系都得让路。
这就是海瑞骨子里尽孝道的核心。正是这种孝道观的驱使，使正襟危坐的“海青天”，在讲仁义道德的同时，变成面目可憎的衣冠禽兽了！后世人谈论此事，对海瑞多有微词，他到三四十岁时，还要经常和母亲同屋而眠，冷落妻妾，在孝道面前他没有独立人格和自主的婚姻生活，这样的夫妻关系能幸福吗？
海瑞的“憨孝”，还见于他对子女的态度上，与他同代的学者何良俊撰《何氏语林》，记述海瑞的家事云：海瑞有个女儿才5岁。一天，海瑞看见她拿一块饼子在吃，就问：“谁给汝饼吃的？”答：“是僮某”（僮可指家中的仆人，也可指未成年的男子，此指是后者）。海瑞大怒道：“女孩儿家怎能随便接受僮的饼？你不是吾的女儿了；如果能从此不吃东西而饿死，才算是我的女儿！”女儿哭了，果然不再吃东西了（大人也不想给她东西吃）。到了第七天，女儿活活饿死了。
何氏《语林》之记载是其目击，还是风闻不得而知。然而从海瑞的为人看，他是说到做到，也要求家人做到，绝无通融的余地，以致逼得五岁的女儿不进食而死，应该是真有其事的。其作法过于残忍，让人不可思议。由此可看出海瑞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害人害己的过程中，他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
四
海瑞深得民心，但却非常不得“官心”。从《明史·海瑞传》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在官场和朝廷是相当孤立的。明朝高官按例可以为自己的父母请封赠，以荣耀乡里。官居二品的海瑞却没有能力为他母亲请得太夫人的尊号，在当时是少有的例外。侧面证实海母女德不佳。
海瑞一生确实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良策，但被采纳实施的盖寡。他能够施展抱负、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政见，只有在巡抚应天十府时有所作为，但时间暂短，仅半年而已。除了疏通郡治的江河，“以工代赈”的成果外，余事皆在他离任后就废止了。所以如果用从政的实绩来审视明朝人物的话，海瑞充其量是一位洁身自律的清官，对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典型。
老百姓拥护“海清天”，官员们对他却又敬又怕。对于海瑞，他们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有说不出的嫌恶和腻歪。一听到要和海瑞共事，就如遇到瘟神，头皮发麻，心中打怵、唯恐避之不及。海瑞调升巡抚应天十府时，他的任命文告一公布，应天十府有点头脸的官宦便纷纷请求改调它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丢掉乌纱帽，也不与他共事触霉头。
海瑞入仕为官33年，一半光阴属于罢官状态。奇怪的是他每罢官一次，复起时便升迁一次，官反倒越作越大，但都是高位闲职。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摆设——清廉的楷模，被朝廷供起来了。只有他能“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满朝文武中，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帝）从嘉靖帝手中接过皇权不久，对海瑞有段评语：“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意思是说用他做实际工作是不合适的，唯用来做道德表率却恰到好处。据说他看到万历皇帝的朱批很伤心，一连七次递交辞官折，每次都不准。
他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所事事的在闲职高位上度日，不久，他就郁郁寡欢地与世长辞了。海瑞在仕途的遭遇，说明他的忠孝观在那个年代有合理的内核，但是愚忠、憨孝做过头，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是不接纳的。正因为如此“清官不得志”、“治世乏良策”，就是这位清白吏留给后人思考的话题。
